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學者：政治民主化第四波 中國應當認清大勢

北京學者：政治民主化第四波 中國應當認清大勢


針對北非三國突尼西亞、埃及、利比亞的強勢統治者都已黯然謝幕，中國國務院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前副總幹事、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何方表示，二戰結束近70年來，世界發展一直存在兩大潮流：一個是經濟市場化，一個是政治民主化，北非國家政權更迭說明，政治民主化的潮流仍然在向前發展，勢不可擋。中國應當認清世界大勢。
自2010年底，從突尼西亞開始的這場以民主為主要訴求的革命，已經蔓延到其他幾個中東阿拉伯國家。8月22日，隨著利比亞反對派武裝攻入首都的黎波里，曾經穩如磐石延續42年的卡扎菲政權被推翻。此前，連續24年擔任突尼西亞總統的本•阿里已被缺席判處35年徒刑，鐵腕統治埃及30年的穆巴拉克也躺在鐵籠里接受審判。
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說過，一個國家在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過程中，往往都要經歷一個社會矛盾和社會風險的高發期。巨變后的北非三國能否順利走向政治現代化，固然有待觀察。不過，未來可能發生的曲折都不大可能是專制獨裁的復辟。
今年89歲的何方曾擔任張聞天秘書、中國駐蘇聯大使館研究室主任、外交部辦公廳副主任，研究國際形勢與對外關係60年。日前，何方在接受《財經》雜誌採訪時說：「北非政權更迭標誌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範圍的政治民主化潮流開始出現第四波。」
伊斯蘭國家不排斥民主
針對利比亞、突尼西亞、埃及等國的專制政體曾穩定數十年，經濟發展速度也不太慢，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還算不錯，為什麼會爆發革命的提問，何方認為，北非政權更迭標誌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範圍的政治民主化潮流開始出現第四波。它有這樣幾個特點：
一是由於那裡的伊斯蘭國家專制制度一般比較嚴酷，沒有反對派活動的餘地，一旦發生，就顯得有點突然性、偶然性和自發性。如同當年俄國的二月革命一樣。
第二，這是各國長期社會矛盾積累和積聚的結果。特別是各級政權的貪污腐敗，兩極分化極為嚴重，經濟發展又趕不上就業的需要，使大量勞動力失業，淪為赤貧。例如埃及，人口8,000萬，失業率9.5%，其中90%又是青年。人們對貪官污吏、統治者、貴族、大富豪的痛恨到了一觸即發的程度。從這點上說，北非中東這次政權更迭又是必然的，遲早總要發生。
第三，北非中東各國的政權更迭都是內部因素造成的，既無外力插手，也不是美國的和平演變。被推翻的前兩個統治者反而親美，使美國進退兩難。
第四，這場更迭是世俗的民主革命。雖然有些地方也有教派衝突的成分（如人口多的什葉派受人口少的遜尼派統治而導致前者不滿），也會在革命中夾雜這種因素，但是對絕大多數國家來說，宗教因素這次沒有起什麼作用。在已發生革命的國家，不僅「基地」組織的影響看不見，就是伊斯蘭極端主義組織也多被排斥在運動之外。所以有的媒體說，「這場革命既無關乎伊斯蘭教，也無關乎聖戰，而是與自由和生計有關。」
有不少學者認為，伊斯蘭教同現代民主並不相容，但何方說：事實證明，這種說法是錯誤的。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孟加拉國、土耳其是人口最多的四個伊斯蘭國家，其多黨選舉制都在日臻完善。其中印尼的政治民主化尤為成功。當然，政治民主化在伊斯蘭國家中發展很不平衡。
北非三國的政權更迭，以及其他伊斯蘭國家受此影響而紛紛推出某些政治改革措施，這些都說明，在伊斯蘭世界民主制也被認為是好的政治體制。

因此，我們不能把北非和後來中東所發生的革命看做少數幾個國家的特殊事件，而是「二戰」以來政治民主化潮流的又一波。政治民主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由之路，任何國家也不會例外，只是有遲早之別而已。
至於二戰後全球三波政治民主化潮流，何方是這樣概括的：
第一波是法西斯倒台後的政治民主化。主要是德意日等西方國家，也包括印度等一大批新獨立的亞非拉非西方國家。它們都在第一波里實現了政治民主化。這些國家有的自己民主化了，有的是被民主化了（如德意日和一些亞非拉國家）。在這一波里，原有的美英法等民主國家的民主政治制度也有進一步的深化和發展。
第二波民主化的高潮，體現在1955年在印尼召開的「萬隆會議」。那次會議說明，亞非拉國家不光是要求民族獨立，也要求實現政治民主。在這次高潮中，大批亞非拉國家推翻了殖民統治或專制制度，逐漸變為民主國家。
第三波民主化是由蘇聯解體引發的。在這一波民主化浪潮里，蘇聯和東歐國家在很短時間裡就擺脫了集權體制，向民主政治轉型。亞非拉原來的一些軍人政權或者專制國家，也紛紛建立起以多黨議會製為核心的民主政體。如拉美多數國家由文人政權替代了軍人政權；1989年53個非洲國家中實行多黨制的只有3國，1994年已有48國。
第三波民主化結束了20多年的冷戰，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宣稱「歷史已經終結」。但何方認為，這波持續時間反而會比較長，而且由於這些國家多數缺乏民主的傳統、甚至缺乏民主所必需的基本文化條件，所以許多國家民主化進程頗為曲折，不過，民主化的方向是確定的。一些伊斯蘭國家也在這一波民主化潮流里走向了政治民主。今年發生的北非政權更迭是政治民主化的第四波，已經蔓延到了中東國家。它是不是會限制在伊斯蘭國家裡呢？還有待觀察。
何方補充說，政治民主化一直到現在也沒有「化」完。但是民主化是人類文明進步發展的重要階段，再艱難也得走下去，這個潮流是誰也躲不過去的。到21世紀初，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民主化了。以選舉製為例，1975年全世界民選政府只有30個國家，到2005年已增加到119個。今天放眼世界，保持專制制度的國家已經屈指可數了。
民主化潮流浩浩蕩蕩，即使西方發達國家，在這個潮流的推動下，民主化的深度和廣度也都在不斷發展和提高。例如種族歧視曾是美國建國后一直背著的大包袱，「二戰」后仍嚴重存在。美國黑人領袖馬丁•路德•金曾作過一個題為《我有一個夢想》的著名講演。但到21世紀初，黑人奧巴馬當選美國總統，可以說超額實現了馬丁•路德•金的「夢想」！而且很久以來，民族歧視的言行在美國已會受到法律制裁。
市場化是「通往繁榮的快速電梯」
二戰結束后很長一段時間裡，計劃經濟受到了許多國家的青睞。社會主義國家都選擇了計劃經濟，但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又紛紛通過改革轉向市場經濟。對此，何方說，二戰結束近70年來，除了政治民主化，世界發展的另一大潮流是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比經濟市場化要複雜得多，但是經濟市場化的過程也拖了好長時間，同樣並不太平坦。
截至上世紀80年代中期，實行市場化經濟的國家還不到世界所有國家的十分之一，只有6億人生活在市場經濟社會裡。

即使日本、德國等部分西方國家，在戰後一段時間裡實行的也是管制經濟，因為它們要接受援助，只能由政府實行分配。真正能實行市場經濟的，只有美、英、法等少數國家，而且市場機制還很不健全。
1985年出現「全球化」這個名詞，真正的全球市場化也是從這時開始的。在全球化之前，整個國際交往是以國家為主要行為體的。所以「二戰」後頭30年算作「國際化」，后30年才是全球化。全球化和國際化的主要區別在於：一看各國是否都實行了市場化；二看國際行為體是否已不再限於國家，而越來越是跨國公司等非國家實體了。
在國際化時期，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還沒有進行市場化改革，沒有實行真正的市場經濟。當時的蘇聯、中國等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和印度等一些發展中國家，實行的是嚴格的計劃經濟，還有許多發展中國家處於自然經濟狀態。
上世紀80年代，特別是冷戰結束后，由於市場化在全世界迅猛擴展，令全球化出現高潮，完成了從國際化向全球化的過渡，而且也為市場經濟在全球範圍的形成和發展做了夯實和掃尾的工作。
1995年11月，美國財政部副部長薩默斯在一次會議上說：「將來，當歷史學家回顧我們這個時代的時候，他們視為突出的事件也許不是兩個集團之間鬥爭的結束。這麼多的國家轉向以市場為基礎的經濟，也許是震動更大的變化。這是一場把亞洲、東歐、拉美和非洲幾十億人送上通往繁榮的快速電梯的運動。」
世界的歷史驗證了薩默斯的預言。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世界各國經濟基本上都實現了市場化，整個世界形成了一個無所不包的統一市場。這場波瀾壯闊席捲全球的市場化運動，是我們許多人都經歷過的。凡是順應潮流、實行市場化的國家，經濟必然發展得快；凡是反其道而行的，發展就一定慢甚至倒退。二戰後頭30年，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和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就都吃了沒有市場化的虧。
中國應當認清世界大勢
針對中國在20世紀前幾十年的發展道路非常曲折，甚至付出了許多不應該的代價。何方說，這是由於當時中國沒有正確認識我們所處時代和世界潮流，在很長時期里甚至在逆潮流而行。
在建國後頭30年，西方國家（還有一些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如亞洲四小龍）在推進市場化時，中國正在積極搬用蘇聯模式，實行嚴格的計劃經濟；人家在推進國際化時，中國在搞閉關鎖國，耽誤了一個重要歷史發展的黃金機遇期。
後來多虧實行改革開放，才沒有再次掉隊。中國打開國門，放棄計劃經濟，進行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成效顯著。改革開放前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低於印度，現在印度反而低於中國，因為印度的市場化比中國晚了十來年，直到1992年才放棄計劃經濟，進行改革，結果在經濟上被中國很快趕上和超過了。
市場化不只是一個國家走向世界和參與全球化的起點，也是整個人類社會進步的必由之路。每個國家，要得到經濟迅速發展和趕上世界潮流，就必須對內和對外都儘快實現和不斷完善市場化。事實證明，不實行市場經濟、堅持單一公有制，遲早要遇到大麻煩。
中國深得經濟市場化的好處，但是現在也面臨諸多問題，包括貧富差距加劇、腐敗蔓延、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繼續擴大，許多人也在追問：是否要繼續市場化的改革？對此，何方表示，有些人把這些問題歸咎於中國搞了市場經濟，這是完全錯誤的。

根本原因在於，中國在市場化過程中沒有同時實行政治民主化，社會缺乏監督，貪官污吏橫行，結果不但妨害了市場化本身的完善和成熟，而且造成嚴重的兩極分化和制度性腐敗，為今後社會發展留下極大隱患。
目前，中國經濟發展速度仍然很高，國際地位顯著提高，國民信心增強，談「盛世」的人越來越多。何方認為，社會矛盾這麼多，談何盛世？！有些人淡忘了我們所走過的曲折道路，不是想繼續努力，進一步深化改革，不斷完善市場化，特別是啟動政改；而是要停止前進，甚至實行倒退了。
有一個問題是必須面對的：就是中國的經濟發展能不能持續。以前的成績有些是在破壞生態和浪費資源，特別是人力資源的情況下取得的。這當然不可能持久，許多嚴重問題已經逐漸顯露出來。以生態來說，破壞容易恢復難，既要花成倍的代價，也要用成倍的時間，甚至有些已永無恢復之日。
更重要的是人力資源的浪費，造成長期生產過剩和消費不足，社會缺乏監督，腐敗蔓延，兩極分化嚴重。究其原因，根本上在於社會上的權和利分佈太不公平，既得利益集團操縱一切，勞動者參與制度缺失。
人們自然會提出這樣一些問題：面對公私資方，勞動者的權利是什麼？面對政府，普通老百姓的權利是什麼？面對政府及其主管的國有企業，私營企業的權利是什麼？在諸如此類的相互關係上，現實情況是什麼？
一句話，當代中國存在的實質問題和當務之急，是看清世界大勢，推進政治改革、民主和法治，其他一切問題都會迎刃而解。如果中國在經濟改革的同時不能進行政治改革，不能走向民主法治，就會越來越多地影響和制約經濟發展，阻礙中國成為文明國家。
何方認為，政治民主化是與經濟市場化緊密相結合的。一個國家要發展，就必須參與全球統一市場，同國際接軌；就必須開展對外貿易，對操縱直接投資和技術轉讓的跨國公司持積極態度，進行合作。這種經濟基礎和發展趨勢，一定會影響政治以及其他上層建築。
推動國家文明和現代化有兩大支柱，一是經濟市場化，二是政治民主化。政治民主化，既含有國際關係的民主化，但主要的還是各國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市場化和民主化都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必由之路，再艱難也得走，只能是早走或晚走的問題。經濟市場化和政治民主化雖然遇到很多困難，但困難終究抵不住滾滾向前的時代潮流。以中國的市場化為例，改革開放以來，可說阻力極大，但「化」的也很快。「左」的和保守的勢力竭力抵制市場化，也只能做到且戰且退。
政治民主化更是歷經挫折，直至流血衝突。但回顧70年歷史，就世界範圍而言，政治民主化的速度同樣驚人。到20世紀末，多數國家民主化了，保持獨裁專制的國家已變成了少數。這次北非政權更迭浪潮后，專制國家將會更少。
北非政權更迭說明，政治民主化的潮流仍然在向前發展，勢不可擋。正如孫中山先生所說，「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在洶湧澎湃的世界潮流面前何去何從？這是關係到未來的大問題，我們應該認真思考。

關鍵是民主思想要深入民心﹐要來一場民主思想革命﹐對於一個文化底蘊深厚而且歷
史悠久的國家﹐不能單純地訴之於激烈的革命行動。何方所說的對這場革命無疑能
起到幫助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