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痛折磨一聲不吭：鄧小平生命的最後時刻

　　病痛折磨一聲不吭：鄧小平生命的最後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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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 年2月，也即舊曆丁丑年正月，全體政治局常委都接到通知不要出京，留在家中待命。不是發生了什麼意外變故，而是一個既定的進程日益迫近終點：鄧小平走到他生命的最後時刻，醫院的報告說他已經病危。自從1994年春節以後，他就再也沒有公開露面了，境外的媒體就像那個總是高喊「狼來了」的孩子，至少100次說他「病危」，他卻在京城裡自己那個四方形的院落中，過得既舒適又灑脫。這一次沒有誰說什麼，可是「狼」真的來了。

　　只有他的家人和黨的新一代領袖們知道這個消息。根據醫生解釋，他的心臟健康，肝脾也好，沒有老年人常見的糖尿病或者前列腺炎，致命的問題發生在神經系統，這在醫學上叫做「帕金森綜合征」，是一種沒有辦法根治的疾病。「他患帕金森征的時間也長，治了十幾年呢，」吳蔚然說，「到後來，越來越差。」疾病蔓延到呼吸器官，一發不可收拾。1996年12月的一個清晨，他一覺醒來，覺得呼吸不暢。按照過去多年的習慣，他本應走到衛生間里去洗臉刷牙，然後坐在一個小方桌子邊上喝一杯茶，開始吃早餐，有牛奶和雞蛋。秘書通常在這時進來，把他要用的東西放在辦公室里——眼鏡、手錶、放大鏡，還有一摞文件和報紙。他把這一天剩下的大部分時間花在辦公室里。這裡有一個辦公桌，但他不喜歡坐在那裡，通常是坐在一個單人沙發上批閱文件或者翻看報紙。他喜歡看地圖，喜歡翻字典，有時候看看《史記》或者《資治通鑒》，但他更喜歡看《聊齋》。他喜歡打橋牌、游泳、看人家踢足球，但他最經常的運動是散步。他喜歡散步，對他來說，那是鍛煉，是休息，也是思考。有人說這是他在「文化大革命」被貶、離群索居在南昌郊區那個小院子時養成的習慣，那條著名的「小平小道」就是他在那三年裡踩出來的。現在，在京城中心他家的院落中，也有這麼一條小路。每天上午10點鐘，護士就會進來，提醒他出去散步。他的貼身工作人員王士斌精心丈量過這個院子，說它長50米，寬40米，繞院子一圈是188米。還說，「中國的許多重大決策，是他在那條小路上邊散步邊思考出來的」。可是這個早晨，他覺得自己什麼也做不了了。咳嗽不止，令他不能正常呼吸，不能下咽食物，更無法完成他的這些活動。身邊的醫生已經不能應付這個局面，只好把他送進醫院。

　　從他的家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也叫三○一醫院)，不過十公里，可是在那一天，這是世界上最漫長的十公里了。「沒有想到，他這一走就再也沒有回來。」卓琳後來這樣說。他的車子經過京城最重要的街道長安街，經過天安門廣場和中南海的新華門，經過熙熙攘攘的西單路口、復興門和軍事博物館，一路向西駛去。這是一個非常時刻，可當時沒有人意識到這一點。中南海里一些最重要的領導人，在1月份還到外地去巡視了——李鵬去了遼寧，李瑞環去了海南，喬石去了江蘇和上海，朱鎔基去了重慶，胡錦濤也按照計劃出訪南美三國。多少年來，中國人判斷政治氣候冷暖的一個依據，就是黨的領導人是否在公開場合露面，現在看到這些人的行蹤，他們就覺得天下太平，卻完全沒有注意到黨的最重要的領導人江澤民始終坐鎮京城，那些已經出京的領導人們，也不像往年那樣和四方百姓共度春節，全都縮短行程，匆匆趕回京城。

　　從外表看上去，北京一切如常。過去100年裡，這城市所經歷的變故之多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城市無法比擬的，這造就了她的寬容、幽默、敏感和麻木。2月15日，星期六，正月初九。1000多人擁擠在天安門廣場東北角上，秩序有些亂，不過，不是要鬧事，而是在報名受聘北京黨政機關副局長的職位。報紙上的消息說，這在全國是迄今為止「公開選拔高幹」的最大動作。古老而又充滿生命力的絳紅色高牆上，貼著一紙告示。上面說，只有那些年齡不超過45歲、有北京城鎮居民戶口、有大專以上學歷的人才能報名。報名地點在勞動人民文化宮，從朝向天安門廣場的南大門走進去，一直深入到內院大殿，可以看到鮮紅色的橫幅，上面寫著：「公開、平等、競爭、擇優。」殿內展台密布，全都編著號碼。「第七號」是市政府辦公廳，「第十二號」是市政管理委員會。還有一個聽上去挺新鮮的地方，叫做「北京市公開選拔辦公室」，主任叫韓鐵城，原先他擔心沒有人來報名，現在正得意洋洋地對一群記者宣布：「公開選拔的報名工作大獲成功。」副局長的職位有57個，報名者共有1631人(包括1020個大學本科生、168個碩士和59個博士)，都是45歲以下的年輕人。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北京官員中間開始流傳那首膾炙人口的順口溜。它的開頭一句說：「年齡是個寶，學歷不能少。」這在既成的幹部制度中，無論是私下任命還是公開招聘，都是一樣，看來世道無論怎樣改變，有些最基本的東西是很難改變的。

　　在接下來的考試中，33歲的周茂非對一個試題的回答，就最好地證明了中國社會中已經改變和還未改變的東西，是怎樣精妙地結合在一起的。周是畢業於長春郵電學院的碩士研究生，也是郵電部北京通信元件廠常務副廠長和高級工程師，現在他告訴主考官，他希望擔任北京市僑辦的副主任。

　　「好吧，現在你當僑辦副主任，」考官對他說，「有四件事在兩個小時之內要同時辦：第一件事是市裡領導和部委領導來我們僑辦視察，其中還有一位是你原來的老領導；第二件事是一位處長遭車禍身受重傷，被送進醫院；第三件事呢，還有一個外商來談判，你是主談；第四件事，有一個急件送到你手裡，要你閱處，現在你怎麼辦？」

　　周茂非把眼珠子一轉就明白了考官的用心：官場行事的要點在於滴水不漏，而不在於輕重緩急。於是說他首先要去跟老領導見面問候，很虔誠地表示歡迎，委婉說明已和外商有約在先。在赴外商之約的間隙，他將緊急處理那個文件，當然也不會忘記，在這些事辦完之後立即到醫院去看望受傷的處長。

　　當時文化宮考場的話題形形色色，問者煞費苦心，答者也挺機智，可惜很少有老百姓關心的話題。那個春天，人們談論的事情真是不少：改革何以沒有更快地推進；中國人能不能養活自己；國內意識形態方面的不同意見；國有企業改革的苦無出路；城市失業問題；農民流動問題；正在出現的新貧困；農民利益的被侵犯；腐敗問題；人口過剩問題；資源緊缺問題；環境污染問題；香港回歸問題；台灣問題；北京西客站的建築質量問題；海南建設中的工業污染；深圳空難；河南煤礦爆炸；北方大旱以及南方暴雨成災；中美關係「乍暖還寒」的問題；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問題；朝鮮勞動黨的要員黃長燁在北京走進了韓國大使館；十五大誰去誰留；95歲的彭真去世；戲劇家吳祖光在全國政協的一次小組會上說，陳希同「應當被判處兩次死刑」；還有國有企業的「窮廟富方丈」和「富廟窮方丈」。這后一個話題是赫赫有名的「煙王」褚時健引出來的。頭髮花白的褚時健因貪污被捕。一年以後被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服刑於雲南省第一監獄。他的「晚節不保的悲劇不僅僅是他一個人的悲劇」，他的辯護律師馬軍在法庭上這樣說，還當場算了一筆賬：褚出任玉溪捲煙廠廠長 17年，煙廠利稅總額800億元，而他17年的全部總收入約80萬元，其比例是十萬分之一，還趕不上一個影星拍一個廣告的收入。「褚時健就像把小廟建設富了，還為大廟作出巨大貢獻的方丈，只不過是看著燈油多了，幾個人想分點回家炒菜而被發現的方丈，」馬軍意味深長地辯護道，「褚時健是那種十分能抓老鼠、而在特殊情況下偷吃了魚的貓，和那種不抓老鼠專偷吃魚的貓、那種不抓老鼠也不偷吃魚的貓是完全不一樣的，我們為什麼不能在很能抓老鼠的貓沒偷吃時給他一些魚吃呢？」

　　那時候老百姓談論的事情大體就是這些，可他們怎麼也不會想到，真正在醫院裡的不是什麼「遭車禍身受重傷的處長」，而是一代偉人鄧小平。

　　元旦那天下了小雪，把京城變成一片白色。對北方人來說，這意味著吉祥和豐年。可是在三○一醫院，看不到一點喜慶氣氛。鄧小平的病房設在院子南端一棟小樓的頂層，一條汽車匝道從地面一直延伸上來。病榻周圍總是站著很多人，還有些醫生護士進進出出，但有時候只有隨身醫生黃琳和他在一起。他看到電視裡面正在播放一部紀錄片，就凝神看起來。有一陣子，他的精神好一些，可還是看不清楚電視屏幕上那個遠遠走過來的人是誰。

　　「那邊，走過來的那個，」他問，「是誰啊？」

　　黃笑了：「那個是您啊。您看清楚了。」

　　那個人走近了。他終於看到了自己，動動嘴角，笑一笑。黃告訴他，這電視片名叫《鄧小平》，是中央電視台剛剛拍攝的，有十二集呢。他什麼也不說，只一集一集地看下去。黃知道他耳背，聽不見，就俯身靠向他的耳畔，把電視裡面那些頌揚他的話一句句重複出來，忽然感到這老人的臉上綻出一絲異樣的羞澀。直到五年以後，黃還能記得那個瞬間：「不知道我形容得準確不準確，就是被表揚以後不好意思的那種感覺。」

　　他從早到晚陷在疾病的折磨中，難得有這樣的表情露出來。黃曾見過這樣的病，那是很折磨人的，有些人會呻吟，有些人會叫喊，或者跟醫生護士述說怎麼難受，有時候還會發脾氣。可是「他是個非常堅強的人，」黃琳說，「我能體會他臨終前還是比較痛苦的，但一聲不吭。就是這樣，而且我覺得他很平靜。」他有時候昏昏沉沉地睡著，有時候異常清醒。還是不說話，他已經不再評價別人，也不再在意別人對他的評價。黃覺得他一定明白自己已經病入膏肓，問他還有什麼話想說。他在1992年說了那麼多話，現在總該再給中國人留點什麼吧！黃這樣想。可是那幾個星期他沒有再談那些話題。他淡淡地回答：「該說的都說過了。」2月7日是正月初一，老人沒有回家，病房的醫生和護士也沒有回家，都在近旁房間里守著，一呼即來。他的親人坐在沙發上，意識到大勢已去，全都呆若木雞。整座樓一片寂靜，就像是死神已經降臨。警衛秘書張寶忠想起應該互道「新年快樂」，就把大家聚到一塊兒。眾人舉起酒杯，說不出一句話，唯有淚千行。「希望咱們醫務界，在新的一年裡能創造奇迹。」張在心裡這樣說。

　　可惜沒有奇迹。93歲的老人又挺了12天，到2月19日，呼吸功能已經衰竭，只能藉助機器來喘息。醫生趕緊向政治局報告，按照規則，還應向新聞界公布消息，可政治局覺得不能驚慌失措，尤其不能危及大局的穩定。在中南海的工作人員都沒有看出什麼異常。上午，喬石按原計劃主持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審議了三個條約和兩個協定。前一天，李鵬還會見了美國前參議員貝內特·約翰斯頓。

　　卓琳帶著全家人來向他告別。四天以前，她就寫信給江澤民，轉告「鄧小平的囑託」：不搞遺體告別儀式，不設靈堂，解剖遺體，留下角膜，供醫學研究，把骨灰撒入大海里。現在，她心裡明白這是最後的告別了，只是非到別人說出來，她是不願意讓這種可怕的想法在腦子裡面成形的。當時她只想說：「老爺子，我在喊你！你聽見了沒有！」可是他什麼也聽不見了。勞累的一生已經終止，戰鬥的日子已成往事。他的心臟停止了跳動，那時是21：08。當晚京城晴空萬里，皓月當空。

　　最先向遺體告別的是他身邊的那些工作人員。「眼睛一閉，總覺得首長還在辦公室坐著。音容笑貌老是擺脫不了。」王世斌說，「說實在的，就是跟家裡人一樣，跟自己父母一樣。」另一個人是黃琳：「他的角膜也貢獻出來了，遺體也捐作醫學研究，最後，骨灰也撒到祖國的大海里去了。」說著說著就又哭起來，「他什麼都沒有留下，所以我想只能是把他默默地裝在我們心裡。」他的確什麼也沒有留下來，秘書接到命令，把他留下的衣物全都燒了。他們帶著他的內衣、外衣、鞋子和襪子，來到一座鍋爐房，把這些東西一一投進爐膛，烈火青煙中，看到一件帶著窟窿的內衣，眼淚再次掉下來：「這麼偉大的一個人物穿著破了的衣服。誰能相信啊？」

　　宣武門大街上的新華社夜班值班室，得到了那份早就準備好的訃告。一陣混亂之後，大家終於想起該做什麼，於是立即中斷正常的新聞，把那份訃告播發出去。那天深夜，睡覺晚的人如果打開電視或者收音機，都能聽到播音員哽咽的聲音。

　　不過，大多數中國人沒有在深更半夜打開電視的習慣，就算是喜歡夜生活的人，此時也正在泡酒吧呢。人民日報社有個記者聽到消息，立即從床上跳將起來，跑到街上去。這時已是凌晨 3點。這記者攔住一個行人就問：「鄧小平去世了，你有什麼話要說嗎？」那人搖搖晃晃，嘴裡冒著啤酒的味道，打著飽嗝，先是以為遇到攔路搶劫的強盜，後來又以為是警察，等到終於明白是怎麼回事以後，他說：「是嗎？我還不知道。」

　　不能說老百姓不關心這位老人，只能說記者的消息過於靈通，神經過於敏感。第二天凌晨，全世界都知道了。播音員在電台和電視上哀聲宣告，一遍又一遍，幾百個城市裡面，哀樂一刻不停，公共汽車全都披著白花和黑色絲帶。香港的38個地鐵站，哀樂持續了十分鐘。一列火車正從香港九龍出發駛往廣州，忽然汽笛長鳴。在北京，三○一醫院附近的五棵松路口，成了人們聚集的地方，市民知道他的靈車將從這裡走過，就在那裡等著。「我一定要送送他。」一位82歲的老人一邊抹淚一邊說，「毛主席讓我們站起來，鄧小平使我們富起來，都功比天高。」有一幫年輕人中豎起了一面旗幟，上面寫著：「再道一聲：小平您好。」事後知道這是北京大學、北京工業大學、中央民族學院的學生，他們人人手捧鄧小平遺像。有個中年男子不由自主地雙膝下跪，旁邊一個三尺女童，雙手抱著個小花圈，上面掛著輓聯：「鄧爺爺我想您，孫女思思鞠躬。」人群中還有個人名叫方子青，是天津武清縣的一個農民，他和妻子乘汽車，轉火車，趕了120公里路來到北京，直奔這個路口，站下就不走了，說是來給小平同志送行。「是他讓我們吃飽了穿暖了。」他哽咽著說。

　　24日，星期一，早上9：34，一輛麵包車駛出醫院，載著靈柩，披著黑紗，在警車護衛下，緩緩西行。街兩邊站滿人群，靈車一過，悲聲四起，藍天忽然陰雲密布，哀樂徘徊在都市上空。從五棵松到八寶山殯儀館，有2500米。筆直的一條大道，連個彎也沒有。1949年共產黨佔領這座城市之後便拓寬了這條路，普通的百姓老愛說它是「黃泉路」，可是黨的高級領導人喜歡說這是「去和馬克思做伴的路」。從那以後，他們一個接一個地走到這條路上，最早是任弼時，然後是周恩來、朱德和毛澤東，然後是胡耀邦和陳雲，而這時，鄧小平也在這條路上，漸行漸遠。

　　可是沒有人把1997年和1976年混為一談。毛澤東去世時，一種壓倒一切的恐懼感瀰漫在全中國。那時候中國人心裡想到的第一個問題是：「他領導了那麼久，現在誰來領導我們呢？」可現在，中國人還會有那種恐懼升起的感覺嗎？老百姓似乎挺平靜，沒有震動，沒有抽泣，沒有眼淚，也沒有那麼多想入非非。「他走了，總會有人來的。」一個出租汽車司機這樣說著，打開收音機，裡面流淌出一首新的頌歌：

　　我們唱著東方紅，

　　當家做主站起來；

　　我們講著春天的故事，

　　改革開放富起來；

　　繼往開來領路人，

　　帶領我們走進那新時代。

　　他的墓地在大海里，他的葬禮是在天上舉行的，整個過程充滿了浪漫情懷。在那如洗的碧空中，一架飛機孤寂地盤旋，機艙里滿是鮮花的芬芳，芬芳中安卧著已經化做灰燼的偉人。他的親屬、生前好友、黨的高級官員守護在左右。卓琳跟在骨灰盒後面，只等艙門開啟，便一把骨灰，一把鮮花，又一把骨灰，又一把鮮花，紛紛撒向藍天，讓它們隨風飄去，落在海中。毛澤東的後人把他留在天安門廣場上，讓後人世世瞻仰；鄧小平卻讓自己葬身大海，從此杳無蹤跡。在我們的記憶里，只有他所信任的和信任他的周恩來，和他同在一個境界中。

作為個人來講，鄧小平是一個真正的偉人，他徹底拋棄了毛澤東那一套殘酷的統治手段，開放了國門、、、。
我會永遠感謝鄧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