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之旅：從革命到逃亡，從逃亡到招安（下）

兩個局外人的對談錄：長征之旅：從革命到逃亡，從逃亡到招安（下）

來源：共識網 作者：局外人Y、C 發布時間：2010-2-6 10:28:13

Y：前段時間有要緊的事情在做，把這一段就給放下來了。回來再談吧，還是有點兒接不上脈的感覺。

C：這次談長征，有不少批評意見呢。隔一段也好，聽聽朋友們的想法。

Y：主要有哪幾條？

C：比如講，到底長征從始自終有沒有條主線，有沒有個積極的戰略在裡頭？還是只是誤打誤撞，亂七八糟？

Y：當然有主線，也有戰略。按當時博古那幫傢伙的習性，這個戰略非但積極，而且一定還很宏大！這都沒有問題。問題出在執行過程中。就像中國足球隊，開賽前，肯定講的頭頭是道，哨子一響，總體上就踢哪兒算哪兒了。長征也一樣。要看兩個條件，一個條件，是外在的環境與你那個戰略的關係匹配不匹配；第二個條件，是自己具備不具備能力來調整隊伍，以適應環境的變化。這兩條，當時紅軍都成問題，所以過湘江之後，戰略就失去實際意義了，只好放棄。當然，戰略的那套想法是否在影響著這些人的具體決策，不好講完全沒有。但無論如何，是沒有實際作用了。在沒有戰略的情況下，當然也不能講都是誤打誤撞，但總歸是隨機應變，先逃生了再講。這沒有什麼褒貶在裡頭。

C：再一個，「北上」、「南下」有無優劣之分？毛、張有無高下之分？

Y：當然有，明顯而又明確的「北」優，「南」劣；毛高，張低。這一點含糊都沒有。問題是，我們這個明確的看法是事後的。我們要講的是在事情正在進行中的時候，各個方案，各個人是怎麼回事。那過程中，如果都有明確的高下優劣了，也就沒有歷史了嘛。比如講，南下方案不優，但南下方案在1935年8月下旬以前，都是毛提出來的，北上方案反倒是張一直堅持的。他們中間在8月中下旬就有過一次轉換，我們想把這個轉換講講清楚，怎麼張就轉了向，毛也不顧一切要北上呢？這個轉換講得不太清楚，因為沒有記錄，沒有這段時間的資料。

C：也有資料，但電報，文件上都不夠反映這個轉換過程的起因。我相信那一定同當事人之間的只可意會不可言明的感覺有關、與具體的情勢下個人形成的判斷有關。當然，我們也可以進行理性分析，但有一個前提，就是紅軍的那些戰役計劃，同現在一般所說的戰役計劃是有區別的，當時的那些計劃，都是非常粗略和含混的，也是在非常倉促的情況下制定的。特別是在會師以後，信息不靈、敵情不確、甚至連道路情況都不了解，即便你有能力制訂一個周密的計劃，又如何可能制定出來呢？所以在生存考慮優先的前提下，拿出的方案都是方略性的，不是決策性的。我們可以看到，因為不論在這之前還是之後，不論毛還是張，計劃與行動之間，一致性非常低。在條件與自主性之間，是嚴重不相符的。那麼只有將計就計。另外，軍事決策機構與政治決策機構的分開行動也造成了現實的困難，溝通的困難。張之選擇南下，可能就是因為走到阿壩覺得還不錯，向北走又一時過不去，就覺得向南比向北好一些，於是他就向右路軍下達了南下的命令。這即出自他一貫在四方面軍的習慣，也出自他的職權。其實，毛在遵義會議以後，也是都按生存理性辦事的，不同的，僅僅是他的職權有限，必須說服大家，不能說服就威脅、嚇唬大家，撂挑子、吵架罵人那是常有的事，總之必須按他的意見辦，而且總是成功的達到了這一點。張下令之後，中央就很是作蠟，同意就成了屈服，況且張也沒有說服大家，大概也說不服大家，反對就必須在給張下令，也確實下令了，但張沒有馬上服從的跡象，這時問題就嚴重了，張是有可能下令陳徐武力脅迫中央南下的，不論他會不會這樣做，如果真是如此，中央就作廢了，特別是毛就徹底作廢了。所以，單獨逃跑，也在情理之中。可能任弼時的分析還算得當。不論如何，不論這個黨中央如何無能和怯懦，黨指揮槍卻始終是中共和所有的共產黨的絕對原則，個人可以脅迫黨中央，但不能命令黨中央。就是說，個人的意志或意見，不論多麼正確，也必須在形式上獲得黨中央的同意，才能變成一個決策或命令。從這一點來說，張是錯的，他相當於打破了一貫的遊戲規則。

Y：再說了，分手之前的「北上」、「南下」，與分手之後的「北上」、「南下」意思含義也有很大區別。所以，我想說的是，要以當時的情景猜測那時的可能性的空間，儘可能把各個可能性排列一下，看看當事人是如何選擇的。

C：其實，我也不太相信那個緊要關頭的選擇有多少理性推算在裡頭。緊要關頭的選擇都是靠當事人的感覺進行的，在一切領域中都是如此。可以從事後進行效果評價，但卻無法在當時就講誰對誰錯，就象是有個幽靈站在半空中，講誰對誰錯了。

Y：對，一定要把這個幽靈從頭腦中趕走。否則這個歷史沒法去靠近。比如，9月12日毛率一方面軍出走之後，張、毛在1935年底之前，一個向東北方向，一個向西南方向，大對角線，相背而去了。這時，如果在上空有個幽靈，那就不好談了。就像在一片沙漠里，兩個人，完全不知道水源在哪裡，各自選了一個方向，你在高空中向下看，可以看到一個人的方向更加靠近水源地。另一個人遠離水源地。你是知道優劣了。但那兩個人是完全無知的。即便如此，事實上也經常有這樣的情況，選對方向的那人，沒有到水源地就斷氣了。與另一個人一樣的結果。這樣的情形下，就當事人在當時當地的感覺而言，還有什麼優劣可比呢？所以，看毛、張的選擇，還是從空中先下來，就當自己也只是當事人，去感覺感覺。

C：只是感覺一下而已，你不可能完全擺脫事後已有結果的影響，就像量子力學裡頭的測不準，測量儀器的本身在起干擾作用了。

Y：例如說到張，毛的高下之分，也有這樣的情況，就是你必須去體驗毛、張兩個人各自對周圍環境的感知是什麼，他又怎樣從這個被他而不是別人所感知的環境出發，去做自己的判斷的。我舉個例子吧：毛到陝北之後，環境多變，周圍變化因素很多，毛到底是如何感知這個環境呢？我們沒有資料直接地體現這個感知，但可以間接地推測。因為東征回陝北以後，毛的主要努力方向，還是離開陝北，向北走，去寧夏，去外蒙邊境地帶。這說明他並不看好陝北這個地方。同時，他也沒有把希望放在張學良身上。但去靠蘇聯，他也猶豫。因為李德不斷地告誡這些人，不能去拖蘇聯下水介入中國內戰，這不符合蘇聯的利益，當然也就不符合國際共運的利益，蘇聯也不會同意這麼做。所以，總體上，毛對周圍環境的感知，不會有什麼樂觀。我們就會看到，那個階段，他的計劃連貫性很差，一致性很差，部隊有點摸不著頭腦。但在另一邊，張國燾在甘孜，對毛這邊的環境，則完全可能有另外的感知和判斷。因為張與毛的經歷不同，張對蘇聯與國民黨的合作歷史很了解，他自己比較得意的一段時光原本就是這段歷史的一部分。同時，張比較毛更早地注意到了日本入侵這個因素對國民黨和蔣介石的影響，這樣，他就有可能去比較他在甘孜的處境與毛在陝北的處境，他大半會得出毛的處境優於他的結論。因為從張的眼光看，陝北似乎集中了一系列的國內、國際因素，這其中，又有了他熟悉的那種四角關係：蘇-蔣-中共-地方軍閥。這種四角關係，是可以去做文章的。在這個問題上，張遠遠比毛要敏感的多。

C：那這樣說，張早幹嘛去了？他可以在9月12日南下前就想到這一點呀。

Y：那不一定，生活中這種事常常可以見到。你對某件事的看法，在某個時點之後就變了。張對這事情的判斷的變化點，我猜測是在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的張浩到達陝北時，他突然地意識到的。張浩的到來，一方面使張國燾意識到蘇聯這個因素的現實性；另一方面，張浩帶來的「八一宣言」，使張國燾體認到蘇聯的對日本入侵中國的想法，換句話講，他張國燾在35年初成立「西北抗日聯邦政府」時的盤算，已經變成了蘇聯的想法了，這樣就有了搞縱橫術的空間了。張對自己縱橫家的才幹一直是很自負的。所以，張就變得很無奈，一方面是張浩先到的陝北，另一方面他的中央又不合法，再者他所處的地點又很差，他感覺到自己不如毛的處境有利。他要讓自己下台階，設法挽回這個局面。

C：那就是講，張對毛的處境有個判斷，毛有另一個判斷。但毛沒有把自己的判斷告訴張，相反，毛在電報中也是報喜不報憂，而他的報喜，比如講同張學良及其他國民黨大員的交往，特別是潘漢年同陳立夫的交往，這些信息到了張這裡，都大大地加強了張的判斷。張也沒有把自己的判斷告訴毛，張這個時候，主要想的應該是讓自己如何趕快再參加到這場遊戲中去，而且還想體體面面地。當然，這只是一個大致的想法，怎麼參加、能不能參加、自己的另立中央會不會成為障礙，這些東西，也在影響他的具體表現。比如到了甘南，他又想往西走，而不向北走等等，這些表現，也都屬正常，不能因此就認定他沒有搞合縱連橫的想法。

Y：張有富家子弟的習性，端著架子，好面子，同時又比較能變化，但他更有知識，更有閱歷，他的判斷跟毛大不一樣，他想發揮自己的特長。在甘孜，不需要縱橫術，實際上他也搞了縱橫術，但沒有成效。賀龍肖克的二方面軍到了以後，他只是多拿點肉、糧，就搞定他們了。他的特長，要在西北地區的現在的政治環境下才有用武之地。可能張國燾有點著急了。他要考慮的因素很多，特別是另立中央的之事，他不好處理，所以顯得很矛盾。這是我們來敘述張、毛分手以後的一個敘述視角。就是，他們兩個人對環境的感知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形勢判斷，影響著他們各自的行為。

C：但是在9月10日，之前，之後有區別吧。

Y：在此之前，他們是在一起的，那時，他們之間的關係是內向的，是他們兩個人的判斷、認知之間互相纏繞的關係。對周圍環境的感知，他們是相互通氣的。所以，那段歷史，我比較重視他們的心理狀況和衝突。總之是內向的。在這之後，則不同，他們分開行動了。他們對環境的感知、判斷乃至行動，就互相有了獨立性。這一段就很不同於前一段。所以，我在思考、觀察這一段歷史時，就有了前面講的那種視角。這個視角是不對稱的。即主要是從張國燾的視角去看毛及陝北的局勢。相比較而言，從毛的視角去看張及二、四方面軍的行動就不那麼重要。因為，毛及陝北的變化因素更多，張的變化因素少。在甘孜，一連幾個月也沒有什麼變化，所以他的視角相對靜止，去看毛的動靜，就比較真切。當然，這也就使張及其部隊變成從屬性的，喪失了主動性。張只好依著自己對毛及陝北局勢的判斷而採取行動。他沒有辦法倒過來，以自己的行動引導毛的思路或行動。他只有去猜測毛和陝北的局面了。所以這之後，他們兩人的關係是外向的。

C：他們分手之後，有幾件事，我很納悶，一件事是那個另立中央究竟他怎麼考慮的。9月10日張接到陳昌浩電報，知道毛已率隊獨自北上；9月11日中央電報，要張北上；9月12日，張去電中央斥責；同日，中央開俄界會議；9月14日通報會議內容給張；9月15日，張開阿壩會議，在千人幹部大會上，公開了中央單獨北上之事；9月底，徐向前、陳昌浩南返黨壩與張國燾會合；10月5日，開另立中央大會。在25天裡頭，發生了這麼多的事情，張國燾看上去很匆忙。他9月15日的那個阿壩會議，開得效果不太好，關於南下作戰，也不清楚。那時徐向前、陳昌浩還沒有回來。他在軍事上就沒有下決心。但在政治上，他也沒有做出什麼舉動，只是泄憤和按他的判斷來穩定軍心了。

Y：張手下的人才是有問題的。李特，黃超不能算一流人物，李特追趕毛的那場戲，說明此人有勇無謀；黃超也沒有什麼亮點，這兩個人資歷都太淺，在黨內屬無名之輩，周純全也強不到那裡去。張還是比較依靠陳昌浩，徐向前。

C：但是到10月5日開會另立中央，他有一段時間考慮，也可與陳、徐商量。不知他是怎麼就做了另立中央的決定。我看這段時間的張國燾心理有些失常吧。這件事就是很奇怪，既無一套完整的意識形態的說法，也沒有一個義正詞嚴的決議，只有一個組織名單，而且這名單上的許多人也不在現場，這是根本違反黨的一貫的遊戲規則的，不是不可以違反，只是除了共產國際，中共這一支部是當然不能違反的。而且，以前的中央，要麼是共產國際指定的，要麼是共產國際授意的，至少也要共產國際批准吧。他既然另立中央，為什麼不立即採取行動與共產國際設法聯繫呢？

Y：劉伯承回憶錄中提到他讓人燒掉與共產國際的聯絡密碼。

C：那個應該是沒有的事。我對劉伯承的這類回憶是信不過的。劉伯承、朱德與張國燾的關係，不是那樣的，他後來的那些敘述有漏洞。但張國燾確實是重視共產國際的。為什麼他提都沒有提這個事呢？正常情況下，他應當提，不提不正常。

Y：是啊，能不能聯繫上是一回事，想不想得到去聯繫是另一回事。相比較，在遵義會議之後，中央派潘漢年、陳雲去找共產國際，就很正常。

C：另外，他既然早就打出了抗日的旗號，為什麼不在這個會議，就此形成一個決議呢？為什麼不馬上打著這個旗號同蔣介石或川軍周旋呢？他這兩件大事不抓，僅僅是關注南下軍事作戰。而軍事作戰，張國燾與徐向前、陳昌浩一直以來有個「分工協作」的傳統。張與毛不同，他對具體作戰指揮沒有興趣，作戰方向和任務確定之後，都是陳、徐二人便宜行事。幾年下來，這已經成了慣例，以致於陳、徐在作戰過程中通常並不太考慮張的意見，張也很習慣這一點。張拿兩頭，一頭是政治前提，即作戰的方向和任務的政治性質，這個由他來定；另一頭是後勤保障，他親自抓。所以，就以軍事行動而言，張也無所事事。所以，這個會議奇怪的很，除了宣布了臨時中央的名單，然後就是南下作戰的戰役計劃。對所謂川康蘇區這個政治目標，並沒有詳細的說明。看來，只能講，張也根本就沒有仔細地研究過他這個川康蘇區的計劃，張國燾的工作作風一直是非常細緻的，這在黨內人所共知。那這樣一個非同一般的設立臨時中央的會議上，具體內容就只是個軍事戰役計劃。這很不正常。我傾嚮應歸結於毛突然率隊北上對張國燾形成了非常沉重又意外的打擊。在這個打擊下，他有些失常了。他忽然沒有了主意，於是黃超、李特這樣的易衝動、少不更事的毛頭小伙的意見一下左右了張國燾。

Y：那麼陳昌浩呢？陳在9月17日已返回毛兒蓋了。與張聯繫很方便，陳昌浩到底是否贊同另立中央呢？從徐向前的回憶看，陳不贊同，但陳是否勸過張國燾呢？沒有資料。

C：總而言之，張開這個會議沒有想清楚，很失常。大概他開過之後，就後悔了吧。所以，他也沒有對外宣布。設立臨時中央，並非一定不可行，宣布同逃跑的中央互不隸屬也很正常，關鍵是沒有相應的部署同之配合，整個事情就不對勁了。

Y：對，他肯定後悔了，就如同日常生活中看到的那樣，一衝動說了話，做了事，立馬又後悔了。張就是這麼個情況。說到底，張原先的盤算不是這樣的。在9月10日前，與毛起衝突的時候，他拿的准，中央會屈服於他的，他有這個把握。因為力量對比太懸殊了，右路軍又在陳昌浩手上。結果毛突然出走，張就亂了陣腳。毛的個性和不按常理出牌，使張這樣的富家子出身的很正統的實力派很難受。張終其一生，是個講道理、辦事情按正路子的人，能力超群。他不怕苦難，也不畏艱險，但他應付不了「創造歷史」這樣的事。我有個看法，有兩種英雄的路子，一路是命運總是很關照他，就是福將的意思；還有一路，就是他可以去創造出機緣來，改變命運。 毛是兩個路子合一。張比較靠前一路子，他一直處在他參加的事業的核心位置上。現在，他要創造歷史了，卻退縮了。毛敢於率少數人，破釜沉舟，突然北上，從而改變了事態的不利於自己的發展趨勢。但張國燾，從未曾做過這樣的事。本來另立中央，就是這樣的事，但他卻只做了開頭，就亂了方寸，沒有繼續下去。

C：我納悶的地方是，即便是你張國燾做不來這些要緊的事，至少你應該想得到呀？為什麼會議決議裡頭提都沒有提呢？我只能說他心理失常了。從第二件事也可以看出他的失常。南下的兩個戰役，執行得很順利，從10月5日下發戰役計劃，到11月16日百丈關戰鬥開始前，有大約40多天時間，整個軍事行動的政治方向在哪兒呢？張國燾始終沒有給出結論。指揮員提出打到成都壩子吃大米，張國燾肯定是不同意的。他在戰役進行中，就已流露出適可而止、見好就收的想法了。但陳、徐不聽，繼續向前打，張也就聽之任之了，所以百丈關大潰敗。張對此有疑慮的，有預感的，但他卻沒有堅持。原本張的強項就在這裡頭。他到鄂豫皖時，大刀闊斧，就是體現在他的政治把握力上，包括撤離鄂豫皖，包括撤離通南巴，他都是這樣確定下明確無誤的政治目標，才放手讓陳、徐二人去作戰的。但南下作戰，他卻沒有這種堅持了。依我看，可能還有一個心氣兒的問題，從質疑蘇維埃運動開始，張國燾可能對這個中共的勝利，已經大有疑問，經過與這些個同志們的接觸，這些「要人們」所表達出來的素質，也讓他大失所望，後來主持「夏洮戰役計劃」，未必不是死馬當作活馬醫，中央再一逃跑，讓他是氣憤又失望，這些因素，未必不會影響他之後的情緒。

Y：確實，他並不是沒有意識到這一點，而是他沒有做到這一點。

C：當時沒有什麼力量可以阻止他做出政治判斷。他只是沒有堅持。這個狀況，我也只能用心理失常來解釋，他這個人的性格中，可能有這一面，極少顯露出來，但在這一個月多時間裡，他撐不住了。分裂之後，雙方都指責對方是「逃跑主義」，指責的都對，就是逃跑嘛。但問題在於，這種逃跑，使得整個的革命目標、革命戰略、乃至革命理論，處於空洞的狀態當中了。對北上的中央來說，那些書生們問題不太大，不去想就是了，反正有個毛澤東頂在那裡，他把這些他們應付不了的事情對付過去后再說，好在還有共產國際，可以替他們去想，以前反正都是如此。但是，對張國燾來說，這些問題他也沒有答案，只有疑問，最多有些含混的想法，但沒有一套可以拎得起來的貨色，這對張是個大問題，他的困惑、悲觀就變成行動中的忙亂和焦躁。你說的對，他應付不了「創造歷史」這件事，當然，如果沒有共產國際，毛也應付不了。從第三件事，也可以看出來，張國燾另立中央卻秘不示人，等到百丈關失利、大潰敗的12月5日，卻鄭重其事地向中央宣布了他另立中央的決定。這也讓人覺得匪夷所思，他要守這個秘密不可能，他另立中央是在大會上宣布的，早晚人們都會知道。但他選擇公開的這個時機卻讓人看不懂。他本來可以在百丈關之戰前宣布，那時，他的軍事很順利，那時他給中央的電報，已有這份自得在裡頭了，但他卻沒有宣布另立中央的事。

Y：也許他在等百丈關之戰的勝利，或者他心存僥倖，認為出百丈關，逼近成都，形成大局面，是宣布的好時機？

C：那也不通。前面講過，張對打百丈關和成都是有疑慮的，既然這樣，他又怎麼會期待百丈關創造奇迹呢？

Y：那也不一定，他反正是沒有什麼定見。在前途黯淡的時候，賭一把的心思，也會有的。最好的情況本來是他有一套政治想法，比如有意識的造成一種政治局面，以利他宣布新中央成立。但可惜，他沒有這套想法。於是他將就著徐、陳試試看，等出百丈關順利，他就宣布另立中央，再圖發展。但百丈關失利，他處在潰敗之中時，張又怕最終失去宣布的機會，至少他可能不想被動的、由別人揭發出他另立中央，他好這個面子，端這個架子。所以，就在這個不利的撤退中，匆忙的自做鎮定地宣布了這個決定。

C：林育英是十一月中旬見到張聞天的。不知張國燾在12月5日是否知道林育英已到陝北。在12月18日前，張國燾有電報顯示已知林育英到陝北了。這件事對張國燾的宣布不知是否有影響。

Y：如果張國燾在12月5日前知道林的消息，我認為會促使張發這個電報宣布另立中央，用這樣戲劇性的事件提醒林，中共黨內的鬥爭和分歧，以便在張遠離現場的情況下，爭取一個有利的原告的位置。張在12月18日電報中給林育英講的那些話，就近乎是「控訴書」了。如果張國燾在12月5日前不知道林的到來，那麼他宣布另立中央的動機就只能用前面講的那種解釋了。但似乎還有點牽強。說不定在12月5日前，張國燾真的知道林育英到陝北了？

C：我傾向於這個判斷。就是張在12月5日給中央通報他另立中央之前，是知道張浩（林育英）已到陝北了。他就是要用這樣的戲劇性動作來表達他的黨內鬥爭的事實，以便由共產國際或是由中共駐蘇代表團來裁判。他深知另立中央之事關重大。他必須從中解脫出來。他部分地達到了這個目標。因為毛及張浩都同意，兩邊都不用中央名義，而以張浩代表共產國際在上面協調兩邊。那段時間，電報署名張浩就排第一。

Y：我看這個張國燾，大概到12月5日給中央發出宣布另立中央的電報之後，就恢復正常狀態了。他且戰且退，退到甘孜、爐霍一線就紮下了營。這之後，他本人和四方面軍就沒有什麼自己的故事了。他只有細心的體察陝北局面的變化，和國內外政治局面的變化。

C：他的心情肯定是有意思的。他的牌都打出去了，他的軍事力量暫時對任何別人都不起作用，只是對他自己起點信心的支撐。他只能等著瞧，看看有沒有什麼可以讓他轉彎的機會。

Y：而在另一邊，毛和他的團隊，情況就複雜的多。大體上可以分兩條線索來梳理一番。一條線索仍是逃亡這個主題，就是生存與軍事鬥爭；另一條線索則是政治努力，講好聽是抗日統一戰線，中性一點，是講和，難聽點，就是招安。我們先看看第一條線索。毛在陝北與劉志丹會師之後，並沒有能改變他的艱難處境。與東北軍幾次作戰佔了便宜，只不過是略有小補，整體上無濟於事。更為重要的是，東北軍和17路軍四面圍著，圍而不打，使紅軍沒有辦法。很快給養就沒有了。雖然現有資料對給養狀況的影響普遍估計不足，但我們從35年12月底的瓦窯堡會議決議看出來，至少中央是認為留在陝北是沒有辦法的，必須行動，離開此地，去解決生存問題，當時有三種方案，一是向東，過黃河去山西，一是向西北，去寧、甘，還有一種是去陝南，例如林彪就傾向於去陝南。毛是堅持向東去山西。

C：這裡要澄清一點，毛去山西的意圖是什麼？他搞東征戰役的目標是什麼？

Y：這值得討論。有幾個說法一直很流行。一個是講紅軍東征是為去抗日，這在道理和實際過程看，根本站不住腳，也不用多講啦；一個是講紅軍是在壓閻錫山抗日，甚至有些作者乾脆講是去打擊賣國賊閻錫山，這也站不住腳，也不用多講啦；還有個說法，是去打通與蘇聯地聯繫，這個說法有一定的道理。因為經山西，去綏遠，可以到外蒙和蘇聯，這條通道，也是一條很久的商道。黨內不少人都走過這條路。所以，要同蘇聯聯繫，經山西，綏遠是條路子。但到底當時中共是否就是這個目的呢？我有懷疑。因為那時中共並未與共產國際恢複電訊聯繫，閻紅彥、張浩到陝北只是帶了共產國際的口信和共產國際七大的信息，沒有大功率電台，仍然無法與共產國際聯繫。所以共產國際是無法知曉紅軍在陝北狀況的。反過來，中共也摸不清共產國際的意圖，在瓦窯堡會議前，李德就對去蘇蒙中邊境地帶提出異議，認為那是拉蘇聯下水，不利國際的事業，毛很不高興。但那是否會影響毛的想法呢？我認為靠近蘇聯只是附帶的想法，不太象是主要的目的，這不太合毛的意。同時也未必是最好的路線，經寧夏去蘇蒙，似乎更方便一些。還有一種講法，說東征是為了減輕陝北的壓力，籌款，調閻錫山入陝的部隊返晉。這個說法有一定道理，而且事實上，實際執行的效果也確如此。但我認為提議東征的最初動機不在這裡。毛的想法是離開陝北去山西打開局面，換句話說，他是不想再回來陝北了，他想到山西試試運氣，搞塊根據地。

C：是啊，在陝北，吃的用的都沒有，又陷在東北軍和17路軍的重圍之中，很要命的。而閻錫山的晉軍作戰能力弱，也是眾所周知的，況且，閻與蔣之間的矛盾很深。記得是劉英回憶說，當是中央判斷晉軍作戰能力弱，抵擋不住紅軍進攻，是中央下決心東征的依據之一。蔣、閻的整個部署，就是守住山區，不讓紅軍紮根。

Y：大致上，三條理由，晉省相對富裕，又多山，適合中共和紅軍生存；晉軍作戰能力弱；閻與蔣有矛盾，晉省自治，沒有蔣軍駐防。這三條是毛考慮去山西的理由。但是，很明顯的，入晉是動閻老西兒的命根子，一萬來人，閻要是拚命的話，能否站住腳呢？顯然，紅軍軍事指揮官們至少是沒有信心的。所以在東征的戰略意圖上，是有爭論的。毛是堅持去山西闖局面的，軍事人員則要求有退路，彭德懷回憶講他要求作戰不利時有退回陝北的絕對保證時，毛很不高興，講我給不了什麼絕對保證。彭的意思是在黃河渡口保持力量，以便東征失利時，再西渡黃河返回陝北。毛看來是想放手賭一把的。所以他有「破釜沉舟」的意思。但當時毛遭到大部分人的反對，所以，東徵才有了對黃河渡口的保護這個退路。果然，紅軍入晉，很快就有了問題，表面上進展神速，繳獲頗豐，但很快中央軍入晉東南，閻錫山從太原向南壓下來，東北軍向黃河邊靠攏，局勢大大不妙。東征很快就變成了一次籌款的戰鬥了。原先毛的戰略意圖很快落空。只好收場，返回陝北。

C：在經濟上還是有作用的，對以後毛在山西搞根據地有作用吧。

Y：那是后話。當時，他們沒有這個預測的可能性。在經濟上，確實有收穫。但還是解決不了問題。於是很快就有了西征方案。

C：東征1935年底提出，1936年2月開始執行，到5月初就退回陝北了。

Y：5月2日毛西渡黃河回陝北，5月18日就發布了西征戰役的作戰命令，中間連個休整期都沒有，可見軍情緊張。6月14日中央就撤出瓦窯堡，西移到保安。這實際上在當時很是件嚴重的事。所以在西移時，中央還有個電報，為西遷講了一大通理由。這是怕對紅軍將士有消極的影響。西征作戰是在陝甘寧交界處，此地傳統上是沒有中央軍和外來部隊的，由於回漢關係問題，也因為過於貧瘠的原因，東北軍和西北軍也沒有進入這個地區。所以，選擇這個地方作為陝北的迴旋地區是適宜的，也是當時唯一的選擇。因為東徵結束后，陝北的壓力很大，東北軍執意要擠紅軍西移，多達150個團集中向西北方向壓迫紅軍，紅軍只好進入回民區域。這個區域的經濟狀況一點也好不到哪裡去，比陝北更差，但沒有任何強敵，所以，西征從5月下旬開始，到7月下旬，應當講比較順利，沒有什麼大損失。也有點收穫。在區域上，就有了一個「空間換時間」的餘地，好歹又捱過了幾個月。這幾個月的時間，很重要。

C：當時西征中，對北渡黃河靠近外蒙地區很重視。

Y：對，這是西征同東征的一個區別。東征時，毛是想在山西紮下根，因為山西有這個經濟社會條件。而西征時，毛並沒有這個想法，他只是以空間換時間，他知道三邊地區經濟條件比陝北更差，不具備建立長久的蘇區的條件。但毛已無選擇了。他只能先進入這個地區喘口氣再說了。這個時候，他就必須給一個有說服力的理由，讓作戰部隊有點信心。這樣，就突出了北渡黃河去外蒙的目標。這不是毛的積極應對，而是消極應對。毛的想法，是過一個月算一個月，總歸他是在壓注，相信一定會有變化。

C：在東征時，毛及中央的各種電文，「抗日」這個字眼滿紙都是，到西征時，這個字眼就沒有了。總之，你西征總不能講是抗日吧，就算敵人認這個帳，你自己的紅軍將士也未必認帳吧。

Y：所以，西征和東征是一回事，只不過後者披上「抗日」這件外衣就是了。它本質上直接顯露的，就是先生存了再講。這個就是逃亡心態。前者打著靠近外蒙的口號。但這個逃亡的主題，到底是讓毛壓對了。到36年6月份以後，一系列的事態變化，主要有兩個，兩廣事變，加上日本在華北的行動，開始淡化這個主題了。另一個主題就佔據主要位置了。這就是前面講的第二條線索：政治努力。我們講得白一點，就是招安了。我之所以這麼講，是因為在6月20日，中共給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去了份電報，表達在抗日這個前提下，願意進行任何形式的談判。這個日期和電報，是個標誌，是主題轉換的標誌。在此之前，是逃亡為主；在此之後，招安為主。中共在政治努力這條戰線上的工作，是以「抗日」為旗號展開的。這一點可以追溯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1931年9月20日，中共發表《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佔領東三省事件宣言》，號召民眾「實行變帝國主義壓迫中國的戰爭為擁護蘇維埃中國反帝國主義、反國民黨的革命戰爭」。首次提出了抗日與反國民黨並重的口號。這個口號一直延續在中共關於抗日的一系列的宣言和政策中，也可以講形成了某種教條，直到1936年夏天以後才被破除。這是在抗日問題上的第一個教條。

C：這個口號是講不通的，抗日與反對合法的中國政府怎麼能夠並重呢？除非這個政府已經賣國了。當然，這在共運史的角度也講得通，但沒幾個人懂。

Y：對，中共當時就是這樣解釋的，即以國民黨賣國為蘇維埃政權在抗日旗號下存在的合法依據。在外患嚴重的情形下，以蘇維埃政權與國民政府並列這種國內分裂局面，當然不利於抗日，這是誰都清楚的。所以，在當時中國的環境下，中共必須，也只能把國民政府解釋成賣國賊。但是指控政府賣國並不難，硬著頭皮說就是了，要證明這個指控卻很難。所以，當時中共的聲音基本上不為中國其他力量所重視，沒有人把中共的「抗日宣言」當回事。只是中共自說自話而已。每當抗日事件發生，中共照例要發表一通宣言，但中共能幹什麼呢？什麼也幹不成，中共並沒有為抗日宣言那些空頭口號做什麼具體的事。

C：記得當時中共還有宣言，在抗日、反國民黨的口號之外，還提出武裝保衛蘇聯。

Y：那是1931年9月22日《中央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滿州事變的決議》。這是一份相當失敗的文件，給中共抹了不少黑。我們以前也提到過這一點，但文件也不是純粹的胡說八道，是有來由的，即蘇聯對日本佔領東三省，極感恐慌。日俄在滿州的爭奪由來已久，況且日本一直對蘇聯遠東地區有生存空間的要求。蘇聯對此很敏感。現東三省落入日本人之手，蘇聯自然要有一系列的應對。其中之一，就是共產國際對各國共產黨的指示，即警惕並瓦解各帝國主義國家對新興的社會主義祖國的新的一輪圍剿。所以，中共就自然做出了響應。但顯然此時中共的政策水平還很低，他們實際上沒有絲毫的工作能夠貢獻於「保衛蘇聯」，空喊口號，反而削弱了中共的民意基礎，幾乎成了笑話。

C：中共當時也提出搞「統一戰線」這個策略了。這個「統一戰線」同後來我們理解的「統一戰線」有很大區別。這個「統一戰線」是團結一切下層群眾，即工農兵。不要上層，也不要中層。當時叫「下層統一戰線」，區別於大革命時期的國共合作。

Y：這樣的統一戰線是搞不成的。隨後，中共的各種抗日宣言，無不把重點放在指控國民黨壓制愛國熱情，打擊愛國力量，實行投降和賣國政策。而老蔣，則針鋒相對「攘外必先安內」。這樣就形成了兩個口號。

C：蔣的「攘外安內」，當然有道理，講得通。不過感覺上，老蔣的宣傳伎倆總是比較落後。這個「攘外安內」，陳腐氣很重。講得多了，總是有點遮遮掩掩的感覺。不像中共，明明講不通的道理，也有那麼一副振振有詞的架勢。在當時的人們看來，蔣在骨子裡，是有陳腐的文化特質的。蔣一直稱不上是個現代意義上的政治家，至少在抗日之前。但他對局面有自己的判斷。他的判斷是被國內主要力量認可的。

Y：到1931年底，共產國際給中共明確指示，強調推翻國民黨統治，是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戰爭勝利的先決條件，講白了，就是內戰勝利了，才可能抗日勝利。共產國際的這個指示，顯示出一種意識形態上的差異。在共產國際那裡，中共的革命，首先是國際性的，即沒有國界的，蘇聯並非一個民族國家，它是世界共產革命的中心，是世界無產階級的祖國。中國革命是世界共產革命的組成部分。日本對中國的入侵，是世界帝國主義破壞世界共產革命的一個陰謀、一個步驟。因此，加緊中國共產革命，當然是反對日本入侵的前提。換句話講，蘇維埃革命本身就是抗日的。搞共產革命就是抗日。但在中共這裡，如此「先進的」的革命理念並不是那樣好理解，給國人講中國蘇維埃革命是蘇聯革命的組成部分，本身就是抗日，沒人聽得懂。所以，中共就給這個路線加上了「民族性」的解釋，即國民黨賣國，所以要打倒它，才能抗日。這兩套話語是有差異的。大概兩邊誰也沒有聽懂對方的意思，但結果和過程是一樣的。但這個差異，在後來外蒙問題，東北問題上，都給中共造成了麻煩。

C：這之後，推翻賣國的國民黨統治與抗日，這兩句口號，就成了中共交替使用的宣傳詞句。在反第五次圍剿後期，就正式地打出了「北上抗日」的旗幟，為長征作輿論準備了。

Y：長征開始不久，中共與共產國際失去聯繫，直到1935年11月張浩到陝北。這期間，中共關於抗日的宣傳口徑沒有什麼變化，雖然張國燾的「西北聯邦政府」是個變化，但沒有被中共中央採納，反而受到批判；而共產國際在此期間，卻有了變化。一個是共產國際「七大」的決議；一個是「八一宣言」；一個是王明「8月25日講話」，改變了原來的「下層統一戰線」的提法，而是以抗日為標準，提出了最廣泛的統一戰線的口號。在特定條件下，把國民黨蔣介石也包括在內了。共產國際的變化同世界範圍內的法西斯主義興起有關，也同中國紅軍在軍事上失敗有關。當時蘇聯判斷，中共在軍事上捲土重來已無可能，應從以軍事為主，轉為以政治為主，用政治手段動員中國國內力量反擊日本。而中共是張浩來傳達了共產國際和中共代表團的意見以後，才開始有了變化的。

C：這個變化也很慢，不是一下子的，反蔣抗日，到逼蔣抗日，再到聯蔣抗日。這個彎子要一下子轉過去，是不可能的。你沒辦法在頭天還在喊「打倒賣國賊蔣介石」，第二天就喊「擁護蔣委員長」的。共產國際和蘇聯是這個彎子可以轉變的關鍵所在。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陝北和張國燾都不約而同地提出「反蔣抗日」，直到36年末的時候，口徑話語幾乎一模一樣。沒有共產國際的恩准或命令，沒有共產國際的理論指導，「聯蔣抗日」是不可能的。巧妙的是，後來的黨史，把一個自己被動的過程，演繹成了別人跟著自己提高覺悟的進步的過程。

Y：但基礎都是相同的，即都判斷國內有政治軍事集團同蔣的利益不一致，可以爭取他們，在抗日的旗號下反蔣或者在反蔣的旗號下抗日。這就不同於以前的「下層統一戰線」。它是有力量結構分析的。這其中最重要的，是對張學良的東北軍的判斷了。幾乎從進入陝北那天起，毛就開始注意東北軍同蔣介石之間的距離了。他想在這個距離上做文章。在四川，他也認為川軍同中央軍之間有距離，但距離不大。因為紅軍要佔的恰好是川軍的地盤，所以文章作不成，但東北軍則不同，是駐防西北，是客居西北。所以中共認為這個距離足夠大，可以做文章。這樣，就產生了黨史上關於抗日的第二教條，即東北軍要打回老家去，蔣介石卻要他們打紅軍，所以激烈衝突，從而造成西安事變，為抗日統一戰線和國共第二次合作帶來轉機。現在黨史上就是這麼套標準講法。這套教條裡頭，有很多疑問，過去在相關歷史描述中，都給滑過去了，我們需要清理清理。頭一個疑點就是張學良憑什麼認為蔣介石不抗日呢？在1935年11月召開的國民黨五全大會上，關於抗日，國民黨黨內上層已有共識，親日派多被排擠出去，而且開始著手制訂抗戰的三年國防計劃，這些計劃很詳細，甚至包括撤退沿海大小城市的大學到西南、西北的安排。聯蘇抗日，也提出來了。這些安排，中共不知道，難道參加會議的張學良不知道嗎？他當然知道，他的身份，位置擺在那裡。他同國民黨上層決策和設計部門的要員的關係也擺在那裡，他不但知道，還應當是參與機要的一員。事實上，1935年10月，南京軍委會參謀部即派熊文斌到西安分別向西北高官「宣述參謀部對日計劃」。

C：這涉及到在「九.一八」事變之後，蔣介石的對日戰略考慮。怎麼看蔣的考慮，這是個很大的研究課題。一般而論，蔣深知日中兩國軍事力量對比，他想利用國際形勢的變化，化解難題，也想通過一些深謀遠慮的安排來誤導或影響日本人的侵華戰略。當然，蔣的餘地並不大，手段和資源相對來講太小。所以，蔣只能先同日本人推磨，等待國際局勢變化。至少在國民政府上層人物那裡，並沒有什麼人會認真地認為蔣介石不抗日，更不會認為蔣介石賣國。他們很清楚蔣只是沒有力量抗日，他在慢慢地做準備。講張學良認為蔣介石不抵抗、不抗日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Y：張學良至少在五全大會之後，是應當知道蔣的安排的，絕對不會認為蔣只是要打紅軍，而不抗日。充其量，他只是認為蔣要先打紅軍，后抗日。這樣，就涉及到第二個疑問，就是1935年10月之後，一萬多紅軍在陝北，是否可以消滅掉呢？我們傳統的說法是，東北軍打不過紅軍，有直羅鎮戰役為證，張學良懼怕紅軍。這個說法，也有問題，東北軍在頭幾仗都是擊潰戰。直羅鎮俘虜4000多人，有多少留在紅軍了呢？沒有幾個人，大部分又回到東北軍了。

C：東北軍入陝的時間和紅軍差不多，都是在10月份陸續到，東北軍主要在隴海線沿線。直羅鎮戰役之後，才大批開進陝北，形成對紅軍的擠壓包圍。它採取避戰戰術，只圍不打，讓紅軍占不上便宜。反正20萬人對一萬多人，圍住了，在軍事上，東北軍就完全佔上風。

Y：從一些東北軍將領回憶錄看，他們當時對直羅鎮失利后失去幾個部隊番號的不滿，多少有點兒小題大做。也是當時中國軍界的一個習慣做法，不能當真。在熱河失守后，張學良也以此要挾南京要大筆軍費。另外，36年4月6日，張學良與周見面時講，東北軍在陝西庫存軍用物資，二、三年也用不完，他自己還有很多私款可作軍用，可見張學良並不真的很在乎南京是撥付足量的補給，他只是拿這做文章。總之，直羅鎮之戰後，東北軍對紅軍的圍困基本到位，紅軍也沒有辦法打破，東征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提出來的。既然張學良已形成對紅軍的軍事優勢，那麼他有什麼理由反對蔣介石的先消滅紅軍，再行抗日的主張呢？所以講東北軍懼怕紅軍，倒是真的，但卻不能解釋張學良為什麼反對蔣介石先打紅軍的戰略，東北軍可以圍住紅軍，讓胡宗南來打嘛。蔣本來就有這個意思和安排。

C：這確實有點神話直羅鎮戰役的意思，誇大這一點，才能講清楚紅軍同東北軍的關係。如果不是這樣，那麼張學良就有點複雜了。

Y：這就有了第三個疑點，蔣介石在五全大會之後，就開始著手與蘇聯和中共聯絡，試圖談判。對此，張學良是知情人。蔣介石沒有瞞著張學良，倒是瞞著其他人。在紅軍東征與晉軍作戰期間，董健吾和張之華從上海持財政部調查員的官印，到紅軍總部傳送蔣願意政治談判的信件。而董、張之行全由張學良安排，事先事後都向張學良彙報。既然張學良知道蔣也在和紅軍聯絡，那他怎麼能夠認定蔣介石是一定要消滅中共呢？那他為什麼還認為拉住中共搞西北割據局面是可行的呢？無論如何，張應當可以想到中共有可能選擇和蔣合作，而拋棄他張學良呀。最後還有個疑點必須要講，就是東北軍抗日是真的嗎？

C：你的意思是，張學良不抗日？

Y：那倒也不是。只不過我認為張及東北軍不像他們自己說的那樣熱衷於抗日罷了。這個東北軍一直以來就沒有什麼抗日的實際行動。「九.一八」它沒有抗日；熱河事件，它也沒有抗日。相反，兩次事件，都是讓人數極少的日本軍人給趕跑了，幾乎就沒有什麼抵抗。華北事變中，也不見東北軍有什麼作為。長城抗敵，真正打日本的是宋哲元和傅作義。這兩位都算是西北軍的底子。隨後張學良出洋，東北軍編成四個軍，駐防地也算是離日本人很近的地區，34年初，張學良回國，調東北軍南下去武漢，鄂豫皖，離抗日前線愈來愈遠，也沒有見張學良喊叫著要打日本人，不願南下吧。他要抗日，那時可以抗命不走呀，留在華北抗日呀。哪裡用得著到1936年再來侈談什麼要去華北前線抗日。他倒是心情愉快地跑到武漢，熱心剿匪。

C：那時張國燾帶四方面軍去川陝了。東北軍防區里沒有多少正規的紅軍部隊，只有些殘部罷了。說實在，東北軍並沒有打過剿共的硬仗。其實，東北軍只是在早年軍閥混戰時有作為，之後，這個部隊就是跑來跑去佔地盤，沒有打什麼仗，但喊得很兇，不像西北軍做得多，叫的少。

Y：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人們總是認為張學良堅決抗日。這個印象是怎麼來的？他的這個抗日英雄的形象，怎麼就迷倒了不少著作家呢？

C：這是個人的性格因素吧，拉出來一付英雄氣概來，很有戲劇性，非常地東北人。

Y：我看徒有其表，不是那麼回事。我查了一下，還別說，即便是西安事變之後，東北軍在抗日戰場也鮮有作為。至少他們比川軍差的多。所以那個國讎家恨，就根本是個虛詞。我們不能僅憑張學良的那幾個表演，就認定他是堅強抗日的。那個時期，重要人物，誰不說抗日呢？所以，這個疑點要消除。

C：那張學良到底為什麼要和紅軍聯合呢？為什麼送紅軍大洋又接濟物資呢？為什麼又要搞西安事變呢？為什麼三番五次地高調促蔣抗日呢？把上述幾個疑點消掉，那這些問題如何解答呢？

Y：要解答這樣的問題，就必須看看蔣介石與中共在這段時間的關係。從這個關係中，我們來猜測張學良的考慮。老蔣在紅軍到達陝西以後，他的處境同以前有大的變化。主要就是華北事變使他開始有了緊迫感，他想儘力加快速度，以便通過不長的時間來完成他對地方勢力的整合，當然也包括國民黨內部上層力量的整合。老蔣自1928年以後，他的主要政治努力和主要的政治危機，都是在這個力量的整合上的。我估計，他原先是有個不緊不慢的時間表，他同反蔣力量鬥爭時，一直很有耐心，他慢慢地磨，幾次下野，以退為進。「九.一八」事變，他並不緊張，他有個整體的判斷，他要靠英美的力量來制衡日本。至於蘇聯，他是很了解的，蘇俄同英美搞不來，同日本就更搞不來了。所以他只擔心英美遷就日本。他外交上的工作，就是拉住英美，他也想引導日本國內的親華力量，他也是個知日派，他身邊有很多人都是知日派，他可以很深刻地了解日本政治。

C：說國民黨有親日派，不那麼準確。只能講有知日派。即便是有親日派，也不能講親日派就是賣國的，是漢奸。這有區別，有重大區別。知日派或親日派，主要的觀點，還是認為，中國搞不過日本，只能選擇與鄰為善。英美都靠不上，蘇俄更危險，要赤化中國，所以有個奇怪的現象，最反共的是親日派，英美派倒是對共產黨有些親近感。

Y：這就是問題所在了。因為恰恰蘇俄在遠東最警惕的就是日本，從歷史上講，1905年的日俄戰爭失敗是個大陰影，對俄國人的自尊心傷害至深。從現實上講，日德接近，蘇俄則有被夾擊的危險。所以蘇俄也是最反日的。但蘇俄當時力量也有限，甚至有點懼怕日本，也想慢慢地來。1929年的中東路事件，就是俄國人想對日本搞綏靖政策，結果把中蘇關係給破裂了。搞外蒙獨立，也是對日本的防守姿態。這兩件事當時國內各種力量反彈很厲害，認為日蘇勾結，蘇俄會以犧牲中國的東北地區利益，換取日本的綏靖。

C：當時，中共在這兩個問題上，也很難受吧。

Y：倒也不是。對當時當頭的王明、博古那伙人來講，在意識形態上是完全可以支持蘇聯的。要知道這幫人是清楚蘇俄歷史的，列寧為布列斯特條約所作的辯護，他們都不知聽講過多少遍了，所以，完全可以理直氣壯地支持蘇聯。

C：對老毛這樣的「土包子」黨員呢，他們還是有所不滿吧。

Y：那是不一樣。在中東路、外蒙獨立問題上，要支持蘇聯，那一定是「精通」蘇聯意識形態的人才能作到。當時即便在中共內部這樣的人也少之又少，就是那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吧。中共黨內掌權的就是這幫人，所以中共支持蘇聯，當時有點兒亂。國內各派力量在日本問題上，都是有點顧頭不顧尾，矛盾得很。但蔣介石卻是很清醒的，他始終認為蘇俄是反日的，。蘇俄與日本在華利益是衝突的。這也就是中國近代以來的一個外交傳統吧，聯俄制日。所以在外蒙問題上，中東路問題上，蔣介石有意地說一套，做一套，他並不當真去抗俄。因為他處在這樣被群狼圍著的境地中，只能這樣騰挪。

C：我注意到蔣介石與一般國民黨右派大員們不同，他一直是把蘇俄與中共區別來看的。他認為蘇俄有現實政治利益要考慮，這個現實利益有時與中共的利益和目標並不一致。大革命剛開始，蘇俄利益在於扶持一個親蘇政權。他們選擇了孫中山和國民黨，陳獨秀不高興，也沒有辦法，中共只能去幫國民黨。但大革命展開以後，蘇俄顯然又認為赤化中國的可能在增加，於是蘇俄開始鼓勵國民黨左派和中共聯手搞掉國民黨右派，這時，俄國人又站在中共一邊，認為在中國共產革命可以走得通。現在情況變了，蘇俄利益在於延緩或阻止日本在遠東對蘇聯的威脅甚至入侵。在這種情況下，赤化中國的目標就退而其次了。外蒙問題最典型。俄國人的安全觀一直以來是以空間分隔敵人的，所以控制儘可能大的緩衝地帶是他們的現實政治考慮。外蒙獨立不是赤化的問題，是蘇俄國家安全的問題。所以蔣介石就搞模糊策略，他事實上，是把外蒙利益和在東北的特殊利益暫時暗許蘇聯，換取蘇聯對日制衡的。但他做的很巧妙，使人抓不住把柄，特別是讓日本人有苦說不出。日本人是很清楚蘇俄人的那套玩法的，他們看得懂，卻又說不破。日本人就只好起勁地打起反赤化、反共、防共的旗號來。他們想用這個辦法拖住蔣的後腿不要和俄國人搞在一起。而中共卻沒有看破這一點，反而認為日本人和國民黨都反共是穿一條褲子的，都應打倒。當時博古這些人的判斷力很差，沒有看出國際局勢的變化，有可能使蘇俄同蔣介石重新走到一起去。

Y：1924年以後，國民黨就處在一個上升的趨勢，人才濟濟，保持了較為開闊的視野，有雄心，也有現實感。他們對蘇俄的中國戰略利益的變化，摸的很清。第一次國共合作時，孫中山堅持不在中國搞共產運動，蘇聯就答應了。那時蘇聯的安全感很差，剛剛從各國圍攻的戰爭中爬起來，需在遠東有個親俄的政府。所以支持反對北京政府的廣州力量就成為自然的選擇。中共就只好給國民黨當小兄弟，甚至當夥計。到1926年，蘇聯的國際環境已有大改善，同時國民黨內部也有了左派當政的機會了，蘇俄的赤化中國的想法開始佔上風。這時，英美就有危機感了，於是有1927年的驅俄滅共。在這種情況下，蘇俄就支持中共搞共產革命，甚至督促中共在瑞金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同國民政府公然對抗。英美就堅定站在支持蔣的立場上與蘇對抗，蔣也明顯地開始更加關注英美的經驗和利益。日本眼看南京政府同英美越來越近，政治操作的空間越來越小，就只好硬幹，拿下東三省。這樣一來，各國在華利益結構就大變動了。

C：日本一直有個「北上」與「南下」的戰略選擇。北上是以殖民東三省和朝鮮為基礎，圖謀蘇聯遠東地區；南下則是建立親善的中國政權，圖謀東南亞的殖民利益。「北上」，「南下」的唯一共同點就是拿下東三省。

Y：拿下東三省，蘇聯人的反應，就是日本有可能採取「北上」戰略，這樣蘇聯就重新有了危機感。蔣介石對此有準確判斷，1932年起，就同蘇聯密談年底復交。美英對東三省問題，反應有點複雜。美國肯定不高興，但這個時期美國實行孤立主義外交，光說不做。英國則是採取綏靖外交，希望日本這個禍水向蘇聯沖。所以李頓調查團報告也是模模糊糊的，事實上等於承認日本在東三省的利益。這樣蔣介石只好回過頭來找蘇聯，兩國很快談到一起，復交就水到渠成。蔣介石從中更印證了蘇聯的安全利益同中共的目標是有區別的，他可以分開處理，一方面聯蘇，一方面剿共。這個認識左右了蔣介石很長的時間，他是基於這種認識來處理中共問題的。

C：蔣介石同時也保持著對英美對華政策的警惕，特別是英國的政策的變化，他其實是很不喜歡英國人的。

Y：東方沒有誰喜歡英國人，但又拿英國人沒有辦法。他們太滑頭了。這個時期英國人就表現的最典型。他們的總的想法是希望日本採取「北上」戰略。不管斯大林的歐洲政策如何，都可以在遠東削弱蘇聯，甚至有可能引蘇聯力量重心放在亞洲大陸，從而減輕對歐洲大陸的壓力。在這種情況下，允許甚至鼓勵日本在滿蒙的企圖是有利於英國人的。所以，在此時，蔣介石沒有辦法取得英美的實質支持。他只能靠蘇聯。他可以在聯蘇問題上有主動權。「九.一八」之後，他採取主動，找蘇聯人談，蘇聯馬上響應，似乎忘掉了一年多前的中東路事件，而且談得極順利，蔣可以有允諾的東西給蘇聯，這個允諾的核心首先是抵制日本，其次才是外蒙和滿洲的利益。面對英美，蔣沒有東西可以允諾給英美。他在英美的外交空間中沒有處於有利的可以交易的位置。這是「九.一八」之後蔣眼中的世界力量格局。這種判斷，隨後就不斷地被加強，到德、意、日接近，法西斯主義興起之後的1935年，這個判斷就變成現實。即英美只能是一種遠期的可以指望的力量，現實中只有蘇聯可以指望。

C：過去講親日派、英美派似乎也有講不通的地方。說到底，國民黨這些人還是些堅定的愛國者。他們是根據國際局勢、力量格局來制定方針的。自李鴻章以來，中國國家安全戰略就是這麼回事。他們對此有很多的知識和案例的積累。到蔣介石時，又增加對共產國際的知識。應當講，在那麼種積弱的國力水平下，南京政府應對還是難能可貴的。

Y：「九.一八」之後，世界政治格局有段沉寂期。日本那裡，到底戰略方向在哪裡，一直定不下來。大致講他們可能有的方向是三個，「南下」、「北上」如上所講，還是一個可能就是徹底征服中國。征服中國這件事，在日本，據我所知，一直沒有靠前的位序，好像日本主流人物對此並不認同，只有幾個少壯軍人和政治人物可能有此觀點。他們總體上還是把中國當作一個利益範圍來處理的，他們想改變的是遠東或東南亞的殖民地格局。他們要分食這些「無主的土地」。所以，「北上」謀蘇聯遠東地區，或南下謀美英東南亞殖民地是個主要方向。在這兩個戰略方向上，中國都是日本的利益範圍和後院。所以在日本外交中有個類似美國對拉丁美洲的「門羅主義」潛流，就是針對中國的。所以我想日本犯不上直接殖民中國。它就是要搞個堅決親日的政府。但在蔣介石政府這裡，事情卻並不那麼簡單。他擔心的不是日本「北上」或「南下」，他擔心也沒有用，反正他也沒有力量可以阻止日本，就讓他們去衝擊那些白人吧。他擔心的是日本如果在白人面前退縮了，會不會幹脆拿中國開刀呢？

C：他一定有這個擔心。他在「九.一八」、「一.二八」那樣嚴重的情況下，都很沉著，但到華北事變時，蔣就有些沉不住氣了。

Y：華北事變在蔣這裡是個標誌性的事件，他認為日本有可能考慮即不「北上」，也不「南下」，而是按征服中國的歷史傳統戰略，圖謀華北，使華北脫離中央，然後從綏遠一帶威脅關中、陝南，使當年蒙古鐵騎大迂迴包抄之戰略空間充分展開，迫使南京屈服。蔣對此非常緊張，所以在綏遠抗戰這個問題上，蔣就變得非常堅定。他幾次強調要堅決抵抗，給日本人一個教訓，使日本人知難而退，用這個辦法讓日本人重回到「北上」、「南下」的戰略方向去。所以，他調集了他的精銳部隊開進河南至潼關一帶，強力壓閻錫山在綏遠抵抗。他大體上是二步戰略，第一步，以閻錫山、傅作義部隊打偽蒙軍，如勝之，日本人放棄努力，那就完事，再用柔軟功夫跟日本人在華北推磨。靜觀國際時局變化。如不勝，則中央軍出動，堅決抵抗，然後同樣再推磨。

C：如果打不勝呢？如果呈膠著狀態呢？

Y：這個就是蔣的噩夢所在了。他有個勉強可以用的後手，就是立即設法拉蘇聯入伙。反正在華北、外蒙、內蒙、山西這些地方，英美已經放棄利益了，只有蘇聯的安全利益了。他要有個辦法拉蘇聯人下水。

C：還有蘇聯的另一個利益所在：中共！中共恰恰在這個時期不請自到地進入了這個敏感區域。於是有好戲看了。

Y：華北事變大致在35年10月左右達到高潮，差不多在這個時候，關東軍開始著手推進內蒙自治。綏遠局勢開始複雜起來。紅軍這個時候到達陝北，與此同時，蔣介石開始了一個包括陝西在內的軍事布置，這個部隊調動規模是自1932年以來最大的。後來黨史上講，這是針對紅軍的，這不正確。雖然蔣很重視紅軍的動向，但35年9月底，蔣已經知道毛、張分裂的事情了。所以毛及中央以陝甘支隊名義到陝北時，蔣並不很擔心這萬把人的殘部在此能有多大作為。他操心的是華北及綏遠的局勢，中央軍主力的調動是為此做準備的。當然也不能講沒有防共的作用，但那不是主要的。

C：紅軍進陝北時，陝甘寧交界這一大塊地方沒有什麼部隊，東北軍也才剛剛入陝，楊虎城也不願意十七路軍過於北移。沒有大的危險，主要是補給、兵員不足。

Y：蔣看來是把這個紅軍殘部暫時交給張學良辦理了，蔣的要求並不高，圍住紅軍不要壓向西安、關中地區就行。紅軍東征時，湯恩伯由豫入晉，其實也主要是協助閻錫山在綏遠方向上做軍事安排，打紅軍只是稍帶的任務。其實湯部跟紅軍在山西就沒有打過什麼可值一提的仗。紅軍退回陝北以後，湯部也沒有跟進。張學良對紅軍圍而不打，至少在這個時段上，蔣是同意的，蔣並沒有施加很大的壓力要張全力進剿。因為這個期間，蔣正在摸蘇聯人的底。蔣在大致35年10~11月這段時間裡，看到「八一宣言」和王明的「8.25講話」，他看到了一個可能性，就是蘇聯似乎重新估量了中國局勢，重新評價蔣介石的作用。但他不清楚具體情況，他的時間很緊，所以幾乎同時採取了三種渠道上的溝通。他自己出面從10月初到1936年元月，大約共有五次同蘇聯大使的會談。這位大使被南京冷落了很久，現在忙起來了。蔣向他表達的意思很明確，就是蘇聯如何介入華北及綏遠政局。至於紅軍及中共，只是老蔣用來向蘇聯表達誠意的一個因素而已。在蔣同蘇大使談判中這不是個重點。第二條線，就是讓駐蘇武官鄧文儀去摸王明的底，看看共產國際的想法是什麼，甚至還想秘派陳立夫去莫斯科摸底；第三個渠道，就是直接在陝北找中共中央談判摸底。陳立夫在去莫斯科的途中，先去了柏林，呆很長時間，也是想探探德國人的底，從而去判斷蘇、德援華的可能性空間。大致判斷下來，蔣還是那個做法，把蘇聯利益同中共分開處理。他的方案就是中共保留，紅軍取消。中共再像從前那樣與國民黨合作，而蘇聯也像從前那樣與國民政府合作。這個方案，蘇聯人同意了。

C：對蘇聯人來講，紅軍狀況不清楚，但估計已沒有多少力量了。蘇聯應當能從蔣這裡知道紅軍的確切數量的，對蘇聯來講，紅軍已經不存在了。所以取消紅軍，他們沒有什麼意見。保留中共，則是個原則，也是留個後手。所以蔣同蘇聯很容易談攏。

Y：蔣在國內給中共開的條件，就是招安。1936年5月中旬，陳立夫通過曾養甫給中共講了四項談判條件①紅軍經寧夏去綏遠靠近外蒙邊境地帶；②南京政府改組為國防政府；③對日宣戰之時，紅軍納入全國軍隊統一編製；④中共領袖到南京參加政府，促進聯俄。這四項條件的核心是聯俄制日。借中共之力拖蘇聯下水，所以最好是紅軍去綏遠外蒙地區，使蘇聯人卷進來。在36年4月7日洛川會議上，張學良也建議過紅軍經寧夏去綏遠外蒙。毛看透了這一點。在6月28日毛給張國燾電報中講「南京希望紅軍出察綏、外蒙邊境導火日蘇戰爭」。蔣希望紅軍去的那個地區正好就是後來「百靈廟之戰」的地方。中共拒絕了蔣和張學良的這個去綏遠外蒙的提議。

C：拒絕了？為什麼啊？這有點奇怪啊。當時不論是與張學良談，還是同蔣談，經寧夏靠近外蒙都不錯啊。至少原本紅軍北上時，方向之一就是靠近外蒙啊。為什麼拒絕呢。不用打仗，就可以去，還搞後來的什麼寧夏戰役呀。紅軍東征是4月底結束，5月中旬就開始西征了。走的方向就是去寧夏呀。西征戰役大致到7月上旬結束了。這期間正好是同國民黨談這個去綏遠的事，紅軍可以就坡下驢嘛。這不就是中共一直想辦的事情嘛，沒有理由拒絕呀。

Y：這正是引人入勝的地方。我們可以合理地猜測。在35年10月，張學良就應當有這個判斷，就是紅軍有可能經寧夏去綏遠外蒙。他絕對不是在36年4月7日見周恩來時突發奇想，建議紅軍去綏遠，外蒙的。他在35年10月就應當有這個判斷。但是毛沒有按常理出牌。毛在到達陝北以後，也在考慮紅軍的動向。他選擇了東征計劃，否決了張聞天熱心的經寧夏靠近外蒙的計劃。毛在35年12月1日給張聞天電報中講「關於紅軍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針，我完全同意」，「我不同意的是時間和經路問題」。毛用這個「時間和經路」來說服張聞天先支持東征計劃。當時黨內主要意見是支持張聞天的經寧夏去外蒙的想法的。而毛還想再碰碰運氣。他不想立即就去外蒙，在他看來，事情還沒有到那一步。所以毛從技術層面上，強調了東征計劃與「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針」不衝突。毛的想法還是先衝擊山西再說。所以，張學良判斷紅軍應經寧夏去外蒙，這個判斷沒有錯。他大概讓東北軍也是這麼準備的。可結果讓他吃驚，紅軍一頭扎進山西了，張學良自然只能先瞧瞧紅軍的能耐。到四月份，他估計紅軍在山西沒有多大的戲了，於是就給周恩來提議，你們還是乾脆點，經寧夏去綏遠外蒙吧，這差不多算是在講風涼話了。東征失利，毛也只好執行西征計劃，這個西征計劃也是毛的那種機會主義式的行動。看上去，這個計劃是打通寧夏，接通外蒙，給紅軍留條生路，但也包含了一個在陝甘寧交界處佔住一大塊空間，用「空間換時間」，看看有沒有機會的意思。西征戰役執行中，「兩廣事變」發生，紅軍壓力減輕。自然毛就又有一些理由說服黨內同事，先不忙去外蒙，先看看再講，比如先同二、四方面軍會師，再定行止。這期間張學良沒有再給紅軍軍事壓力。

C：毛在思想深處是不想去蘇聯的。到陝北以後，他與林彪關於去陝南遊擊的爭論，表明他不想散夥；與張聞天在東征問題的分歧表明他不想去蘇聯外蒙；與彭德懷關於東征與陝北聯繫的爭論表明他不想留在陝北。他本能地抵制這樣的計劃，他抵制不了的時候，他就給你找理由拖，他總是很頑強，張聞天這些人就不那麼頑強，所以就總是被毛說服。那麼共產國際又是如何看這個問題的呢？

Y：問題難在共產國際的態度如何布達中共呢？直到1936年6月中旬，紅軍才恢復與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繫。所以，6月28日毛給張國燾的電報是個時間關節點。在此之前，西征戰役就是經寧夏去外蒙，毛不願意也沒有辦法。但同共產國際電訊聯繫恢復以後，我認為，共產國際不贊成紅軍去綏遠外蒙。

C：這就不是共產國際的問題了，不如說是蘇聯的問題吧。當時要去外蒙，也就三條路，第一條最便捷的路是經榆林去外蒙，但湯恩伯在那裡，即便蔣讓紅軍從那裡過，敢不敢過也還是問題；第二條路是從山西迂迴過，就是毛講的「經路」；第三條是從寧夏過，就36年六月左右來看，在陝北的那點子部隊，強行通過也過不去，到了八九月份張國燾參加寧夏戰役時，提出一定要飛機大炮，否則無法過得去。於是共產國際書記處在九月份批准了計劃，但僅僅含糊的講可以提供援助。但到了11月3日，又把地點改到了新疆。九月份共產國際反對去新疆，11月要求去新疆，這個變化也太快了一點，部隊哪經得住這種變化呢。可以由此推斷：九月的承諾，也未必真正可以兌現。所以我認定，在此之前，不論共產國際還是蘇聯，對紅軍去外蒙蘇聯，至少是不那麼情願的。那個心態，大致是這樣的：最好不要來，實在沒辦法，那就過來吧。

Y：就是前面講過的，蘇聯不想在察綏這些敏感地帶引起日本人的反彈。蘇聯已佔住外蒙了，他擔心給日本找借口，丟掉外蒙。為救紅軍，這樣做划不來。所以共產國際寧可紅軍去新疆。其實，在這兩個月裡頭，有四個主體：斯大林、共產國際、中共中央、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這四個主體都有自己的意見，但只有斯大林的意見是比較固定的。共產國際的意見，一方面要聽斯大林的，另一方面也要救中共，但肯定偏向於斯大林。斯大林的盤算中，有沒有中共不重要，關鍵是中國要拖住日本，所以中共不重要了。中共代表團則是希望給危難中的戰友打氣，讓他們不要垮了，各種承諾，能給的就給，兌現不了，也給。中共中央則沒有頭緒，怎樣都行，只要生存下去就行。這期間的電報、計劃很多，當不得真。

C：紅軍整建制去外蒙，可能是會有問題。如果只是殘部逃亡到外蒙呢？

Y：那就沒有問題，蘇聯人肯定會照樣接受，然後剝奪中共這班人對紅軍殘部的支配權。蘇聯人這個準備工作是有的。總歸一句話，紅軍最好不要去綏遠。這一點，蘇聯人的想法倒是同毛一致。

C：我認為，去外蒙蘇聯，是那幫書生們的一廂情願。在內心深處，他們是把共產國際和蘇聯當作真正依靠的。對毛來說，則不是那麼回事。他在長征途中也有去外蒙蘇聯的想法，但是，他僅僅把這當成實現目的的手段而已，他可能會把共產國際當成現實的依靠，但不會當成心理的依靠和依賴。一路長征下來，加上與共產國際第一次以黨的領袖身份打交道，再加上對共產國際和蘇聯利益的敏感判斷，他認為去外蒙蘇聯這條路子，對他來講，怎麼都像熱臉貼上冷屁股，他沒有其他領袖對共產國際的毫不做作的親切感和歸屬感，毋寧說，還有一種屈辱感，寄人籬下的感覺。張國燾大致也有這種感覺，這可能就是他沒有主動與共產國際聯繫的原因之一吧。毛張二人的這種自主性和對共產國際的疏離感，無法與別人溝通。而且，這種東西也講不清楚，在那種情勢下，一講出來，無疑就是一種叛徒的話語。所以，對毛來說，在這個問題上同共產國際倒是高度一致的：能不去就不去，實在沒辦法，那就去吧。「兩廣事變」也給毛帶來了機會，便於他堅持自己的想法。紅軍也趁機實現了三軍會師。

Y：蔣處理完「兩廣事變」，重新部署部隊，大致到10月左右就完成了。隨後綏遠動蕩，11月就發生事變，到12月3日，百靈廟大捷，偽蒙軍失敗，綏遠事變結束。綏遠抗戰，中央軍做出的戰略是全面參戰的，但沒有想到十幾天傅作義就拿下來了。日本人在很小的程度上參與此事。其作戰部隊沒有參加，中央軍就沒有參戰。其實在8月，日本已經做出戰略選擇，即採取「南下」戰略。關東軍熱心「北上」戰略的主流政治家被掛起來了。於是綏遠的重要意義就下降了。偽蒙軍和一部分關東軍背景的日本人，想在綏遠造成即成事實，被蔣的堅定態度給擊退了。雖然不能肯定蔣在8月份是否就知道了日本人的這個戰略選擇，但他從百靈廟戰役輕鬆獲勝，應能猜測出日本的方向了。蔣最擔心的事情終於沒有發生。概括起來，從35年10月開始，蔣政權這裡，主線是防止日本圖謀晉綏，想聯俄抗日；付線是招安紅軍，整合西北力量。兩條線交織在一起。所以後來史書上就有點講亂了，把圍繞著主線進行的軍事調動，都講成針對紅軍的，結果蔣介石就坐實了只打內戰不抗日的惡名。有意思的是，日本人也想加進來攪局。從8月份開始，他們試圖同南京談判，搞共同防共的協議，其實就是想在這個地區防止蘇聯插足。這當然不合蔣的意，就乾脆拒絕了。

C：兩廣事變結束，蔣的部署又回到了原來的位置上。毛又有壓力了吧。

Y：對。蔣讓胡宗南重新從西邊陝甘大道向東北方向施加壓力，迫使會師之後的紅軍主力進寧夏。我看蔣的意圖，能幹掉紅軍主力就幹掉，干不掉，就把紅軍主力攆到綏遠外蒙邊界地帶。胡軍從10月上旬開始給紅軍施加了巨大的軍事壓力。紅軍此時的方向怎麼選擇呢？經寧夏去綏遠？可以去，但共產國際的醜話可能已說在前頭了。你們就只能保持個黨的架子。紅軍要全部繳械解散。這不是毛、彭想要的。連洛甫、博古這些人也不想要這樣的結果，除非別無活路。過黃河西去新疆，這是共產國際同意的。但卻不是蔣介石喜歡的。中共到新疆去和盛世才搞到一起，更危險。

C：去新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直接在蘇聯的羽翼之下，但比直接去蘇聯強一點。實際上，盛世才那時對南京離心離德，正打算加入蘇聯呢。中共到新疆，有可能迅速做大，再殺回內地。所以，胡宗南對四方面軍渡河西去的行動給予猛烈打擊。

Y：毛及紅軍就是處在這樣的兩難境地中。去綏遠心有不甘，去新疆老蔣不讓。來回猶豫，寧夏戰役就是在這種心態下制訂的並執行的。這個計劃沒有方向，只有佔領寧夏境內黃河幾個渡口是確定的。這樣的計劃自然沒有什麼價值，很快就停止執行了。到11月3日，陳雲和王明從莫斯科給中共電報：「現已決定目前不採用從外蒙幫助的辦法。同時，我們正在研究經過新疆幫助的辦法。如果我們將約一千噸貨物運到哈（密），你們能否可能佔領甘肅西部來接收？」這個電報試圖打消紅軍的猶豫，堅定紅軍去新疆的決心。可惜，即便此時毛回心轉意，想去新疆，也不可能了。因為胡宗南連續突擊，已使四方面軍主力被切成兩個部分。在黃河東岸的張國燾已經過不去黃河了，只好向寧夏方向轉移。

C：毛在10月26日還不樂意紅軍去新疆，他給彭的電報講「國燾有出涼州不願出寧夏之意，望注意」。從中看出他至少在這個時間還在猶豫，究竟是去新疆，還是去綏遠？毛確實表現出拿不定主意的狀況。

Y：所以11月3日王明、陳雲的電報，就是打消毛的猶豫的，但來不及了。毛又一次地因客觀條件的變化而免除了自身失誤造成危害的責任。他有了解脫自己責任的借口，那就是胡宗南的進軍已使共產國際的建議無法執行，而不是我老毛不想執行。

C：毛總是有這樣的機會。

Y：胡宗南達到了他的任務的第一個目標，就是切斷中共中央機關和紅軍主力去新疆的路線。他接著繼續施加壓力，使紅軍主力集中到陝甘寧最荒涼的地區，然後就停下來，看紅軍怎麼動作。

C：這之前有個山城堡之戰吧。好像講山城堡戰役吃掉胡宗南一個旅，所以胡宗南不敢前進，就停下來了。

Y：山城堡戰鬥，胡宗南吃了虧，這不假。但一個旅幾千人的損失，不算動了胡宗南的筋骨。他絕不會因此產生懼怕紅軍的意思。因為在這之前，胡打得很順利。幾次惡仗，都是紅軍敗退。胡不會因為山城堡失利就停止的，況且這個旅失利僅僅是因為突擊太過頭。他保持戰線穩定，希望紅軍出寧夏去綏遠。因為在這個當口上，毛很著急，發報給潘漢年，要求與陳立夫會談求和。劉鼎11月14月給毛彙報講「蔣企圖把紅軍全部趕到外蒙，給蘇聯來解決這個矛盾」。胡宗南的任務就是保持壓力，爭取讓紅軍出寧夏，同時也為陳立夫同中共的談判創造有利的條件。

C：既然去新疆已是不可能，那毛又怎麼辦呢？在11月初，毛是打算讓紅軍從東南方向突破。這個方向是沖張學良去了。但這個計劃沒有實施。毛也有再東渡過黃河去山西的計劃，也沒有執行。這確實奇怪，在黨史資料上，只能看到東渡黃河以及向東南突破這樣兩個幾乎毫無勝算的計劃，而沒有經寧夏去綏遠的計劃，這中間到底是怎麼回事呀。這段歷史被偽造過嗎？又為什麼要偽造呢？中共反正早在四川時就討論過如何靠近蘇聯的計劃了。沒有必要迴避這個問題呀。

Y：有難言之隱，因為去綏遠遠到外蒙，就要丟掉紅軍大隊，只能是中共上層人物苟且偷生了，這個沒法講。況且，反正紅軍哪也沒有去，也去不了。整個就給擱在這裡了，東張西望。實際上，在寧夏戰役之前，紅軍不去綏遠，是因為毛不想去，再加上共產國際反對；寧夏戰役之後，紅軍不去綏遠，除了毛及共產國際的原因之外，恐怕同張學良這個因素開始起作用了有關。其實寧夏戰役計劃本身的模糊性和猶豫，就是因為中共對張學良開始寄予了某種期待，使中共特別是毛覺得可以盡量再拖一拖，儘可能晚地踏上不歸之路。總之，保持一個最低限度的選擇。一旦出寧夏去綏遠，那麼就什麼選擇都沒有了。

C：但不論如何，騰挪的空間是越來越小了。直白了說，無非兩條出路，一條就是徹底投靠蘇聯，幾乎完全喪失自主性，這對那幫書生們問題不大，因為他們本來就沒有多少自主性，或者，自主性還沒有萌發出來。共產國際或蘇聯，對他們來講，就像老爹一樣，所以，那種命令式的語言，毫不考慮他們情感的做法，不致引起他們的反感，保不定還會越發引起他們的親切感也說不一定。「不管怎麼樣，都是為了我們好，為了中國革命好。」這是他們很正常的心態。但對毛來說，則很是難受。第二條路，就是投降或被國民政府招安，這條路，怎麼走，前途如何，很不確定，黨心軍心的維持也有困難。那麼，還有沒有其他的路子呢？張學良也是一條路嗎？現在我們終於回到張學良了。張學良在這個過程中又有多大的選擇餘地呢？

Y：張學良的作用有變化。起先他同中共打的火熱。但到中共與共產國際恢復聯繫以後，中共開始冷落張學良，而以南京為談判對手。但在胡宗南形成對紅軍主力的軍事壓力之後，張學良的作用就又變得重要起來。我們從張學良的幾個可能的選擇入手。張學良大體上有幾個選擇。一個是去綏遠前線抗日；一個是同中共聯合；一個是配合蔣介石，剿滅紅軍，也包括把紅軍攆到外蒙；一個是離開陝西被拆散，分散到其他地區。先看看去綏遠，這是被很多人提及的，證據就是11月下旬他給蔣介石要求去綏遠的電報。電文確實具備了東北人所有的那種爽氣和感人的語氣。據蔣身邊的人事後回憶，蔣看電文時沉吟良久，最後回絕了張學良。這個故事被渲染成蔣不讓張抗日。平心而論，綏遠前有傅作義，後有閻錫山，再後有湯恩伯，前二人都是在保家鄉，作戰效果好過東北軍自不待言。東北軍上前線，涉及到一系列的防區調動，物資運輸，顯然並不現實。

C：綏遠抗敵，困難不是部隊數量是否充足，而是在於戰略戰術是否得當。人多並不解決問題。況且11月下旬，已可判斷只是偽蒙軍在行動，日本人沒有動，你去抗什麼日呀！

Y：所以，張學良這個電報有多少真情厚意，我有懷疑。蔣也不至於反對張去抗日，否則他為什麼堅決指示傅作義抗戰呢？去綏遠抗日，很大程度上應該是張學良虛張聲勢。第二個選擇同紅軍公開聯合，這有真實的基礎。但是否有現實的安排呢？現在比較多的說法是講張與周第二次洛川會談，就是1936年4月的時候，他們商定了一個西北大聯合的計劃，就是設立西北抗日聯軍和西北國防政府，這實際上就是張學良反了。這個計劃，肯定被人提議過，但熱心的一定是周恩來。張學良在4月份的時候為什麼要對此熱心呢？他有理由經此摸摸中共的底，但他不會就這樣上鉤。這基本上相當於一個窮光蛋與一個富翁商量合股開公司，這個富翁倒不一定當即拒絕，但他一定會仔細地慢慢瞧瞧這個窮光蛋有什麼寶貝。你說，到西安事變前，這個窮光蛋能拿出什麼寶貝來呢？

C：毛後來講，36年他在陝北幹些買空賣空的事。

Y：什麼叫買空賣空？無非就是扯著蘇俄的旗號哄人嘛。什麼可以幫助介紹蘇聯的援助呀，等等，對閻老西兒這樣，對張學良也這樣。但張學良並不缺乏對俄國人的了解。我相信至少在4月份的時候，他比中共更知道蘇聯情況吧。

C：當然，如果他對西北大聯合當真，那麼西安事變他為什麼沒有在這個方向上有所行動呢？他只是強調在何應欽的軍事壓力下紅軍、東北軍、西北軍「三位一體」。

Y：大體上可以講，在張學良這裡，是沒有必要和紅軍聯合造反的。有的學者認為張學良會造反，而且認為他是在中共影響下想造反的，這是完全說不通的，因為他沒有這個動機。為了打回東北老家？不象吧？難道他認為他造反，另起一攤，能比老蔣幹得好？跟中共聯手，借蘇聯之力？那現在中共那付慘樣，怎麼不見蘇聯人出手幫忙？中共都不幫，會幫你這個前有過節的張學良？張學良不會這麼無知吧！再說了，這樣做的結果，或者講風險有多大呀，他張學良會不掂量一下？真正難以講清的，是為什麼張學良不選擇全力進剿紅軍，儘速殲滅紅軍呢？即便從10月底算起，他如果和胡宗南配合，在東南面緊緊圍住紅軍，讓胡宗南進去二個月內讓紅軍屈服，對張有什麼壞處呢？

C：一般現在的講法是，張怕這個過程東北軍老底給打光了。

Y：但我們前面已經質疑了這一點。紅軍固然勇猛，但並不是不可能失敗，要不何來長征呢？張學良吃了直羅鎮的虧，他後來採取不接戰，遠遠地圍著，就很有效。紅軍在西邊被胡宗南打的夠嗆，張學良只要圍住就行。

C：假定他知道在戰役安排上，可以用二個月時間拿下紅軍，那麼，這之後再統一抗戰不行嗎？攘外必先安內，這個安內如果要用幾年，那是有可以商量的地方，如果這個先安內只是一、二個月時間呢？那先安內講不通嗎？所以，從當時正統的角度，而不是從現在我們所處的角度看，國家利益要求的到底是什麼呢？肯定是消滅紅軍。我認為，恰恰就是在這個大問題，張學良及東北軍有一個很大很大的私心吧。

Y：對。如果把張學良說成抗日英雄，把蔣介石說成不抵抗，那麼這個歷史資料被組織起來的時候就漏洞百出，就如同把紅軍東征講成是要去華北前線抗日，閻錫山攔著不讓去。這怎麼講得通呢？但反過來，看看張學良當時的現實處境，恐怕他的問題不是抗日，而是如何自保的問題。就是你剛講的那個很大很大的私心。實際上，張學良有個很大的心病，就是東北軍這支部隊已經完全爛掉了。自從中原大戰，東北軍進關接收平津之後，這個部隊就成了一個花天酒地的流氓團伙了。熱河失守，張學良出洋，蔣介石直接指揮東北軍的四個軍，他不是指揮不動，而是發現這個部隊整個在紮根弄錢，所以不到十個月，蔣趕快讓張學良回來，帶部隊離開華北這個是非之地，去河南湖北。反而把華北交給一直同蔣矛盾重重的西北軍和閻錫山。張學良到武漢以後，東北軍故態重演。蔣又為難了，要知道，在當時，南京政府實際真正控制的除了蘇浙滬以外，就是河南、湖北了。蔣同張學良情同父子，他信任張，但也了解他的弱點。蔣完全厭煩東北軍。但他還是給東北軍好地方。他也派了錢大鈞一大批幹部去設法幫張學良改造東北軍，結果完全摸不著頭腦。這幫浙江人完全不適應東北軍那種作派。他們都喜歡張學良。張學良這種公子哥，說到底誰都喜歡，反正他永遠不佔你的便宜。所以河南，湖北地方苦不堪言。老蔣不能任由東北軍毀了兩個省。他統共也沒有管住幾個省啊。武漢實在太重要。所以，他只能調東北軍去西安。東北軍去西安，沒有鬧什麼情緒，他們自知不見容於湖北地方。他們差不多是灰溜溜地離開鄂豫皖。

C：東北軍的伙夫都帶著老婆孩子，怎麼打仗呢？我也挺納悶兒。當時，好像還就陝西地方勢力小，蔣還可以做點主，要是調東北軍去山西或是去四川，那非鬧出亂子不可。湖南、安徽也各有其主，所以只能調東北軍去陝西，並不是讓東北軍去打紅軍這麼單純的。一來，蔣不認為紅軍還有多少力量，二來，如果紅軍有力量，他才不會指望這支部隊去打呢。胡宗南已經在那裡了。他就是給這支混球部隊先找個安身的地方。

Y：胡適日記裡頭講熱河被佔領后，華北危局之下，蔣請胡適等人商討外交策略，感慨東北軍完全不中用，對張學良恨鐵不成鋼。張學良對東北軍也很矛盾。他知道部隊的狀況，但他也對部隊的狀況有責任，說到底，張學良同東北軍之間有道義、情義上的關係，。他沒有辦法丟掉部隊。張學良不像其他軍閥，他有足夠的私財，他不靠部隊過日子。但是張在情感上依賴這支部隊，面子上、人情上都是如此。他擺脫不了。所以，他只能想法改造這支部隊。但自從入關，到現在這幾年，他非但沒有能改造部隊，相反部隊跑來跑去，就給爛透了。

C：而且名聲極臭。「九.一八」，「熱河」丟人丟到家了。我看張學良對這個名聲很重視。

Y：到了陝西之後，他開始有了兩個新情況，一個是華北事變加劇，抗日已被賦予了更多的正面因素，許多地方勢力和權力集團都開始公開打出抗日的旗號；再一個就是與中共中央正面直接交手。特別是后一種情況對張的影響很大。張始終不是一個有良好知識訓練的青年人，他一開始就是作為他老子接班人來培養的。所以，他的思想結構很複雜，他周邊親近的人都是些二、三流人物。所以，他同中共高級人物打交道，就被吸引了。他自然地產生了利用中共整治東北軍的想法。要知道，在那個時期，關於中共，國人是有些一定之見的，一個是有蘇聯在後頭，是有靠山的；一個是政治能力強，有高深見解；再一個是不怕死，不怕苦，有獻身精神。這幾條都是中國地方政治集團比較缺乏的東西。張學良產生這種與中共合作的想法就很自然。

C：就是說，張學良同中共合作，倒不一定是為了抗日等等這些大義，而是出自小私，一己之私，就是想與中共合作來改造東北軍。

Y：對。為了大義，那麼，就有前面我們說過的那些矛盾的地方。一句話，為了大義，張學良就該配合老蔣剿共才是。張正是從一己之私出發才與中共合作的。但他這個一己之私，倒也不像其他那些小軍閥那樣齷齪，他還是心存希望，將東北軍改造成一支正面的部隊。所以他甚至提出他本人可以加入共產黨的要求。

C：他如何利用中共來改造東北軍呢？他怎麼樣才能打成這個算盤呢？

Y：很不容易作到。他有他自己的方法，也就是東北人的辦法。施小惠唱高調，慢慢周旋。他先是很爽氣地給紅軍大洋、物資。然後聲言不能不執行蔣的指令，要進剿，形成對紅軍的擠壓式包圍。然後，開始與中共一起唱抗日的高調。這個基礎上，他開始摸中共的底。中共自然投懷送抱。中共基本上是想利用張，所以，就不斷地給張提出各種建議，同時也在軍事上做出配合，儘管有風險，當時也沒有更好的辦法，讓出瓦窖堡就是一例。

C：中共當時提出西北抗日聯軍和西北國防政府的設想，張沒有反對。

Y：張表面應和了中共的這個想法，也就是後來人們講的西北大聯合的計劃。但他並沒有當真，只是口頭上講講，字面上寫得不多，真正去做的一件也沒有。因為我們前面已經講過，張學良沒有理由在西北形成割據，他犯不上這麼做。他的真實意圖是讓中共和紅軍加入東北軍裡頭來，或者是兩支部隊合在一起由中共來徹底改造東北軍，張不想搞獨立，但他想要這麼一支新型部隊，為了讓中共放心，他乾脆壓上自己做擔保，他本人入共產黨。他想由他自己加上中共高層人物組成領袖集團，帶領這支部隊，防守西北，必要時就上抗日前線。所以，這期間，他的抗日高調唱的比中共還要高，他想在抗日這個旗號下，一石二鳥由中共改造東北軍，用東北軍收編紅軍。他據此可以在西北站住腳，同時兩邊落好，一邊在老蔣這裡收不戰而勝之功，一邊在蘇聯那裡收抵抗日本之名。

C：他本人提出入共產黨，不怕老蔣猜疑？

Y：那不是問題。張學良自信在這種問題上，老蔣可以允許。只要他能夠收編紅軍。蔣不是個意識形態很強的人，他自己可以大用特用中共人員，蔣是看效果作判斷的人。這個同中共不一樣。後來他自己不是也提出過加入第三國際嗎？

C：那張學良的這個想法如何在政治形式上實現呢？

Y：這正是問題所在。張學良有天真的一面，他清楚中共和老蔣這兩邊的情況，他有自己的判斷，他對中共當時東征作戰狀況是了解的。所以，他認為中共會理解並接受他的想法。確實，他沒有在政治上找到合作的形式，所以他也暫時接受西北抗日聯軍的說法。說到底，當時中共也不知道還有什麼樣的其他政治形式。大革命時期國共合作的政治形式，重新再搞不可能。他們也沒有別的經驗，所以一上來，還是個鬧革命，想拉軍閥們搞西北割據、反蔣、反國民政府。後來八路軍的那種政治形式不是事先想出來的，是國共談判及外部日本入侵的局勢逐漸形成的。在1936年4月張與周在談判時，他們倆都沒有這個經驗。所以，只能用西北大聯合的計劃。要辦這個事，他需要相對和平的環境，他不能去打紅軍，當然他也希望紅軍不要打東北軍，缺錢、物資都沒有問題，我張學良有的是夠你們用的。這套東西也真把周給唬住了。我相信中共是真動心了。

C：動心？給一個地方力量作合作？

Y：那又怎麼樣。36年11日時，毛給閻錫山寫信，那不是白紙黑字的寫著願聽從閻長官的統一指揮嗎？這個沒有問題。成問題的是共產國際一聽說此事，大大的憤怒了，俄國人搞不懂中國那種複雜的政治話語，他們要的是蔣介石帶全國抗日，而不是幾個地方勢力借抗日為名，形成分裂局面，這種局面只能有利於日本人。況且中共還是同張學良這個蘇聯人最不喜歡的地方勢力合作。所以共產國際就堅決反對與東北軍的合作，堅持要中共與蔣合作。所以中共認真的同老蔣談，把張學良放在一邊。而張學良就更有意思了，他先穩住部隊，同紅軍保持距離，免出摩擦，然後他呆在一旁看中共和老蔣的勾兌。他大概認為老蔣的辦法不會有結果的，紅軍也很難從老蔣這裡拿到想要的東西，所以他準備等到兩邊搞不下去了，再來收拾局面。所以從1936年4月他同周談判后，沒有再多的舉措，因為他知道紅軍在和老蔣談判，那就先談吧，而他到真的去辦軍官訓練班。當然他作的夠小兒科，有點像過家家，倒是很認真。但中共清楚蔣的作法，能幹掉就幹掉，干不掉就攆走。而蔣拿準了蘇聯的利益同中共目標不一致，它可以分開處理。隨著他對蘇聯人的想法和紅軍狀況的了解越來越多，蔣的態度越來越堅定，條件越來越苛刻。

C：張學良的心思，老蔣是否知道呢？

Y：老蔣知道他同中共在談判，老蔣也不反對，蔣對此類中國特色的政治太熟悉了。我判斷老蔣是知道張學良的打算的，否則他不會經常到西安城內活動。因為張並沒有非份之想，大概老蔣認為張學良太天真吧。其實，老蔣就一直這麼認為的。張學良不天真，也不會被老蔣這樣調動自如的。從時間上看，自1936年4月、5月分別有周與張，潘與曾養甫的談判。之後，兩廣事變，蔣重點在南方，紅軍著手西征會師，各方都有大的動作，但張沒什麼事。到8月，兩廣事平，蔣又回到北方，此時綏遠察哈爾浮動，蔣為此開始調動軍隊；到10月，蔣下決心一面壓紅軍出綏遠外蒙，一面策應傅作義，準備綏遠抗戰。中共並不明白此中奧妙，他們處在生存危機之中，認為蔣大概翻臉不談了，所以中共回過頭來，又同張學良談，這張學良正等著呢？所以張勸中共不必著急，先穩住兩個月，必有情況發生。

C：什麼情況呢？張學良又沒有說透。

Y：但中共似乎是相信了他，至少毛在幾份電報中都提到張的建議。原本到十一月以後，紅軍壓力太大，幾無出路，只有向北出綏遠這條路了。我判斷中共高層一定已有去外蒙的打算了。這個情況下，同張學良一接觸，張自然就是勸阻了，講再過一、二個月必有情形發生。毛不想去外蒙，也沒有別的辦法，現在張這麼一講，毛只好當稻草抓住。本來毛想向張學良借道，向東南方向跑，但張勸他不必如此，先等等再看，毛不大相信，但也沒有別的辦法，只好拿張的講法給大家壯膽。但毛終究對此沒有底，又生一計，想再次東征入晉，所以才給閻錫山寫了那份謙恭的信，但閻又不上鉤，只是虛應著。而在張學良那裡，他有幾個判斷，一個是綏遠抗戰會拖下去，這個是從他自己與日本人交手的經驗來判斷的；一個是蔣必然要全面介入綏遠抗戰；一個是陝甘只能讓他來收拾；再一個紅軍千萬別出綏遠。因此，他讓毛別動。其實，他是知道蔣希望紅軍去綏遠外蒙的，他也知道紅軍沒辦法的時候會去綏遠的，紅軍講去東南或是重新入晉，都只是試探。所以，他就要打消紅軍去綏遠的念想，於是他才講一二月內有變化，可期待。

C：實際上，十一月的時候，共產國際已經改了口氣，要讓他們去新疆了。但由於三個通道都已經被堵死，想去外蒙，一不可能借到共產國際之力（諸如得到武器等等）；二不易打得過去，或者說根本就打不過去了。胡宗南在西，湯恩伯在正北，閻錫山、張學良在東南，已經沒有辦法了。這時，張的地位很有利。紅軍給打慘了，口氣也變了，可以比較容易接受張的辦法了。估計他的心情不錯。

Y：蔣在組織綏遠抗戰的同時，一直想把紅軍攆到綏遠外蒙。蔣所以也施加壓力讓東北軍從東南戰線向西北壓紅軍。所以啊，張學良就拿出東北人那種表演天份，大叫大嚷要抗日，要打回老家去，要去綏遠抗日等等，反正就是不想擠壓紅軍。後來老蔣也懶得管他了。張也就消停了一陣。

C：那張是胸有成竹了，他的計劃是什麼呢？搞政變？

Y：怎麼會呢？他才不用這麼辦呢！他根本就沒有這麼想，這超出了他的想象力，他還就是那個辦法，用東北軍收編紅軍，讓紅軍改造東北軍，由此他可以在中國創造一個政治奇迹，讓老蔣和南京那幫自命不凡的傢伙看看，東北除了鬍子以外，還可以有這樣的政治才俊。他認為胡宗南10月、11月的進攻，已使中共放棄對蔣的幻想了，會來求他張學良的，只要時機一到張宣布就是了，他是11月中旬給中共講再過一、二月就行了。但就在他心定神閑地準備收拾陝北殘局的時候，一件誰也沒有想到的事情發生了，綏遠抗日才剛剛開打十幾天，到十一月底的時候，就大獲全勝了。這首先是出乎了蔣的意料，蔣拉開架勢準備大戰一場，結果日本人退縮了。這當然對蔣最好不過，蔣據此判斷日本人放棄北上和拿下中國的戰略，而改為「南下」戰略。這種情況下，拉蘇聯下水的緊迫性就下降了，對紅軍就應當徹底幹掉。而不是以前讓紅軍出綏遠的計劃了。所以，蔣從11月底開始，就重新部署了。他的重新部署最重要的一著，就是讓東北軍讓道，由中央軍直接幹掉紅軍。這樣一下就打亂了張學良的步驟，張很年輕，面對如此變故，一下就亂了方寸。

C：依我看，不論怎麼說，張的這個盤算也是完全的一廂情願，這怎麼可能呢？

Y：是啊，但你不能否定他可能有這個一廂情願，實際生活中，這種一廂情願的事多了去了。當然，一方面蔣無論如何不會同意由他來收編紅軍和共產黨的；另一方面，共產黨也不會讓他收編的，即便讓他收編了，最後的結果也是把他給收編了。閻老西兒才讓薄一波搞了一個新軍，結果一個小小的薄一波就把他收拾得乾乾淨淨。但以張學良的水準，不可能預測到的。

C：那你說蔣因為百靈廟的勝利，改了主意，弄得張措手不及的時候，他和中共是否商量處理辦法呢？

Y：沒有，他怎麼有臉去和中共講呢，紅軍連去綏遠的可能性都沒有了，都是你這個傢伙給鬧的。況且講了又有什麼用呢。因為更嚴重的事情是，蔣還打算徹底解決東北軍問題呢！蔣的辦法也夠狠，要麼你打起精神與紅軍硬幹，要麼你的部隊拆散調到各區，因為沒有什麼其他地區可以一次接納那麼多部隊，只能打散了，到各地駐防。這簡直就太嚴重了，等於東北軍就沒有了。

C：張可不可能作詳細的計算呢？這樣對他本人也沒有什麼不利的吧，好像老蔣要張留在中央擔任大員，不是也一樣很風光很合他公子哥的意嗎？其他任何辦法都是不行的。

Y：是這樣的，但事發突然，他張學良一下子就暈了菜。他身邊也沒有老成謀國之士，卻都是害人害己居多的青年秘書。他一下子上火了，西安事變就是這樣來的。正是因為他盤算了一下，任何辦法都沒有，只有接受老蔣的安排，但他一時面子下不來，熱血一衝，他就幹上了。

C：而老蔣可能也恰恰認為張學良除了接受他的安排也沒有別的辦法，所以蔣才放心地在西安活動，蔣實在沒有想到張學良來了個「西安事變」。

Y：對。所以張學良才幹成了。從事後參與者的回憶看，張根本就未曾想過幹不成怎麼辦的事，所以這是件典型的心理學案例，他也沒有什麼大計劃。後來有人講，張學良對蘇聯指責他感到意外等等，那都是瞎說，張學良原本就沒有任何宏大計劃。他只是想借紅軍改造東北軍，他也想創造奇迹，但那遠不是什麼大計劃，也無須什麼共產國際的支持。西安事變純粹就是心理學事件。因為在此之前，張學良感覺上太有把握了，結果綏遠戰事嘎然而止，他才一下子被衝擊、暈菜了。他在所有方面都下不了台。就是這麼回事。

C：也有人納悶兒事先他怎麼不同中共商量？

Y：這也是亂講，他原本沒計劃，有什麼好商量的，正如同他後來送蔣走也不同周商量一樣，他認為這純粹是他自個面子問題，是自己的事，同別人沒有什麼好說的。

C：蔣在這個過程中有什麼地方出錯了？

Y：蔣在這個過程中沒有什麼錯，在事變之前也沒有什麼錯。因為張學良搞事變不是「政治學」問題，是個「心理學」問題。蔣對紅軍和東北軍的辦法從正統的政權角度講，是沒有什麼錯的。如果沒有西安事變，紅軍結局也一樣，要麼被整編，要麼被幹掉。11月的時候，陳立夫這個渠道也講過紅軍以三萬人為限進行整編，這個條件在西安事變之後也沒有變化。周恩來在1937年幾次談判都還是在三萬人這個基數上談的。其實，西安事變倒讓蔣的威信一下子建立起來了。

C：那倒是，全國各方力量一下子發覺沒有蔣介石還真是不行呢。這個也真是很奇特，很壯觀的政治風景啊。蔣介石也沒有想到這一點，事後他該心存感恩之念吧！

Y：那他要是沒有，算他對全國人民不厚道。但我看老蔣的問題，還是出在他對中共的認識上面，他完全沒有弄懂中共革命的秘密。他同中共在談判人數問題的時候，就大大的上當了。所以我有一句話，蔣介石在事變前、事變中都沒有出差錯，但在事變后他出了大錯，上了大當，就是指這個事。中共宣布投降，這個條件其實就兩條，一個是紅軍人數，也就是整編的基數，一個是中共人員在紅軍整編后的部隊裡頭的位置。中共在人數上與老蔣鬥爭得很厲害，而蔣也確實在人數問題上很重視。

C：這個有些複雜，大概他還是這麼個思維方式，用多少條槍來測度力量的吧。

Y：中共就抓住這一點，狠狠的和蔣爭執，然後暗渡陳倉，拿到了另外更關鍵的條件，就是中共組織完整，並且可以在軍中任職。有了這個條件，中共就可以起死回生，因為這恰恰是中共的法寶。那就是我們以前講過的對鄉村力量的動員和組織能力，這個能力被保住了。蔣不懂這個事情，所以信息不對稱，談判起來，看上去佔上風，其實吃了大虧。當然，中共這套鄉村革命的法寶說到底當時別人都沒有，人類社會歷史上也從來沒有過。這是中共獨門的功夫。蔣無法認識到這個秘密，也在情理之中。這是后話了。

C：那西安事變對中共的意義究竟在什麼地方呢？

Y：這個也不好講是個轉折的意義。黨史上都是這麼講，可是有漏洞。因為要這麼講，就必須承認一是達成了協議，二是蔣遵守了協議。這同以前蔣背信棄義的敘述就有矛盾。為了彌補這個漏洞，又講在全國人民的壓力下，蔣決定抗日了，這又留下了新的漏洞，於是再編新的故事，就是這樣一個過程。其實西安事變沒有這樣的轉折的意思。西安事變主要是提供了一個契機，把舞台的幕布拉上了，而不是拉開了，幕布遮蓋之下則各個角色的本來面目就出來了。事情就比較好進行下去。在此之前，國共談判中互不信任，互不摸底，如三岔口，摸著來，西安事變發生，中共一下子把身段放下來了，跟蔣扮出了一副低頭聽喝的那樣的神態，在此之前，這個很困難。在蔣這裡，西安事變之後，讓他有了一種從來沒有過的政治上的自信，他開始真正相信自己的人格力量，他相信人格力量可以在那樣的危局中感召張學良，當然也就可以感召周恩來這些人，所以他變得大度和容忍了。這從他指導中共整編談判中幾次做出讓步的表態中可以看出他有大變化。這個變化就是西安事變給他帶來的非常正面的變化。

C：這個要多講講，我認為只有從這個角度才能講西安事變在中國現代政治史上的意義，那就是突然之間，有了一個戲劇性的實驗室環境，讓老蔣沒有了。原先反蔣的力量，也就突然之間傻了眼，才發現這個蔣介石是少不了的，非他不可。這是一個只有在實驗室環境下才可能有的情形，結果讓張學良這麼一鬧，還真是出現了。在這之前，蔣是一種傳統意義上的強人統治，靠槍、靠錢、靠詭計。在這之後，蔣突然有了一個飛躍，他有了一種「領袖人格力量」，這是一種之於中國的非常現代的東西，一種從未曾出現過的東西。他徹底發生了變化。

Y：這個變化，可以用現在的一個詞叫做「馴化君主」，這個「野蠻君主」，一下子就「馴化」了。

C：對，就是這個意思。我認為在當時那種國家和民族狀態中，這個戲劇性的轉變，一個是有人格力量的而不是傳統的野蠻力量的政治領袖就出現了，這也使中國政治結構一下子有了大進化。滿清覆滅以後中國政治的不穩定結束了，新的政治權威終於確定下來了。這個進化在隨後的八年抗戰中，成為這個國家和民族的依靠所在。

Y：就是講，民眾的所有的力量、想法，要有一個政治結構來容納體現，抗日沒有問題，但沒有這個政治結構，再強烈的呼聲也無濟於事。而這個政治結構的進化，一般都是極緩慢的，但是非常罕見的，有時卻可以由一個政治人物自身的原因，而突然地迅速地完成進化。西安事變和蔣介石就是這個現代政治史上的僅有的案例。

C：現在人們對西安事變的研究，太過局限於與紅軍的關係了。我看這個關係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在蔣這個「領袖人格力量」的構造上。

Y：當蔣回到南京時，所有的政界、知識界人士都認識到了這一點。當然蔣介石也非常清楚的認識到這一點，他關於西安事變的文章、講話、包括對張學良的處置，都是在無例外的強調他「領袖人格力量」的「感召」。他自己「馴化」了，他還要「馴化」張學良給大家看。蔣在這之後，才獲得了領袖人物的感覺的，他有了作為統帥的自信心和安全感。這是他帶領中國渡過艱苦非凡的八年抗戰的真正力量所在。

C：中共也感到了這個力量的作用吧。

Y：對，沒錯。中共也強烈的感受到這個力量。在隨後與國民黨的談判中，我認為中共這邊，應當也是有份真誠在其中，雖然他們不會因此「喪失原則性」，但他們也終於心服口服了。至少到這個時候，中共諸人是不會再認為他們還可以造反成功了。他們有自己的「知識結構」，有自己的「革命法寶」，但到這個時候，他們的認識也就只能到這個地步，他們願意在蔣介石領導之下了。

C：從招安的角度講，在理論上、面子上、待遇上、最後在情感上、都是講的通了。

Y：啊，對，這個「招安」的主題差點忘了，但這難道不是題中之義嗎？都用不著再去說它罷。

C：是用不著再說了。

Y：時機上，我是把西安事變之後，2月10日，中共致電國民黨三中全會，宣布取消蘇維埃、紅軍接受國民政府整編這件事，當作長徵結束的標誌。就是講長征是從1934年10月16日到1937年2月10日這天，共兩年四個月的時間。不是黨史上講的一年時間，那個時間的計算完全不是歷史學的計算。不能再採用。兩年四個月呀，嘴上說一遍，都累得要死，當初他們可是走過來的。

C：我們真是談了很長時間，還分了上中下。

Y：之所以這樣，是因為非常看重長征這個事件，它是中共革命史或者講中共生命史的「腰眼」。這麼長的一段時間裡，饑寒、疲憊、恐懼等等時時刻刻的圍繞著這支隊伍，幾乎每一天它都似乎要倒下去，要完蛋了，結果它都挺過去了，它終於取得了一個哪怕是暫時的安全的處境，居然沒有散了架。這樣的旅程，再回頭去看，無論是當事人，還是觀察家、評論家、甚至敵人，都會覺得不可思議，有神奇之處。蔣介石後來在同周談話時承認，中共同志有革命精神。

C：我們以前講過，中共在長征以前，有兩層結構，即上層知識分子和下層紅軍中級以下的指戰員，後者大都是幾不識字的農民子弟。這兩層結構，在長征以前，是有疏離感的。在瑞金時代，我們幾乎看不到被留下姓名的活生生的戰士形象。有的都是知識分子們的意識形態爭論場景中的中共領導人物。對紅軍戰士而言，參加紅軍，大概是因為可以吃飽，或者是因為鄉村社區的排擠，或者有案在身，或是有些眼前的好處，或者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只因被某種力量加以脅迫、勸說、動員、依附等等，幾乎可以肯定，不是因為懂了什麼革命道理才去的，沒有什麼由具體到抽象的精神提升發生。這個同下層百姓參加其它類型的武裝組織也差不多。就傳統而論，農家之子都不想當兵，當兵終究是無奈之舉。參加紅軍以後，部隊政治工作中那些宣教對他們來講，「可能挺有道理吧」，不過如此，大多情況下就是如此。實際上，可能性最大的是大多數戰士仍然是處於非懂似懂、非信似信的狀態中。他們能記得住的一定是些沒有系統的、聯繫不大的隻言片語。長征中，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因為沒有更好的選擇，也就跟著那幫知識分子走。

Y：我看到後來一些採訪老紅軍戰士的文章，長征前半段，在渡過大渡河以前，逃亡的人很多，真正戰鬥中損失的人數比逃亡的人少得多。大概，逃走的人，特別是帶頭逃走的人，是自認為回到家鄉還能有辦法過日子的人。

C：留下來繼續走的人，在進入四川之後，面臨了不同的情況。環境改變了，即便你有機會逃亡，也不會選擇逃亡，因為離開大隊你死掉的可能性更高。在進四川之前，這個情況不嚴重。進四川以後，情況很嚴重。這種環境下，情況開始有變化了。除了少數高層領袖以外，其他知識分子幹部和紅軍戰士一樣，都開始面臨著一種共同的命運考驗，恐懼、傷病、饑寒、疲憊，等等，開始共同的去體驗，相互看得更清楚了。

Y：也許一個戰士對軍長是否與自己同甘共苦可以不在乎，但他對團政委和自己一個樣，他會有很多感覺。

C：這些感覺，同他們下面記住的那些隻言片語，就掛上鉤，成了啟示錄似的覺醒。這不是那種知識分子的那種基於理性推斷的接受，而是經過苦難和「得救」的奇迹后頓悟式的接受。這就使中共與紅軍在內部結構上起了變化，有了內在的堅信不疑的「信仰」，這種信仰在知識分子們那種自我擴大的奇迹解釋之下、在長征後半期不斷的轉危為安的過程中、經過不斷的奇迹見證而被強化，使得一種排他性的命運共同體終於得以形成。

Y：在延安，是否長征幹部，不僅是一種資歷，更多是一種「我們自己人」的認同。

C：這樣的中共和紅軍同長征前的紅軍、中共是大大不同的，讓其具有了一種內在的統一性。一般而言，當人對某個共同體的認同強烈到一定程度時，他自動的會升華自己在這個共同體的共同歷史形成中的作用的記憶，進一步，他就會升華關於這個共同體的經歷為奇迹，用這些奇迹來佐證他關於自己的奇迹的想象，更況且，中共主要由那些原本就有激越思想傾向的青年知識分子所組成，他們更是會由於原生就有的那種歷史感和使命感，而去刻意的不僅升華並且神化這個共同體的歷史，從而給這個共同體賦予神示的命定和目標，並且在這個過程中自我神化。類似的過程在猶太教和基督教的形成過程中大概也可以看到。在日常生活中，一個人，有了與眾不同的、而且往往也是人們不與聞知的經歷后，往往會有誇大其詞、小題大做的描述，有時，可以達到傳奇式的程度。

Y：當紅軍和中共有了這種共同體認知以後，中共就變得更有力量。而隨著關於這些奇迹以及不斷的製造新的奇迹的傳播，這種力量就不斷的增長，變得越發的堅強有力。這就是1937年2月10日即便是詔安了，也根本不會出現散架的原因。不會有哪個紅軍指揮官會講，聽蔣委員長、南京軍委會的命令，不會的。

C：長征故事的奇迹化、神化，並非某個人，比如毛澤東的有意為之，它實際上就是由每一個參加者的下意識的行為的總和而成。當他們中間那些最會講故事、最會編製戲劇性情節、最能由小見大的人站出來，宣示這些奇迹的時候，自然會引起最普遍的共鳴。這樣的人，當然大部分都是那些知識分子。他們在宣示這些奇迹的時候，也就完成了他們與這些戰士融合的關鍵過程。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確確實實地認識到，長征是神奇之旅。

Y：然而，這樣神聖、純潔而又罕見的精神現象，卻從延安時代開始，經由權力的功利化，而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在黨史的描述中，長征中那些只可能與恐懼、逃避、盲目、錯中出錯等等或然性因素相關聯的奇迹，都脫去了神奇的光環，變成某個人的事先的百發百中的安排，變成了完美計劃的執行過程，或者變成計劃被壞人破壞的過程。而這些壞人無例外的也如這個人一樣的先知先覺，他們事先就憋足了勁要使壞。可笑的是，這些壞人，比如其中那個最著名的張國燾，無例外的以同樣的方法做著同樣的事，他在回憶錄中那樣痴迷於自己的事先的計劃，以至於就如同先知一樣的預言了毛澤東的災難，嘿嘿，他還真是全說著了。這些人全都走過了頭。奇迹只有同意外相關聯時才是奇迹。事先的計劃，不論多麼先知先覺，那都與奇迹、與神奇無關的。他們試圖借用已經成為奇迹的那種共同體歷史意識去證明某個人和某個他們自己也說不清楚的方案的唯一性、必然性和不可抗拒性，從而在為一切新的苦難、錯誤、乃至罪惡訂立「神奇」的光環的同時，解脫了自己的一切責任。

C：當我們把長征重新放到常人可以觸摸到和理解到的生活場景和心理過程的時候，當我們把長征同恐懼、絕望、求生和意外的倖存這樣的生命現象聯繫在一起的時候，我們就清除了加諸其上的心懷叵測的解說，我們就復原了這一現代史上最為壯觀的奇迹。當然，在這樣的奇迹面前，我們充滿了敬畏之情。

為還原歷史真相而儘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