有關大躍進運動的幾個問題

　　笑 多


　　大躍進是建國以來遭受批評和攻擊最多的事件之一。敵人的攻擊是很自然的
事，而很多自己人對這一運動持基本否定的態度就值得認真地探討了。例如，有
的研究人員在其專著中寫道：「大躍進是主觀主義的產物」（許全興；《毛澤東
晚年的理論與實踐》第131頁，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5年版，以下簡稱《晚年
》）。曾經參與指揮大躍進運動的薄一波同志也認為：「大躍進『是得不償失的
』」、「大躍進『是一場實實在在的大災難』」（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
件的回顧》下冊第710、719頁，以下簡稱《回顧》）。這種觀點在當前佔主導地
位。一些歷史書籍，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國社會主義時期史稿》（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等等，也都是按這類觀點來敘
述大躍進的，這將導致後人對這一事件以錯誤認識。本文從事實出發，提出一些
不同的意見供大家討論。


　　大躍進運動是我國實現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改造之後，出現的一次史無前例、
規模浩大、氣壯山河的改造大自然的運動，也是共產主義精神大發揚的運動，在
我國建設史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跡，為此應該大書而特書。下面結合人們的評
論從三個方面來進行探討：大躍進運動產生的根本原因；大躍進運動的內容與得
失評價；大躍進與毛澤東。

　　一、 關於大躍進運動產生的根本原因


　　有人認為：「大躍進是主觀主義的產物」、「毛澤東頭腦中急於求成的『左
』傾思想迅速膨脹，先是輕率地發動大躍進，繼之又在全國大搞人民公社運動」
「大躍進……是當時全黨全國普遍存在的急於改變『一窮二白』落後面貌思想的
產物」（《晚年》第114、119、131頁）。也有人認為：主要是由於人們「在勝利
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於求成，誇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等等
。總之，這一類觀點的共同特點是：大躍進是人們主觀意志的產物，是急於求成
的思想、驕傲自滿的情緒、誇大人們主觀意志等作用的結果等等。應該說這些思
想對大躍進運動的出現有影響，但不是其根本原因。這些理由說明不了大躍進運
動為什麼在1958年出現？說明不了為什麼首先表現為農田水利建設運動？等等。
急於改變『一窮二白』落後面貌的思想，決不是1958年才有的。自1840年鴉片戰
爭以來，人們就有了改變落後面貌的強烈願望，而且到現在仍然存在著這種思想
，為什麼偏偏在1958年出現大躍進運動，而不是更早些呢？有人認為是驕傲自滿
造成「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那麼「三大戰役」之後不驕傲，三年恢復經濟勝
利實現之後不驕傲，偏偏到1958年才驕傲呢？難道人們驕傲自滿就能發動億萬群
眾大搞農田水利的運動？這種解釋顯然誇大了人們的主觀意志的作用，不能說是
歷史唯物主義的說明。


　　為了探討大躍進運動產生的根本原因，讓我們把視野轉向當時我國的物質生
產條件及生產關係，具體分析一下這兩方面的實際情況。


　　新中國雖然已經建立了，但到1958年時生產力的狀況變化不大，尤其是在農
村，農業生產的勞動資料主要是人力、畜力，是鐮刀、鋤頭和鐵杴等手工工具；
靠個體勞動；主要的生產資料是老祖宗留下來的十幾億畝耕地。但是，生產關係
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由個體的小農經濟轉變為公有制的集體經濟。據統計，
到1956年底，全國參加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戶數為11782．9萬戶，佔總農戶數的96．
3％，其中參加高級社的為10742．1萬戶，佔總農戶數的87．8％，參加初級社的
為1014．7萬戶，佔總農數的8．5％（轉引自蘇星；《我國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這就是說，到1956年底，絕大部分農戶都參加了以土地公有為特徵的高級社
了。


　　由於農村經濟關係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由個體經濟轉變為集體經濟，農業
生產的物質條件發生了兩大變化：一是農業勞動由個體勞動轉變為集體勞動；一
是農業的基本生產資料即土地，由私有制轉變為公有制，這就給農業生產和建設
準備了新的條件。從農業基本建設看，首先是為大規模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準備了
條件。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有水灌溉，農作物就能增加產量，水澆地比旱田能夠
增產，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但是，在小農經濟的條件下，一家一戶既沒有這種
經濟實力，也不可能進行大規模的農田基本建設；從農業生產看，生產條件也發
生了變化，出現了「狀元田」、「試驗田」等新的生產形式。在小農經濟的條件
下，每戶平均十幾畝耕地，兩三個勞動力，根本不可能專門抽出土地和勞動力來
從事農業生產的實驗。而實現集體化之後，就有可能抽出少量土地和勞力，專門
從事科學實驗，「試驗田」就在這種條件下應運而生了。


　　農業生產條件、生產關係的這種變化，必然要出現大躍進運動，可以說這才
是大躍進運動出現的根本原因。至於思想、政治、歷史等方面的因素對大躍進運
動的深度、廣度、形式等都有一定的影響，但不是決定性的原因。


　　大躍進是從農業開始的。1955年冬至1956年春，農村就出現過全國性的農田
水利建設的高潮。至於單個的生產社、地區所出現的農田水利建設的事例就更多
了。由於反冒進，農田水利建設一度消沉下來了。毛澤東當時批評反冒進不過是
反映了大躍進運動的客觀要求，是大躍進的必然性在他頭腦中的反映罷了!這樣認
識思想、政治的性質和作用，可能更切合實際一些，也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說明
。


　　由於這方面的分歧尖銳，有必要引用一些歷史的、事實的材料來加以說明。


　　1957年11月15日的《人民日報》就發表過一篇題為《推廣先進經驗，發動群
眾大興水利》的社論，其中指出；「在小農經濟時代，由於土地、勞力的分散，
要在群眾中大規模地動員人力、物力、財力，在大面積上興修農田水利工程是不
可能的；在合作化以後，就提供了充分條件。在小農經濟時代，由於個體經濟力
量單薄，顧了基本建設就顧不了當前生產，使興修農田水利和當前生產的結合受
到很大的限制；在合作化以後，就可以把興修農田水利和當前生產密切地結合起
來。」


　　有的文章說：「土地掌握在地主手裡是根本談不上修什麼水利的。解放后，
經過了土地改革，該鄉也曾多次籌劃興修水利，但是成績不大，當時還有許多困
難。例如農民雖然分得了土地，但不能統一使用。1954年新和初級社要利用新民
初級社社員王順昌的土地修塘，經社干、社員動員了21次，王順昌都不答應，所
以修水利的計劃沒有實現。1955年實現了高級合作化之後，為興修水利開闢了廣
闊的道路」。（《誰說高寒山區不能高額豐產》陳永昶《新華半月刊》1958年5月
號第45頁）


　　「赤土鄉土地雖有七萬畝，但是能耕種的卻只有八千畝，而且大部分還僅能
種些高梁、玉米等旱地作物，每畝只能收五六十斤。如果趕上乾旱、澇災，經常
是顆粒不收。……很多人想開稻田，但這可不是個簡單的事，因為種稻子很重要
的就是水源問題。這個鄉雖然靠近金鐘河，可是每年五、六月間正是枯水時期，
有時發生海潮倒漲的現象，就要鬧半個月的鹹水，在這種條件下怎麼能種稻子呢
？?


　　「 解放前，有個姓盂的大地主，他想開稻田撈一把，僱人開了三千畝，種上
稻子，結果因為鬧鹹水失敗了。以後又有個地主李疤眼子開了一千七百多畝，平
德山開了兩千多畝，也都失敗了。解放后農民魏振聲、魏慎古等也試驗開了廿多
畝，同樣失敗了?
1952年有幾個鄉幹部計劃出來一個治鹹水的辦法：就是修水庫……因為單幹的農
民人力物力都不濟，還有些人要解決自己的生活問題，所以只把引水溝挑了一小
段就停止了。1954年雖然又幹了一陣子，但加起來還不到計劃的一半，很多人失
去信心便不幹了。……1955年底到1956年初，合作化高潮來到了赤土鄉，全鄉一
千一百多農戶組成了一個高級社……鄉黨支部在這時向剛組織起來的農民提出了
修水庫、挖溝渠、開一萬畝稻田的號召，……六百多名社員投入了這場戰鬥，不
到十天的工夫就開成了一條鹹水溝和一條甜水溝。1956年5月，開完了總長28華里
、兩丈七尺五寬的六條大幹渠和縱橫無數的毛渠，以及大閘門、七座大小木橋、
兩千多個小水閘等工程外，並且把開荒的土地翻耕了兩遍。……由於合作化組織
起來后，都把鹹水治得服服在地。從來不收稻子的地，每畝竟打800斤稻穀，少的
也打了三百來斤」。（小華：《曙光照耀著赤土鄉》）


　　類似的事例還很多。當時在全國影響較大的典型有天津地區的窪地改造和河
南濟源縣的治理漭河流域等。


　　「天津專區低洼地區改造工作從1955年開始以來，……一直向前發展，第一
年大面積試改的二百一十萬畝得到豐收，產糧4．8億斤。第二年在全區合作化的
基礎上，轉入了大規模的改造，改造面積一躍達到四百萬畝，產糧6．6億斤。第
三年秋前改造的五百萬畝又獲豐收，產糧8．8億斤。隨著改造面積的擴大和糧食
產量的增加，1957年全區巳由缺糧區變為餘糧區」。（《人民日報》1958年3月8日
?
「這個縣（河南濟源縣――引者注）的農民曾經貧困到這樣的程度，以致連簡單
再生產也不能維持，……就是平常年景，人們也多過著半飢半飽的生活，正如農
民所形容的：『早上糠，中午湯，晚上稀飯照月亮』。


　　因為幾年來在山區、平原地區、低洼地區因地制宜地進行了大規模的農田水
利建設，濟源縣的農業生產已經發生巨大的變化。1956年全縣耕地面積已由1947年
的706，336畝擴大到797，788畝，其中水澆地及水田面積由6．9萬畝增加到26萬
畝，每個農村人口平均有1．1畝，……農田水利建設加上各項農業技術措施使全
縣獲得連續四年的豐收。糧食單位面積產量（按播種面積計算，下同）由1947年
的94斤增加到168．4斤，增長了78．9％；總產量由6638．75萬斤增加到19778．
71萬斤，增長了198％；每個社員佔有糧食由527．4斤增加到698斤。（《人民日
報》1957年11月10日）。


　　前面提到過的《推廣先進經驗，發動群眾大興水利》的社論還指出：「我國
農業合作化基本完成以後的第一年就出現了第一次興修水利的高潮。從那以後，
不少地區在群眾性的水利建設方面已經有了顯著的成就。本報今天發表的河南濟
源縣一帶治理漭河等項報導，以及10月22日發表的河北天津地區征服窪地等項報
導都說明在我國各地不僅出現了一個社、一個鄉由於興修水利而使生產大躍進的
事例，而且開始出現了像漭河流域和天津專區這樣的由於興修水利而使得整個流
域、整個專區大大增產的典型。這些典型事例都說明了我國農業合作制度的巨大
優越性。」


　　社論把因興修水利而出現的生產躍進歸結到農業合作制度的建立，這無疑是
符合實際的，但不足之處是沒有進一步提高到生產力的高度。事實是由於合作制
的建立，我國農業的生產力已由個體勞動轉變為集體勞動，而集體勞動對於個體
勞動來說是一種新的生產力，尤其是對興修水利這類基本建設來說，能顯示出更
高的生產率。因此，由農業合作制所引起的農業生產力的變化，在我國當時的條
件下帶來農業的大躍進，是一種不可改變的客觀必然。人們的意志或者是順應這
種趨勢，促進其發展，或者是阻礙這種趨勢，延緩其前進，但是任何人都不能扼
殺、消滅這一趨勢。那些認為大躍進運動是急於求成思想的產物，是驕傲自滿的
結果，是主觀主義的產物的觀點，顯然不符合實際。


　　既然農田水利建設高潮有其客觀必然性，那麼人們為什麼會認為大躍進運動
是主觀主義的產物呢？這與大躍進運動中盛行的高指標、浮誇風是分不開的。現
在有那麼一些人，一講大躍進運動根本不研究大躍進的生產和建設，專門講高指
標、浮誇風，在他們心目中，大躍進就是高指標、浮誇風。最近出版的一本名為
《爭鋒》的書，其中第一卷就是《大躍進與反冒進》。它在關於大躍進的部分中
寫了《全國爭放大衛星》、《新華社女記者製造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少產的典
型》、《1070萬噸鋼的計劃提出》等幾小節，內容就是高指標、浮誇風。它在放
衛星一節中寫道：「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接著就列舉一系列虛報產量的事實
；在《1070萬噸鋼的計劃提出》一節中講毛主席在聽彙報時說；「今後就採取此
種『一番加一番的增長法』」。這種寫法很像原蘇聯一些人說斯大林只是看地球
儀指揮第二次世界大戰一樣。把大躍進歸結為高指標、浮誇風，而高指標、浮誇
風又是人們意識的表現，因此一些人會得出「大躍進是主觀主義的產物」的結論
！


　　大躍進的1958年，高指標與浮誇風盛行是客觀事實。不要說某些領導人的講
話、報紙的報導等，就連政府正式發表的公報都包含著很多的虛假成分。例如國
家統計局《關於1958年國民經濟發展情況的公報》就宣布：「1958年是我國工農
業生產大躍進的一年。工農業總產值比上年增長65％，……糧食總產量達到7500億
斤，比上年增長了一倍。棉花總產量達到6638萬擔，比上年也增加了一倍。」（
《人民日報》1959年4月14日）後來經過核實，1958年我國工農總產值僅比上年增
長32％，虛報了一倍；糧食總產量只有4000億斤，僅及公布產量的53．3％。棉花
總產量只有3938萬擔，只及公布的產量的59．3％。直到1982年我國糧食總產量才
達到7500億斤，棉花總產量才超過6600萬擔。這就是說，過了24年之後，糧食、
棉花產量才達到和超過當時公布的產量。所以現在人們談及這些數字時都覺得可
笑。這裡既有政治原因，也有經驗不足、生產技術知識缺乏的原因。但是，僅從
人們的主觀意識是說明不了這一現象的，必須從物質生產本身來找原因。


　　實現集體化以後，我國的農業生產條件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前面已經講過
，由於實現了集體化，個體勞動改變為集體勞動，土地實現了公有制，從而掀起
了大興農田水利高潮，揭開了大躍進的序幕，開始了我國農村大規模以改土治水
為中心的農田基本建設運動，逐步改變了舊中國封建主義統治遺留下來的河山面
貌。這是農田基本建設的方面。從農業生產的角度看，集體化以後，也發生了根
本性的變化，小農經濟的條件下平均每戶十幾畝耕地，一、二個勞動力，多數只
能維持簡單再生產，無力擴大再生產，更談不上搞什麼科學試驗，運用科學種田
之類的新技術。集體化之後，土地、勞動力、資金集中之後，合作社不僅能夠搞
以改土治水為中心的農田基本建設，而且也能抽出一些土地、一部分勞力、物資
和技術力量，從事簡單的科學試驗。如推廣良種、適當密植等等，開闢了科學種
田的廣闊前景。「麻城縣……早在1953年以前的農業互助組時，就出現了『狀元
田』、『豐產田』等試驗。1953年全縣建立了28個初級農業社，就有18 個社由『
狀元田』等試驗形式發展到有專人負責的小面積試驗，有的是由．三、五人共同
試驗，稱為試驗組。」 （《中國青年報~1958年1月11日）以後發展成為試驗田。


　　由於集體經濟能集中較多的人力、物力在小塊土地上進行試驗，有些試驗田
的農作物長勢異常，出現了小農經濟條件下從沒有見過的現象。例如，有的棉花
長得有一人多高等等（參看《人民日報》1958年8月12、13日）。類似的事例還不
少。當時黨和國家不少領導人抱著不同的態度，深入實地進行調查。毛澤東同志
就看了不少地區的試驗田。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報》刊登了康濯的報導：「毛
主席視察了山東省農業科學研究所。毛主席問這個所的副所長秦傑是什麼專家，
秦傑同志回答說是研究棉花的。毛主席詳細地看了中共山東省委負責同志和農業
科學研究所的同志在這裡合種的棉花試驗田。這塊田裡的棉花有一人多高，長得
像棉花樹一樣，估計每畝能收五千斤籽棉。毛主席親手剝開棉殼，和秦傑一起仔
細地數了一株棉花的棉桃。這一棵已長64個棉桃。」


　　陳毅同志在《廣東番禺縣訪問記中》寫道：「最近，我因陪送西哈努克親王
到廣州，聽說廣東有畝產一百萬斤蕃薯、六十萬斤甘蔗、五萬斤水稻（是一次插
秧而不是並田的）的高產試驗田，這引起了我思想上的第二次震動，所以有番禺
之行」。


　　9月4日上午，我們走出了廣州市郊，過了兩重渡口，便到達番禺縣大石鄉了
。……我首先參觀那塊蕃薯試驗田。這塊試驗田像個蒼翠的山崗，又像一幢幢綠
色的樓房，雄偉的氣勢，遠遠就吸引住我。……這塊一畝五厘地的試驗田是用土
壘成了七壠高達八尺的梯形的高畦。每畦插播薯苗六千株，一共四萬二千株。鄉
黨委書記解釋說，每株年產二十五斤（採取分期挖薯塊和間補薯苗的辦法），合
計一畝全年便可產一百零五萬斤。……我看，畝產一百萬斤是有把握達到的。退
一步說，即使畝產六十萬斤，這在農業科學上也是空前的創舉。」（〈人民日報
〉1958年9月26日）。


　　類似的事例還不少。所以當時主管農業的副總理、政治局委員譚震林、廣東
省委第一書記陶鑄等，對農業生產的增長率都深信不疑。當時不僅是黨政領導人
的在這種現象面前惶惑或相信了，有一些科學家也被這種奇特的現象所迷惑。


　　科學家錢學森當時在《中國青年報》（1958年6月16日第四版）上發表了一篇
《糧食畝產量會有多少？》的短文中說；「……6月12日中國青年報第一版上發表
了一個動人的消息；河南省遂平縣衛星農業社繼小麥畝產二千一百零五斤以後，
又有二畝九分地平均畝產打了三千五百三十斤小麥。」

　　土地所給人們的糧食產量碰頂了嗎？


　　科學的計算告訴我們：還遠得很！今後通過農民的創造和農業科學工作者的
努力，將會大大地突破今天的豐產成績。因為農業生產的最終極限決定於每年單
位面積上的太陽能，如果把這個光能換算為產品，要比現在的豐產量高出很多。
現在我們來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畝地上的太陽光能的30％作為植物可以利用的
部分，而植物利用這些太陽光能把空氣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製造成自己的養料，
供自己發育，生長結實，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糧食，那麼稻麥每年的
畝產量就不僅僅是現在的兩干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兩千多斤的20倍！」


　　社會科學家于光遠在1958年《紅旗》雜誌第四期上發表的《小麥增產對農業
科學研究工作的革命意義》一文中說；「我國農民根據自己的經驗斷定了今年夏
收的高產記錄決不是不可超過的最高限度。例如河北省安國縣卓頭村農業合作社
今年共種小麥一千六百九十畝，平均畝產八百二十斤，其中第一隊六十二畝小麥
平均畝產達一千一百一十斤。這個社的試驗田的產量達到了畝產五千一百零三斤
。他們總結了今年獲得大豐收的經驗，認為還有更大的潛力，因此，他們計劃明
年種小麥兩千畝，畝產五千斤，並搞八十畝試驗田，畝產達一萬五千斤。樓上還
有樓，天外還有天。這就是我國廣大農民群眾從今年冬小麥高產中得出的結論。
」順便說一句，筆者當年正在北京上學，曾自費到徐水縣參觀，親眼看了毛主席
視察過的棉田，田裡的棉株比人頭還高，由於棉株過密，還要用鼓風機幫助通風
。


　　總之，集體化之後，集體經濟集中大量人力、物力，用現代科學技術指導，
在小塊土地上作試驗，加上當時良好的氣候條件，1958年農作物的長勢很好，創
造了一些高產典型，出現了一些異常的現象，不僅一般農民沒有見過，就是經驗
豐富的老農也沒有經歷過，甚至有的科學家也難以把握這種現象。這種情況為人
們把特殊當成一般，把個別現象當成普遍現象提供了物質原因。當然，最後形成
遠遠脫離實際的高指標，這裡有政治上壓力的原因，有急於求成的主觀願望的原
因等等，但決不能忽視或無視農業生產本身的變化，包括農田水利建設、搞試驗
田等的原因。


　　有人說：「這裡有一個問題，1958年的打破常規的高指標是怎樣提出來的？
是根據對現有經濟狀況作出科學的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來的，還是光憑主觀的意志
、願望、直覺、老經驗提出來的？看來是後者。農業生產上的高指標完全是憑虛
報的產量而提出的。」（《晚年》第124頁）從上面所述的事實說明，這個論斷不
完全符合實際，是缺乏細緻研究的結論。

　　實際上高指標是隨著物質生產的發展變化而不斷拔高的。


　　1957年10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在五年內趕上和超過富裕中
農的生產水平》的社論，當時提出的要求是，農業總產量五年增長20％至30％，
每年平均增長3．8％至5．5％之間。


　　1958年2月3日國家經委主任薄一波向第一屆人大第五次會議作的《關於1958年
度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的報告》，提出糧食產量為3920億斤，棉花3500萬擔，分別
比上年增長5．9％和6．7％，與上面提到的《人民日報》社論的要求變化不大。


　　「農田水利建設高潮一來，『反右傾保守』空氣一膨脹，地方對農業的『大
躍進』充滿了信心，地方提出的指標，糧食4316億斤……比1957年增加616億斤，
……棉花產量4093萬擔，……比大豐收的1957年增加813萬擔，這就有點玄乎了」
（《回顧》第687～688頁）。


　　5月17日主管農業的副總理譚震林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作《關於1956年到1957年
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的說明》時講；「……如果今年不遇到大水大旱，糧、棉、油
等農產品一定會有較大比例的增長。例如，全國糧食增長的比例將有可能達到百
分之十幾到二十幾。」（《新華半月刊》1958年11號第11頁）這個指標與上面那
個『有點玄的』相比，還相差不多。


　　夏收開始以後，高指標就上升得離譜了。6月中旬譚震林在華東協作區召開的
農業協作會議上總結髮言時說：「一般規律農業只能增長4％、5％，最多6％，一
般的跳躍可達10％、20％，華東今年增長70％，這是飛躍。他說，根據華東的經
驗，原來估計今年全國增產1000億斤（糧食――引者注）就少得不像樣子了。…
…10月，譚震林同志在西安召開的華北、東北和陝西九個省市農業協作會議上所
作的總結報告稱：1958年全國糧食產量8000億斤是肯定的，l萬億斤是可能的」（
《回顧》第688～689頁）。這期間關於試驗田高產的報告更是節節上升。《人民
日報》1958年6月12日發表了一篇題為《向創造奇迹的農民兄弟祝賀》的社論說：
「截止今天收到的消息，全國最高記錄出現在河南遂平縣衛星公社。在那裡，有
二畝九分小麥每畝產量達到了3530，？5斤。」這就不是什麼放『衛星』，而是放
『大炮』了。此後『衛星』越放越大，指標越來越高，達到了「近乎荒唐的程度
」，試驗田對於大面積農田來說是一種特殊、個別人們在一定時期可以集中人力
、物力和技術力量，投入小面積試驗田，使農作物出現與大田顯著不同的現象和
產量。可是決不能用這種特殊現象來推導一般，否則必然要脫離實際。用少數試
驗田的產量來推算大田作物的產量是大躍進中出現高指標，、浮誇風的原因之一
。


　　糧食、棉花等農作物的產量高低，其決定性的因素是技術。社會關係有重要
的促進作用，但是，最終的決定因素還是技術。在一定的技術條件下，農作物的
產量大體上是一定的。只有提高技術水平，農作物的產量才能提高。例如把旱田
改為水澆地，產量就能提高。因此，對於估計產量高低之類的技術問題，不能用
插紅旗、拔白旗、大鳴、大放、大辯論之類的方法來解決。對農作物的估產是一
個技術知識水平的問題，不存在政治性。像生物學領域中不能把李森科學派說成
是無產階級的，把摩根學派說成是資產階級的一樣；也不能把估產高的人叫革命
派，把估產低的人叫保守派。生產技術知識沒有階級性，不能用插紅旗、拔白旗
、大辯論等政治鬥爭之類的方法來解決問題。由於用政治鬥爭的方法來解決技術
問題，造成持不同意見的人不敢堅持自己的意見。


　　需要指出的是，高（低）估產與虛報（包括瞞產）是不同性質的問題。前者
主要是技術問題，不具有政治性；而後者則是經濟問題，具有政治性。虛報直接
關係到國家與集體、個人之間的經濟利益關係。國家根據上報產量決定徵購量，
集體經濟也據此進行分配、消費。用插紅旗、拔白旗之類的方法來解決估產問題
是造成虛報、浮誇風盛行的重要原因，是值得認真吸取的教訓。


　　大躍進運動中存在著浮誇風，一度還很嚴重，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是，
大躍進本身是物質生產和建設運動，它不等於浮誇風。用浮誇風代替運動本身顯
然不符合實際，把造成浮誇風的原因歸結為大躍進運動的原因顯然也是不科學的
。


　　由農業合作制所引起的農業生產力的變化，帶來農業的大躍進，是一種不可
改變的客觀必然。農業生產條件和生產關係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才是大躍進運動出
現的根本原因。

　　下面就來探討大躍進運動本身的內容及其得失。

　　二、大躍進運動的內容與得失評價


　　大躍進運動是我國經濟發展史上具有開創性的群眾運動，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對於這種具有開創性的事件，不能按一般的生產運動來考察，不能簡單地按生
產效果來評論，還應該考察這種開拓是否符合生產發展的方向，是否具備物質條
件等等。正因為大躍進是群眾運動，是具有開拓性的群眾運動，而不是循規蹈矩
按步就班的正常生產，必然會帶來一些混亂和損失。因此，更不能抓住一時的混
亂現象和損失，攻其一點，不計其餘。


　　現在有的人一講大躍進就是一片混亂，就是損失。如有人寫道：「為了尋找
鍊鋼物資，全國上千萬人進山找礦，到處挖煤，煤不夠就砍伐樹木，鐵鍋、剪刀
、菜刀都放入了高爐，當了原料，」「不僅磚瓦瓷窯改成了小高爐、土高爐，而
且把侵華日軍和國民黨遺留下來的碉堡、炮樓，甚至北京王府井大街兩旁人行道
上的磚塊也被橇開運走去建高爐」（《交鋒》第21頁）。這些事實確實發生過。
但是，砍伐樹木、砸鐵鍋等做原料和橇開北京王府井大街的磚等等，都只是大躍
進中的問題，而且是在一段時間內和在局部地區出現的問題。突出這些事實能夠
代表大躍進的面貌嗎？任何偉大的群眾運動，包括民主革命的基本經濟內容――
土地改革，要從中找毛病，也都可以找出一些。能用這些毛病來代表土地改革運
動嗎？當然不能。這種敘述方法頗有『一葉障目，不見泰山』、『攻其一點，不
及其餘』之嫌。


　　也有一些人從運動的結果來評價，認為「大躍進是得不償失的」，「大躍進
是一場實實在在的大災難」（《回顧》第710、719頁），「大躍進的後果是極其
嚴重的，使國民經濟的比例關係嚴重失調，使人民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影響」，「
『大躍進』的最直接最明顯的後果是出現了三年困難時期，國民經濟不得不作大
幅度的調整」，「人禍加上天災，農業生產嚴重破壞，人民吃、穿、用非常困難
。人的體質普遍下降，不少人患浮腫病，有些地方發生非正常死亡」（《晚年》
第126頁）等等。由於大鍊鋼鐵運動是由農田水利建設等對鋼鐵的需要而引起的，
但它本身並不具備充分的物質條件，因而所造成的損失和混亂也特別嚴重。整個
國民經濟，到1962年才開始止跌回升；農業直到1964年才恢復到1957年的水平，
可以說整個國民經濟用了七年時間才恢復到1957年的水平，這無疑是一個重大的
挫折。但是，如果把一切損失統統歸咎於大躍進運動，顯然就不符合實際。其實
，造成三年困難時期的原因除了大躍進本身的失誤外，確實還有天災、蘇修撤走
專家、撕毀合同以及人民公社運動中的失誤等。


　　據統計，1960年和1961年我國受災面積分別為6546萬公頃和6175萬公頃，是
建國至今受災面積最多的兩年，是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1953―1957年）年平均
數的2．8倍和2．65倍，這是天災。（參看《中國統計年鑒》1983、1996年）。


　　蘇聯政府不同我國政府商量，於1960年7月通知全部撤走蘇聯專家，計1390人
；並片面中止派遣按協議應派遣的專家909人；撕毀了兩國政府簽定的12個協定和
兩國科學院簽訂的一個協議書以及其它協議，撕毀了343個專家合同和合同補充書
及257個科學技術合作項目，並停止供應我國建設急需的重要設備，大量減少成套
設備和各種設備中關鍵部件的供應，使我國冶金、原子能工業、國防工業和軍事
等40個部門的250多個企業和事業單位的建設，被迫中途停頓，不能按期投產。如
石景山鋼鐵公司的軋機正在安裝和調整設備、蘭州橡膠廠正在試生產、哈爾濱鋁
壓延廠的鋁鎂車間正在施工中等等，都因蘇聯專家撤走而被迫停工，不能按期投
產（參看《中國社會主義時期史稿》第二卷第199頁）。這些也是造成三年困難時
期的原因之一。


　　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有不少失誤是造成三年困難時期的重要原因。因此，不能
把造成三年困難時期的原因籠統地歸咎於大躍進運動。必須特別說明的是，大躍
進運動不僅有造成損失的一面，更有取得巨大成就的一面。不承認成就的方面當
然作不出科學的評價。


　　大躍進運動發端於農田水利建設，由於具備物質條件，因而成效也較大。從
1957年冬到1958年春，從事農田水利建設的勞動力從二、三千萬上升到高峰時的
一億人，在我國建設史上劃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跡。僅北京市就建成了十三陵和懷
柔兩座大水庫。十三陵水庫工程量是180萬土方，按照當時正常的施工方法要三年
以上時間才能完工。由於先後集中了四十萬人參加勞動，僅僅用了160天就勝利地
建成了。懷柔水庫控制流域面積達五百四十平方公里，蓄水一億方，能澆地一百
萬畝，總工程量土、石方二百零九萬立方（參看《薄一波副總理在懷柔水庫落成
典禮大會上的講話》《北京日報》1958年7月21日）。天津市完成了『鹹淡分家、
清濁分流』工程。天津的水源河道是海河，而海河又是一條潮汐河道，每天兩次
漲、落潮。當上游來水不足時，海水就趁潮上溯，進入市區，造成鹹淡水不分；
海河又是一條排水河道，工業廢水和生活污水都往海河裡排放。由於鹹淡水不分
，清濁合流造成水質很差，嚴重時自來水供應困難，有的工廠因水質惡劣被迫停
工，郊區水稻秧苗有的因鹹水致死等等。1958年在全國大躍進形勢的推動下，僅
用了半年的時間就建成了海河閘，改建了污水管網，基本實現了『鹹淡分家、清
濁分流』，使海河的水質得到改善。施工高峰時，在工地上義務勞動的人數曾達
到10萬人，工程投資8000萬，為天津市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市政建設總投資的1．
3倍，工程規模是歷史上空前的（參看《天津志》第六卷重點工程）。這一工程的
勝利完成對天津市的工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具有深遠的意義。全國各地的水利建
設成就很多，有修水庫的，有引水上山的，有窪地改造的，有整個流域治理的等
等，這裡不可能一一列舉。當時的水利部部長傅作義有個發言，標題就是《四個
月的成就等於四千年的一半》，是說截止到1958年1月31日，四個月實現擴大灌溉
面積一億多畝，相當於我國四千年積累的灌溉面積的一半（參看《新華半月刊》
1958年第五號第64～65頁）。人們只要深入農村調查就會知道，大躍進年代的農
田水利建設對我國農業生產的影響是何等的巨大和深遠。我國以改土治水為中心
的農田基本建設，確實取得了偉大的成績，是實實在在的大躍進。以五十年代為
起點的農田基本建設的大躍進，六十年代初期，在毛澤東的「農業學大寨「的號
召下繼續發展，取得了史無前例的成就。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估計建國
二十多年來的農業成就時指出：「全國灌溉面積已由一九五二年的三億畝擴大到
現在的六億七千多萬畝，長江、黃河、淮河、海河、珠江、遼河、松花江等大江
河的一般洪水災害得到初步控制--------儘管人口增長過快，現在已近十億，我
們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證了人民吃飯穿衣的需要。」（《十一屆三中全
會以來重要文獻選讀》上冊 第301――302）


　　灌溉面積由三億畝擴大到六億七千多萬畝，是一個偉大的成就。我國農業有
幾千年的發展歷史，在這漫長的歷史時期，總共才積累了三億畝灌溉面積，而新
中國建立才二十多年，就把灌溉面積增加了一倍多，可見二十多年的成就超過了
幾千年，這還不是大躍進嗎？！


　　歷史上我國的水旱災害頻繁。「水旱災對農業生產的威脅，是普遍、嚴重而
有歷史性的。據歷史記載，我國自公元前206年到1936年共二千一百四十二年間，
發生過較大水災1031次，旱災1060次，幾乎平均每年一次大水災或旱災。據不完
全資料統計，1928年華北、西北、西南等區十三省普遍遭旱，受旱縣佔全國縣份
1/4強。災民達1。2億人，農產品收穫量平均不足二成，很多地方顆粒無收。1931年
全國大水，僅長江、淮河流域即有1。2億畝，水稻損失占常年總產量的38%，棉花
損失占常年總產值的24%。在清代267年中間，就發生了旱災201次。到了國民黨反
動統治時期，水利失修，山林破壞，旱災更加嚴重。」（《水利是農業的命脈》
《人民日報》1957年12月22日）新中國建立才二十幾年，「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災
害得到初步控制」，這還不是大躍進嗎？！


　　原江蘇省的省委書記許家屯，《在全國農田基本建設會議上的發言》說：「
解放以前，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下，我省農田水利常年失修，淮、沂、沭、泗等河
經常泛濫成災，農業生產基本上處於『望天收』的狀態--------二十八年中，我
們一共投入90多億個工日，搬動二百一十多億土石方，開挖7萬多公里河道，建成
1177座水庫，築起2802座閘壩，培修17000多公里堤防，建成了124萬多個涵管、
田間節制閘等小型配套建築物。」（《人民日報》1978年7月31日）江蘇省的農業
生產，在全國名列前茅，這和農田基本建設的巨大成就是分不開的。山東省也是
我國農業發展比較發達的省份。原省委書記白如冰說：「建國以來到1977年底，
全省共開挖治理大中型河流三千多條；建成大中型水庫175座，小型水庫5053座，
蓄水能力120億方；共建大小排灌站22039座；建設萬畝以上灌溉區692處；打機井
45萬眼，全省現有耕地中，有效灌溉面積達6400多萬畝，佔58%；旱澇保收、高產
穩產田達3969萬畝，佔36%。」（《人民日報》1978年8月5日）這些數字對不熟悉
農業生產的人來說，可能形成不了什麼概念。僅就江蘇省二十八年投入90多億工
日說，按每個勞動力每年勞動300天計算，相當於江蘇省二十八年，每年投入100多
萬勞動力，專門從事農田基本建設，這是多麼偉大功工程啊！能說這不是大躍進
嗎？！


　　認為大躍進得不償失的薄一波同志也承認大躍進運動取得重大成就，他指出
：「1958年由於全國人民戰天鬥地，大幹苦幹，加上年景也好，核實后的糧食產
量為4000億斤，比上年增長2．5％。棉花產量為3938萬擔，比上年增長20．1％，
鋼產量（剔除土鋼）800萬噸左右，比上年增長49．1％。在鋼鐵生產的推動下，
一些基礎工業有較大幅度的增長。同1957年比較，煤產量由1．31億噸猛增加到2．
7億噸，發電量從193億度猛增加到275億度，金屬切削機床產量從2．8萬台猛增加
到8萬台。」（《回顧》第709、710頁）「據1964年統計，建國以後到1964年為止
，在新建設的大中型企業項目中，屬於1958年以後開工的，在許多重工業部門都
佔三分之二以上。從1950年至1979年新增加的生產能力中，在1958年至1960年三
年中新增加的，鍊鋼佔36．2％，煉鐵佔32．7％，採煤佔29．6％，機製紙佔33．
8％，棉紗錠佔25．9％」（《晚年》第125頁）等等。實際上大躍進運動的成就遠
不止上述這些。


　　大躍進運動的成果不僅表現在農田水利建設、工農業生產等方面，還表現在
其它戰線上，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北京的十大建築。有些建築雖然完工四十多年了
，但並不遜色於現今的工程。


　　以上是就大躍進運動本身的得失來看。由於大躍進是具有開創性的運動，因
此在評價大躍進時必須考察它為經濟發展提供了些什麼內容？是否符合經濟發展
的趨勢？等等。只有結合上述內容，才能對大躍進運動作出全面而科學的評價。


　　大躍進運動的開創性有兩個方面：一是社會關係的方面；一是生產的方面。


　　從社會關係方面看是如何充分調動勞動者的主人翁責任感的問題，是如何處
理企業內部幹部與勞動者的關係問題。其實這是一個老問題，從共產黨建立以來
，就面臨著這樣的問題。但是，建國以後，尤其是實現農業合作化以後，二億多
農村勞動者已成了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所有者，如何調動他們的主人翁的責任感，
調動起他們為社會、為集體勞動的積極性，如何正確處理幹部和勞動者之間的關
系就成為一個全國範圍的根本問題，


　　從生產方面看，從人與自然的關係方面看，如何發動這些生產資料的主人，
使他們擺脫小生產者作為大自然奴隸的心理，敢於改造大自然，而且開創出一條
科學的技術路線，使廣大勞動者能夠改造自然，就成為高速發展生產的又一個重
要問題。

　　大躍進運動在這樣兩個方面都為我國經濟建設開創了一個新階段。


　　在社會關係方面，大躍進運動使廣大勞動群眾的主人翁責任感得到了充分的
發揚。億萬勞動群眾不計報酬，夜以繼日地奮發勞動。按毛澤東同志的話說：「
中國勞動人民還有過去那副奴隸相么？沒有了，他們做了主人了。」「中華人民
共和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上面的勞動人民現在真正開始統治這塊地方了。」「
共產主義精神在全國蓬勃發展」（（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第177、178頁
）。他要求幹部以真正平等的態度深入群眾，深入實際。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
教科書》下冊時說：「在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係也是一種生產關係。在這裡
，例如領導人員以普通勞動者姿態出現，以平等態度對待人，改進規章制度，干
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領導人員、工人和技術人員三結合等等，有很多文
章可做。」（《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第319頁）。這和資本
主義制度下的雇傭奴隸有根本的區別。在西方經濟學家的理論中，勞動者不過是
生產要素的一種，與工具、設備、廠房同屬一類。只強調勞動者要服從管理，遵
守規章制度，不強調發揮勞動者的積極性；只強調罰款、獎勵，不講調動勞動群
眾主人翁責任感，只講少數人管理，不講勞動群眾參加管理等等，實際上是西方
經濟理論的運用。大躍進運動開創了與西方經濟理論根本不同的原則。如果說過
去強調了農村幹部要參加生產勞動，那麼1958年則開創了全國範圍的幹部、知識
分子參加勞動的先河。上自毛主席、周總理，下至一般幹部都到十三陵水庫等地
參加過勞動，當時北京所有高校的在校學生幾乎都輪流到水庫工地勞動過。大躍
進所開創的原則：充分發揮勞動群眾的主人翁精神，自覺地為社會勞動，為集體
勞動，征服、改造大自然。這種原則不僅在大躍進期間而且在以後的生產建設中
，在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的口號下，得到了發揚、貫徹。如果沒有這種精神
、原則，而是用商品買賣的原則，就不可能買來大慶油田、成昆鐵路、虎頭山的
梯田和林縣的紅旗渠等等等等，也不可能買來兩彈一星等高科技產品。

　　大躍進運動在生產方面開創了一系列「兩條腿走路」的方針。


　　要充分發揮廣大勞動群眾的生產能力，就必須讓他們掌握勞動資料和對象，
否則雖有積極性，也不能進行生產建設。而一定時代有其既定的勞動資料。如二
十世紀末，我國農村澆灌農田，一般都用水泵，平原上打的深井就用潛水泵等等
。當這種勞動資料不足以裝備多數群眾時，能不能充分利用當時當地所能利用的
各種勞動資料進行生產，提高勞動效率，這成了能否充分發動群眾的關鍵。一整
套兩條腿走路的政策，其中心就是大、中、小並舉，土洋並舉，土法上馬，逐漸
轉變為洋法生產，由小型逐漸轉向大型，這就是充分發動群眾投入生產的關鍵。
只有突破生產技術的陳規，採用較原始的技術，才能充分發動群眾。大躍進運動
中群眾創造的這一條技術路線被概括為「兩條腿走路」的方針，為以後的經濟發
展開拓了道路。從1958年以後，我國廣大農村的改土治水運動達到了史無前例的
規模，由單純的農田水利建設發展到山、水、田、林、路綜合治理；在工業及其
它方面，小化肥、小機械等企業如雨後春筍般地建立，對我國的化肥生產、機械
生產和農業生產等都建立了豐功偉業；尤其是其後的鄉鎮企業的發展對我國經濟
發展更是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即使像原子彈、導彈等高科技的武器，從一定意義
上講也是『土法上馬』后逐漸轉變為『洋法生產』的。可見，大躍進開創的這樣
一條技術路線對我國的經濟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自力更生為主」的方針在我
國之所以能取得輝煌的成就，除了靠充分發揮廣大勞動群眾的主人翁精神之外，
就是靠這樣一條「兩條腿走路」的技術路線。如果處處追求『洋法生產』，追求
大規模、高標準，就不可能充分調動勞動群眾的積極性，就只有求助於帝國主義
，當然也就不會有什麼「自力更生為主」了！

　　「自力更生」的力量就蘊藏在大躍進所體現的原則和路線之中。

　　總之，在評價大躍進運動時，不能僅看物質生產成果，還應該包括它所開創
的原則和技術路線，看其是否符合歷史發展的趨勢，是否符合我國的實際，否則
就不能做出符合實際的科學結論。只要從大躍進運動所包括的全部內容看，不局
限於生產一時的曲折，就不會得出「大躍進」是得不償失的，「大躍進」是一場
實實在在的大災難的結論，而應該承認大躍進是一個劃時代的偉大生產運動，是
億萬勞動群眾充分發揮主人翁精神的表現，是一條符合實際的技術路線的成功探
索。正是在經過調整之後，繼續沿著大躍進所開創的道路前進，我國才能在經濟
建設中取得輝煌的成就。、在短短的二十幾年中，把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建
成為具有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特別要指出的是，這個成就是在
帝國主義實行經濟封鎖的條件下取得的。當時我們既沒有那麼多的錢「買現代化
」，帝國主義者也不會賣給我們一個「現代化」。因此，更顯示出大躍進運動的
偉大意義。

　　三、大躍進與毛澤東


　　大躍進運動是農業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出現的，毛澤東同志
反映了這一客觀必然，親自發動和領導了大躍進運動。但是作為一個生產建設的
群眾運動，研究其成因和得失時，本來可以抽象掉他個人的作用。但是，近些年
來發表的專著或文章中，往往把大躍進運動中出現的問題全部扣在毛澤東的頭上
，把毛澤東反對過的一些錯誤也說成是毛澤東的錯誤，嚴重地歪曲了事實。因此
有必要專門作為一個問題來進行討論。


　　有人說；「毛澤東好大喜功脫離了中國實際，是一種主觀主義的好大喜功」
（《晚年》第125頁）。有人寫道：「毛特彆強調政治掛帥，……總路線就完全將
客觀經濟規律擱在一邊。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在很短時間裡，大躍進運動進入
高潮，狂飄聚起，雲海翻騰，浮誇風、瞎指揮、高指標迅速泛濫。各地農村爭相
出現高產『衛星』…」（李銳：《毛澤東的早年和晚年》貴州人民出版社 第242―
243頁）。有人形象地描寫道：「他（指毛澤東――引者注）在聽取重工業部門匯
報時，就主張鋼產量每五年翻一番，今後就採取這種『一番加一番的增長法』。
」（（交鋒》第18頁）看！在這些人的筆下，毛澤東成了一個主觀主義者，完全
不顧客觀經濟規律，喜好浮誇、高指標；是不顧實際情況主張「一番加一番的增
長法」的人。那麼實際情況真是這樣的嗎？


　　毛澤東在大躍進運動中的表現，充分證明他不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的政治家
，而且是徹底的歷史唯物主義者，正是他把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學，運用在我
國的經濟建設的實踐中。


　　在發動大躍進時，他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無畏氣概，提出「卑賤者最聰明，
高貴者最愚蠢」的口號，號召廣大勞動群眾「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
迷信，振奮敢想、敢說、敢做的大無畏創造精神」（《建國以來的毛澤東文稿》
第七冊第236頁），從剝削階級的思想束縛下解放出來；在群眾發動起來之後，他
又反覆強調「辦事要留有餘地」，「要壓縮空氣」，「不要鼓吹不切實際的高指
標」等等；在群眾運動中出現浮誇風、高指標時，他深入實際作調查研究，竭力
說服幹部、群眾，提出要「尊重科學」，要「實事求是」，不要「務虛名得實禍
」。但是他不給群眾「潑冷水」，當運動出現失誤時，他做自我批評，承認「第
一仗打了敗仗」（以上參看吳冷西：《憶毛主席》）。在國家面臨嚴重經濟困難
時，他身體力行，與群眾同甘共苦，「七個月沒有吃一口肉」，「兩腿浮腫」（
《晚年》第126頁），但並不驚慌失措，而是冷靜地分析形勢，改正錯誤，繞過暗
礁，堅持正確航向，經過短短的三年，又把國民經濟領上了正確的航道。這難道
是主觀主義者嗎？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嗎？當然不是。下面就通過事實作進一
步的說明。


　　在發動大躍進運動時，毛澤東批評了「反冒進」。「南寧會議開始時，毛澤
東一上來就講……1956年『反冒進』是錯誤的。這裡說的『反冒進』是指1956年
6月到11月中央一些同志發現不少地方和部門的基本建設（包括農田水利建設）過
大，造成財政赤字，原材料非常緊張，因而提出反對急躁冒進」，「毛主席認為
，一個時侯搞得快一點，多一點，調整一下是可以的，但不要提出『反冒進』的
口號。『反冒進』挫傷幹部和群眾的積極性，特別是農民的積極性，是錯誤的方
針。」（《憶毛主席》第48頁）可見，毛澤東批評反冒進，是為了給包括1955年
冬至1956年春的農田水利建設在內的建設高潮撐腰，為了保護勞動群眾的積極性
而提出來的，


　　此後在杭州會議、南寧會議、成都會議等一系列的會議上，他又反覆講要清
除資產階級思想對勞動人民的影響，號召「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批評賈桂式
的『奴才習慣』，讚揚『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風格等等，充分地調
動了廣大幹部、群眾的積極性，這些就不再敘述了。


　　當群眾發動起來以後，他反覆強調要「留有餘地」，要「壓縮空氣」。1958年
3月成都會議期間，當毛澤東看到遼寧省計劃要一年實現三自給（即糧、菜、肉本
省自給）時，他說；「也許你遼寧是對的，我懷疑是錯的，你是馬克思主義，我
是機會主義」。又說：「各省提口號恐怕時間長一點比較好（指基本改變面貌―
―引者注）。我就是有點機會主義，要留有餘地」 。（《憶毛主席》第63頁）雖
然在估計發展速度的問題上，只有主客觀符合不符合的問題，並沒有馬克思主義
和機會主義的分歧，但是毛澤東堅持實事求是，留有餘地的態度卻鮮明地表現出
來，寧肯被說成是機會主義也要堅持。


　　1958年4月，毛澤東對《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說；「現在報紙宣傳報導上
要調整一下，不要盡唱高調，要壓縮空氣，這不是潑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實
際的高指標，要大家按實際條件辦事，提口號、訂指標要留有餘地」（《憶毛主
席》第64頁）。「他在武漢會議上講，今後〈人民日報〉不要輕易宣傳什麼化了
。有些地方稀稀拉拉地種了幾顆樹就算綠化了，這怎麼行。……他提出宣傳工作
要務實：一要深入，二要細緻，三要踏實，不要光宣傳指標。」（《晚年》第133頁
）


　　「1958年8月13日，毛澤東去天津新立村參觀稻田。有關領導同志和社領導匯
報說，畝產10萬斤。他搖頭撇嘴，表示不相信。他說；『不可能的事。』他指著
一位領導同志說：『你沒有種過地。這不是放衛星，這是放大炮。』有的同志為
了證明畝產10萬斤，讓小孩往水稻上站。他搖頭說『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
，跌得越重哩』。又說：『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種過地的。畝產10萬斤？堆也
堆不起來么!』（《晚年》第138頁）。在湖北省時，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講有一
塊試驗田水稻畝產上萬斤，毛澤東搖頭說：『我不信』。外國朋友問他，畝產萬
斤糧的奇迹是怎樣創造出來的？他一笑置之；不要相信這些騙人的數字。」（《
晚年》第138～139頁）


　　「從1958年11月初的鄭州會議開始，到1959年7月中旬廬山會議前期，毛主席
和黨中央接二連三地召開了一系列重要會議，領導全黨努力糾正已經察覺到的『
左』傾錯誤」，「在一片『勝利沖昏頭腦』的氣氛下，毛主席雖在讚賞『六億人
民盡舜堯』那熱氣騰騰的局面，卻最先冷靜了下來。」（《回顧》第806、807頁
）


　　「在11月23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對熱衷於搞翻番的同志說；你們說服
我是可以的，你們打通我是可以的，但是你們得打通我才通。你們現在說的那些
根據，我還不能服。我不僅準備作機會主義。我已經是機會主義。我就是站在機
會主義的立場上為此而奮鬥，不牽連別人，將來算起帳來的時候，不打你們打我
。因為我在這裡反冒進。……凡是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凡科學一定要保護
。」（《晚年》第140頁）他說：「現在要減輕一點任務，水利建設，去冬今春全
國搞5百億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千9百億土石方，多了三倍還多，還有各種各
樣的任務，……我看搞起來，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
或者十分之一，死5千萬人。...你搞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為原則。你們一定要
搞，我也沒有辦法，但死了人不能殺我的頭。」（《晚年》第 138～139頁）儘管
他反覆講不要務虛名而得實禍的道理，但是仍糾正不了高指標、浮誇風的盛行。
1959年4月29日，毛澤東以他個人的名義，用黨內通信的形式寫信給省、地、縣、
社、隊、小隊六級幹部。其中說：「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包產一定要落實
。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
畝產實際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
、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第
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包產能包多少，就講包多少。……每項都不可講假話。
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
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
。上面『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幹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
可講。」（《文稿》第八冊第237頁）。「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
這裡唱的是低調，意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
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成了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
之至。」（同上書）這種徹底的唯物主義精神，無產階級領袖的氣概，實事求是
的作風，本是歷史上罕見的。但是，有些人卻不深入研究毛澤東的所作所為，認
真宣揚這種高尚的精神，反而把大躍進中出現的高指標、浮誇風、瞎指揮等等，
統統扣在毛澤東的頭上。他們認為反正大躍進是毛澤東發動的，因此存在的問題
也都是毛澤東造成的，什麼『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什麼『毛澤東好大喜功，
脫離了中國實際，是一種主觀主義的好大喜功』等等。這些說法，有的歪曲了事
實，有的甚至顛倒了黑白。由於毛澤東堅持「氣可鼓不可泄」的原則，主張對「
熱心搞大躍進的同志，應該是既批評又鼓勵，不要挫傷他們的積極性」。通過循
循善誘，組織學習等辦法解決，不主張用反冒進辦法，因此形成了一個漸進的轉
變過程。


　　直到廬山會議召開的前夕，「關於高指標，毛主席說：本來是一些好事，因
為指標訂得高了，使我們每天處於被動。」農業究竟增產多少？對增產三成，毛
主席表示懷疑，他說：『假定有三成，全國也只有4800億斤。今年根本不要理那
個10500億斤的指標，就是按去年的實際產量，今年只增產一成、二成、三成。聽
說包產的結果是6000億斤，但是我看，我們過日子還是放在4800億斤的基礎上。
本來是富日子，也照窮日子過，這樣安排好。」對「工業，明年的指標切不可高
，我看大體就按今年的指標，低一點也可以。」（《回顧》第846頁）。類似的事
實還很多，就不一一列舉了。為了反對浮誇，了解事實的本來面目，他不僅自己
下去調查研究，而且派工作組去調查；組織幹部學習等等。後來由於反對彭德懷
同志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扭轉了鬥爭的方向，造成高指標、浮誇風繼續蔓
延，經濟生活困難加重。直到1960年底，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
字方針，錯誤才得到糾正。


　　毛澤東對大躍進中的失誤也是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大無畏精神和唯物主義者
的實事求是的態度來對待的。他勇敢地面對現實，不諱疾忌醫，不堅持錯誤，而
是認真地調查研究，總結經驗教訓。他首先提出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指出；「省
委自己全面調查一個公社（錯誤嚴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數的方法是一個好方法
」，「省委不明了情況是很危險的。只要情況明了，事情就好辦了。」（〈回顧
〉第901―902頁）他率先身體力行，組織調查組深入農村調查，自己「帶著急於
了解農村真實情況的緊迫心情」，用近一個月的時間，離開北京到廣州，沿途聽
取了七個省委和三個調查組組長的彙報，還同一些縣委書記談了話。正是他的這
種實事求是態度和一抓到底的精神，使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的基層核算單位，由公
社到大隊，再由大隊放到生產隊，使生產與分配統一於生產隊。「在一定程度上
穩定了幾億農民的生產情緒，成為我國農村擺脫連接三年的嚴重災禍，邁向60年
代中期新發展的轉折點」（（回顧）第900頁）。


　　毛澤東同志對自己的錯誤也不隱諱。1959年在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他說：
「去年（指1958年――引者）我們至少有三大錯誤；第一，計劃過大，指標過高
，勉強去完成，必然破壞比例關係，經濟失調；第二，權力下放過多，結果各自
為政，政策也亂了，錢也花多了；第三，公社化過快，沒有經過試驗，一下子推
開，大刮共產風，幹部也不會當家。」「看來，我第一次抓工業，像我在1927年
搞秋收起義時那樣，第一仗打了敗仗。不僅我碰了釘子，在座的也碰了釘子。」
等等。吳冷西回憶說：「從去年（指1958年――引者）11月鄭州會議到武昌會議
到上海會議，毛主席曾多次作自我批評，但像這次會議上這樣的自我批評還是第
一次。」（《憶毛主席》135―136頁）以後他多次作自我批評，承擔責任。如談
到闖『1070』這個禍時他說：「第一個負責任的是我」（《回顧》第701頁）。1962年
初中央召開了「七千人大會」，「毛主席在會上不僅作了自我批評，而且帶頭承
擔所犯錯誤的責任，體現了黨的領袖的廣闊胸懷」。所以薄一波同志以親歷會議
者的身份說：「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像『七千人大會』這樣，黨的主要領導人帶
頭作自我批評，主動承擔失誤的責任，這樣廣泛地發揚民主和開展黨內批評，是
從未有過的，所以它的意義和作用，在我們這些親身經歷過的人當中，永遠不會
忘懷，而且我相信會歷時越久，影響越深」（《回顧》第1027、1029頁）。


　　面對上述事實，能說大躍進中出現的問題、失誤是由毛澤東的主觀主義的好
大喜功造成的？能把大躍進說成是毛澤東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事實證明，只有
毛澤東這樣的偉大的無產階級領袖、徹底的歷史唯物主義者和辯證法大師，才敢
於在廣大勞動群眾受資產階級思想束縛時，號召解放思想、敢想、敢說、敢幹，
把廣大勞動群眾的主人翁自豪感、責任心調動起來，作大自然的主人，作社會的
主人；當廣大勞動群眾發動起來，出現浮誇風、高指標等傾向時，又首先提出「
壓縮空氣」，「留有餘地」，抑制浮誇等錯誤；當運動出現重大失誤時，敢於面
對現實，深入實際，調查研究，找出問題的癥結，認真解決，並且坦率地作自我
批評，承擔責任。這裡有主觀對客觀認識的失誤，但決不是什麼主觀主義，更不
是什麼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這是事實和歷史的結論。經歷過困難時期的人，都
深深地感受到那幾年的艱難處境。但是，還有一些更尖銳的問題可能是一般人所
感受不深的，這就是蘇修對我國的壓力，蘇修與美帝、印度等反動派聯合對我國
所施加的壓力。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除了面臨國內的困難外，還要承擔國際上
的巨大壓力。只有經過艱苦磨練的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才能在短短的幾年內
，扭轉乾坤，重新走上了康庄大道。


　　從發動大躍進至今已四十年了。四十年在人類歷史上不過是短暫的瞬間，但
是，大躍進運動的影響將隨著時間的推移，會越來越顯示出劃時代的意義。讓我
們認真地總結大躍進運動的寶貴經驗教訓吧!


　　（修改前發表於《天人古今》1988年第6期 總第6卷第34期（原署名田躍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