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饒反黨聯盟」事件后的饒漱石（ZT）

[史海鉤沉]

1954 年初，我黨粉碎了「高饒反黨聯盟」。粉碎這一聯盟后，高崗的表現和結局，人們已經十分清楚了。但饒漱石的表現和結局怎麼樣？對此，知道的人並不多。

　饒漱石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
饒漱石原本是中國共產黨內為數不多的受過高等教育的高級領導幹部之一。他1903 年出生於江西臨川縣一戶小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一個中學教師，家庭生活還算富裕，因此，才有經濟實力供他讀書。饒漱石在青年時代不但讀過中學，而且還上過大學。他的英語呱呱叫，就是在大學期間學的。饒漱石也算是中國共產黨內有資歷的人。他1923 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隨即參加領導所在城市中的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1925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饒漱石在白區地下黨領導的群眾鬥爭中提高很快，為白區黨組織的恢復和發展作出了一定貢獻，因而很快就嶄露頭角，受到了當時領導白區工作的劉少奇的重視。1935 年至1938 年間，他被派到蘇聯工作。1938 年從蘇聯回國后，被派到皖南任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副書記，協助中共中央東南分局書記項英工作。當時，饒漱石在東南局主管的也是白區工作。在新四軍受國民黨壓迫的情況下，饒漱石具體領導的白區工作卻卓有成效，使新四軍在國民黨軍隊四面包圍中仍有一個較好的外部環境，這不僅為新四軍在南方的發展作出了貢獻，而且打開了國統區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群眾工作的局面。為此，饒漱石多次受到中共中央的表揚。劉少奇也稱饒漱石是「優秀的青年革命家」。1947 年國民黨軍隊重點進攻山東解放區時，饒漱石與當地黨政領導幹部一起頑強地堅持山東的鬥爭，而且有一套堅持鬥爭的辦法，又採取了比較正確的鬥爭策略，在譚震林、黎玉、許世友等領導人的協助下，不僅渡過了難關，而且殲滅了敵人大量有生力量，擴展了根據地，受到了毛澤東的表揚。

饒漱石個人生活十分儉樸。他在戰爭年代與普通幹部、戰士一樣穿著帶補丁的衣服，並且只有兩套衣服供換洗；吃的是與普通幹部一樣的伙食，從不許增加一點特殊的伙食。饒漱石在當時也算是共產黨里的大官、大知識分子了，但他在生活上卻與普通工農群眾一樣，別人看不出他是大官、大知識分子，平時不抽煙，不喝酒。建國后，他也不跳舞，不宴請任何人；好讀書，很少與人交往；平時無論是見到上級、同級或下級，都很嚴肅，很少說話，更不與人開玩笑。在工作方面，也表現出對自己和部下都要求很嚴格的樣子，給人一種原則性強、作風嚴謹、處事平穩的印象。但由於他的個性，他沒有朋友。一些與他共過事的人，有許多人對他印象並不太好。

　　1954 年春天，鄧小平在與其他幾個中央領導人一起代表中央同饒漱石談話時當面說饒漱石：你這個人不可交，高崗還為你說話，承擔責任，你卻把一切事情都往高崗身上推。鄧小平在與陳毅、譚震林一起主持關於饒漱石問題的座談會時，還指出：饒漱石是個「單幹戶」，專抓同志間的「小辮子」，善鑽同志間的「小空子」；當面扯謊，說話反覆無常，偽裝謙恭的容貌，實際上經常吹噓自己；平時韜光養晦，不到關鍵時刻不伸手。陳毅說，就饒漱石善於偽裝、穩步前進、可以矇混人之耳目來說，饒漱石較高崗更為隱蔽、奸巧。中共中央華東局在寫給中央的報告中說：饒漱石「裝腔作勢，故弄玄虛，使人莫測高深」, 「是一個十分奸滑、善於偽裝的陰謀家」。從某種程度上說，饒漱石的性格特徵，也決定了他的命運。

「高饒反黨聯盟」被粉碎之後，饒漱石的態度不老實
　1954 年1 月，黨中央和毛澤東就已經揭露了「高饒反黨聯盟」。2 月6 日至lO 日，中共中央召開七屆四中全會，劉少奇作了報告，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等44 人在會上發了言，揭露和批判了高崗、饒漱石分裂黨的活動。全會通過了《 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 。這個決議的作出，標誌著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被徹底粉碎。黨中央為了挽救高崗、饒漱石，分別召開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問題的座談會，對高、饒進行幫助。

　　1954 年2 月，中央召開了七次關於饒漱石問題的座談會。這七次座談會，都是由鄧小平、陳毅、譚震林共同主持的。參加會議的26 人大多是原新四軍、華東局的領導幹部。前四次會議著重核對饒漱石錯誤的事實；第五、六次會議由參加會議的同志對饒漱石進行批評幫助；第七次會議由饒漱石進行自我批評。最後由鄧小平、陳毅發言，座談會結束。在開第七次也就是最後一次座談會時，又請各大區及中央各部的負責同志來參加旁聽，因此，到會有66 人。參加會議的原新四軍、華東局的領導幹部在發言中，揭露了饒漱石長期以來存在的問題，特別是與高崗結盟的問題。對這些問題，饒漱石不是迴避不談，就是找借口為自己開脫。

　　饒漱石的態度不老實，集中表現在最後一次會議上他所作的檢討中。這次會議是2 月23 日開的，原定議題主要就是讓饒漱石作自我批評。饒漱石事先準備了一個題為《 關於我的錯誤的進一步自我檢討》 的稿子。他眼睛不好，當時頭也不抬，臉幾乎貼在稿子上，一字一句地念完了這篇稿子，中間幾乎沒有停頓，也不做任何脫稿的解釋，只是不時地用手帕擦去額頭上的汗。饒在這篇「自我檢討」中談了「四個主要事件」：一個聶『關於1943 年在淮南黃花塘處理和陳毅同志的關係問題上所犯的錯誤」；一個聶『關於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人選問題」；一個聶『關於來北京休養的問題」；一個是「關於在組織部鬥爭安子文同志及在處理此事過程中對少奇同志不尊重的問題」。然而，對「高饒反黨聯盟」問題他卻隻字不提，實際上是乾脆否認。對這個問題，他只是把事情扯到他與安子文的關係上。他說：「在財經會議期間，高崗同志在會議體息時間內，不止一次地同我談到安子文同志『用人不當，敵我不分』。7 月中旬，財經會議轉入對薄一波同志展開批評之後，陳正人同志發現安子文同志有幾天未到會，也向我談起安子文同志有用人不當的錯誤… … 本來，我自去年3 月以後，對安子文同志所提出的某種名單已有錯覺，聽了高、陳等人這些話之後，更增加了我對安子文同志的錯誤認識。因而，我就在7 月22 日組織部的部務會議上，對安子文同志表示極為不滿，並且不問情由和不擇手段地加以嚴厲指責。其目的一方面是促使安子文同志到財經會議上表明他對薄一波同志的態度，一方面也是藉此在高、陳同志面前表明，我與安子文同志並不一致，以求得他們對我的諒解。』曉漱石還說：「由於我對安子文同志存在宗派主義的成見，所以高崗、陳正人等同志的意見容易被我接受。所以，這種錯誤是應當完全由我負責的，而絲毫也不應推到高崗、陳正人等同志的身上。」饒漱石在這篇檢討中不但不承認與高崗有聯盟，反而說：在7 月24 日晚另一次財經會議領導核心小組會上，我曾經向高崗質問「名單」（指高崗讓安子文擬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名單）的問題。饒漱石在這篇檢討中辯解說，他沒有反劉少奇，只是對劉少奇不尊重。他說：「我過去同少奇同志的關係，大家都是知道的。少奇同志的領導，我一向是真誠擁護的。過去和現在，在方針、路線、思想、政策、組織原則等問題上，我對少奇同志從未有過任何懷疑或有過任何不同的意見。而只是當著我的個人主義和宗派主義情緒向上發展的時候，在對個別同志的看法上，我同少奇同志在一個時期內有過個別不同的意見。』曉漱石在這篇檢討中不光否認他反對劉少奇，而且否認他與高崗有什麼聯盟。在這個問題上，他是這樣解釋的：「恰恰在對彭真、薄一波、安子文這幾個同志有宗派主義成見這一點上，我與高崗同志是一致的；我在處理組織部問題上曾經對少奇同志不尊重，在個別場合甚至發展到對少奇同志感情用事、蠻橫無理的地步，這又恰恰與高崗同志的反對少奇同志的宗派活動不謀而合。由此而引起了許多同志對我的猜測，不是沒有理由的。』曉漱石對自己的問題總的結論是：「總起來說，我在政治上、組織上和思想作風上所犯錯誤都是極端嚴重的。這種錯誤的性質是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在某些問題上甚至發展到野心家的程度；在另外的個別問題上，不惜採取政治性的投機行為，對黨對同志採取不老實的態度，對個別同志懷有宗派主義成見，甚至由此發展到嚴重地自行其是，不服從領導，不受黨的紀律約束，不按黨的章程辦事，損害黨的團結。

從饒漱石上面這些話，可以得出如下結論：一、他根本不承認存在「高饒反黨聯盟」；二、他不承認他犯了分裂黨的錯誤。他檢討的，只是一些個人工作作風和思想上的毛病。

參加會議的人對饒漱石的這個態度顯然不滿意，都認為饒漱石態度不老實。

曾山說：饒漱石的問題是和高崗一起分裂黨，破壞黨的團結。這是有歷史根源的。在新四軍時，饒漱石就利用種種手段，在領導班子中製造不和，破壞團結。賴傳珠說：饒漱石在新四軍時，就爭奪個人權力，他不宣布新四軍以陳毅為中心，反而故意造成一種假象：他饒漱石是新四軍的核心。饒漱石有極端個人主義的權勢欲，很厲害。張雲逸在發言中提到：饒漱石在新四軍時一手製造了「黃花塘事件」，排擠陳毅同志，使人都不敢和陳毅同志來往了。我那時是新四軍的代軍長，也受到了孤立。譚震林、鄧子恢說：當時，我們都感到，饒漱石整同志心狠手辣，他善於耍權術，故意使問題擴大，然後把你打下去。劉曉說：饒漱石的政治品質不好，腦子裡想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粟裕說：饒漱石在同志關係上是很庸俗的。我親身經歷過的。他對我封官許願，要提拔我，把陳毅趕走。這種做法是不正派的，虛偽的。陳毅在會上還拿出了饒漱石在新四軍時打給毛澤東的電報，讀給大家聽。饒漱石在這份電報中極盡造謠之能事，對陳毅進行陷害。陳毅說：對這份電報，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他質問饒漱石：你這樣對待我，這樣對待同志，還有黨性嗎？還有天理良心嗎？當時我就警告過你：你這次向我發難，是你權勢欲、名利慾、迫害欲的大爆發。你若一意孤行，必有翻船之日。接著，陳毅很客觀地說：饒漱石同志近十幾年的工作是有成績的，生活清苦，辦事謹慎，工作做得也不少，我從來不否認這些。但他把黨看成是自己謀取權位的工具，在黨內進行政治投機，這個基本問題一錯，其他一切就都變成騙人的了，變為謀取最高權位的可恥偽裝了。饒漱石對「高饒聯盟」問題不承認，這一點，就是不老實，企圖矇混過關。

黨中央、毛澤東原打算在處理饒漱石時手下留情
饒漱石問題座談會開過之後，1954 年3 月1 日，鄧小平、陳毅、譚震林向中央寫了一個專題報告，對饒漱石的問題作了如下結論：「饒漱石同志是一個資產階級極端個人主義的野心家，他個人野心的慾望是日益上升的，而最尖銳的罪惡，是1953 年他和高崗共同進行分裂黨的活動。」出現這個結果「並不是偶然的」，是有歷史來源的。報告對饒漱石的檢討作出了這樣的結論：「饒漱石同志對自己所犯的錯誤，直到現在，還不是採取徹底承認的態度。饒在自己的自我檢討中承認自己從來沒有經過整風鍛煉，承認自己驕傲自滿和以功臣自居，承認自己不老實，承認自己作風惡劣，將對敵鬥爭中的某些手段運用到黨內來進行政治投機，承認自己的錯誤的本質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承認在具體事件上已發展到個人野心家的地步等等。… … 饒漱石在表面上雖然承認了一些錯誤，但是還不誠懇、不徹底，不願最後挖掘自己的錯誤的本質。』別尤其對於從財經會議到全國組織工作會議有關直接反對中央領導同志和參加高崗分裂黨的活動這個最主要的關鍵問題上，則企圖避重就輕，實行抵賴。這說明饒漱石對自己錯誤所採取的態度，仍然是很不老實的。」饒漱石自己承認他與高崗只是「不謀而合」, 「座談會限於時間未作追究，對此，饒以後應向中央老實交代。

召開關於饒漱石問題的座談會，是中央書記處決定並委託鄧小平、陳毅、譚震林主持的。會議開完后，中央書記處決定由鄧小平、陳毅、譚震林三個人代中央寫一個報告出來。因此，這份報告中的結論也是代表中央作的結論。這份報告很快就送到了毛澤東的手上。毛澤東仔細看了這份報告，於1954 年3 月12 日在報告上寫了批語。毛澤東在批語中說，他只在第四頁上把「毛主席」改為「毛澤東同志」, 「其餘均同意」。鄧小平把報告和毛澤東的批示交給中央政治局。3 月15日，中央政治局開會，批准了鄧小平、陳毅、譚震林的這個報告。會議同時決定：停止饒漱石的一切職務，隔離審查。

高崗於1954 年8 月17 日服安眠藥自殺后，黨中央出於對饒漱石的關心和愛護，對饒漱石的身邊工作人員一律不換，生活待遇照常。饒漱石最喜歡的秘書也繼續留在他身邊工作。但是，按中央要求，秘書每周要寫一份「饒漱石近況簡報」，送交中央辦公廳，有重要情況可隨時到中南海向楊尚昆直接彙報。

為了幫助饒漱石，中央沒有改變讓他進一步寫出檢查的要求。饒漱石也同意再寫出一份檢查。據楊尚昆回憶，此時，饒漱石早就患有的面部神經痙攣症複發，不能看，也不能寫。所以，饒漱石的檢查，實際上是他自擬大綱，逐點口授，讓秘書記錄整理后，讀給他聽，再按他的意見修改、補充而寫成的。饒漱石的這份檢查，一寫就是半年時間，到1954 年底才定稿。饒漱石在檢查稿上簽字后，上報中央。

這是一份長達2 萬字的書面檢查，主要交待了四個方面的錯誤：一、黃花塘事件。1943 年在淮南的黃花塘，借全黨整風、審干之機，製造所謂陳毅反對毛主席和一向反對政治委員等「罪名」，煽動一些不明真相的幹部批鬥、擠走陳毅，獨攬大權；二、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職務問題。1949 年底，大區籌備軍政委員會，他明知毛主席、黨中央要陳毅任軍政委員會主席之職，卻在陳毅謙讓時，玩弄「合法」手段，騙取中央同意，取而代之；三、在京體養期間半夜打擾毛主席的問題。承認當時自己患得患失，無端懷疑中央讓他來京體養是「調虎離山」，不信任他，而想從主席口中試探中央對他的態度；四、在中組部工作和召開全國組織工作會議期間所犯的錯誤。承認當時自己「明斗安（子文）實反劉（少奇）" , 與高崗的反黨活動作了配合。

饒漱石在檢查稿的末尾，承認自己個人主義極端嚴重，存在有8 個方面的問題：一、利用弱點，小題大做，打擊別人，抬高自己；二、造謠挑撥，上欺下瞞，當面扯謊，矢口抵賴；三、運用資產階級權術到黨內鬥爭中來；四、宗派主義；五、一切從個人出發，個人利益高於一切；六、處心積慮，文過飾非，吹噓自己，沽名釣譽；七、地方主義，分散主義；八、驕傲自滿，缺乏自我批評精神。

饒漱石的檢查稿交中央之後，毛澤東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都認真看過了。饒在這份檢查稿中，雖然在「高饒反黨聯盟」問題上仍講得不深不透、避重就輕，但是，畢竟提到了「與高崗的反黨活動配合」的問題、「明斗安實反劉」的問題。因此，毛澤東、黨中央對饒漱石採取了寬容的態度，決定手下留情，不再追究饒漱石的已經揭出來的歷史和現實問題，不再讓饒漱石寫檢查了。

　　對饒漱石今後怎樣處理，毛澤東、黨中央也反覆研究過了，打算只撤銷饒漱石的中央委員和中組部部長職務，保留黨籍，還要給出路。認為這樣寬大處理，對黨比較有利。

1955 年3 月21 日至31 日，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在北京召開，有257 人參加了這次會議。會議專門就「高饒反黨聯盟」問題作了報告。毛澤東在會上也講了高、饒的問題。這表明，中央對「高饒反黨聯盟」問題要作最後的定性了。

在這次會議召開前的預備會上，有不少代表團提出：有許多代表不贊成把饒漱石留在黨內，要求開除饒漱石的黨籍。這些意見反映到中央政治局后，中央政治局於3 月18 日開會，經過討論，仍然認為：「不必改動原來的意見，應向代表進行說明。」3 月19 日，毛澤東主持了在全國黨代會召開之前開的七屆五中全會。全會在討論高饒問題時，毛澤東專門談到：對高饒的事情，已經搞了1 年多了，關於處理高饒的文件也搞了1 年，是幾經反覆才搞成這個樣子的。事實證明，他們確有一個聯盟。這個聯盟是搞陰謀的，不是什麼堂堂正正的拿出自己的主張來的，是燒野火，煽陰風，見不得太陽的。這樣來看，肯定是比較恰當的。儘管如此，我們還是採取寬大政策。毛澤東說這些話，實際上也是在做與會代表的工作。經過中央領導同志反覆說明黨的教育挽救幹部的政策，代表們也基本上同意了中央政治局的意見。最後，七屆五中全會除同意饒漱石不出席黨代會外，仍然決定不開除饒漱石的黨籍，只撤銷他的中央委員和中組部部長職務。

3 月31 日，毛澤東在全國黨的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的第三部分，專門談到了「高饒反黨聯盟」問題。他講了中央對高饒問題的結論性意見，並總結了六點經驗，其中有一段話特別引人注意。毛澤東說：「對這些同志，我們應當採取這樣的態度，就是希望他們改正錯誤。對他們不但要看，而且要幫。就是講，不但要看他們改不改，而且要幫他們改。人是要有幫助的。荷花雖好，也要綠葉扶持。一個籬笆要打三個樁，一個好漢要有三個幫。單幹是不好的，總是要有人幫。在這樣的問題上尤其要有人幫。看是要看的，看他們改不改，但單是看是消極的，還要幫助他們。對受了影響的人，不管有深有淺，我們一律歡迎他們改正，不但要看，而且要幫。這就是對待犯錯誤同志的積極態度。」此時，高崗已死，毛澤東說的這些話，實際上是針對包括饒漱石在內的遭到「高饒反黨聯盟」問題影響的幹部。而由於饒漱石的特殊地位，毛澤東的這段話，又主要是針對他而說的。可見，毛澤東和黨中央對饒漱石還是要幫的。

三件事使饒漱石的問題突然升級。饒漱石被開除黨籍，由毛澤東親自批准逮捕
就在全國黨的代表會議在討論高饒問題並且意見基本上已經統一到中央政治局關於保留饒漱石黨籍的意見上時，情況突然發生了變化。其中的原因，主要是發生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饒漱石的秘書向中央提交了兩份關於饒漱石近來反常表現的報告。報告說：饒漱石近幾天來向秘書發牢騷，矢口否認自己曾經與高崗勾結進行反黨活動，聲稱他那份書面檢查是被迫說了違心的話，他是挨整的，是陳毅對他進行打擊報復。還表示，他要向中央申訴冤屈。秘書的這兩份報告由中央辦公廳轉黨代會秘書處，秘書處把這兩份報告印發全體代表后，把代表們給惹火了。

第二件事：在這次全國黨代表會議上印發的材料中，有一份是揭發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揚帆在上海解放初期主持鎮反時搞「以特反特」, 「重用、包庇和掩護特務分子、反革命分子達3300 多人」，其中好些事涉及饒漱石。當年是饒漱石批准採取「以特反特」方針的。採取這個方針，取得了很大成績，但也出現了一些疏漏。後來，一經發現疏漏，也都採取措施解決了。高饒事件發生后，「以特反特」的事情被重新提起，而且把某些工作失誤說成是「重用、包庇和掩護特務分子、反革命分子」。揚帆於1954 年底被逮捕，押解到北京隔離審查。在這次黨代表大會上，有人把揚帆的上述材料提交大會秘書處，秘書處把這份材料印發與會代表。代表們認為，饒漱石在這個問題上存在嚴重政治問題，是一個嚴重的政治事件，是階級鬥爭問題。饒漱石不是犯了錯誤，而是犯了罪。

第三件事：陳毅直接向毛澤東提交的有關潘漢年的「交代」。戰爭年代，潘漢年長期做特科工作，曾任中共中央特科情報科科長。全國解放后，潘任上海市委副書記、第三書記，上海市常務副市長等職。這次黨代表會議，他也是代表之一。在北京參加會議期間，潘漢年聽到毛澤東在會上講：與高饒問題有牽連的幹部，本人有歷史問題，要主動向中央講清楚。對此，他震動很大。加上揚帆「包庇特務」的事情一提出來，他的心理壓力更大了。他過去在工作中與饒漱石和揚帆都有聯繫，揭出來的揚帆的有關問題，他也有份。還有，1943 年他被騙到南京見過汪精衛，這件事他一直沒向組織報告。因此，他覺得自己也有問題，便主動寫了一份交代材料，交給陳毅。陳毅把這份材料直接送到中南海毛澤東處。毛澤東看了材料后，大為震怒，批示：「此人從此不能信用。」並據此作出了立即逮捕潘漢年的決定。4 月3 日，潘漢年被逮捕。

這三件事情一發生，參加全國黨代表會議的代表、中央政治局成員，以及毛澤東，都對饒漱石的問題產生了新的認識，認為饒漱石的問題，已經不是犯錯誤的問題了，而是犯罪的問題，是在黨內有一個反革命集團的問題。這樣，在接下來由毛澤東主持續開的七屆五中全會上，除了通過全國黨代表會議的公報外，正式批准逮捕饒漱石和潘漢年。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還發表講話指出：現在黨內存在著「寧右勿左」的思想，對敵人從我黨內部來破壞的實際危險認識不足，因此失掉了警惕，形成了空隙。今後要著重反右，反對落後於政治鬥爭，反對麻痹。毛澤東還指出：「我感覺，饒漱石的罪惡，可能不比高崗小一些。」在這次會議上，饒漱石被認定為「饒潘揚反革命集團」的首犯。饒漱石被開除黨籍，交公安部門偵訊。

最後的結局
饒漱石被開除黨籍、交公安部門偵訊后，於1955 年4 月1 日由公安部按法律程序予以逮捕。公安部還組織了饒漱石專案組，對饒漱石進行內查外調，還多次審訊饒漱石。經過長時間的偵訊后，並沒有發現饒漱石是內奸的確切證據，也沒有發現什麼新問題。但饒漱石的問題已經在黨的中央全會上被定性，公安部門在寫的報告中，仍然斷言饒漱石等人「實際上是一個反革命集團」。此後，饒漱石的問題就被長期擱置下來。1965 年8 月30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判處饒漱石有期徒刑14 年，剝奪政治權利lO 年。1965 年9 月23 日，饒漱石被假釋出獄，安排到一個農場，但並不讓他參加勞動，實際上是把他養了起來。中央當時還給他配了服務員、廚師各1 人，每月發給他生活費200 元。在當時，這已經是不小的數目了，足夠饒漱石維持較高的生活水平了。「文化大革命」爆發后，饒漱石於1967 年被重新收監。這次收監，實際達到的效果，是保住了饒漱石的性命。因為在「文化大革命」那樣大動亂的年月，饒漱石如果不被收監，很可能會遭紅衛兵的批鬥而死亡。

在與饒漱石共同工作過的人中，除了上面提到的潘漢年、揚帆外，其他人一概沒受牽連，中央都給安排了適當的工作。

至於認定饒漱石為「饒潘揚反革命集團」首犯的問題,中央雖然沒有作出複查結論，但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這個所謂「反革命集團」中的潘漢年、揚帆相繼得以平反。這樣，這個「反革命集團」也就不存在了。中央在1986 年8 月出版《 毛澤東著作選讀》 兩卷本時，在第436 條註釋中寫道：「饒漱石在任中共華東局第一書記兼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期間，直接領導潘漢年等在反特方面的工作。由於潘漢年被錯定為『內奸分子』，饒漱石主持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動被錯定為內奸活動，他因此被認定犯有反革命罪並被判刑。」這段經過中央同意的註釋的發表，說明中央用特殊的方式單獨為饒漱石的被「錯定為內奸」、犯有「反革命罪」平了反。1975 年，饒漱石因病去世，享年72 歲。但是，「高饒反黨聯盟」的問題確實存在。鄧小平在1980 年3 月到1981 年6 月親自領導起草《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時說：「揭露高饒的問題沒有錯。』別所以反對高崗的鬥爭還要肯定。』別總之，高饒問題不揭露、不處理是不行的。現在看，處理得也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