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帖最後由 安徽農民 於 2009-8-19 01:27 編輯
三年困難時期是指中國大陸地區從1959年至1961年期間由於大躍進運動以及犧牲農業發展工業的政策所導致的全國性的糧食短缺和飢荒。在農村，經歷過這一時期的農民稱之為過苦日子，過糧食關，歉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在1980年代以前則多稱其為三年自然災害，后改稱為三年困難時期。海外一些學者則稱之為三年大飢荒，西方學者也稱其為大躍進飢荒。
直至1980年代初，中國政府的立場，正如「三年自然災害"這個名稱所標示的，認為這場大飢荒主要是由於一系列嚴重的自然災害再加上一些計劃失誤造成的；中國政府也暗示蘇聯向中國索要債務也是三年困難時期的原因，但從未能出示蘇聯索要債務的證據。然而，中國國外的研究者基本認同的觀點是嚴重的體制和伴隨著大躍進的政策轉變是飢荒的關鍵原因。[1] 從1980年代開始，中國官方也越來越多地接受政策錯誤因素在災難原因中的重要性，宣稱三分之一責任歸於自然原因，而三分之二的責任歸於錯誤管理。
當時中國政府出現了一系列的重大的政策性失誤和伴隨的一些過激的政治運動和政治鬥爭，其影響最大的為大躍進時的「浮誇風」和「大鍊鋼鐵」。這些做法導致國家大部分的生產資料遭受毀滅性的破壞。其時農村地區因缺少糧食導致飢餓出現全國性的生育率急劇下降。全國推崇以生產隊為單位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導致「放開肚皮吃飽飯」，實行不計報酬的勞動導致勞動效率急劇低下。在全國範圍出現嚴重的飢荒的情況下，1958至1959年，中國政府仍然持續著往年的大量向蘇聯和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出口糧食以快速發展軍事工業。例如經濟出現困難，農村出現餓死人情形的1959年[2]，全年出口糧食數量達到歷史上的最高，為415.75萬噸。[3][4]
在大躍進期間，耕作被強制以公社為單位進行，而基於私有土地的生產被禁止。這種強制的集體化極大地挫傷了農民認真幹活的動力。鋼鐵生產被認為是經濟發展的核心要求（以鋼為綱）。百萬計的農民被號召和命令脫離農業生產而加入到大鍊鋼鐵的勞力當中。因為土法上馬大鍊鋼鐵，大面積的森林就被砍伐作為替代燃料，很多鐵制農具和其他生產資料就被搗毀作為鍊鋼原料。而缺乏基本技術設備的大鍊鋼鐵運動在巨大的人力和物資投入之下產出的只是幾乎沒有經濟價值的劣質的生鐵或者廢鐵疙瘩。
伴隨著集體化，中央政府下令實行一些的基於蘇聯生物學家特羅菲姆·李森科 (Trofim Lysenko) 的偽科學農業革新。這些措施包括密植，指把種子遠密於常規來播種並且假設這些種子間不會相互競爭。實際上，它們當然相互競爭相互妨礙生長，而結果是產量降低。另一個革新是基於李森科的同事Teventy Maltsev，他鼓勵中國的農民實行深耕（深達一兩米）。他們相信最肥沃的泥土在深處，而這些泥土有助於讓植物長出超大根系。但是，無用的石塊，沙子被翻出，而肥沃的表層熟土卻被埋到了下面。還有後果更嚴重的措施就是堅持一部分農田應該被休耕。
在集體化農業實施這些極端轉變的時候又遇上了乾旱和洪水等惡劣氣候。在1959年7月，華東地區長江發洪水。據災害中心數據,[5] 因為淹水和接下來歉收所帶來的飢荒，洪水直接帶來的死亡人數估計達兩百萬，而且別的地區也多少受到影響。這場災害被列為20世紀死亡人數最多的災害的第七名。
在1960年，55％的耕地或多或少遭受到乾旱或者其它惡劣天氣，其中60%的耕地根本就沒有降雨。[6] 大英百科全書1958年至1962年年鑒也報告了異常天氣。這些天氣包括香港在1959年六月的5天之中超過30英寸的總降水，這也代表了同期整個華南天氣狀況。
所有這些因素導致1959年中國糧食產量較1958年下降15%，而1960年產量又在此基礎上再下降15%，中國大陸地區的糧食、棉花產量跌落到相應1951年的水平。直到大躍進結束之後的1962年，糧食產量才開始回升。
諾貝爾經濟獎獲得者和飢荒研究專家阿馬蒂亞·庫馬爾·森認為絕大多數飢荒的起因不僅是因為食物產量下降，也因為不合理或者是低效的食物分配，而且通常結合著對於問題嚴重程度認識的信息匱乏或者乾脆是有意的誤導信息。[7] 在中國這場59－61年的大飢荒中，城鎮居民享有定量的口糧。與此相對比的是，因為新的集體經濟，農村的下級官員因搶著虛報他們公社收穫產量，而留給當地農民遠少的剩餘。森認為導致飢荒的自然原因，比如自然災害，在導致包含中國大飢荒在內的現代飢荒的各種原因中是相當次要的，因為這些自然因素很容易通過合理的政府經濟政策來應對。而毛的中國恰恰在因為錯誤的經濟政策而每年餓死百萬計人的情況下，沒有在議會或者報紙出現批評的聲音。因為缺乏反對黨和自由媒體，毛的錯誤經濟政策能夠持續三年得不到校正，從而造成了現代社會最大規模的飢荒。[7][8]
對外援助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在三年困難時期仍然大量進行糧食輸出和對外援助。例如，據最新解密的外交部檔案記載[9]，周恩來在1965年5月10日接見阿爾巴尼亞客人時表示截至去年，建國14年來，對外援助金額達人民幣108億元，而已經使用的援助金額中，又以1960年至1964年的5年中最為集中。又如，根據外交部解密檔案，1960年4月，外交部決定以政府名義，無償贈幾內亞大米1萬噸。外交部解密檔案里，1960年除了對幾內亞的援助外，還有15000噸小麥支援阿爾巴尼亞。1961年8月，寮國來函要求支援稻種。中共決定援助15噸。1962 年，給柬埔寨援建川龍造紙廠，周恩來專門問起造紙廠的廢水處理並要求改進，增加污水處理設備[10]。1962年，困難時期結束之後，援助更加有增無減，例如張郁慧在其論文《中國對外援助研究》引述，1970年，毛澤東在會見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 汗時，曾經增加援助數額，由原來的2億元增加到5億元。而1973年，更創下了歷史最高紀錄，總援助支出達到55.8391億元人民幣。曾經任中聯部部長的朱良在《無私無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一文中，同樣也描述了對外援助金額「最高時占國家財政支出的6%～7%」。
除了對外援助，困難時期的糧食出口情況也逐漸被披露。例如據人民日報後來的披露[11]，1963年5月1日，躍進號萬噸輪從青島啟航前往日本途中觸礁沉沒，船上裝載著玉米近萬噸，以及礦產品和其他雜貨等。而青島港離東營，濱州等山東糧荒重災區僅有二百公里。
迄今尚無證據證明出口和援助是經濟困難的直接原因，但也間接反映了經濟困難時期政府對於救濟難民的態度和政策。
政治運動和政治鬥爭
中國政府的看法是：1958年，由於中國政府「一五」計劃超時間、超幅度地完成，導致中國共產黨八屆二中全會對生產力發展進行了過度樂觀的錯誤估判，引起大躍進與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1959年的廬山會議又使得毛澤東錯誤地認為黨內右傾現象十分嚴重，因而在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引發大規模的「反右傾」鬥爭，導致無人敢於指出錯誤，加之1959年－1961年期間自然災害異常嚴峻，導致了這一時期中國發生驚人的危機。
目前中國大陸政府仍未能提供確鑿的原始天氣數據證明三年期間全國發生嚴峻自然災害，而更多的證據表明[12]，三年期間沒有大規模自然災害。飢荒最為嚴重的省份四川更是風調雨順。
有些人則認為，三年困難時期是1958年毛澤東提出一年糧食增加一倍的口號，因而導致各地掀起「浮誇風」，各級幹部嚴重誇大、虛報糧食產量所造成的。由於施行統購統銷的關係，農村除了口糧、種子、飼料以外的糧米全須上繳，而糧食則交由人民公社的公共大食堂負責，農民不能儲糧。當中央派員到地方徵收糧食時，是以地方幹部上報的嚴重誇大的糧食產量來計算徵收量的。徵收量大大超出實際糧食產量，地方幹部為了填補缺口，逼迫農民將原本應該留下的口糧、種子、飼料「三留」也全都上繳。於是各個農村的糧食短缺，公共食堂無米下炊，導致了嚴重的飢荒，有許多人因此被餓死。甚至出現人吃人的現象。
「反右傾」鬥爭導致了政治上的普遍左傾，對反映餓死人和浮誇問題的領導幹部，則當右傾機會主義批判，說成是造謠、擴大化，是給三面紅旗抹黑。這樣顛倒是非，使左傾思想愈演愈烈，在幹部中造成錯覺，造成人們思想的混亂，使大家失去了辯別是非的能力，人人自畏，個個看領導意圖行事，說假話成風，處處隱瞞、謊報災情。例如河南省委於1959年向中央寫了餓死5000人的假報告（實際十幾萬）。一些地區的政府官員（例如：河南信陽）為了隱瞞災情，阻止饑民外出討飯，截取郵件阻止信息傳播，讓農民失去逃荒的自由、求救的自由，也是導致災情嚴重惡化的原因。信陽最終餓死至少105萬人，而且有大面積人相食現象。
中國經濟學者茅於軾認為，中國關閉糧食國際市場的進出口是飢荒的主要原因[13]。
相關損失數據
大躍進時期大陸特別是農村地區推行人民公社大食堂，導致災難性的全國大飢荒，無數人因為缺乏食物而死去。但因此死亡的人數目前尚存在較大爭議，爭議的範圍從1000萬至5000萬不等。（參見以下爭議章節） 不可否認的是，這場浩劫的死亡人數在所有國家的歷史上都是罕見的。其中，四川省原政協主席廖伯康曾經表示，大飢荒四川"死了1000萬人" [14][15]，這個數字與載《中國人口科學》上海交大曹樹基教授的研究結論940萬相吻合。[16]。
2009年4月8日，《廣州日報》採訪袁隆平時，袁表示「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了幾千萬人啊。大躍進把樹都砍了去鍊鋼鐵，把生態破壞了，1959年大幹旱，一年基本上沒有收成，餓死了四五千萬人啊。我看到路上有5個餓殍，倒在田坎旁邊，倒在橋下和路邊，我親眼看見啊，那很凄慘的。」[17]
阿瑪蒂亞·森等認為三年困難時期是現代社會最大規模的飢荒。[7]
[8]
政府封鎖與媒體揭露
飢荒期間，中共政府一直採取封鎖消息的策略，並至今未能透露死亡人數和人民遭受飢荒的慘狀。當時的新聞至多以各地大面積發生「浮腫病」作為報道題材，從中也可以看出飢荒的嚴重情況。隨著新聞的逐步放開，有多個媒體開始揭露大飢荒的情景。例如2008年10月，《炎黃春秋》雜誌以《通渭問題——「大躍進」五十周年祭》為題報道了甘肅通渭「人吃人」的慘狀[18]。由於官方對死亡人數的避諱，到現在社會上的評論往往以猜測數字為主。
爭議
1960－1961年，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共領導人，都曾對來訪外賓保證說中國人有足夠吃的。[19]此後在長達20餘年的時間裡，中國政府將有關飢荒死亡人口的統計資料列為絕密，同時不斷向外宣傳說中國沒有人餓死。[20]直到進入1980年代后，隨著有關資料逐步解密，飢荒情況方才為外界所知。[21]遲至1997年版，《大英百科全書》中關於過去200年間大飢荒的列表，尚未收錄這場59－61年的中國大飢荒。[8]但該書1999年版中的「飢荒」條目，則明確稱中國大躍進飢荒為「二十世紀兩次最大飢荒」之一，「造成了多達兩千萬人喪生」。
中國教科書在提到三年困難期時，認為是由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錯誤運動路線導致,但官方對死亡人數一直保密.
目前，爭議主要是非正常減少人口的具體數字與三年經濟困難的責任追究。
也有部分人認為自然災害和政策失誤共同導致了自然出生率降低，而使三年內人口數據出現巨大缺口，該推測同其他的人口減少數據等爭議一樣因為沒有足夠的人口統計而無法得到驗證。
災害責任
究竟誰應當負責關於三年困難的主要原因是一非常有爭議的問題。
中國官方聲稱這是「對國情認識不足，誇大主觀能動性，急於求成」的主要原因加上「趕上三年自然災害」「蘇聯政府又背信棄義地撕毀兩國經濟技術合作協議」一同造成的。中國官方在1990年以前宣稱是由於政策的誤判加入趕上三年的罕見自然災害所致，現在則迴避這一討論。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大百科全書》中，並沒有收錄「三年自然災害」或「三年困難時期」。
現在大多數人質疑「三年自然災害」這一提法。中國大陸有大約93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面積，跨越亞寒帶、溫帶、亞熱帶、熱帶等幾個氣候帶，自然條件非常多樣化，正常情況下自然災害只可能是局部性暫時性的，發生連續三年的、全國性災害的可能性幾乎沒有，而且在中國有文字記載的2000多年歷史中從未發生過。在很多省區糧食已經豐收，但是由於毛澤東的要大鍊鋼鐵，沒人下田收割（一但下田，就可能被定性為政治落後分子，在政治掛帥年代的專制國家，如果一個被定性為落後分子，是非常危險的），最終導致大量糧食腐爛在地裡面。
一些學者通過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氣象日誌研究指出，氣候最惡劣的是1954年而非三年困難時期。人為的原因只有曾經因日本侵華而導致的多年抗日戰爭才出現了全國性的經濟困難，「自然災害」是一種出於歷史政治或者科學技術方面的原因而非常局限的說法，現在看來也具有某種政府推卸責任的意味。
很多人認為過激的政治運動和政治鬥爭（特別是大躍進時的「浮誇風」和「大鍊鋼鐵」）是導致這一問題的根源，被認為是後來造成中國大陸三年飢荒，而且導致幾千萬人死亡的災難型後果的重要原因。當時的人民日報到處都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地的產是人的膽決定的」、「沒有萬斤的思想，就沒有萬斤的收穫」的言論。很多專家紛紛討論糧食已經多到吃不完的情況，並要解決「糧食多了怎麼辦」的情況。
很多人同時強烈質疑政府初期迴避國際援助和在困難時期還外債的正當與必要性。另外，當時中國為了體現國際主義和加強其他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友好關係，大舉對外援助，也加劇了經濟困難的程度。
中國大陸《炎黃春秋》雜誌2007年第2期上發表的謝韜的《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中，把責任歸咎於毛澤東設計的保證和不妨礙他乾綱獨斷的權力結構和政治制度：「由於不受任何制約，不聽任何反對意見，三年大躍進，餓死了三千七百五十萬人，成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
根據張戎《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Mao: The Unknown Story)第40章，她指出大躍進中非正常死亡的3000萬人民，並非死於中共當局無意造成的「錯政策」，3000萬人民的死亡是被蓄意造成。
她指出中國的糧食出口僅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兩年就高達七百萬噸，可以為三千八百萬人每天提供八百四十熱卡。這還不包括肉類、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如果沒有出口，中國人一個人也不會餓死。[3][4]
1950－1960年中國糧食國際貿易情況（單位：萬噸）[3][4]
年份 出口 進口 凈進出口
1950 122.58 6.69 +115.89
1951 197.11 +197.11
1952 152.88 0.01 +152.87
1953 182.62 1.46 +181.16
1954 171.10 3.00 +168.10
1955 223.34 18.22 +205.12
1956 265.12 14.92 +250.20
1957 209.26 16.68 +192.58
1958 288.34 22.35 +265.99
1959 415.75 0.20 +415.55
1960 272.04 6.63 +265.41
合計 2500.14 90.16 +2409.98
在所有這一切發生的同時，中國的倉庫里囤滿了等待出口的糧食和其他食品，由軍隊或民兵把守。波蘭學生羅文斯基親眼看見「水果成噸的爛掉」。可是上面有規定：「餓死不開倉。」[22]
[編輯] 非正常死亡與非正常減少人口數目
中國共產黨採用了非正常死亡3500萬人，4000餘萬人口減少的數據，但根據很多海外學者及專家以及包括部分在網上發表的文章的數據資料則非正常死亡數字有可能超過5000萬。
[編輯] 非正常死亡人口的相關統計
學者們對中國當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的研究，都以中國政府官方發布的調查和統計數據為基礎。1950年代中期，中國建立了基本完整的經常性人口統計制度。每一年，戶籍管理部門都對人口總數、出生、死亡、遷入、遷出等項目作出統計，並且層層上報匯總。大躍進期間，一些地方官員要求低報死亡人數，致使人口統計制度受到干擾，但它並未中斷。縣、市、省至全國各級，都對死亡人數做了統計。不過，這些數據長期被列為絕密級，直到1980年代以後才逐步公布。
今天，在中國大陸出版的各省人口資料和各地縣誌中，大多都可找到當年統計的死亡人數和其他人口數據。官方數據表明，1959－1961年的全國死亡人數，比正常年份(例如此前的1956－1958年和此後的1962－1964年)多出1500萬人左右。
中國官方生死統計數據 (單位：萬)[23]
時期 出生人數合計 死亡人數合計
1956－58年 6048 2124
1959－61年 4225 3602
1962－64年 8143 2152
這樣的經常性人口統計，以戶口登記為基礎，有一個根本缺陷，就是當一個孩子出生后，假如他還沒有登記戶口就死去，那麼，這個孩子的出生和死亡，通常就很難計入官方的生死統計中。除此以外，由於大躍進時期對人口統計特別是死亡統計的政治干擾，人口生死統計與人口總數出現了嚴重的不一致。一些人口專家相信，中國官方統計的死亡人口，低於實際的死亡人數。
為了研究實際死亡人數，專家們利用了中國政府發布的其他調查數據。這包括1953年和1964年進行的兩次人口普查。此外還包括1982年的全國婦女生育率回顧調查，該調查從每千個育齡婦女中抽一個出來，問她自1949年以來，哪一年生了孩子，包括生下來后還沒來得及上戶口就死去的。由此可以得到從1949年以來每一年，育齡婦女平均生幾個孩子的數據。專家們普遍相信，這些數據準確性相對較高。一些專家利用這些數據，結合1953年普查得到的婦女年齡結構，計算出大飢荒之前和大飢荒期間總共出生了多少人，再由此推算出其中有多少人死於大飢荒。
Coale等人的研究認為非正常死亡人數約在3000萬人左右[24][25][26][27]，蔣為代表的其它研究人員則估算非正常死亡在1800-2400萬人之間[28][29][30]，金等人則提出非正常死亡人數可能4000萬以上[31][32][8]。 2004年版《大英百科全書》稱，中國大躍進飢荒導致了多達2000萬人死亡。
作為一個例子，下表來自曹樹基《1959－1961年中國的人口死亡（3250萬）及其成因》[26],
曹樹基的統計數據（單位：萬）
省名 全部府數 災區府數 全部縣數 災區縣數 災前人口 非正常死亡人口 比例 排序
安徽 13.0 13.0 74.6 73.6 3446.0 633.0 18.37 1
四川 26.0 23.0 201.0 188.0 7191.5 940.2 13.07 2
貴州 16.0 15.0 81.0 74.0 1706.4 174.6 10.23 3
湖南 17.0 17.0 96.0 91.0 3651.9 248.6 6.81 4
甘肅 13.0 12.0 108.0 87.3 1585.7 102.3 6.45 5
河南 13.0 13.0 128.7 106.7 4805.8 293.9 6.12 6
廣西 12.0 12.0 75.0 72.7 2009.9 93.1 4.63 7
雲南 22.0 22.0 132.0 112.0 1918.3 80.4 4.19 8
山東 12.0 12.0 140.0 126.0 5343.5 180.6 3.38 9
江蘇 12.0 11.0 84.0 63.0 5296.3 152.7 2.88 10
湖北 11.0 11.0 79.8 72.6 3074.9 67.5 2.20 11
福建 11.0 11.0 70.0 56.0 1547.9 31.3 2.02 12
遼寧 1931.0 33.0 1.71 13
廣東 15.0 12.0 110.0 72.0 3839.3 65.7 1.71 14
黑龍江 1564.0 19.0 1.21 15
河北 18.0 17.0 183.0 135.0 5544.6 61.0 1.10 16
江西 14.0 13.0 89.0 51.0 1713.6 18.1 1.06 17
陝西 12.0 4.0 101.0 30.3 1832.0 18.7 1.02 18
吉林 1280.9 12.0 0.94 19
浙江 11.0 10.0 91.0 51.4 2570.3 14.1 0.55 20
山西 1621.1 6.0 0.37 21
合計 248.0 228.0 1844.1 1462.6 63474.9 3245.8 5.11
[編輯] 參考文獻
^ China: A Century of Revolution. Narr. Will Lyman. Ed. Howard Sharp. and Sue Williams Dir. (WinStar Home Entertainment, 1997); Demeny, Paul and Geoffrey McNicoll, Eds. "Famine in China". Encyclopedia of Population. vol. 1 (New York: Macmillan Reference USA, 2003) p. 388-390
^ 參見 彭德懷致毛澤東的信，即萬言書 萬言書
^ 3.0 3.1 3.2 http://www1.mofcom.gov.cn/chinese/government/about_publication/publication.html#1 《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1984年
^ 4.0 4.1 4.2 http://jyw.znufe.edu.cn/znjjslt/zhrmghgjjs/xzglsltyj/t20051115_0054.htm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經濟學院，中國糧食國際貿易和性質的歷史分析
^ 100 top disasters of the 20th century
^ Asia times online
^ 7.0 7.1 7.2 http://muse.jhu.edu/demo/jod/10.3sen.html Amartya Sen, Democracy as a Universal Value, Journal of Democracy 10.3 (1999) 3-17
^ 8.0 8.1 8.2 8.3 http://www.bmj.com/cgi/content/full/319/7225/1619 Vaclav Smil, China's great famine: 40 years later, BMJ 319:1619-1621 (1999)
^ 三年飢荒時期中國援外百億 贈幾萬噸糧食 網易歷史
^ 周恩來的行政哲學,電子圖書
^ 人民日報，1982年1月7日，陸其明《實事求是的典範——周總理指揮調查沉船「躍進號」的前前後後》
^ 20世紀中國災變圖史（上下冊） 作者：夏明方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1
^ 茅於軾：《如何看待我國的大飢荒》
^ 《我向中央講實情》刊於《龍門陣》2006年第01期 ，廖伯康說:「我看文件和你看文件不一樣,你看文件是備查,我看文件是要貫徹執行,所以我要研究文件。1962年5月,四川省委批轉《省委行政機關編製小組關於全省國家機關、黨派、人民團體精簡工作的意見(草案)》,規定各市、地、州要分別按照城鄉人口的比例定編。這個文件本來很簡單,但後面附有一個各個地區的人口數字及各地幹部定編數。我一看,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總數是6236萬,而國家統計局中國人口統計年鑒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 萬,兩數相減正好約為一千萬。這只是從文件上推算出的數字,實際上恐怕不止。」
^ 刊於2008年02月27日《文摘周報》，四川省原政協主席廖伯康在向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兼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口頭報告中：「四川省委下發的一份文件據推測， 該文件可能為《省委行政機關編製小組關於全省國家機關、黨派、人民團體精簡工作的意見(草案)》： 註釋表明，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總數是6236萬，而國家統計局中國人口統計年鑒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萬，兩數相減正好約為一千萬。這只是從文件上推算出的數字，實際上恐怕不止。」這可能是三年中死亡人口最大的省級數據。
^ 《中國人口科學》2004年第1期 曹樹基 1958－1962年四川人口死亡研究
^ 2009年4月8日《廣州日報》
^ 炎黃春秋 2008年第10期 楊繼繩 通渭問題——「大躍進」五十周年祭
^ 《毛澤東會見蒙哥馬利談話記錄》，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黨的文獻》2003年第1期第39-46頁
^ http://www.yhcw.net/famine/jihd0724.htm 「中國沒有飢餓」---大飢荒中出口轉內銷的外電報道
^ 李成瑞《「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北京《中共黨史研究》1997年第2期
^ 《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第40章
^ 《中國人口統計年鑒１９９５》(中國統計出版社，北京，1995年）第355頁，第384頁
^ Coale, Ashley J., Rapid 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 1952-1982, National Academy Press, Washington D.C., 1984
^ Ashton, Basil, Kenneth Hill, Allan Piazza, Robin Zeitz, "Famine in China, 1958-61,"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10, No.4, Dec. 1984
^ 26.0 26.1 曹樹基，《大飢荒：1959－1961年的中國人口》，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
^ Banister, Judith, 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Stanford, California
^ 蔣正華，《中國人口動態估計的方法和結果》，《西安交通大學學報》1986年第3期
^ Peng, Xizhe, "Demographic consequence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n China's province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13, No.4, Dec. 1987
^ 李成瑞，《『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北京《中共黨史研究》1997年第2期
^ 金輝，《「三年自然災害」備忘錄》，上海《社會》雜誌1993年第4、5合期
^ 丁抒，《人禍》，香港九十年代雜誌社出版，1995年修訂版
《定西孤兒院紀事》楊顯惠 著，花城出版社2007年3月初版，ISBN 978-7-5360-4914-7
《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飢荒紀實》楊繼繩著，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8年5月初版，ISBN 978-988-211-908-6
[編輯] 參見
人治
大躍進
大鍊鋼鐵
人民公社
廬山會議
七千人大會
上海孤兒
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編輯] 外部鏈接
中國大飢荒檔案
「天災」、「人禍」關係的計量歷史考察 陳東林
1959－1961年中國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 曹樹基
張廣友，《大飢荒見聞錄》
三年「自然災害」事實真相 黎津平
取自"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89%E5%B9%B4%E5%9B%B0%E9%9A%BE%E6%97%B6%E6%9C%9F&variant=zh-cn" |
|
狗仔卡
提升卡
置頂卡
沉默卡
喧囂卡
變色卡
搶沙發
悔悟卡
匿名卡
匿名
發表於 2009-8-19 22:18
樓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