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磬：經濟學家在中國被濫用 別難為經濟學家了

　　去年，新浪財經就「您認為中國的經濟學家何時有望問鼎諾貝爾經濟學獎？」，搞了次網上調查。在沒指望過、30年以內、10年以內、5年以內四個選項里，投票比例分別為58.84%、22.84%、11.68%、6.64%。可見，大眾對中國的經濟學家比較失望。

　　也有人作過統計，全世界有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科學家獲得了諾貝爾獎。平均一個國家在建國后30年就有第一位科學家獲得「諾獎」。新中國成立50餘年了，難道沒有一項科學


   



技術達到「諾獎」水平嗎？回答是否定的。在高能物理、數學、生物科技等領域中國曾有過獲「諾獎」級重大突破，但因種種原因與之失之交臂了。「諾獎」得主楊振寧說，制約中國科技發展的主要原因還是經濟的落後，而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經濟學家離諾貝爾獎已不是遙遙無期，而僅一步之遙！他斷言，數學將是最先在國際上獲得突破的領域。與新浪的調查結果相似，楊振寧也沒對中國經濟學家得「諾獎」寄託過多少奢望。

　　話說過來。既然經濟落後，就不能指望經濟學家「發達」。物質決定意識，這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或者說，有什麼樣的土壤，就有什麼樣的經濟學家。

　　去年，瑞典皇家科學院已決定將2004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發給卡內基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巴巴拉校區的基德蘭德教授(挪威公民)和亞利桑那州立大學、聯邦儲備銀行明尼阿波利斯分行的普雷斯科特，以表彰他們對動態宏觀經濟學所作出的貢獻：經濟政策的時間連貫性和商業周期的驅動力量。他們的貢獻不僅體現在宏觀經濟分析領域，而且還應用於許多國家的金融和貨幣政策之中。反觀國內，銀行改制、國企產權、股權分置等都在處於改革初級階段，許多事情還沒理清梳順，經濟學家們或探索、或茫然，一時能夠誕生出大經濟學家嗎？二十餘年以來，中國經濟既是一部發展史，也是一部改革史，而且目前依然在持續著。因此，被我們稱作所謂中國經濟學家者，或被叫作經濟改革研究者更恰當些。一句話，經濟學家在中國被濫用了！

　　有人曾說：在咱中國，經濟學家就是不甘寂寞的頭戴博士帽、肩扛教授銜的所謂學者，要是有幾年「海歸」經驗，那就更了不的。然而，與科學家(自然)相比較，一個是干出來的，一個卻是被喊出來的。事實上，經濟學家們佈道出來的玄奧經典，並不比巷尾小販、地頭老農悟出來的高明多少。而所謂主流經濟學家，就是有點社會頭銜的明星學者。然而，學者終究是學者，經濟學家終究是經濟學家，而不是官員。古人有句俗語，叫做「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學者也好，經濟學家也罷，他們都畢竟是秀才。即便造反，我們又有什麼好怕的呢？

　　說起來挺好玩。

　　近來，對中國經濟學家的質疑呈現如臨大敵的燎原之勢。比如，有人質疑吳敬璉代表誰的利益，有人也質疑林毅夫動機是否單純。這說明了什麼，說明我們對這些學者們太過"崇拜"了，忽略了他們也是經濟領域的探索者、研究者了。中國經濟雖生機勃勃，但缺憾和問題繁雜，經濟學家的研究難免會顧此失彼。另外，國際市場莫測，國內政策疊變，經濟學家順應時世也屬情理。雖說，什麼理論有什麼邏輯，所謂結論有所謂背景；但經濟學家，畢竟不是法學家或社會學家，更不是政治家。對於他們的理論也好、結論也好，如果用法律、道德等等「顯微鏡」觀察，或許會存在這樣那樣的芥蒂和沉渣。因此，我們不必再去將他們看作什麼「化身」或什麼「代言」。在此，經濟學家在被炮製的同時，無意中也豎起了一張公眾的靶子。

　　近來，一張公眾的「靶子」如同擊鼓傳花被傳到了北大教授張維迎手上。無奈的是，張維迎不舉也得舉。

　　顧雛軍進去了。時下，質問張維迎如颱風「麥莎」般洶湧――張維迎的道德底線在哪裡、張維迎與顧雛軍不熟、顧雛軍倒下之後反思經濟學家的人品、經濟學家們首先代表的是自己的利益、顧雛軍落馬與張維迎等「主流經濟學家」的忽悠、朗咸平笑了.顧雛軍傻了.張維迎錯了、庶民的勝利還是悲哀 顧雛軍符號意義的玩笑等等。根子來自哪兒？來自由去年「郎顧之爭」演變的「國企產權改革路徑選擇」大討論，以及在「2004年中國企業領袖年會」上，張維迎所謂"要善待對社會作貢獻的企業家"等言論。疑問歸疑問，置疑歸置疑，阿蒙不作妄評，看看張維迎的背景后再說話。

　　據悉，張維迎的行政職務是北京大學校長助理、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雖有官方色彩，但張維迎主要以學術見長。有關介紹說，張維迎教授的企業理論及有關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研究成果在國內外學術界、中國政府有關部門和企業界有廣泛影響，被公認為中國經濟學界企業理論的權威。據對國內最權威的經濟學雜誌《經濟研究》1995-1997年間論文引證統計，張維迎教授的論文被引證的次數排名第一，其中《企業的企業家-契約理論》名列單篇第一。其主要著作有《企業的企業家-契約理論》、《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和《企業理論與中國企業改革》。

　　從主要著作看，張維迎與企業家、契約理論、企業改革可謂情有獨鍾。作為一個理論者，當然期望理論運用於實踐，而要投注實踐就必須有實踐的人。時事造英雄，如同經濟學家能被炮製一樣。無庸諱言，中國的經濟土壤成就了顧雛軍，在顧雛軍合縱連橫、攻城掠地的時候，顧雛軍也許並不在意他的結局，而張維迎則期望理論藍圖能結出改革碩果。在顧張之間，雖有英雄惺惺相惜的表象，但張維迎"我和他不熟，企業我也不太熟"，也許道出了難言的無奈及與顧雛軍本質聯繫。如此看，輿論爭議的無非是，張維迎在敏感的場合，面對敏感的人物，說了些敏感的話而已。如果張顧之間沒有利益關聯，對待張維迎曾經的所云，我們又何必大做文章呢！因為，經濟學家也需要成長。還是那句話，經濟學家是大家叫出來的，喊教授恐怕麻煩要小些，儘管張維迎還是那個張維迎。樹大招風，亘古不變。

　　話雖這麼說，歷史不能重演，但歷史可以為鑒。

　　眾所周知，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毛澤東關於繁榮和發展社會主義文化和科學技術的方針，亦稱「雙百」方針。毛澤東首次使用「百花齊放」一詞，是在1951年為第一屆全國戲曲觀摩大會的題詞中，這一題詞為：「百花齊放，推陳出新。」1953年，針對郭沫若與范文瀾在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上有不同意見，毛澤東表示要「百家爭鳴」。1956年，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分析了「李森科問題」對我國自然科學領域影響的危害性，又通過給北京大學李汝祺教授所作《從遺傳學談百家爭鳴》一文改題為契機，將"百家爭鳴"方針，概括為「發展科學的必由之路」。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又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我看這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藝術問題上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百家爭鳴。」1957年，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指出藝術界和科學界不同風格、不同學派間的是非問題只有通過施行"雙百"方針的途徑去解決，而不能用簡單的行政手段去解決，對科學與藝術上的是非要採取提倡自由討論不輕率作結論的慎重態度……

　　半個世紀，彈指一揮間。

　　佇立歷史面前，經驗和教訓我們應該都能夠品味的到。對待「是非問題」，是通過施行「雙百」方針的途徑去解決，還是輕率簡單地作結論，我想我們大家會作出理智的選擇。百家爭鳴才是我們最需要的，不明白這個道理就是傻子――經濟學家們佈道出來的玄奧經典，並不比巷尾小販、地頭老農悟出來的高明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