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木生：對當前形勢的判斷與分析

張木生：我前一段時間主要是和思想方式比較右的人開展對話，先是網易、騰訊，然後是周志興的共識網，還有陽光衛視。這一段就開始轉過來，和稍微左一點的人對話，我是「逢右必左，逢左必右」。


　　第二是最近我們黨的管意識形態的對當前局勢的基本判斷，和大家想的不一樣，一是現在黨管意識形態的領導承認中國從2010年起到現在，進入了一個大眾批判、非常喧嘩的一個局面。可能大家都注意到了，現在如果你要在博客上觀察一下，老百姓基本上是逮著什麼批什麼，無論是GDP還是政府，小到「郭美美」，大到撞車。管意識形態的領導做出了一個判斷，說這是一個不可阻擋的、從某些方面來說是為政府糾偏做出了貢獻，是一個要肯定的現象，這是他們過去很少有這麼清醒過。


　　二是他們在這個形勢下承認了一個東西，所謂中國的改革開放，所謂提出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好，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好，這麼多年主要是學習了資本主義，用學習資本主義來建設社會主義。


　　三是他們承認我們搞了三十三年的改革開放，但是中國還是處在一個轉型期，關鍵是往哪兒轉。


　　管意識形態的人終於認識到我們長期以來的宣傳方式嚴重脫離群眾，一味歌功頌德，大家每天都要看新聞聯播可以看出來，前10-15分鐘，大家都得出一個結論，中央領導、政治局同志們很忙，第二個10分鐘是中國國內形勢一片大好，主要以表揚和自我表揚為主，第三個進入國際，國際上很亂，尤其是以美國、歐盟為首的世界。這樣一種長期的思維定式，他們自己也承認，使我們的宣傳官話多、人話少，導致的局面就是正面的官話沒人聽，反面的批判傳千里。這是主流宣傳的缺陷和失敗。他們希望中國多出一點像喬姆斯基、薩義德這樣立場雖然比較獨立，但是還是能為世界比較左的潮流多做一些肯定。所以他們也得出這個結論，長期這種做法的結果導致我國知識分子對社會主義執政黨表現出一味的疏離和對抗。


　　結論就是，中國人多，多樣性、複雜性是必然的，近代社會的撕裂和內耗、苦鬥太艱難，好不容易現在開始走出了東方一元集權專制和西方多元內耗不斷的撕裂，能不能在這個基礎上使中國社會再進一步走向進步，走向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法治、憲政。所以總體來說，這一段從中央的反思來說，有進步。其實對憲政的解釋非常多。


　　二、中國這三十三年怎麼來的，其實就是順著文革的極左，社會大多數人都在做比較慣性的反思，現在來看比較左的王小強，其實他第一篇成名文章叫做《農業社會主義批判》，《農業社會主義批判》寫得淋漓盡致，但是核心思想就是中國反什麼資本主義，其實就是封建專制。自己我們發展組來說，當時大家能夠形成共識的就是這麼一個思想，引進市場機制、推行民主政治、建立法治社會。但是有比我們思想警惕的人，比如小平同志確實認為中國需要在第一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就是所謂的「允許看、大膽試、不爭論」，但是主要都用在經濟方面，把政治體制改革放在第二步，他把政治體制改革看成只是維護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必要。這個思想今天看來是不夠的。


　　他們又有非常明確的思想就是堅決不要斯大林的社會主義，當時在全黨形成了共識。上次（陳）子明批判你們的新民主主義缺少國際戰略，其實不是沒有國際戰略，毛最開始提民主主義就是非常國際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是一個超強的世界體系，這個世界既定的大格局即使是在冷戰結束之後，這個大格局也沒有變。這個大格局是馬克思主義在一個方面的失敗所形成的，馬克思一直認為他和恩格斯這樣的創造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家，他們能夠把他們的經典思想灌輸到工人階級中去。他們也很清楚地看到，工人階級哪怕是最血統的工人階級、最產業的工人階級，如果由工人階級自發運動的話，只能走向工聯主義，所以這個宏大的思想體系他給大家講了無數的宏大的大道理，結果實踐證明，在160年裡，馬克思他們所設想的那個未來社會、那個國際社會主義、國際最先進國家的社會主義在哪兒都沒有實現，這是一個大前提，現在已經沒有疑問了。馬克思主義根本就沒有改變資本主義，但是它幫助資本主義採取了比較理性的、比較有眼光的、對自身的改革，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貢獻。


　　所以在《資本論》里，他提出了一點，未來社會資本主義的經濟範疇是什麼樣的，未來社會可能是這些經濟範疇要發生向對立的改變，各大綱領中，他只是說把未來社會作為它的一個科學假說，他認為這種科學假說如果要套用到世界上尤其套用到落後國家，那麼我就不當馬克思主義者了。


　　在《資本論》里第一章第四節講了商品拜物教，一切政權、一切社會體制都有異化的可能性，這個異化的起點是從勞動的異化、資本的異化到資本家的異化，甚至無產者本身也可以異化。所以結論就是我們這個世界，第一，通過上個世紀的前50年，就是一次大戰、二次大戰，出乎馬克思意外的，一次大戰打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二次大戰打出一個社會主義陣營，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陣營無一不是以斯大林的社會主義模式為範例，斯大林對馬克思的造反就是兩個，一是一國可以建成社會主義，其實他建成的社會主義已經和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完全不一樣了。第二，他明確對黨內的官僚宣布，如果你們要是堅持馬克思、列寧的原有的社會主義理想，我們我們蘇維埃俄國就只能完蛋。斯大林的這條路是肯定沿著走，不強大則罷，優點是打贏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缺點就是沿著這條路走，肯定前途就是社會帝國主義，帝國主義的存在，按照帝國主義的遊戲規則來玩，只能建設一個社會社會主義，所以對待波茲南、匈牙利也好，對待「布拉格之春」、阿富汗也好，事實都證明了，更不用說最早的雅爾塔協定，那是跟世界四強拋掉中國，把瓜分中國變成一個既成事實，使中國的1400萬平方公里變成現在的960萬平方公里。


　　我們來看落後國家以後發生的社會主義，我們承認一個東西，列寧的新經濟政策也好，黨內的三權制衡、工會的作用、工農檢察院、書記處只能是一個意見的集中機構和執行機構的設計也好，毛主席是兩個方面，一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成功了，這是反王明的結果，是比較右的方法，二是新民主主義革命之後要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國家，新民主主義國家是一個單獨的長遠的歷史階段，它的特點就是因為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它要領導由中國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的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發展和駕馭一百年的資本主義，他叫做新資本主義。它的改變是從1949-1952年，《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和《共同綱領》都有全面系統的修改。這些都是包圍和反包圍的結果，都是這樣一個過程國家出於戰略守勢而不是戰略攻勢的情況下出現的。


　　中國在當代社會裡，通過了33年的改革開放，不管是潘維也好，崔之元也好，所有提「中國模式」的人，其實都沒有注意到中國的實際，你自己是什麼，你要什麼，為了你最主要要的東西，你要舍什麼，不可能什麼都不要，什麼都不舍，共識肯定是一個最低綱領。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最大的矛盾現在有兩個，一是包括王小東也好、宋曉軍也好，他們的強國夢，還有一個是「人民大爺」。中國的改革開放都是對世界上最發達、最先進的國家改革開放。


　　現在的局勢，如果美國走不出這一次的第三次量化寬鬆也好，還是虛擬經濟所造成的泡沫也好，還是繼續「耍錢」，美元貨幣的霸權地位，一個就是喬姆斯基說的「美國成為真正獨立國家之後，對全世界打了64戰，現在梳理起來沒有哪些是太乾淨的」，如果改革開放維持不下去怎麼辦？重慶模式也好，廣州模式也好，都是對這個問題「有點意思」。中國在全世界的最大特點就是製造業成為世界老大，製造業60%在中國，如果用購買力標準的話，如果能夠計算GDP，中國GDP的虛數字超過美國了，實際上中國現在有很強的民族主義情緒，就是中國什麼時候能當老大，這是很危險的。你當不了老大還好，美國六大戰區、80多個軍事基地，要在那兒維持著，很辛苦，對國內是越來越弱，走不出去，如果你去當了老大，肯定是去替人家，如果你超出不了這個國際的世界體系，解決不了世界的霸權體系，會比當年的蘇聯還慘，當年蘇聯有很大的經濟底座，但是中國可能就會分塊八塊。中央現在也很明白，就是能夠和平共處，接著「打太極拳」，而不是要爭著當老大，爭老大的結果就是中國會失敗得更慘。


　　第六，世界是一球兩制，中國是一國兩制，但是這個世界沒有非黑即白的。到改革33年之後我們再回頭來看，現在最反黨的不在知識分子中，在共產黨內，最腐敗的在共產黨內，兩極分化吃得最足的在共產黨內。毛所犯的錯誤就是他想限制資本主義，但是他永遠也不可能找到限制資本主義的手段和標準，限制的結果只能使更惡的法西斯主義冒出來，其實法西斯主義也是一種資本主義，是最落後、最反動的資本主義。我們是落後國家，尤其一個落後國家中的13億人口的大國，探路要進行下去，有人叫做2.0版的新民主主義，我們應該回過頭來，把毛自己修改、自己扔掉的一些東西再看一看，當時在美蘇合作的情況下，當時最早的是張聞天，人家在美國留學，1922年就提出來列寧的黨內製衡和新經濟政策能不能成為我們建國初期的東西，將來中國建國，在這個基礎上，毛是最後把這個東西完成的。毛認為，只有新民主主義的改革才能解決當代世界矛盾和中國前進中的問題。


　　所以今天我們回過頭再來看毛的這些東西和他所預計的東西很一致，如果中國再進一步改革，將觸動兩大利益集團，一是政府，二是資本家。左派是想靠政府節制資本，打擊資本家，右派是想靠資本節制政府，甚至推翻政府，但是它的大背景大家都一樣。現在最極左和最極右的合流都走向革命，要推翻現在的局面。


　　文革是以老幹部救中國作為結束的，這個結束是很悲劇性的，並不喜劇，文革後期不管多愛毛澤東的老幹部，都覺得他老人家如果再不走，中國就沒治了。文革剛開始的時候，我們應該有一個回憶，當時大家都認為文革是一個反對官僚主義的盛大節日，大家都高興。所以今天所出現的一些我不太同意管他們叫「太子黨」，因為這樣一些人恰恰是在文革中，比如我個人，在文革中清華辯論，和蒯大富辯論，和這些幹部的孩子，父母在文革中，他父親50年代就被打倒了，比如習近平，只有父母被徹底打倒、家破人亡的人才會對中國現實進行觀察，只有落到最底層的，比如劉源這樣的，最苦的時候吃觀音土維持生命，全身黃疸，現在才可能做出從80年代就給毛家送米送面送油，把家裡古董賣了80萬，贊助那個差點把他餓死的插隊地方。

　　他們最大的好處，一個有現代受西方教育的知識結構，還有一個就是對中國底層社會的了解，他們特別怕變成抱團的一個小團體。

作者：張木生，來源: 共識網

張木生，男，1948年4月4日出生。父親是1931年浙江海寧第一位共產黨員，曾經給周恩來、董必武當過秘書，母親是1936年的黨員。 　　張木生1965年由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高中畢業，1965年至1972年在內蒙古插隊。插隊期間，結合農村實際，注重科學文化知識的學習及研究，就中國農業發展史及世界農業發展史發表過一系列文章，並就中國農村的現狀提出了改革意見。 　　1973年至1975年在內蒙古大學哲學系學習；1975年至1980年在內蒙古商業學校教書；1980年至1984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業經濟研究所研究人員，在農經所進行研究工作；1984年至1990年調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工作，任研究員；1990年至1993年任中國百業信息報（後為中國稅務報）社長兼總編輯；1993年至1995年經中央組織部批准赴西藏自治區林芝地區任專員；1996年任中國稅務雜誌社社長至今，是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的專家級官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