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西藏問題與中國的國際關係

　
盡管新疆和西藏是中國的內政問題，但從近年來的發展趨勢來看，它們必然影響甚至牽制中國的國際關系的未來。新疆和西藏問題如果得不到解決或者解決得不好，中國就會變成一個被困的內陸國家，世紀之久的強國夢則無從實現。
　　為什麼這麼說？主要是因為新疆和西藏越來越呈現出兩個互相關聯和互相強化的過程，就是國際化和區域化。國際化指的是新疆和西藏問題已經成為西方制約中國的有效戰略手段。在去年的奧運會期間，西方各種勢力利用西藏問題對中國發難。在西方的推動下，西藏問題在西方已經變成一個高度道德化的議題。西方在把達賴和藏獨運動道德化的同時盡力妖魔化中國政府的西藏政策。西方的這種政策在間接但有效地推動著藏獨運動的暴力化。原因很簡單，一旦藏獨被道德化，暴力就會被美化。

遏制戰略

　　盡管這里也包含著西方社會一部分人對西藏問題的同情，但是從西方政治力量來看，更多的是把西藏問題作為遏制戰略。可以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尤其是達賴喇嘛的繼承人問題的凸現，西藏問題會變得越來越嚴峻。實際上，越來越多的西方人正在加入海外藏獨運動。就是說，西藏問題不僅僅是中國（包括中國境內西藏人）和海外西藏人之間的問題，更是中國和西方之間的問題。

　　新疆問題也是如此，如果不是更為嚴峻的話。在全球性反恐戰爭之前，西方基本上是把新疆問題視為是中國的人權問題，對中國一直保持著壓力。在反恐戰爭開始之後，西方尤其是美國為了自身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把反恐和人權問題區分開來，承認中國在新疆的反恐運動。但即使如此，西方在新疆問題上一直堅持其雙重標準。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國一直對海外的新疆獨立運動提供各種形式的支持，如金融方面資助。盡管西方世界本身也面臨恐怖主義的威脅，但一旦當處理和中國的關系時，西方一些政治人物實際上有「好」的恐怖主義（針對中國）和「壞」的恐怖主義（針對西方）之區分。一些國家也不時地把中國的反恐和人權民主聯系起來。類似這樣的舉動無疑也縱容著新疆恐怖主義。

　　西藏和新疆問題也影響著中國的周邊關系。中國的快速經濟發展和崛起對中國周邊國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一些國家積極和中國合作，謀求共同的發展，但另一些國家則視中國的發展和崛起為威脅。這些國家視中國為假想敵，也想利用西藏和新疆問題來應付中國。不管中國如何處理，新疆問題必然影響中國和穆斯林世界的關系。

　　傳統上，中國當政者的噩夢就是「內憂外患」。新疆和西藏問題就是當代的「內憂外患」。傳統上，「外患」經常是由「內憂」引起，但在上述國際化和區域化的影響下，「內憂」越來越傾向於由「外患」而引出。從西方的角度來說，因為中國民族問題的存在，西藏和新疆是中國內部容易發生類似於「顏色革命」的地方。西方意識到，比較容易動員西藏和新疆的民族意識來和中國較量。應當強調的是，顏色革命並非如西方所說的是為了人權和民主。如果說，新疆和西藏的騷亂和西方有關，那麼在中國境內，沒有哪一方會是受益者，所有方都是受害者。境內的西藏人和新疆穆斯林是受害者，漢人是受害者，中國政府也是受害者。真正獲益者就是海外各種恐懼中國的政治勢力。

　　新疆和西藏問題成了內政和外交的結合點，這里「內憂」和「外患」沒有明確的界線。正因為這樣，中國政府已經把新疆和西藏視為中國的核心國家利益。這顯然具有充分的政治理性。新疆和西藏問題不僅僅是政治社會穩定的問題，不僅僅是民族問題，而且更是國家統一的問題，並且從國際關繫上來說，更具有其至高無上的國際戰略意義。

　　無疑，西藏和新疆已經成為中國國際關系中越來越重要的因素。一旦被認定核心國家利益，中國政府就必然作外交動員，動員一切盡可能的資源，來應付這些問題。可以說，這些問題已經消耗了中國政府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在一定程度上，中國的外交系統已經開始窮於應付與新疆和西藏有關的問題。例如每次達賴喇嘛訪問一個國家都會導致有關方面的緊張和驚慌，每次訪問之後，中國和該國的外交就會趨於低潮。
強化海洋外交

　　多年來，中國高調談論海洋外交的問題，思考著中國如何變成一個海洋國家。這也非常重要，因為隨著中國的發展，中國迫切需要發展和海外的關系，並且中國的（至少）經濟利益也開始走出去，中國需要海洋外交來增進和保護中國的在國際社會的利益。然而，隨著新疆和西藏問題的頻繁發生，中國的海洋外交正在面臨越來越嚴峻的制約。中國的歷史上也發生過多次海洋外交和內陸外交的爭論。人們對中國為什麼沒有成為一個海洋國家一直具有爭議，但不可否認的是，內陸問題或者內陸外交是中國成為海洋國家的重要制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歷史正在重復著自身。

　　如何跳出歷史的重復？這考驗著中國的領導層。這里，至少有三個層面的問題需要思考。首先是新疆、西藏問題本身。盡管因為全球化和區域化等因素，外在的影響不可避免。不管中國在外交方面作怎樣的努力，西方和周邊國家絕對不會放棄在新疆和西藏問題上的戰略考量。這就要求中國從內部來解決問題。外部因素總是要通過內部因素發生作用。在這方面，中國需要重新思考建國以來的民族政策（本欄上周已經有論述），並且在此基礎上要花數十年時間，下大力氣來調整民族政策。如果西藏和新疆問題能夠成為內部發展的重要議程，問題並非不能得到解決，至少可以把這些問題置於可控制的範圍內。

　　其次，中國也需要思考其國際戰略的重心。本欄論述過，鑒於中國的特殊的地緣政治因素，中國的外交重心必須放在亞洲。如果中國不能在亞洲崛起，那麼很難談得上在國際上的崛起。考慮到新疆和西藏問題，這種轉移顯得更為重要。中國在周邊外交上已經有不小的努力，例如積極組織和參與上海合作組織，但這些遠遠不夠。在這方面，中國要重新思考堅持多年的外交為經濟服務的原則。中國已經具備了很強的經濟能力，在很多方面，經濟必須開始為外交服務。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要繼續海洋外交。把西藏和新疆作為有效的手段來制約中國，把中國限制在內陸國家，這是西方的戰略。中國如果放棄了海洋戰略，而把所有精力放到內陸外交，這是西方所希望看到的。但正如中國本身的歷史所顯示的，內陸外交戰略會使得中國的發展不可持續，甚至導致發展危機。可惜的是，即使在海洋戰略方面，中國有關方面說得不少，但沒有具體的行動。中國要成為海洋國家，但並不具備足夠的手段和工具。在海洋戰略方面，中國在很大程度上高度依賴於其他國家的「恩惠」，尤其是美國，就是人們所說的中國「搭便車」的問題。盡管「搭便車」在一定階段也是一種選擇，但從長遠看，非常不可靠。作為大國，中國必須依靠自己。

　　應當看到，海洋戰略的強化會緩解甚至解決內陸外交問題。中國還沒有崛起之前，西方諸國都想圍堵中國，但等中國崛起了，西方就改變了策略，承認中國的崛起。同樣道理，現在西方和周邊國家都努力尋找各種牽制中國的因素，遏制中國的影響力走向世界。新疆和西藏只不過是他們的手段。但等中國真正成為具備了全球性影響力的大國，那麼西方和周邊國家就會改變其策略。很顯然，很少有國家想打美國國內或者周邊國家的注意。從這一點來看，中國必須加速建設海洋國家的速度。只有中國具備了足夠而強大的海洋國家能力，才能有效遏制甚至消除能夠影響新疆和西藏內顧問題的外部因素，也會促使中國周邊國家向中國調整政策。

2009-07-28　　

作者鄭永年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

汪洋：民族政策非調整不可

　　星島環球網消息：中共廣東省委書記汪洋7月30日回答媒體有關烏魯木齊事件的提問時表示，現在是重新思考民族政策的時候，如果調整不及時，可能會引發一些問題。他又透露，除了政府間的溝通外，廣東準備成立一個由各界人士組成的民間團體，以對接香港大珠三角商務委員會，進一步加強粵港合作。

　　烏魯木齊「7·5」事件的導火線是廣東韶關玩具廠維族工人被打死事件。汪洋30日在廣州接受國際傳媒採訪時，首度響應事件。他說，「（少數民族）政策肯定是非調整不可。」「我們必須從實際情況出發進行調整。中國是個多民族的國家……不儘快作出調整就會出問題。」但他沒有指出目前的政策是否有錯。

　　新疆騷亂過後，官方歸咎於流亡海外的疆獨分子身上。汪洋此番言論，比較罕見。汪洋同時淡化了廣東省內的漢維衝突：「（韶關）事件的性質是刑事案件，會依據法律程式處理。」

　　在粵港合作方面，汪洋表示，廣東準備成立一個由各界人士組成的團體，以對接香港大珠三角商務委員會的角色。他說，廣東雖與香港社會制度不同，但有相同的地方，兩者都是實行市場經濟，通過民間渠道來加強雙方的合作，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比通過政府間合作更有效果。

　　汪洋指出，粵港澳在內的大珠三角地區實際上是一個經濟區域。如粵港共同組團去歐洲招商，粵澳在葡語國家舉行合作論壇等。他還透露，廣東正在準備與香港簽署《粵港合作框架協議》，以加強雙方合作。

　　汪洋又澄清，廣東沒有因為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而產生大的群體性事件。他說，很少有企業因其自身關閉而有人到政府上訪，「我們是通過制定政策引導它轉制，而不是強逼它轉制。譬如我們希望珠三角企業轉移，不是命令它去，而是通過告訴它，去那裏電價等生產成本會降低等優勢，以吸引它轉移。」

　　他說，南沙石化項目因考慮到環境問題等因素，該項目已經遷出南沙。這也可以看出，廣東對環境問題的重視，也是充分尊重民眾正確意見的表現。

星島環球網 2009-0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