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站在紀實攝影這一邊

　　美國首府華盛頓出了重大車禍，點開紐約時報網站，我卻吃驚地發現，壓在這條新聞上面的竟然是一則來自中國的報道：《中國工人工作條件惡化》，文章所配的照片是十七歲男孩劉攀父母憂傷，絕望的面孔。

　　劉攀的生命已經被文具廠的機器碾碎，遺留在他的工作證上的照片，清秀稚嫩——15歲，他就在這裡上班了，每月工資不到1300塊。

　　前段時間，英國《衛報》也推出了一系列中國報道，我印象深刻的是一段視頻：《從工廠到農村》，記者跟蹤深圳一位因為經濟危機而失去工作，不得不返回農村的一個女孩，一路隨她拍攝，直到回家，片子末尾，回到家的女孩說：「我不能再在這裡呆下去」，這讓我體會到了她身份的尷尬，同時也在想，她下一步又會去哪呢？

　　衛報的這個欄目叫做《十字路口的中國》

　　把腳步在《衛報》上挪一挪，發現他們的藝術評論專欄作者 Jonathan Jones竟然寫了一篇關於攝影的文章《「黑色」天才 Guy Tillim》（ The dark genius of Guy Tillim）介紹來自非洲的一位紀實攝影師。實話說，我沒有想到Jonathan會寫攝影，更沒想到他竟然會寫紀實攝影，他這個欄目向來都是藝術史，繪 畫和展覽的評論文章。

　　Jonathan說話也刁鑽，文章上來就是：「你大概從來也沒有聽說過我稱呼一個攝影師為天才。我認為對於那些僅僅拿著一台機器，快門一響，作品就被稱之為藝術的人，我們已經給他們太多的寵幸。」

　　Jonathan所欣賞的這位非洲攝影師，不但報道非洲的戰亂衝突，同時也拍攝城市裡的嘈雜和新舊更迭，是個典型的納切威一樣的人物。

　　

　　「Tillim是個激進的藝術家。當下的藝術博物館，富有世界的人群試圖製造一個夢幻般的現代非洲的形象——就好像慶祝一些從來沒有出現過的東西突然顯現出來——而他卻仍然在記錄複雜而動蕩的非洲大陸。」

　　「他是一個真正的講故事的人，他在講述真實，直接或者間接，平凡敘事或者詩意的表達，但無論如何，只有這樣，攝影才會顯現出它的藝術的力量。」

　　坦白說，我並不能完全認同Jonathan的觀點，比如他對所謂表達日常生活的攝影被推崇的不滿。但是他的言談卻仍然給我很多啟發。

　　當 我把這篇文章的題目定為《我要站在紀實攝影一邊》的時候，猶豫再三，我並不希望製造所謂紀實和藝術的衝突，「共生」帶來的舒適反而是我最近的深刻體會。這 就好像紐約的地鐵，左邊是黑人，中間是黃皮膚，右邊是白人，每個人都有各自的打扮，但是誰都不會多看誰一眼，每個人都自在地活著，這當然是最好的。

　　只是Jonathan的談話讓我想到之前和曾翰等一些朋友討論過的一個話題：究竟什麼樣的攝影才能叫做「中國的」攝影？當時，我們並沒有得出答案。但我現在認為，事實上，並沒有「中國的」攝影，只有「在中國」攝影。

　　儘管剝離了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外殼，在最裡面，所有的人都有著相同的靈魂和感性的需求，但這個脫離外殼的絕對條件似乎並不存在。

　　我最近看了一些畫冊，我開始關注前言，我發現那裡面透露出他們為什麼要這麼拍照的原委 ：

　　Dieter Appelt,德國攝影師，二戰結束時，他還是個孩子，當跟隨父母回到家鄉，農田裡是成堆的士兵屍體，這個場面留存在他頭腦中，並一直影響他的創作——黑色，散發死亡氣息。

　　Thomas Demand，德國攝影師，他成長在德國戰後的氛圍中，建築要重建，人心也要重建，大屠殺的陰影仍然在人們心中回蕩。建築則成為那個時代一種新的精神象 征，出現了包豪斯，是建築的民主和現代思緒的結合體。在Demand成長的小城，連郵局都是Richard Vorholzer設計的，他負責主持了戰後大部分建築的重建。Demand說，我的個體環境一直和公共歷史相關，這是我的幸事。

　　Mitch Epstein，美國攝影師，在他學習攝影的時候，20世紀六七十年代，也正處於美國的社會變化和轉型時期，他的老師是新紀實派Garry Winogrand，不同的是，他開始拍彩色，在他的鏡頭裡也一直在試圖給美國社會予以一個定義。

　　

　　Mitch Epstein

　　給我印象深刻的還有佐藤玲（Rei sato）的畫冊SUN，照片都是她在去工作室的路上拍的，零零碎碎，看得讓人覺得心裡分外晴朗。這讓我想到還有很多日本女性的照片，我覺得那都是一種「 家庭主婦」的視角——這並不是貶低，而是羨慕，羨慕她們能有那樣一種真正的生活的視角。

　　我每次路過華盛頓公園的時候，看到草坪上東倒西歪的小青年，唱歌的青年，party的青年，還會想到 Ryan McGinley，大概他就是在這種環境里成長起來的：每個夏天都他們都在狂歡，總是覺得夏日的假期不夠長。

　　但華盛頓公園不屬於我，我只是過客。我想到的是十多年之前，學校活動中心門口的小公園，我和我的同學抑制不住內心的興奮，我們議論：「那才是攝影」。那是在看完孫京濤組織的他們攝影小團體的照片放映活動之後。

　　這些日子，我一直想起他們的作品，孫京濤的《幸福路》，袁東平的《精神病院》和《窮人》

　　我想，這些才是伴隨我們成長的中國現實，網路帶給我們很多無脈絡的信息，但是我們卻仍然必須在脈絡中成長。

　　我想起寫這些，並且在標題上寫著《我要站在紀實攝影這邊》主要是想宣告一下第二屆ofpix基金開始評選了。在這個鏈接可以看到介紹。這次則把基金的發發對象定位為「社會紀實攝影」。

　　什麼是社會紀實攝影？

　　最近剛剛看完一本路易斯海因（Lewis  Hine）的作品集，他用自己的照片幫助勞工階層，作為證據，而最終促使廢除童工法的出現。這就是社會紀實攝影。這些作品的目的不是為了出 畫冊，而就是為了作證，為了改變現實。海因在拍照的時候，曾經給他的老師寫信：「我感到，這些照片是有用的」。他還在哥倫比亞大學修社會工作的課程， 這使得他對如何用照片來反映社會問題，有著更為清晰的思路。

　　

　　海因的畫冊翻到最後，就只是心酸。一方面是他所拍攝的童工，那單純、直逼你而來的眼 神，和他們令人絕望的工作環境之間的反差讓人透不過氣來，另一方面也是為攝影師的遭遇而嘆息。他為家庭所迫，曾在工廠打工，一天干13個小時，疲憊不堪。 他從來沒有富有過，後來他試圖向派遣他拍攝童工的機構申請加薪，那時候，他的照片已經獲得很大的社會效應，但對方不但不加薪反而給他減薪。他不得不辭職， 去歐洲為紅十字會服務。他六十多歲還為雜誌工作，晚年經濟仍然窘迫。

　　把基金頒給拍攝社會紀實的攝影師，並且用這樣一種有些極端的方式說出「我要站在紀實攝影一邊」，我們的意思是，相對於把照片用來表達私人感情，用來掛在牆上欣賞，用來賺錢，放在「在中國攝影」這個語境下的時候，我們更願意利用這個基金鼓勵社會紀實攝影，盡我們微薄的力量。這絕對不是否認另外一些攝影，它們同樣有意義。

　　和詹臏討論ofpix基金的時候，他提出一個視野的概念，以前的camp的徵稿作品中也呈現了一些問題，比如，你不能再拍流浪貓了——也並非是不能拍，而是有比這個更為重要的現實，如果你把眼光從身邊移開，你會看到更大的現實。

　　我們還希望ofpix的基金項目能夠和NGO組織合作，這樣它們就能夠發出更大的聲音，並真正起到效果。

新聞攝影基本屬於紀實攝影，但是紀實的並不都是新聞

學習啦！

要拍好紀實攝影比風光攝影更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