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大學何以誤入歧途？

中國的大學何以誤入歧途？

――《誰的大學？》後記

文/薛涌


本書最重要的主題，是對「建設世界一流大學」運動的批判。這一運動，已經使中國的高等教育誤入歧途。更糟的是，人們雖然在這一運動發足之際對之百般嘲弄，但幾乎沒有人提出過系統的批判。因此，我希望本書的出版是對這一運動全面審視的開始。
   
我從1979年到1983年在北大讀了四年書。1995年進入耶魯大學，從碩士到博士，讀了9年。成人時代的大部份時間都在大學渡過。「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鼓吹者公開承認，他們的目標就是要把北大這樣的大學建設成哈佛和耶魯。在這個意義上說，我在這一運動的起點和終點上都有過切身的生活體驗。本書通過一系列小文章，把這些體驗講出來。希望能夠給讀者反省中國的大學提供一個有益的視角。
   
中國的「建設世界一流大學」運動，實際上是強烈的民族主義在高等教育中的反映。改革以來二十多年的高度經濟增長，使中國的GDP排在世界第六、七位之間。國際間的經濟學家紛紛預測，中國將在本世紀二十年代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本世紀四十年代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這樣的遠景和現實，培養了中國人的大國意識。不入流的中國大學，與中國的大國身分不符，使政府和老百姓都難以接受。同時，我們羨慕美國大學的優異，認定要和美國平起平坐，大學就必須追上人家。
   
這一民族主義在高等教育上的自覺，和美國十九世紀六十到九十年代特別相似。當時美國在工業化的進程中一馬當先，迅速崛起為世界第一大經濟。但是，美國的大學，比起歐洲來還不入流。有人評論：美國大學生的畢業水平，大致相當於歐洲大學生的入學水平。因此，美國高等教育界人士發誓要趕超歐洲，並且把歐洲最優秀的大學，即德國的大學，作為自己的樣板。美國教育史家Laurence Veysey在其《美國大學的崛起》(The Emergence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一書中指出，美國的大學，實際上就起源於這個時代。在南北戰爭前，美國無所謂大學(University)，有的不過是學院(college)。哈佛、耶魯都屬於學院。帶有研究性的大學，基本是一個歐洲的概念。直到到1870年，耶魯大學的教授William Graham Sumner還在報怨：「在耶魯就沒有學術生涯這回事。」
   
也正是在這個時代，在德國模式的影響下，美國的一系列研究性大學開張。首先是1870年成立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接下來是1891年建立的斯坦福大學，以及1892年改頭換面的芝加哥大學。哈佛、耶魯、普林斯頓、哥倫比亞等傳統名校，也迅速轉型，向研究大學發展。可以說，在這個時代，美國掀起了一個以德國大學為範本的「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運動，並奠定了至今為止美國一流大學的基礎。
   
我們真要以美國為範本，就要好好研究那個時代，看看人家為什麼成功。表面上看，那個時代和中國當今所處的歷史階段有驚人的相似。但是認真分析就會發現，雖然美國和中國的「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運動都由民族主義的大國情懷所驅動，兩者卻走的是截然不同的路。
   
首先，雖然中國經濟迅速發展，但是遠遠無法和當時的美國相比。中國要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還要等大約40年的時間。況且，即使到那個時刻，以人均GDP來衡量，中國的經濟發展仍然屬於世界二、三流水平，最多是個中等發展國家。十九世紀下半期的美國，則不僅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而且在人均GDP、每小時GDP產出(也就是勞動生產率)方面，都領先於歐洲。在那個「鍍金時代」，美國享受著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財富。這些財富，不可避免地滲透到社會的各個角落，包括高等教育。象洛克菲勒、卡耐基等工業家，富足后成了慈善家。他們大筆的捐助，使美國的大學一下子獲得了優勢。
   
第二，在這個時代，美國的大學在低層次上已經奠定了一個多元的格局，而不是幾個巨頭壟斷。用不好聽的話說，就是遍地野雞大學。根據Lord Bryce於1888年的觀察：人口2300萬的英格蘭，只有四個頒發學位的大學，平均575萬人才有一所大學。美國人口6000多萬，大學竟有415個，平均14.5萬人就有一所大學。這其中很少有幾個能稱得上是現代大學。在俄亥俄州，300萬居民中有37所高等院校，平均8萬多居民一所，但其中幾乎沒有一個夠得上大學的標準。英格蘭之所以僅用4所大學為其2300萬人口服務，是因為其大學服務於精英。美國的大學則服務於大眾，根本不追求研究性大學的目標。在許多人看來，大學本質上就是一個精英的機構。民主社會的大眾教育市場品味，必定把貴族社會的精英標準給拉下來。所以，美國的大學在基因上就比不上歐洲大學。
   
但是，這一以大眾市場為基本動力的美國大學，在二戰後終於顯示出對歐洲模式的優越性，最終使美國幾乎壟斷了「世界一流大學」。其中一個原因，在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典型的歐洲大學是在政府的教育部控制之下。高等教育按照等級被官僚系統組織起來，教授是國家的公務員，學生是經過層層篩選的少數學術精英，他們在大學接受嚴格的職業訓練，最後成為中高層的專家。在歐洲，大學的競爭，體現在學生入學的競爭上。但是，在大學之間卻無所謂競爭。大學都是在官僚機構的領地之內各安其位，旱澇保收。
   
美國的大學則是在非計劃的過程中自然發展，帶有極大的分散性和隨意性。學生進大學是接受普通的人文教育(general education in liberal arts)，專業性很低。美國的第一任總統華盛頓在其御任的告別信中本來想提出建立一個國家大學的計劃，但被該信的起草人含糊地改成「傳播知識的機構」。華盛頓和其五位繼任者一再要求建立全國性大學，都被議會否決。結果，美國的大學沒有中央計劃，沒有國家標準。在私立大學之外，所謂公立大學實際上就是州立大學。到1945年，48個州有641個公立高等院校，160萬學生。但這些院校的目標、規模、質量都千差萬別，無一定之規。
   
這一「無法無天」的多元化格局，比起歐洲的體制來，可以不經過根本的結構性變動而迅速擴張。1910年，美國有977所高等院校，學生達35萬多人。法國只有16所高等院校，學生僅14000人，美國大學的教師大概就有這樣的數字。二戰前大量德國猶太科學家逃到英國，英國的大學沒有位置安置，但美國大學則來者不拒，顯示出其海納百川的優越性。
   
在1950年，三分之二的美國大學是私立的。經過六、七十年代州立大學的飛速擴張，到1988年，私立大學仍然佔美國高等院校的54%。這些私立大學，經營如同企業，在市場上激烈競爭，彼此搶學生、搶教授、搶研究基金，後起的州立大學也不得不加入這樣的競爭。所以，是私立大學為美國的高等教育確立了標準和遊戲規則。
   
第三，美國的「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運動，遠不象我們這樣成為「國家重大工程」，
   
甚至根本不為社會所注意。在十九世紀下半期，美國高等教育的社會地位幾乎跌到了歷史的最低點。在1870年代，美國人口增加了23%，而在最頂尖的20所大學中的學生數目只增長了3.5%。1885年，美國的國會議員中有大學學歷的不到四分之一，而十年前還有38%。
   
這一危機的直接原因是美國急速的工業化進程。在過去，進大學接受古典訓練、培養上流社會的趣味，是獲得令人尊重的社會地位的重要渠道。但是，工業化的展開和城市的崛起，給年輕人提供了迅速致富的途經。大學里那些文雅的修身之道，與物慾橫流的現實格格不入。結果，很多人瞧不起大學生，甚至被大學錄取的孩子會受到同伴的嘲笑。1889年，一個銀行家宣布不雇一個大學生。安德魯.卡耐基(Andrew Carnegie)則嘲笑大學生們在那裡學習已經死去的語言，好象是在適應另一個星球上的生活。
   
社會對大學的敵意和蔑視，加重了大學的危機感，刺激大學迅速轉型。同時，大學不是公共事務的中心，不被人們注意，也給改革者們帶來了一個意外的好處：他們可以在人們不注意的情況下，較為自由的試驗一些新的教育哲學。這也是美國的大學得以重新組合的關鍵因素。
   
遺憾的是，人家成功的經驗，我們幾乎一點也沒有學。我們嘴上說是學美國的大學，實際上走的還是歐洲模式。甚至一些領銜的改革者，口口聲聲說一定要模仿美國，不能學歐洲，但對自己陷於歐洲模式不能自拔的現實很少有反省。
   
歐洲大學在二戰後，被美國的大學打得一敗塗地。但是，歐洲的大學模式，通過其殖民主義的全球擴張，幾乎影響了世界的各個角落。比如日本的大學，說到底還是歐洲模式。中國現在的大學制度，實際上也是歐洲體制的變種。
   
這個體制失敗的要害，是國家控制大學。大學經營遵循的是官僚邏輯而非市場邏輯。這種官僚大學，在二十世紀以前取得了成功，但在二十世紀必然沒落，在二十一世紀就更無前途。其中關鍵的原因，在於二十世紀以前的歐洲是精英社會；二十世紀以來，世界則進入平民社會。在精英社會，大學需要培養的精英數量非常少。在二戰前，大部份歐洲國家的大學生人數，不超過適齡人口的5%。國家可以調動有限資源，僅建那麼幾所大學，滿足社會對精英的需要。
   
如今，大學教育完全平民化。30-40%的歐洲適齡青年都要進大學讀書。通過官僚的行政手段和國家資源滿足這麼多人的高等教育需求，必然使政府在財政上力不可支。更重要的是：不管大學多麼普及，大學生日後的生活水平要遠高於那些不上大學的人。如果讓政府包攬大學教育，就等於用窮人的稅金，支付那些最終的優位階層致富的開銷，是典型的劫貧濟富。在十九世紀，歐洲民智未開，平等意識不強，對上層的盤剝不太反抗。況且那時大學生人數少，即使是劫貧濟富，所劫的分額有限，人們並無切膚之痛。但這種局面已經無法在二十一世紀維持。一個道德的解決方案，就是政府和社會給願意上大學的人提供貸款，使那些沒有經濟資源的人有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但是，當他們畢業后開始享受大學教育的經濟利益時，必須償還貸款，為自己的致富「買單」。美國的私立大學的結構，顯然更符合這樣的思路。
   
現在的中國，哪個大學能夠成功，就在於哪個大學能夠把自己精心包裝、獲得官僚的首肯和大量的國家經費。大家一天到晚在媒體上炒作，根本沒有躲開公共輿論、埋頭試驗新的教育原則的精神。在國力不足的情況下，教授們粉墨登場，把國家投資渲染為大學成功的關鍵，利用民族主義的大國情懷為自己尋租。大量的國家撥款湧向北大、清華等幾個大學。我們遵循的無疑是歐洲的失敗模式，根本不是美國模式。看看歷史就明白，這樣的模式，早晚要失敗。
   
那麼，中國大學真正的出路在哪裡？首先，我們要建立美國大學的多元格局，鼓勵私立大學，引入市場機制。由於過去的集權體制，北大、清華等幾個大學在市場競爭中無疑有不公正的壟斷性優勢。我們需要作的，是削減這樣的優勢，而不是通過國家撥款擴大這樣的優勢。國家給這些大學的直接撥款應該停止，實行教育券改革，把錢通過貸款交給受教育者，讓手裡有錢學生選擇把教育資源給哪個學校。北大、清華這樣的巨無霸，機構臃腫，應該分解，使其規模縮小，和私立大學接近。這樣，各種各樣的大學，就會在一個相對接近的水平和規模上展開競爭，優勝劣汰。那些在教育上最有創意的，最終才能夠成為眾望所歸的「一流大學」。
   
幾年前，北京一所辦托福班起家的學校「新東方」聲言要成為「東方的哈佛」，惹來北大教授們的嘲笑，稱之為「不懂教育」。其實，這類自負盈虧的民辦學校，比北大這種吃皇糧的學校，更能代表中國高等教育的希望。哈佛、耶魯剛剛創辦時，如果也敢聲言要成為新大陸的牛津、劍橋，那些英格蘭的教授恐怕會同樣笑掉大牙。但現在怎麼樣呢？「一流大學」是自己競爭出來的，不是官僚給的。新東方至少還有這個志氣，北大則沒有。以中國現在的經濟實力，我們根本不可能以國家經費打造「世界一流」。我們所處的歷史階段，更接近美國南北戰爭之前，是新東方這類民間學校蓬勃興起的時刻。我們怕的不是遍地野雞大學，而是幾個精英大學壟斷教育資源。所以，在斷絕對大學無條件的財政撥款的同時，我們必須放鬆對民間大學的管制。
   
我相信，大多數讀者在讀完此書後會說：「作者有些批評有道理，講的一些事情和觀點也很新鮮。但是，他畢竟在美國生活時間太久，提出的意見不合中國國情。」我則認為，這樣的反應也許說明了我們的社會正在喪失想象力。我知道中國的「國情」，也知道中國教育界不可能短期內接受我的主張。也正因為如此，我預言不僅「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運動二十年後會成為笑談，而且中國的高等教育將面臨更加深重的危機。在最壞的情況下，中國大學的經營可能如同近十年已經聲名狼藉的中國職業足球俱樂部，只追求投入，不追求產出，教育成本飛漲，教育水平下降。大學教育券的問題，早晚要提出來，人們也許還會回來讀一讀本書。但願到時候我們花的學費不會太大。
     
   
（薛涌，《誰的大學》，雲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定價：2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