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三面紅旗的幾場鬥爭

毛澤東提出三面紅旗是想搞社會主義建設的。但是，圍繞三面紅旗的是非，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卻引發了嚴重的黨內分歧和鬥爭，毛澤東把這叫做黨內階級鬥爭。
    圍繞三面紅旗的第一場鬥爭是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對彭德懷等人的鬥爭。關於這場鬥爭的詳情，這裡不再贅述，只想明確幾點。
    第一，廬山會議鬥爭的一方是毛澤東，另一方以彭德懷為代表（實際上應以彭德懷、張聞天二人為代表）。雙方實際上都明確鬥爭的焦點是圍繞三面紅旗的。彭德懷的《意見書》雖然沒有公開否定三面紅旗，有的地方也說了幾句肯定的話，但他信內的「刺」，提出問題的落腳點，幾乎都是要否定三面紅旗的，如果再加上張聞天的辯護髮言，完全可以看成是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對三面紅旗的否定。毛澤東當然看出了彭德懷「信」的初衷和張聞天發言的宗旨，看準了他們對三面紅旗的不滿，要取消三面紅旗，所以他才「龍顏大怒」。廬山會議開始時毛澤東曾表示要糾左，會前也採取一些措施來糾正實際工作中的問題，但他並不認為，他和中央在路線上左了，不認為三面紅旗有問題。當他確認彭德懷、張聞天等人的批左，要在全局上在指導思想上進行，要否定三面紅旗，他就立即變顏。毛澤東把問題看得如此嚴重，原因主要在此。
    第二，廬山會議這場鬥爭，按我們現在的認識是關於經濟建設的兩條路線兩種指導思想上的鬥爭；毛澤東也認為這是兩條路線的鬥爭，他代表了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彭、張等人是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但毛澤東的認識不僅如此，他進一步認為彭德懷等人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廬山會議的鬥爭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從此，階級鬥爭主要由黨外轉向黨內。這個思想是毛澤東在60年代進行的黨內階級鬥爭的萌發，後來越來越強化，成為「文革」的一個重要指導思想，形成了一條「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體系。
    第三，廬山會議上及會後的聲勢浩大的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運動，壯大了「左」的聲勢，嚴重打擊了實事求是作風，是其後多少年來一直盛行的寧左勿右，左比右好的樣板。這種極左氣氛的造成，為開展黨內嚴重的階級鬥爭創造了有利的輿論環境和心理環境。
    第四，廬山會議罷了彭德懷的官，這成了「文革」的導火線。毛澤東講《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廬山會議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就是海瑞。當然毛澤東不是著眼於吳晗與彭德懷的關係，而是著眼於「文革」與廬山會議的鬥爭的關係。所以廬山會議上批彭德懷的許多論點後來都用到了批劉少奇頭上。

    圍繞三面紅旗的第二場鬥爭是60年代初毛澤東與劉少奇的矛盾和鬥爭。60年代以前，劉少奇並沒有表示對三面紅旗的懷疑和反對的態度，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沒有暴露什麼矛盾。嚴重的經濟困難使劉少奇作了深入的思考，並深入農村作了調查，認識到困難形勢的嚴峻和困難產生的原因，以此作為基礎，在1962年1 月召開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作了書面報告和講話。劉少奇當然沒有反對三面紅旗，但對三面紅旗表現出的某種動搖不堅定的態度是可以看得出的。毛澤東就由此認為劉少奇反對三面紅旗而不可信賴了。毛澤東1967年1 月接見卡博·巴盧庫時說：「1962年1月『七千人大會』時已經看出問題來了。 」這是毛澤東第一次明確宣布他在1962年開始懷疑劉少奇。1966年8月，他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中也特別提到了「1962年的右傾」。毛澤東主持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也說，毛澤東最早察覺到劉少奇一夥的反革命陰謀的危險性是1962年。美國記者斯諾1970年訪問中國時，毛澤東同他談了打倒劉少奇的事。他後來寫道：1962年以前，劉少奇沒有公開反對過毛，在1959—1960年是捍衛三面紅旗的；但是，1962年，在黨的會議上，毛的三面紅旗遭到劉少奇的批評。（註：斯諾：《漫長的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9～80頁。）當然，不是公開的批評，而是隱含的批評。
    「七千人大會」及以後的一段時間，毛澤東與劉少奇的矛盾主要反映在三個問題上。
   1.在對形勢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中的成績和缺點的估計上產生了分歧
    毛澤東的基本估計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他多次以此來說明大躍進的成績和缺點。但是，劉少奇在這次大會上則公開否定了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固定評價公式。他說：「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有一部分地區還可以這樣講。可是，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成績的關係，就不能說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如果說這些地方的缺點和錯誤只是三個指頭，成績還有七個指頭，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是不能說服人的。」（註：《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1頁。）1962年5月11日，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指出：「目前的經濟形勢到底怎麼樣？我看，應該說一個很困難的形勢。從經濟上來看，總的講，不是大好形勢，沒有大好形勢，而是一種困難的形勢。一部分地區的經濟形勢比較好，但那是部分的，總的來講，是一種困難的形勢。」（註：《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44—445頁。）劉少奇對形勢，對成績和缺點的明確的態度，不能說是完全針對毛澤東的，但確實表明了他不同意毛澤東的觀點。劉少奇這種實事求是地分析成績和缺點的態度，是毛澤東無法容忍的。
   2.關於造成缺點、錯誤和嚴重困難的責任和原因上的分歧
    對於錯誤的責任，毛澤東並沒有推諉，他是公開承認的。在「七千人大會」上，他說：「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註：《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24頁。）但是，他更多地是從客觀上尋找產生錯誤的原因，他在講話中反覆強調的是下列兩個觀點：第一，我們對社會主義建設缺乏經驗。他指出：「對於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的認識，必須有個過程，必須從實踐出發，從沒有經驗到有經驗，從有較少的經驗到有較多的經驗，從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認識客觀規律，從而獲得自由，在認識上出現一個飛躍，到達自由王國。」（註：《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30頁。）第二，造成三年嚴重經濟困難的原因：一是天災，二是蘇聯逼債，三是工作中的缺點。在毛澤東看來，工作中的缺點主要是指具體工作中的缺點，中央的指導方針沒有錯，問題出在下面貫徹得不好，工作中的缺點、錯誤不是造成三年嚴重經濟困難的主要原因，自然災害才是主要原因。
    劉少奇則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作了比較實事求是的回答。他首先強調要正視問題：「如果根本不承認有缺點和錯誤，或者只是枝枝節節、吞吞吐吐承認一些，又掩蓋一些，而不是實事求是地傾箱倒篋地承認曾經有過的和還存在的缺點和錯誤，經驗就無從總結，也無從學習，壞事就不能變為好事。這樣的人跌倒了，他自己就爬不起來，當然也不能繼續前進了。」（註：《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2頁。）關於三年經濟嚴重困難的原因， 他指出：「原因不外乎兩條：一條是天災。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使我們的農業和工業減產了。還有一條，就是從1958年以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這兩個原因，哪一個是主要的呢？到底天災是主要原因呢？還是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呢？各個地方的情況不一樣。應該根據各個地方的具體情況，實事求是地向群眾加以說明。有些地方的農業和工業減產，主要原因是天災。有些地方，減產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災，而是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註：《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9頁。）對於我們工作中為什麼會發生缺點和錯誤以及為什麼長期得不到糾正，劉少奇作了進一步的分析。他指出：除了我們的經驗不夠，還有別的原因。比如，我們不少領導同志，不夠謙虛謹慎，有了驕傲自滿情緒，違反了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黨內生活、國家生活和群眾組織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如果能認真傾聽群眾的意見，特別是傾聽不同意見，很多錯誤是有可能不犯的。
    劉少奇對黨的領導的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的尖銳批評，雖然不是針對某個具體人的，但顯然是包括毛澤東在內的。劉少奇對著大會公開講，三面紅旗還看得不那麼清楚，待以後再來作結論，毛澤東自然會懷疑劉少奇對三面紅旗態度變了。對劉少奇上述的批評，如果毛澤東自己對號入座，自然會懷疑劉少奇把批評矛頭指向自己。江青後來在「文革」中講過：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憋了一肚子氣，「文革」開始才出了這口氣。
   3.在克服困難的措施和辦法上產生了分歧
    鑒於當時困難的形勢，國民經濟臨近崩潰的邊緣，劉少奇、鄧小平、鄧子恢等都主張在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前提下，在城鄉採取一些靈活的政策，比如在農村擴大農民自留地，搞包產到戶，恢復集市貿易，建立各種形式的責任制，允許社員在一定的範圍內經營的小自由，擁有自己的小私有，以調動農民的積極性，恢復和發展農村經濟，渡過難關。一些地方的試點是成功的。毛澤東開始也沒有反對，可是後來又說這是支持農民鬧單幹，刮「單幹風」，是在困難面前嚇破了膽。這是放棄社會主義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由於當時的歷史條件，毛澤東沒有把矛頭公開指向劉少奇、鄧小平（毛澤東知道是劉少奇鄧小平在後面支持的），而是指向了鄧子恢，但實際上毛澤東把帳主要記在劉少奇名下，「文革」中批判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一個內容就是批「七千人大會」前後劉少奇刮的所謂黑暗風、單幹風，什麼「三自一包」（自留地、自負盈虧、自由市場、包產到戶）和「四大自由」（僱工、生產、貿易、借貸），就是劉少奇這段時期的大罪狀。
    1962年下半年，在這種背景下召開了八屆十中全會。毛澤東在會上指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一個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要認識這種鬥爭的長期性和複雜性，要提高警惕，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要正確理解和處理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問題，正確區別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不然的話，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會走向反面，就會變質，就會出現復辟。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根據毛澤東的講話精神，從而確定了在整個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和兩條道路的鬥爭都是主要矛盾，都是「綱」，都是工作的重心。根據八屆十中全會確定的路線，從1963年開始在農村城市搞四清。無疑，四清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城鄉的四清運動，毛澤東的根本目的不限於打倒下面的「走資派」，而主要是通過四清，使全國的階級鬥爭升溫，以便到達一定溫度和火候，來發動規模更大更嚴重的階級鬥爭，以解決黨內最高領導層里的修正主義問題，與劉少奇算總賬，這就是後來發動的「文革」。

    「文革」是三面紅旗提出之後的第三次黨內的嚴重鬥爭。「文革」是毛澤東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理論和實踐的總匯，是1959年廬山會議上的黨內鬥爭和「七千人大會」及其後黨內矛盾和鬥爭的繼續和發展。1966年6月10日，「文革」剛剛開始，毛澤東接見胡志明時說過：「文革是積累多年的產物，牛鬼蛇神放了許多年毒，主要是1959年到1962年這四年。」「這四年」牛鬼蛇神放的毒，主要是針對三面紅旗的，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就有兩次：一次是1959年廬山會議上彭德懷批評三面紅旗，一次是1962年1月「七千人大會」，劉少奇對三面紅旗的動搖和否定性評價。可見，發動「文革」的動機主要還是為了三面紅旗。施拉姆也認為，毛澤東發動「文革」是「五年來努力想再次證明其大躍進政策正確的高潮。」從「文革」的準備階段看，批《海瑞罷官》，批「三家村」，都是直接同三面紅旗掛鉤的，雖然那時還沒有公開批劉少奇，但從批判的靶子上，我們可以清晰地找到「七千人大會」上的劉少奇的形象。在公開批判劉少奇之後，劉少奇修正主義的主要罪狀還是反對三面紅旗。
    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目的，一是為解決路線問題，二是為解決權力問題。而解決路線問題又以解決權力問題為前提。只有打倒劉少奇這些「走資派」，把權力奪回到毛澤東為代表的革命派手中，才能貫徹毛澤東的革命路線。所謂解決路線問題，主要是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中，把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三大法寶」——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永遠堅持下去，讓三面紅旗在社會主義的中國永遠飄揚。所謂解決權力問題，在中央，把劉少奇、鄧小平掌握的在一線主持工作的大權奪回到毛澤東手中；在部門和地方，把執行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的走資派的權奪回來，讓擁護毛澤東路線的革命派來掌握。當年毛澤東是主動要求退居二線的，但退居二線后，特別是「七千人大會」后，又覺得大權旁落。在毛澤東看來，執掌一線大權的劉少奇由擁護自己的路線而轉到反對自己的路線，他深感，不改變這種狀況，有朝一日，等到自己「百年之後」，甚至還等不到百年之後，這個被培養為接班人的劉少奇，就可能效仿赫魯曉夫做秘密報告來否定自己，這是毛澤東深深憂慮的事。那麼劉少奇這個中國赫魯曉夫做秘密報告反對毛澤東，最可能用的攻擊武器就是毛澤東的三面紅旗對國民經濟的嚴重破壞，給人民生活帶來的巨大的災難。毛澤東深知，這個錯誤及災難，自己要負主要責任的。因此，他要藉助個人崇拜，要依靠林彪、江青等人，搞一個既奪「權」又改「線」的「文革」。
    本篇行文至此，是否可以這樣結論：三面紅旗既是三年嚴重經濟困難的原因，也是其後近20年黨內嚴重鬥爭的根源，它不僅直接引發了社會主義中國的可怕的經濟危機，而且也孕育了中國共產黨內一場險峻的政治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