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專題] 重返五四現場：1919，一個國家的青春記憶

以愛國的名義

被捕學生在黑暗的囚室里等候著天明。

　　他們的命運，令許多人徹夜難眠。北京各校的同學都在開會，討論營救被捕同學的辦法；曹汝霖在六國飯店開會，和幕僚們商議應付他個人危機的辦法；內閣總理錢能訓也在自己的官邸召開閣員會議，研究如何處理學運。

　　對5月4日那天學生與警察的表現，歷來有不同的評價。年輕而激情的學生，參與政治示威活動，大致上，有兩種不同的心態，一種是立志要演繹宋代太學生伏闕上書，請求抗金的現代版；另一種則自視為聶政操琴、荊軻獻圖、魯仲連蹈海的傳人，誓以一己之性命，求社會正義的伸張。

　　從天安門廣場的集會，到東交民巷的請願，由一群現代太學生領導，表現出高度的文明，足以垂範後世。而後來火燒趙家樓與毆打章宗祥，則是俠士登場，少數學生不惜以身犯禁，製造驚世駭俗的事端，甚至以犧牲個人來喚醒民眾。他們相信只要目的是正義的，無論採取任何手段，都足以名垂青史。

　　社會輿論幾乎是一面倒地同情支持學生，指責警察抓學生是"殘暴"、"野蠻"、"專制"。在一場中華民族大覺醒的運動中，個別人的過激行為是對是錯？曹、陸、章等人是否真有賣國？似乎都是微不足道的，誠如梁敬錞所說："私人是非，乃至政治生命，都不過是意識覺醒中的微波，或怒火中的燃料而已，不足影響這運動在歷史上之評價與地位。"

　　學生的愛國主張，以及他們不畏犧牲，不畏強權，堅持和平、理性地表達訴求，完全是正當的、正義的，理所當然會贏得社會的欽佩和支持。然而，當個別學生不顧指揮者的勸阻，開始縱火、毆人時，警察到底應該怎麼做，才符合法治社會的要求呢？這是一道考驗政府政治智慧和執政能力的難題。

　　從5月4日的情況看，警察還算克制，沒有過分使用暴力，學生集會遊行時，警察沒有強行阻止，甚至在學生闖入曹府後也沒有馬上抓人，只是當事情發展至縱火和打傷人（當時以為打死了人）以後，才開始抓捕和驅散學生。

　　當被捕學生從步軍統領衙門移送警察廳后，待遇大為改善，警察總監吳炳湘親自慰勞學生，給他們換了較寬敞的囚室，允許他們走動與交談，還贈送報紙給他們了解外面的情況；伙食標準按警察廳科員例，每人每餐約一毛有零，吃飯時共分五桌，每桌六七人；允許外面的同學探視，也允許裡面的同學托寄信外出。

　　由此可見，警方的處理方式，並沒有太多可指責的地方，以一個文明國度對待政治抗議活動和政治犯的標準來看，至少算是合格的。

　　總統和內閣對事件的反應，也沒有頭腦發昏，馬上訴諸白色恐怖，所謂"解散大學、嚴懲學生"等等，只不過是某些人的意見，並不代表政府，政府也沒採納。徐世昌最初想拿學潮做籌碼，打壓段祺瑞的氣焰，所以對學生頗為寬容。

　　徐世昌和段祺瑞都是北洋老人，但段祺瑞自恃敉平張勳復辟，有再造共和之功；又主張中國參戰，使中國成為戰勝國，忝列巴黎和會，功高蓋世，氣焰熏天，把個退耕老人壓得透不過氣來。徐世昌討厭段祺瑞是實，但說他為了"對段示威"而搞出個五四運動來，則未免荒誕不經了。

　　政府似乎低估了學潮，以為只是一起孤立的事件。因此，政府在一開始忙著封鎖消息，切斷北京與外國的無線電聯繫，希望事態不再擴大。在錢宅的會議上，竟有人提議解散北大，教育總長傅增湘堅決反對。又有人提議至少要罷免蔡元培北大校長職，傅氏仍然反對。雙方爭論不休，錢能訓氣急敗壞地問傅氏："你說蔡鶴卿（元培）校長地位不能動搖，假如蔡鶴卿死了怎麼辦？"

　　在政府中，徐世昌對學運，是傾向於溫和處理的，而以段祺瑞為首的軍方，則力主嚴厲鎮壓，包括解散學校、更換校長。段芝貴甚至揚言，寧可十年不要學校，也不可一日容此學風。儘管被拘捕的學生不一定就是縱火和毆打官員的人，但政府依然決定把他們移送法庭審判，以收殺雞儆猴的作用。

　　在這種令人窒息的低氣壓下，各種飛短流長，在校園裡不脛而走，有人說章宗祥已經死了，學生背了殺人的罪名；有人說被捕學生在警察廳遭到嚴刑拷打；有人說他們會被判處死刑。大家都沒經歷過這種大風浪，一時間茫然不知所措，都等著學生領袖們決定下一步的行動安排。羅家倫說："當時各學校的中心，自然是北京大學，至於北大主持這個運動的軀幹，要算是新潮社及國民雜誌社裡面的人。" 和所有的群眾運動一樣，一批學生領袖，已在風浪中自然形成，受眾星所拱了。

　　羅家倫從趙家樓回到北大東齋（第一宿舍）后，筋疲力盡，倒頭便睡，睡到黃昏6點爬起來，又再投入活動。晚飯後，北大派出了一批代表，到各學校聯絡，準備在第二天，全北京的高等以上學校，一律罷課。羅家倫負責連夜到各報館去解釋今天發生的事情。他馬不停蹄地跑了十幾家主要報館。當他拖著疲乏的步履返回北大時，已是凌晨3點多了。夜幕下的古都，一片死寂。

　　當晚，北大學生聚集在第三院開會，商討營救被捕同學的辦法。有人擔心地說，校長可能會因這次事件辭職，大家都憤然表示，如果校長辭職，我們就全體解散。室內燈火通明，卻一片愁雲慘霧。這時，蔡元培趕到了會場，有的學生見到校長，竟號啕大哭起來。蔡元培登上講台，和顏悅色地對大家說："你們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知道了，我寄以相當的同情。"

　　話音剛落，全堂歡聲雷動。

　　"我是全校之主，"蔡元培說，"我自當盡營救學生之責。關於善後處理事宜也由我辦理，只希望你們聽我一句話就好了。請大家從明日起照常上課。"

　　據北大學生曹建說，對校長的意見，"大家一致表示聽從"。 但學生楊晦卻說，"這次大會表現了青年學生們的愛國主義的情緒，已經集中在對賣國政府的痛恨上。議決：各校同盟罷課。"

"殺君馬者道旁兒"

5月5日，星期一。北京蘇醒了。

　　北大校園內，人人都在談論今天的罷課。當時有一個流行說法："罷不罷，看北大。"如果北大罷課，北京其他學校都會跟進。現在，北大的課是罷定了，因此，從早上開始，全北京專門以上的學校，也一律罷課了。高等師範開始不贊成，擔心一罷課，同學們就會星散，無法召集。但到了下午，也開始加入罷課行列了。

　　下午3時，北京14所專門以上學校的校長，在北大開會。他們接獲教育部指令，要求查明為首滋事學生，一律開除。校長們紛起反對，他們認為，這是多數市民的運動，不能讓被捕的少數學生負責；如果當局認為這是學校的運動，也應當由各校校長負責。他們決定派代表到警察廳要求釋放學生，如警廳不允，就去教育部；教育部不允就去總統府，總之不釋放學生，誓不終止。當推蔡元培（北大）、陳寶泉（高等師範）、金邦正（農業專門）、洪熔（工業專門）、湯爾和（醫學專門）、姚憾（中國大學）、劉抱願（法政專門，時校長王家駒在外未歸，校務由教務長劉抱願代理）為代表，前往警察廳交涉。

　　吳炳湘告訴他們，這次捕人是出於院令，要放人也須院令。於是一群校長躋躋蹌蹌，又轉去教育部，部里職員說，傅總長已決定辭職，今天沒有到部辦公。他們只好又去總統府、國務院，但都吃了閉門羹。

　　與此同時，來自北京各校的三千多名學生，正在北大法科開會。由段錫朋主持，首先報告上午各校代表會議，議決：由各校聯合上書大總統懲辦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各校一律罷課至被捕同學回校為止；宣言中外、通電全國教育會、商會，請其一致行動；電請上海和平會議主持公理；電請中國巴黎和會專使對青島問題死力抗爭，萬勿簽字。

　　國會議員符定一登台演講，對學生大表同情，並十分支持學生的主張，願效犬馬之勞云云。方豪報告上午請願過程，由於專門以上學校的校長都在開會，所以未能到教育部請願。劉兆瑸報告謁見吳炳湘的結果，並宣讀了被捕學生托他們帶出來的一封信。

　　警官學校的代表上台，又展示一件"殺賣國賊"的血書，令會場氣氛再度燃燒起來。段錫朋號召大家，如果被拘同學不能放回，最後手段就是聯絡各校學生到地方廳自首，決不能使少數同學負全體之責。大會宣布5月7日全北京中等以上學校總罷課。

　　北京各界都被事態震驚了，商會、農會、旅京魯省同鄉、山東籍議員等團體及人士，紛紛開會，通電各省，請各地一致行動，為山東問題做後援。國民外交協會召開特別會議，派代表向政府請求釋放學生。5月5日，汪大燮致函徐世昌，勸其儘快釋放學生。當晚，汪大燮又與林長民、王寵惠聯名致函警察廳，請求保釋學生。

　　5月6日，北京總商會決定會員一律拒絕購買日貨，並提出斷絕與日本一切工商業關係的倡議，要求政府嚴懲賣國賊和暴虐官吏。北京鼎沸了。連一向閉門讀書的女學生，也手挽著手走上街頭了。

　　針對政府對外封鎖消息，學生們把關於5月4日事件的真相，通過某些外國機構，傳到天津租界，再從天津傳到上海，從上海傳遍全國其他城市和外國。政府的封鎖，只維持幾個小時就被衝破了。

　　事實證明，採取封鎖消息捂蓋子的辦法，是最愚蠢的，而且全無作用。蔣夢麟說他5月5日早上在上海的報紙已經讀到來自北京的消息了。內容大致為："北京學生遊行示威反對簽訂凡爾賽和約。三親日要員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遭學生圍毆。曹汝霖住宅被焚，數千人於大隊憲警監視下拘留於大學第三院。群眾領袖被捕，下落不明。"（蔣氏似乎把5月4日的事件與6月3日的事件混為一談了，當為記憶之誤。）

　　全國各地的抗議電報，像潮水一樣湧向北京。

　　北京專門以上學校校長繼續在北大開會，會後再次到教育部請求釋放學生。傅增湘雖已遞交辭呈，但仍允向錢能訓疏通。接著，大家又去警察廳，向吳炳湘強烈表示，如果今晚還不能釋放學生，各校秩序，都將難以維持。吳氏代表政府答覆，只要學生取消明天（5月7日）的大罷課，被捕學生就可釋放。校長們問他有什麼保證，吳氏發誓說："如果複課而不放學生，我吳炳湘便是你們終身的兒子。"

　　當天，交通總長曹汝霖、幣制局總裁陸宗輿呈請辭職。徐世昌一方面對曹、陸二人"濃情溫語，再三慰留"，另一方面又頒布嚴厲的命令。輿論嘩然，群情愈加洶湧。

　　晚上，蔡元培回到北大，馬上把羅家倫、方豪等學生領袖找來商量，以取消明天的罷課，換取警察廳釋放被捕學生。學生領袖們為難地說："昨天才決議罷課，明天便要複課，乃是辦不到的，我們也負不起這個責任。"但羅家倫倒是同意取消罷課，他說："現在如果盡讓同學們關在裡面，也不成事，況且我們這一次有放火及毆傷等重大情節，章宗祥還沒有離危險境界，有兩天沒有大小便，醫生說他命在旦夕了。適巧政府又捉去我們幾個人，用這幾個人去抵命，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他問校長們："若是我們明天複課，他們不放人，怎樣辦？"

　　校長們說："我們可以用生命人格為擔保，而且吳炳湘也曾發誓過'如果複課而不放學生，我吳炳湘便是你們終身的兒子。'"

　　羅家倫覺得應該答應政府的條件。但其他學生領袖都反對，認為未經學生聯合會的討論，這樣答應下來乃是越權。羅家倫說："現在為減少被捕同學之危險，這件事非如此辦不可，我們只有從權辦理了。"

　　5月7日上午10時左右，被捕學生全部釋放了（不是無罪釋放，而是保釋候審）。各學校出動六輛汽車，赴警察廳歡迎獲釋同學。被捕同學開始以青島問題還沒解決，不肯出獄，經吳炳湘再三勸告，始肯離去。

　　當汽車駛抵北大時，馬路兩旁的市民歡呼雷動，好像歡迎凱旋英雄一般。學生們也鼓掌答謝，不停高呼"學生萬歲"、"還我青島"。《益世報》還以汽車環城散發號外，人們爭相傳閱，雀躍不止。漫天的陰霾，彷彿露出了一線陽光。

　　從5月4日開始，北京謠諑滿天，頻頻有人向蔡元培報告，政府方面"有焚燒大學、暗殺校長之計畫"。據說曹汝霖、章宗祥出三百萬買蔡元培的人頭。5月8日，北京忽然傳出一種驚人的消息，說軍隊正從廊房開入北京城，準備武力鎮壓學生。

　　一度緩和的形勢，陡然急轉直下。

　　蔡元培感到身心疲憊，他既是一位崇尚個人自由的安那其主義者，也是一位學者，他雖然很同情學生的愛國熱情，但一向認為大學是研究學問的地方，不是搞政治的地方，現在忽然被學生當成搞政治活動的靠山，被各學校校長奉為和政府打交道的領頭人，學生們出了事向他求援，他不能不管；各校校長們要聯合行動，他也不能不參加；而政府也把他視為學運風潮的幕後操縱者。他身不由己地被推到了風口浪尖上，今天到教育部請願，明天到警察廳求情，這完全違背了蔡氏的性格與做人原則。

　　5月8日午後，又有人向蔡元培通風報信，說政府方面認為，只有蔡氏離開，風潮才能平息。如果蔡氏不去，法庭就要嚴辦被拘學生。蔡氏倒不怕有人要買他的腦袋，但是，"我恐若因此增加學生對於政府的糾紛，"蔡氏後來寫道，"我個人且將有運動學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 同時，蔡氏也預見到學生經過這次風潮的洗禮，初嘗權力的滋味，將來更不會安於學習，他的辦學宗旨，將更難以貫徹。於是，他向政府遞交了辭呈。5月9日凌晨，留下了一張字條，悄然離去，甚至連他最親近的人，亦不知其何往。

　　人們認為蔡氏是被政府逼走的，整個北京學界憤慨激怒的情緒，就像乾柴遇火一樣，瞬間點燃。各校約定，5月11日全體一律"停課待罪"（後來又決定改期）。當晚10時，由北京28所學校派出的學生代表謁見傅增湘，商定三項辦法：一、請總統下令挽留；二、派司長到天津尋找蔡氏；三、通電上海，請蔡氏即日回任。各校也派代表到天津挽留蔡氏。"各校全體學生進退，以蔡君一人視之"。這恰恰是蔡氏要躲避的"道旁兒"，他怎麼可能因此回心轉意呢？

學潮的擴大與升級

5 月10日，保釋外出的學生接到檢察廳傳票，出席第一次預審。學生們聲稱，他們是尊重總統命令，顧全蔡校長信譽而來。當檢廳長問誰是5月4日事件的主腦時，他們異口同聲回答：各人具有良心，誰能主使？預審草草結束。學生們回校后，向檢察廳正式遞交了一份聲明，表示今後再不會到檢察廳應訊。

　　北大教授會派出馬敘倫、馬寅初、李大釗、康寶忠、徐寶璜、王星拱、沈士遠等教授為代表，到教育部與傅增湘見面，請其設法挽留蔡氏。傅增湘表示，他也是非常誠懇地要挽留蔡校長的。大家詢問總統、總理的意見如何，傅氏沉默了一會兒回答："總統、總理的意見，我未深知，所以我亦無從代為宣布。"

　　下午，各校教職員在北大開會，大家對政府再三挽留曹汝霖、陸宗輿，而對蔡元培卻如此冷漠，深感憤怒和傷心，咸認為蔡氏能否挽回，決不僅是一校長的去留問題，而與教育及外交前途，均有關係。決定聯名上書政府，務請挽留。如果不能挽回蔡校長，他們將一致總辭職。

　　從蔡元培的性格與處事方式而論，他的辭職，當出於真誠。但置身於大時代的漩渦中心，往往被一股無形力量牽引著往前走，已無個人的自由意志可言。這股力量，恆來自蔡氏所說的"道旁兒"。

　　道旁兒本身，也同樣受著一種集體無意識的力量牽引。匡日休對此有切身感受，他慨嘆"這時候群眾的各個分子都沒有個性的存在，只是大家同樣唱著，同樣走著" --同樣喊著口號，同樣挽留著蔡元培。當其時也，幾乎所有人都認定挽留蔡氏是天經地義的，沒有人會顧及蔡氏個人的真實意願與感受。

　　5月11日，焦頭爛額的傅增湘，索性也步蔡元培後塵，留下辭呈，一走了之。教育部派人到西山和天津，但都不見蹤影。坊間哄傳政府對蔡、傅二人均無意挽留，擬以胡仁源接替北大校長，以田應璜接替教育總長。學生們更加激憤，一致發起反對運動。下午，北京專門以上學校教職員聯合會正式成立，由康寶忠任會長，馬敘倫任秘書，派出九名代表與徐世昌、錢能訓會面，要求政府就以下問題明確表態：一、對於北京教育界的切實態度；二、善後辦法；三、對於挽留蔡氏的態度。

　　外交風潮已呈全面擴散之勢，不僅學界、商界捲入，政界、軍界內的不同派系，亦看準了這個機會，推波助瀾，欲動搖段祺瑞的皖系勢力。由外交引起的學潮，至此，已發展成政府高層內部的派別鬥爭了。政府要偏袒皖段，就要冒得罪其他勢力的風險，但要懲辦皖段，又沒這個膽量與實力，只能顧左右而言他。5 月12日，國務總理錢能訓也步了蔡、傅二人的後塵，向總統撂挑子。

　　政府陷入了嚴重的政治危機。

　　學生被捕后，學運領袖們對下一步該怎麼走，頗覺躊躇，學潮一度轉趨沉寂。然蔡元培的辭職，引起連鎖反應，成了刺激學潮再度升溫的重要因素。羅家倫說："蔡先生去了以後，北京大學自然是第一個恐慌，為維持北京大學，北大學生不得不繼續鬧下去，而且不能不聯合旁的學校學生一同的鬧下去，於是五四運動又重新緊張起來了。" 這時的學運，已不僅僅是為了聲援青島問題，而是帶有自保的用意了。安福系的喉舌《公言報》亦公然質問："與日本爭青島乎？抑為蔡元培等爭位置乎？"

　　為了給學運拓展新的空間，北京學生聯合會決定從5月11日開始，組織十人講演團，開赴各處講演，把愛國的信息，傳播開去。高師在前門一帶，北大在內城，清華在西門，每組一二十人不等，手持"學生演說團"小白旗，分段遊行講演。演說內容，大抵是懲辦賣國賊、不買日貨、力爭青島等，並向市民散發各種傳單和地圖。不久，講演範圍擴展至昌平、南口、西郊等地。

　　5月13日，北京高等專門學校的全體校長，全體向教育部具呈辭職。醫專校長湯爾和、工專校長洪鎔，即日離京遠去。學生們聚集在北大開會，討論是否要舉行全體總罷課。會上眾說紛紜，未有定論。

　　5月14日，徐世昌召集段祺瑞和全體閣員、安福國會的兩院議長，在公府舉行緊急會議，研究外交、南北和會和學潮問題。段祺瑞堅持對學生要採取強硬態度，並要求罷免傅增湘，態度咄咄逼人。徐世昌無奈，只好下令。

　　命令中提及的各治安單位，警察廳負責維持社會秩序，固無疑義，然步軍統領衙門的職責，主司城門啟閉和四鄉車捐，它何來權力處理學生遊行示威活動（雖然它的越權由來已久）？而京畿警備總司令則屬軍隊系統，總司令就是段芝貴。平時衛戍軍隊由陸軍部指撥，遇特殊情況時，則由陸軍部指派京師附近軍隊歸總司令調遣。這道命令，賦予軍隊彈壓逮懲示威民眾之權，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信號。5月15日，政府在段祺瑞的壓力下，批准傅增湘辭職，委次長袁希濤代理總長。

5月18日，北京18家專門學校召開緊急會議，表達對政府的三大失望：一、政府未表示山東問題不簽字之明決態度，且勤於對內，無對外之決心。二、政府對於國賊極稱許，對於傅蔡諸公則相反，近且有離奇更換之主張，危及教育之基本。三、政府對於留東學生之被捕而不問，北京學生之呼號而不顧，反下令禁止學生集會言論及發行印刷品之自由，如臨大敵。全體學生忍無可忍，決定採取罷課的手段，作最後的要求及運動，望全國一致贊助。

　　會議向總統提出六項要求：一、巴黎和會不得簽字；二、懲辦國賊；三、挽回蔡、傅，打消田應璜長教育；四、收回警備令；五、交涉留日學生被捕事；六、維持南北和議。18所學校一致決定：明日全體罷課。罷課期間，學生們將從事以下工作：一、組織"北京護魯學生義勇隊"，以備國家不時之需；二、推行各校"平民教育講演團"，促使國人知道以國家為重；三、由各校自組"十人團"力維秩序，以舒國家內顧之憂；四、以暇時潛心經濟，俾勿負國家樹人之意。

　　5月19日，星期一，北京下了一場雨。從上午開始，全北京26所中等以上學校的課室都空空蕩蕩，總罷課開始了。

　　這一個標誌性的轉折。以前學生們的各種示威活動，都是以學校為單位的，直到這時，才真正第一次有組織地舉行全北京的總同盟罷課。其次，以前的學潮，都是學生們聚集在一起，現在則相反，由聚而散，像水銀瀉地一樣，滲透到社會各個角落，在北京街頭演說的學生驟然激增，19日那天有三四百人，20日增至六七百人，21日多至上千人。警察疲於奔命，就像十個指頭按跳蚤，按得東來西又跳。

　　大批軍警日夜包圍著北大等學校，限制學生外出。儘管校方抗議，稱學校為國家永久作育人才之地，非政府隨意執行刑法之地，要求撤去包圍學校的軍警，但政府不為所動。

　　5月20日晚上，北京各校教職員聯合會決議，反對更換北大校長，反對田應璜執掌教育。21日，罷課潮擴大到中學。第一中學、第二中學等各處中學亦一律罷課。北京簡直成了一個謠言世界。有人說，政府將以武力解散學生團體，強迫學生上課；也有人說，教育部準備提前放暑假；還有人傳言，北京第二中學已經被解散，高等工業學校也要被解散。各種風言霧語，像病毒一樣傳遍京師。

　　氣氛愈來愈緊張，彷彿有一個巨大的陰影從天邊緩緩升起，向大地壓來，馬上就要合攏了。學生感到不寒而慄，政府也同樣感到不寒而慄。

　　21日，徐世昌撤了鎮壓學生不力的步軍統領李長泰職，換上陸軍第十三師師長王懷慶為京師步軍統領。當天上午，北大教職員在法科大禮堂開會，再次表達誓不承認田應璜長教育的決心，認為這是教育界的羞恥。

　　23日，陳寶泉等校長，以學潮擴大，無法挽回為由，第二度向教育部請辭。25日，教育部下令所有學校必須在三天內複課，不複課的就開除。但教職員們卻以全體名義，上呈總統和國務院，稱學校秩序自有職員維持，無須軍警入校干涉，如軍警再有此情，即認為是破壞教育機關。

　　民間的呼聲日益高漲，皖段軍閥的態度亦日益強硬，徐世昌如同三文治，日子甚不好過，但他的官僚本質，決定了他最終選擇犧牲民意，向軍閥屈服。5月25日，他頒布了一道更為嚴厲的命令。

　　天子腳下，官方重兵把守，北京學生的活動空間，愈收愈窄，有如身陷暗黑牢房，只能跳到外線，衝出京畿警備司令部的勢力範圍，尋找社會各界和外地的支持，以求把"學潮"變成一種民眾的社會運動。這也是沒辦法中的辦法。於是，罷課以後，學生們便頂著春天的風沙，分批秘密前往上海、天津、南京等城市。

六月的怒吼

氣溫一天一天升高。熾熱的夏天來臨了。

　　北京5月4日發生的事情，是什麼時候傳到上海的呢？蔣夢麟說他是5月5日早上，通過報紙知道的，"當天下午，公共團體如教育會、商會、職業工會等紛紛致電北京政府，要求把那三位大員撤職，同時釋放被捕或被扣的學生。第二天一整天，全上海都焦急地等待著政府的答覆，但是杳無消息。於是全市學生開始罷課，提出與各團體相同的要求，同時開始進行街頭演說。"

　　但在中國公學讀書的學生李玉階說，北京火燒趙家樓後幾個小時，復旦大學就接到消息了。

　　在上海復旦大學讀書的學生朱仲華，則說復旦大學是5月5日晚上10時半，接到《民國日報》經理邵力子電話，才知道北京的情況的，因夜已深，電車停駛，於是請邵力子翌晨來校報告詳情。 另一位復旦學生張廷灝說，教授敲鐘是在5月5日晚上。幾分鐘后，北京的消息在上海傳開了。

　　5月6日上午，邵力子到了復旦，向學生們報告了北京學生示威遊行，和北洋政府的鎮壓經過。最後，邵力子呼籲學生："我們校里的同學對國事比較關心，現在北京的同學，已有這種壯烈舉動，我相信本校同學必有所表示以響應北京同學。"會場上群情激憤，當場通過兩項決議：一、聯合上海各學校通電全國營救北京的被捕學生；二、從速組織上海學生聯合會。

　　5月7日，上海響應國民外交協會的號召，在公共體育場召開國民大會。大會由復旦學生代表何葆仁擔任主席，全場一致支持北京學生的愛國運動，要求嚴懲賣國賊、不得在巴黎和約上簽字、要求日本歸還青島和撤走膠濟鐵路沿線軍隊、廢除"二十一條"。

　　在上海陪同杜威的胡適，也大汗淋漓地擠在與會的人群之中，他說："我要聽聽上海一班演說家，故擠到台前，身上已是汗流遍體。我脫下馬褂，聽完演說，跟著大隊去遊街，從西門一直走到大東門，走得我一身衣服從裡衣濕透到夾袍子。"

　　胡適曾慨然表示："在變態的社會國家裡面，政府太卑鄙腐敗了，國民又沒有正式的糾正機關（如代表民意的國會之類），那時候干預政治的運動，一定是從青年的學生界發生的。" 中國的學生界，有著東漢末年太學生、兩宋太學生、明末東林和復社、幾社的傳統。然而，胡適卻沒有料到，對青島問題的抗議活動，不僅迅速擴大為一次全國性的學生運動，而且導致民族主義的迅猛高漲，最終演變成一場社會革命。

　　商界與學界幾乎同時行動。從5月9日起，上海洋貨業宣布一律停售日貨。商幫協會、紙業公會、錢業公會、北貨業、糖業、商業公團、南市商鋪、米業商會、煙酒業聯合會、麵粉公會、押店公會、雜糧公會、報關公會等紛紛召開同業大會，致函同業、報館和政府，呼籲抵制日貨，提倡國貨。

　　5月18日以後，上海學生與市民發起了一個以抵制日貨為宗旨的"搶帽運動"，從路人頭上搶走日產草帽並踏毀。當時日產草帽是相當普遍的一種日用品。其後，抵制日貨的行動，變成抵制日本人，黃包車夫拒絕日人乘車，遊樂場拒絕日人進場。

　　5月19日，上海學生會舉行緊急會議，提出三項要求：一、政府收回批准傅增湘辭職的成命；二、就留日學生被日方粗暴鎮壓事，罷免駐日代理公使庄景珂，並對日本進行嚴重交涉；三、不得在巴黎和會上簽字。決定從5月22日開始全上海總罷課，非得學生會正式上課的通告，不得私自上課。經過蔣夢麟等教育界人士的斡旋，改為5月26日總罷課。

　　然而，罷課潮已經在全國蔓延開了。

　　從5月底開始，北京學生紛紛組織演講團，走上街頭，向市民演講，推銷國貨。每天至少有兩三千人上街。6月1日，政府頒布兩道命令，一道稱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任職期間，各能盡維持補救之力，國人不明真相，始有誤會。另一道指學生糾眾滋事，縱火傷人，擾及公安，應即日上課，不得借端曠廢，致荒本業。這兩道命令，實際上是政府準備採取大規模鎮壓的先聲。

　　由於軍警加緊防範，驅趕和阻止學生演講，街頭的學生活動，一度幾近絕跡。大部分支持學生的報紙都被查禁了，露天演講也停止了，學生們只在公園、茶館等地，推銷牙粉、肥皂、手巾、香水、紙煙之類的國貨，為學生會籌款。《每周評論》說："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几几乎'石沉大海'似的。"

　　然而，徐世昌的命令，把逐漸緩和的形勢，再次推向激化。6月2日，在東安市場推銷國貨的七名學生，突被軍警包圍逮捕。其中一人是北大學生會講演部長張國燾，據他說，這七人是因講演而被捕，並非因推銷國貨。

當晚，學生會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從6月3日起恢復街頭演講，但只說提倡國貨的話，不說抵制日貨的話，以免授人以柄。每次派50人去演講，如果這50人被捕，就再派50人去，如官廳逮捕其中一人，其他人就一起到官廳自首，聽候發落。如果今日遭逮捕，次日則加倍派人，直到所有學生被捕盡為止。

　　6月3日，農曆五月初六，星期二。

　　根據魯迅日記記錄，這天北京的天氣，"晴，下午曇，晚大風一陣后小雨"。然而，在陳獨秀的筆下，"民國八年6月3日，就是端午節的后一日，離學生的五四運動剛滿一個月，政府里因為學生團又上街演說，下令派軍警嚴拿多人。這時候陡打大雷刮大風，黑雲遮天，灰塵滿目，對面不見人，是何等陰慘暗淡！" 《晨報》也有類似記載："北京的天氣，忽然間大變起來，狂風怒號，陰雲密布，繼之以打雷，閃電，下雨，一時天地如晦。"

　　就在這神怒人憤，天呈異象之際，官廳緹騎四齣，一發現學生演講，馬上逮捕。當天被捕學生人數，有說46人，有說178人，也有說多達四百多人。

　　後來的史家，恆將5月4日的逮捕行動，與6月3日的大逮捕，相提並論，視同一律，其實兩者大有分別。5月4日在趙家樓是因縱火傷人的刑事罪而捕人，6 月3日（包括4日）是以街頭演說、抗議示威、罷課等罪名，也就是言論罪、思想罪、表達罪、行使憲法權利罪，抓捕學生。兩者性質完全不同。

　　白色恐怖終於來了。

　　然而，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到了6月4日，迎著軍警的刺刀，走上北京街頭演說的學生愈來愈多，他們抱定"田橫五百人同死"的決心，攜囊負橐，做好了入獄的準備。古老的帝國上空，到處回蕩著"犧牲自由和身體來救國的時間到了"的悲壯聲音。

　　被捕學生沿途大呼"抵制日貨"、"懲辦國賊"的口號，也有的學生號召"大家起來革命！"路邊的學生與市民流著眼淚，沖他們喊："你們先去呀！""我們就來呀！"氣氛凝重而凄婉。"真箇把北京城圈裡鬧了成一個鬼哭神號的世界"（匡日休語）。

　　大學校舍竟然成了臨時監獄，大門貼上"第一學生拘留所"的字條。當晚，被捕學生多達1150人。法科校舍人滿為患，又把馬神廟的理科校舍改作第二拘留所。北京學生會向全國通電："北京大學法科已被軍警佔據，作為臨時拘留所，拘囚被捕學生於內。校外駐紮兵棚二十，斷絕交通。軍警長官，對於學生，任意侮辱。手持國旗，軍警奪而毀之。講演校旗亦被撕擲。其堅持國旗與校旗者，多遭槍毆。受重傷者二人。"

　　被捕學生在拘留所範圍內，行動還算自由，甚至可以踢足球。他們馬上在拘留所內組織起一個"被捕學生聯合會"，和外面的學生會一樣有評議部、幹事部，有庶務股、交際股之類的機構。

　　前往拘留所慰問學生的各界人士，絡繹不絕。北京的基督徒邀請學生們到他們的佈道壇去演講。梁啟超的弟弟梁啟雄受廣東同鄉之託，送了一千元給學生，但學生們拒絕接受，並在報紙上刊登廣告，表示不接受一切金錢捐助。

　　6月4日下午，北京15所女校的學生也衝出校園，到總統府請願。她們頂著狂風，排著整齊的隊列，據在場的女學生呂雲章記述，"女師師範部學生一律是淡灰裙、淡灰上衣，專修科學生則是藍布褂、黑裙子，後頭一律都梳一個髻；附中的學生也是淡灰裙、淡灰制服，頭上則是左右一邊梳一個小髻。隊伍從下午1時后陸續出發，到總統府前變換隊形排列站立，等代表們向軍警交涉……好幾個鐘頭之久，沒有一個人坐下休息。"

　　錢中慧、吳學恆、陶斌、趙翠蘭四名代表們進入總統府後，沒見到徐世昌，只能向總統的秘書遞交了請願書，請他轉達。女學生們提出四點要求：一、大學不能作為監獄，請從速釋放被捕學生。二、不應以對待土匪的辦法對待高尚的學生。三、以後不得命軍警干涉愛國學生的演說。四、對學生只能告誡，不能拘禁虐待。女學生的行動，在中國這個極端保守的孔儒之邦，是破天荒的壯舉。

　　自傅增湘辭職躲到西山之後，袁希濤勉強支撐，亦已山窮水盡，無計可施，唯有效法蔡、傅，三度請辭，跳出這個煩惱場。4日，錢能訓召開內閣會議，安福國會議長王揖唐也參加了，他提議由傅岳棻接替袁氏。傅岳棻是湖北省武昌人，曾任山西大學堂監督，民國後任北洋政府國務院銓敘局僉事、參事，與安福系關係密切。錢能訓病急亂投病，無論誰自稱有辦法解決學潮，他都一概照準了。嗣經閣議通過，任傅岳棻為教育次長，攝行部務。

傅氏提出兩項解決學潮辦法：一、請軍警當局撤去對付學生的軍警。二、由部與學校會同勸告學生回校，恢復原狀。錢氏忙不迭一口答應。傅氏再就商於各校長和教職員，大家也都贊成。於是，由教育部派兩名官員，會同各校長到北大法科斡旋。

　　這時胡適陪同杜威，已到了北京，他震驚地感到，北京大學--甚至整個北京--與他離開時，已是天上人間。"北河沿一帶，有陸軍第九師步兵一營和第十五團駐紮圍守。從東華門直到北大第三院，全是兵士帳棚。" 這簡直是對神聖的教育事業的褻瀆，打算二十年不談政治的胡適，也忍不住拍案而起。

　　劉半農執筆起草了《致本校全體教職員諸君函》，在校內徵集簽名，聲援學生。6月9日，胡適與陳大齊、沈士遠、劉半農等北大老師和羅家倫、狄君武等學生，一起到警察廳交涉釋放被捕學生。胡適又去探望被捕學生，他對外界表示，他們的待遇十分悲慘，缺少被褥和食物，受傷和生病的也得不到醫治，呼籲教員給學生們送些麵包。各校教員以私人名義，買了三千個饅頭送給學生。

　　與此同時，上海方面的緊張空氣，一天比一天加劇。自從罷課以後，學生不斷與商界聯絡，尋求支持。到6月4日，北京鎮壓學生的消息傳來，上海市民的情緒，一發不可收拾，有如炸藥遇上了洋火，開始爆炸燃燒。學生們湧上街頭演說，散發傳單，號召工商界支持學生的愛國行動。

　　上海是中國第一大商埠，商人給人的印象，一向是不問政治，唯利是圖。然而，6月5日，震驚全國的上海大罷市，卻在學生的鼓動下，突如其來地爆發了。最令人驚訝的是，這次罷市並非商會的統一行動，而是先由南市的中小商戶發起，所有店鋪一律關門，停止營業；鄰近法租界的商鋪也跟隨關門了，緊接著，法租界、公共租界的商鋪也起而效之。罷市潮就像倒了多米諾骨牌似的，從南市迅速向閘北蔓延。到中午時分，全市已經沒有一家商店開門做生意了。

　　罷市以後，人們忙著在店鋪外張貼"還我自治，還我學生"、"愛國自由，不受干涉"、"壓力無用"等標語；各團體紛紛致函、致電北京，要求罷免曹、陸、章三大員，釋放被捕學生。蔣夢麟描述："成千上萬的人在街頭聚談觀望，交通幾乎阻塞。租界巡捕束手無策。男女童子軍代替巡捕在街頭維持秩序，指揮交通。由剪了短髮的女童子軍來維持人潮洶湧的大街的秩序。"對罷市並不十分熱心的上海總商會，發出緊急通告，告誡商戶："此次商界罷市雖激於義憤，而一切舉動務求文明，勿釀意外。"

　　當天下午，上海學生會邀集社會各界名流，在總商會舉行會議，與會者包括上海工商界大亨虞洽卿、江蘇省教育會副會長黃炎培、蔣夢麟、張東蓀、葉楚傖等人，學生代表有段錫朋、許德珩、朱承詢。由何葆仁主持。會議以"上海商學工報聯合會"名義，發表對內宣言，表明其立場為：一、國賊不誅，誓不開市。二、純粹為對內的行為，對外概守相當的敬禮與友誼。三、尊重市場秩序，擁護法律之自由。四、輟業不效，則更求多數之應援，待公道之裁判。會議決定成立一個包括工、商、報、學界的全國性聯合機構，定名為"全國各界聯合會"。

　　罷市的多米諾骨牌，瞬間擴散至寧波、杭州、蘇州、松江、南京、揚州、鎮江、九江、武漢、天津、濟南等地。繼罷課、罷市之後，上海工人也發起了罷工運動。內外棉第三、四、五廠、日華紗廠、上海紗廠、商務印書館印刷工人、祥生船廠、船塢銅匠鐵匠、江南船塢、銅鐵機器工人、浦東和平鐵廠、銳利機器廠、札新機器廠、滬寧、滬杭兩路機師工人、浦江各輪船水手、滬南商輪公司、南市電車、英美電車公司、華洋德律風公司接線生、中國電報局等，紛紛加入罷工行列。僅上海一隅，至少有43家工廠、公司和公用事業機構，捲入了罷工潮中。

　　6月5日，上海宣布戒嚴。警察毆打演講學生，並拘捕百餘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禁止散發抵制日貨傳單。

　　各地聲援北京學生的浪潮，受到上海事態的刺激，迅速蔓延高漲。北京學生"一剎那間，個個悲歡交集、哀痛淋漓，而聲勢遂大振"（羅家倫語），態度愈加強硬，不肯向政府讓步。6月5日，有五千多學生向警方自動要求入獄。

　　經過各方斡旋，大學外面的軍警，終於全部撤走。但被拘學生宣稱，政府無故逮捕，又無故撤退軍警，形同兒戲，為尊重法律和學生的人格起見，不得圓滿的結果，決不出拘留所。學生們的心理，如羅家倫所說："因為他們一出來要減少了天津及上海方面的緊張空氣。"

　　教育部派員苦勸學生出獄，學生們不聽。徐世昌又派一名官員，偕教育部專門、普通兩司長，到拘留所向學生們低聲下氣道歉，學生們還是不理。"到了第二天，步兵統領衙門和警察所卻派人來道歉，他們才肯出來，還有拘禁在警察所和步兵衙門裡面的，他們請他們出來，而卻不肯，以後預備了汽車和爆竹送他們出獄，還是不肯。最後一個總務處長連連向他們作揖說：'各位先生已經成名了，趕快上車吧！'" 學生們這才離開拘留所，在同學的夾道歡迎之下，踏著一片歡呼聲和軍樂聲，昂昂然返回各自的校園。

第五章 諸神的分手


出了研究室就進監獄

學潮爆發一個月以來，沖在最前線的，都是青年學生，而他們的師長輩，直接參與的不多，所扮演的角色，多半是學生與政府之間的斡旋者。蔡元培在9月復職時，對學生有一個講話，他說："諸君經了許多艱難危險的境遇，我卧病在鄉，不能稍效斡旋維持之勞，實在抱歉得很。" 他並不贊成學生從事政治運動，但學生既然已經從事了，他也不會制止，蓋各人皆有自己選擇的自由，但他認為作為師長的職責，充其量，也就止於"效斡旋維持之勞"而已。

　　陳獨秀認為蔡元培的態度是消極的。他與李大釗對學生從事政治運動，不僅予以極大的同情，而且積極鼓勵。據高一涵說，李大釗參加了學生遊行，還生動地描述，當隊伍走到國務院門前，鐵門緊閉，門內架著機關槍，李大釗"憤怒異常，一個人跑出隊伍沖將上去"。但有人質疑，既然鐵門緊閉著，怎麼看得見裡面架著機關槍？

　　一位"五四"親歷者說，李大釗當時"受了客觀條件的限制，無法像後來的'三一八'運動，親身參加在請願隊伍里"。 1959年出版的《李大釗選集》附錄的《李大釗同志生平事略》，及李大釗哲嗣李葆華的回憶文章《懷念父親李大釗》，都沒提到他參加學生的遊行。不過，他對學潮的關心與支持，則是可以肯定的，學生們天天往北大圖書館跑，那兒是學生們討論問題的重要場所。

　　作為新文化主旗手的陳獨秀，雖然已請辭文科學長，但評議會還沒正式批准，他還是教授，北大讓他放一年長假避風頭。5月4日那天，據朱洪所著《陳獨秀與中國名人》一書說，"陳獨秀在家中寫文章，沒有上街遊行"。他也沒有參加學生們討論行動的會議。但他以筆為武器，一系列短小精悍的時評，"每發一論，辟易千人"（梁漱溟語），對學生無疑起著一種鼓舞和煽動的作用。

　　至於其他新青年同人，陶孟和3月受全國高等以上專門各學校和全國教育會聯合會公推，赴歐美考察教育去了，5月時不在國內。

　　魯迅為了搬家一事，到處去看房子，折騰了好幾個月，忙得暈頭轉向。

　　5月4日那天，劉半農上午坐守北大，下午學生大遊行時，他在魯迅家裡做客（見魯迅日記）。

　　另一位《新青年》同人沈尹默，正在什剎海會賢堂面湖的樓上吃茶，回家路上，看見滿街都是水流，聽街上人說是消防隊在救趙家樓曹宅的火，才知道北大學生們燒了趙家樓（見沈氏《五四對我的影響》一文）。

　　那麼，教員中有誰參加了遊行？據就讀於北京高師的學生周谷城說，5月4日大遊行之日，"當時的教師，沒有參加遊行，但表示同情，始終陪著學生走的也有，如錢玄同先生，即其中之一"。胡適參加了5月7日上海的大遊行。北大的第一位體育教員白雄遠也參加了遊行，遊行前蔡元培還特地吩咐白雄遠，遇到非常情況時，要注意學生安全，設法照顧學生返校。和學生一起走上街頭的老師，雖然不止於此，但在北大202名教授和教員中，畢竟屈指可數。

　　蔡元培辭職南下以後，6月15日發表了一篇宣言，措詞激烈地提出：一、北京大學校長是簡任職，是半官僚性質的，所以他絕對不能再做那政府任命的校長；二、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學的通例，但北京大學卻被強權干涉，所以他絕對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學校長；三、北京是個臭蟲窠，無論何等高尚的事業，一到北京，便都染了點臭蟲的氣味，所以他絕對不能再到北京的學校任校長。

　　胡適作為師長輩，他也有一番批評："（因為）中年的智識階級不肯出頭，所以少年的學生來替他們出頭了；中年的智識階級不敢開口，所以少年的學生替他們開口了。現在大家往往責備各省的學生干政，釀成學潮；殊不知少年學生所以干政，正因為中年的智識階級縮頭袖手不肯干政……故五四與六三之大犧牲，正是全國中年智識階級的羞恥。"

　　中年智識階級，當然包括在大學里任教的老師。他們不敢出頭，原因很多，有些人是從理念上不贊成學生的過激行動，有些人是出於利害關係考慮，擔心影響自己的生計，擔心影響學校的生存。當時政府中的強硬派，對北大恨之入骨，解散北大的謠言，不絕於耳。胡適一回到北京，就被這些傳言搞得耳熱眼跳，坐立不安。

　　胡適支持學生的訴求，但不贊成用罷課這種形式，罷課是最不經濟的下下之策，於敵人無損，於自己卻有大損失。遊行、罷課、喊口號，都是治標不治本的，對青年來說，讀書才是第一重要的，唯有讀好書，將來才能從根本上救國。

　　一直鼓吹要"直接解決"的陳獨秀，這時決定要身體力行，採取直接行動了。

6月8日，陳獨秀髮表了一篇隨感："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 表明他已做好走出研究室進監獄的準備了。6月9日，他和李大釗共同起草了一份《北京市民宣言》，由胡適翻譯成英文，印刷成中英文的傳單，準備親自上街散發。

　　在《每周評論》第二十號上，陳獨秀宣稱：世界與中國的問題，"非得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來直接解決不可"，現在又說"直接行動"。上街遊行示威，散發傳單，表達意見，是直接行動的一種；但如果現實連這個也不允許，也要橫加鎮壓，那麼"暴力革命"就是下一步的直接行動了。

　　陳獨秀上街撒傳單，被軍警拘捕，這是頗具象徵意義的，他已經為自己在過去幾年的努力，作了一個總結，也為新文化運動作了一個總結。長逾半個世紀的社會革命運動，從這時起拉開了帷幕。

　　6月10日，由於北洋政府終於准交通總長曹汝霖、駐日公使章宗祥、幣制局總裁陸宗輿免職，整個社會氣氛為之一松，各地的罷市陸續結束了；北京各校原定從10日起，中等以上學校全體學生同往總統府前痛哭，也因曹、章、陸的罷免而取消了。然而，就在這天，陳獨秀卻懷揣著《北京市民宣言》，在中央公園（即今北京中山公園）等地散發。

　　陳獨秀為何選擇這樣一個時間實行他的"直接行動"？這時距離五四運動的開始，已一個多月了，學潮已漸趨平靜，學生的要求快達到勝利了，他卻在這時才走上街頭，究竟是出於什麼考慮？為何他不跟隨學生一起上街，不爭取做學生抗議活動的領導者，卻採取單獨行動這樣一種抗議形式？

　　雖然巴黎和會還沒閉幕，但在陳獨秀提出的五條要求中，有四條是對內的，只有一條是關於山東問題的，他的目的，顯然不是針對外交問題，而是顯示出他希望把五四運動轉化為對內的革命運動。他在一個月內不行動，這時才走出研究室，其心路歷程，很值得後人探討與深思。

　　6月11日，徐世昌向國會提出辭職；錢能訓也堅辭總理一職，徐世昌讓財政總長龔心湛代理內閣總理。次日，內閣總辭，徐世昌通電辭職（經段祺瑞及各省督軍挽留，國會拒絕接受他的辭職，6月22日宣布取消辭意）。上海商工學界以已獲勝利，開市、回工、複課，舉行遊行慶祝勝利。

　　然而，就在11日這天，陳獨秀又到香廠新世界散發傳單。據高一涵說，在場有五個人：陳獨秀、高一涵、王星拱（北大理科教授）、程演生（北大預科教授）、鄧初（內務部僉事），他沒有提及胡適也在場。他們在香廠新世界附近一個四川菜館子浣花春晚餐后，陳獨秀、高一涵、鄧初三人上新世界去散發傳單，王星拱、程演生往城南遊藝園去散發傳單。高一涵的描寫，繪影繪聲，極富戲劇性。

　　[高一涵寫道] 我同陳獨秀、鄧初三人到新世界，見戲場、書場、撞球場內，皆有電燈照耀，如同白日，不好散發傳單。陳獨秀同我兩人只得上新世界的屋頂花園，那裡沒有遊人，也無電燈。這時剛看到下一層露台上正在放映露天電影，我們就趁此機會，把傳單從上面撒下去。哪知道，我們正在向下撒傳單時，屋頂花園的陰暗角落裡走出一個人來，向陳獨秀要傳單看，陳獨秀實在天真、幼稚，就從衣袋裡摸出一張傳單給那個人，那個人一看，馬上就說："就是這個。"即刻叫埋伏在屋頂花園暗地裡的一夥暗探，把陳獨秀抓住。我乘著這個機會，急走到頂層花園的天橋上，探子大叫："那裡還有一個！"我就在此一剎那間，把手中拿的傳單拋了，趕快走下去，雜在戲園的觀眾中，並脫去長衫，丟掉草帽，躲藏起來。轉眼看到鄧初一人，還在對過撞球場內，把傳單一張一張地放在茶桌子上。我小聲告訴他，說："獨秀已被捕。"他還說："不要開玩笑罷！"正說間，遙見陳獨秀已被探子們捉下樓來。陳獨秀怕我們不知道他被捕，故意大呼大跳起來，說："暗無天日，竟敢無故捕人！"

　　陳獨秀被逮進號里的消息，轟動了北大，校園裡沸反盈天，李大釗匆匆找到北大的文科預科學生羅章龍，商議營救辦法。"大家想出來的辦法，首先是將陳獨秀被捕消息告訴全國人民，造成強大的社會輿論，使北洋政府有所顧忌，不敢胡作非為"。

　　6月13日，北京《晨報》、《北京日報》刊出了陳獨秀被捕的簡短消息。由藍公武任主筆的《國民公報》發表文章說："近日外界發布之市民宣言傳單，政府疑為陳氏所發；再則曰：政府認為此次學生風潮發難於北京大學，皆陳君鼓吹新思想所致，故有拘捕之舉。"言下之意：一是傳單不一定是陳獨秀所撰；二是捕陳乃針對北京大學。又把警方的拘捕行動描寫成有軍警數百人，荷槍實彈包圍陳宅。用這種誇張的筆法，激起民憤，引起各方關注。上海的《民國日報》全文刊出《北京市民宣言》，並發表《北京軍警逮捕陳獨秀黑暗勢力之猖獗》時評。

6月14日，周作人、李辛白、王星拱等人，以北大代表名義，到警察廳看望陳獨秀，卻不得見面，怏怏而返。京師警察廳發表公告，交代逮捕陳獨秀經過，指出" 本廳派人訪查緝獲，乃出於維持市面之一種正當手續，且派赴陳宅檢察人數不過***人，提署人員僅十餘人"，絕非《國民公報》所說有數百名全副武裝的軍警，同時表明警方事先並不知道被捕者是陳獨秀，此舉亦非有意針對大學。

　　然而，陳獨秀被捕，依然在整個知識界造成大地震，引起了嚴重恐慌，人們擔心這是政府秋後算賬，不敢拿學生開刀，就拿教員做替罪羊，因此人人自危。

　　繼《晨報》、《北京日報》和上海的《民國日報》之後，《時報》也發表時評；《申報》以《北京之文字獄》為大標題，尖銳指出：陳獨秀之被捕，標誌著文字獄的開始，北京"利用黑暗勢力，以摧毀學術思想之自由"；上海《神州日報》、《時事新報》等各大報紙，紛紛發表消息和評論。

　　羅家倫寫信給上海安徽協會及全國學聯，呼籲向政府施壓；李大釗和高一涵分別給章士釗拍電報，請他出面和龔心湛斡旋。6月15日，北京中上學生聯合會致函警察總監，要求保釋陳獨秀。

　　6月16日，聚集在上海的北京、天津、南京、杭州等地學生，決議成立全國學生聯合會。這天，在大東旅社召開成立大會。北京代表段錫朋、許德珩、黃日葵、陸宗鍔等，上海代表何葆仁等三十餘人，及蔣夢麟等二百多名嘉賓到會。全國學生聯合會成立后，立即致電北洋政府，強烈呼籲釋放陳獨秀。

　　北京大學教授劉師培當時患病卧床，聞訊扶病而起，6月16日，與民國大學校長應善以一起，聯絡北大教授馬敘倫、馬裕藻、程演生、王星拱、馬寅初，及中國大學、高等師範學校等著名教授、學者七十餘人，聯名請保陳獨秀。函稱"陳先生夙負學界眾望，言論思想皆見稱於國內外，此次被捕，恐激起全國學界再起波瀾，當此學潮緊急之際，殊非息事寧人之計"。古文家馬其昶（通伯）、姚永概（叔節）等，亦以陳獨秀"所著言論或不無迂直之處。然其學問人品亦尚為士林所推許"，懇請當局准予保釋。

　　劉師培、馬其昶、姚永概等人，都是著名的舊派學者，桐城派傳人，曾被新青年諸子斥為"妖孽"、"謬種"，但在這維護人權，捍衛自由的重要關頭，他們卻挺身而出，領頭為營救陳獨秀而奔走努力。

　　6月25日，安徽同鄉會、在京皖籍官紳、安徽省長呂調元，相繼致電京師警察廳，以"學潮初定，似不宜又興文字之獄"，請儘快釋陳。上海工業協會、江蘇教育會、學商界及和平聯合會各省公會、國民大會上海乾事會、中國工業協會，都先後致電政府，眾口一詞，警告政府勿興文字獄。

　　當時寓居上海的孫文，在接見徐世昌、段祺瑞的代表許世英時，以諷刺的語氣說：你們抓了陳獨秀，"做了好事，很足以使國人相信，我反對你們是不錯的。你們也不敢把他殺死，死了一個，就會增加五十、一百個，你們儘管做吧！"許世英頗感尷尬，連說"不該，不該，我就打電報回去"。

　　7月14日，毛澤東在《湘江評論》創刊號發表《陳獨秀之被捕及營救》一文，全文轉載了陳獨秀的傳單內容，詳細報道了各界營救陳獨秀的情況，毛澤東預言："政府尚未昏聵到全不知外間大事，可料不久就會放出（陳獨秀）。若說硬要興一文字獄，與舉世披靡的近代思潮，拼一死戰，吾恐政府也沒有這麼大膽子。" 他繼而慷慨激昂地宣稱：

　　中國名為共和，實則專制。愈弄愈糟，甲仆乙代，這是群眾心裡沒有民主的影子，不曉得民主究竟是甚麼的結果。陳君平日所標揭的，就是這兩樣。他曾說，我們所以得罪於社會，無非是為著"賽因斯"（科學）和"兌莫克拉西"（民主）。陳君為這兩件東西得罪於社會，社會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錮報給他，也可算是罪罰相敵了，凡思想是沒有畛域的，去年十二月德國的廣義派社會黨首領盧森堡被民主派政府殺了，上月中旬，德國讎敵的義大利一個都林地方的人員，舉行了一個大示威以紀念他。瑞士的蘇里克，也有個同樣的示威給他做紀念。仇敵尚且如此，況在非仇敵。異國尚且如此，況在本國。陳君之被逮，決不能損及陳君的毫末。並且是留著大大的一個紀念於新思潮，使他越發光輝遠大。政府決沒有膽子將陳君處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損及陳君至堅至高精神的毫末。陳君原自說過，出實驗室，即入監獄。出監獄，即入實驗室。又說，死是不怕的。陳君可以實驗其言了。我祝陳君萬歲！我祝陳君至堅至高的精神萬歲！

　　早年參加過暗殺團的陳獨秀，一直有某種烈士情結。辦《新青年》時，他聲稱已做好"斷頭流血"的準備；五四運動起來時，他又說"我極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監處死，不欲生存於此惡濁之社會也"的話。現在他終於實現了"出研究室入監獄"的誓言，可以說是求仁得仁矣。

"還有一點人味"的社會

6月28日是巴黎和約簽字的日子。徐世昌態度曖昧，一直不肯下拒簽的訓令，但又不敢公然下令簽字。6月24日，學生們忽然接到消息，說政府已訓令中國的巴黎和會專使，在和約上簽字。大家的情緒又激動起來了。

　　27日，幾百名學生聚集在新華門外，向徐世昌請願，要求他下令拒絕簽字。他們露宿在總統府前，通宵達旦不散，堅持了兩天一夜。最後，徐世昌當面承諾，專使如未簽字，即電令拒絕簽字；如已簽字，則將來和約送到中國時，一定予以批駁。

　　各界紛紛致電巴黎，敦促中國專使萬勿簽字。陸征祥是歐美同學會會長，蔡元培是總幹事，王寵惠、葉景莘是副總幹事，蔡、王、葉三人聯名致電陸征祥，電稿由葉景莘起草，最後稱"如簽，回國不利"。"蔡以為不應恫嚇他而刪去了。但國民外交協會連去三電，第三電全文為'公果敢簽者，請公不必生還'。此外各處去電必有更激烈的。"

　　據《華北明星報》（英文）說，巴黎中國議和專使團先後收到國內國外團體或個人關於和約的電報，共七千餘通。在國內強大的輿論支持下，6月28日，在巴黎的中國代表團，由陸征祥領銜，包括代表顧維鈞、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組，致電徐世昌，決定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並辭去代表職務，並通電各參戰國家，說明拒絕簽約的理由。

　　巴黎和約在凡爾賽宮簽字時，中國代表拒絕出席。顧維鈞在回憶錄中，激動地寫道："這對我、對代表團全體、對中國都是一個難忘的日子。中國的缺席必將使和會，使法國外交界，甚至使整個世界為之愕然，即使不是為之震動的話。"

　　誠如胡適所說："現在中國專使居然不簽字了。將來一定有人說這是'電報政策'的功效。其實不然。這一次七千個電報所以能收效，全靠還有一個'五四運動 '和一個'六五運動'。要不然，那七千個電報都只是廢紙堆里的材料。" 7月25日，全國學生聯合會宣言結束罷課。從5月4日開始，長達兩個多月的學生運動，至此告一段落。

　　學生們簇擁著被釋放的學生領袖，一路歡呼，返回學校。被捕學生釋放了；曹、陸、章罷免了；和約拒絕簽字了；7月9日，蔡元培已允復職，返校前由蔣夢麟代掌校務（9月20日正式返回北大）；7月30日，署北京大學校長鬍仁源免職。學生們的訴求，已接近完全勝利。現在，只有陳獨秀一案，成為五四運動一個未了結的尾聲。

　　7月9日，廣州軍政府總裁之一岑春煊（8月21日被推為主席總裁）致電徐世昌和代總理龔心湛，敦促北洋政府儘快釋放陳獨秀。輿論奔騰怒卷，當局要裝聾扮啞，幾無可能。徐世昌急於和南方和談，也主張從速開釋陳獨秀。

　　胡適在《每周評論》上，寫了一篇短文，激勵身陷囹圄的陳獨秀："《每周評論》第二十五號里，我的朋友陳獨秀引我的話'愛情的代價是痛苦，愛情的方法是要忍得住痛苦'。他又加上一句評語道：'我看不但愛情如此，愛國愛公理也都如此。'這幾句話出版后的第三日，他就被北京軍警捉去了。現在已有半個多月，他還在警察廳里。我們對他要說的話是：'愛國愛公理的報酬是痛苦，愛國愛公理的條件是要忍得住痛苦。'"

　　後來，胡適感慨地對陳獨秀說："我記得民國八年你被拘在警察廳的時候，署名營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馬通伯與姚叔節。我記得那晚在桃李園請客的時候，我心中感覺一種高興。我覺得這個黑暗社會裡還有一線光明；在那反對白話文學最激烈的空氣里，居然有幾個古文老輩肯出名保你，這個社會還勉強夠得上一個 '人的社會'，還有一點人味兒。"

　　人們往往將當時的北京警察，描繪成專制惡魔，其實，李長泰、吳炳湘二人，都是當時公認同情學生的官員，陳獨秀被捕后，也有賴於吳炳湘的暗中保護，才得以化險為夷。

　　事實上，"五四"時代的北京政府，比上不足，比下有餘，雖然與制度完善的民主憲政國家沒法比，但與它的前任（慈禧的晚清時代、袁世凱時代、黎元洪時代）相比，還是前進了一大步，稱得上是近代中國最開放、最具現代色彩的政府了。

　　新文化運動能夠在這樣的時代勃勃乎興起，絕非偶然。儘管發生了6月3日、4日的大逮捕事件，以及把大學校園變成監獄的荒唐事，但不可否認，這並非政府的原意，而是受到軍閥蠻橫干政的結果，政府很快就加以糾正了。五四運動沒有演變成義和拳運動，天下沒有大亂，政府也沒有在菜市口殺人，沒有偵騎四齣，大興詔獄，沒有秋後算賬，這是朝野雙方共同努力的結果，是時代進步的一個表現。

　　政府的可悲之處在於，由於沒有完善的憲政制度，缺少堅實的法治基礎，甚至連最基本的現代法治觀念--諸如人人皆受法律統治，無人可凌駕於法律之上等等觀念--都成了空言虛語，軍閥有了槍炮在手，就可以罔顧法律；學生有了正義在手，也同樣可以罔顧法律。羅家倫承認："自從六三勝利以來，我們學生界有一種最流行而最危險的觀念，就是'學生萬能'的觀念，以為我們什麼事都能辦，所以什麼事都要去過問，所以什麼事都問不好。" 這就是濫用公權的第一步，要說違背"科學"、"民主"，這才是真正的背道而馳啊。

　　蔡元培對此早有預見，他深知學生們一旦嘗到權力的滋味，就是九頭牛也拉不轉了。7月9日，他在致全國學生聯合會的電報中，語重心長地說："惟深望諸君亦能推愛仆之心，有所覺悟；否則教育前途，必生障礙。非特仆難辭咎，諸君亦與有責焉。"

散夥的時刻到了

以前新青年同人也常有意見分歧，在雙簧戲問題上，在世界語問題上，在舊戲曲問題上，每每發生爭論，都沒有影響他們並肩作戰。但現在不同了，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國家民族的救亡問題，驟然上升到第一位。文化的爭論要讓位於政治了。李大釗和胡適不想影響私誼，但時代要把他們拉開。

　　在新文化運動中風頭無兩的錢玄同、劉半農諸人，這時已是書劍俱老，漸漸退隱到舞台的邊緣了。問題與主義之爭，是新青年陣營最後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論戰，但已聽不到他們的聲音了。他們的聲音，已被五四青年的吶喊所淹沒，不復一年前清脆響亮；他們的文章，亦不再像一年前那樣，具有落筆驚風雨，詩成泣鬼神的銳氣與魅力了。

　　胡適對"談政治"心存戒懼，不是全無道理的。談文化時，再怎麼爭論也可以做朋友，但一談到政治，不是同志，就是仇敵；不為信徒，便為叛逆了。《每周評論》被封后，"問題與主義"的爭論，不了了之。然而，這次爭論最終被蒙上了濃厚的政治色彩，標誌著新青年同人的合作，已到了"同行千里，終須一別"的時刻了。

　　在各方人士的奔走營救下，被拘禁三個多月的陳獨秀，以胃病為由，經安徽同鄉保釋，9月16日出獄了。一班老朋友相見，悲喜交集，無限欷歔。李大釗寫了一首詩，賀陳獨秀出獄：

　　你今出獄了，

　　我們很歡喜！

　　有許多的好青年，

　　已經實行了你那句言語：

　　出了研究室便入監獄，

　　出了監獄便入研究室。

　　他們都入了監獄，

　　監獄便成了研究室；

　　你便久住在監獄里，

　　也不須愁著孤寂沒有伴侶。

　　當天，北大同學會召開歡迎會，歡迎陳獨秀出獄。會議主席張國燾致歡迎辭："我代表北大同學，熱烈歡迎陳先生光榮出獄，並對陳先生獄中所受的迫害，表示深切的慰問。"陳獨秀致答辭說："此後無論是否在北大工作，都將和同學們一道與惡勢力作鬥爭。"

　　北大評議會正式批准陳獨秀辭去文科學長之職，聘為國史館編纂。但陳獨秀已不打算再回北大了。

　　由於五四運動，原本應該在5月出版的第六卷第五號，拖延至9月才面世。這是由李大釗負責編輯的"馬克思研究專號"。10月5日，離中秋節還有三天，秋風漸緊，街上的茶館開始撤涼棚砌火爐了；銀杏樹的葉子也開始片片飛揚。一班在京的新青年同人--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劉半農、李大釗、沈尹默、周作人 --在胡適家碰頭，討論《新青年》的編輯工作。魯迅因為修理房子，沒有出席。

　　他們已經很久沒有這樣坐在一起了。以後這樣的機會，恐怕也不多了。據《陳獨秀年譜》稱，"由於《新青年》第六卷第五期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號'集中刊登了一批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引起胡適的恐慌和不滿，胡在會前對沈尹默等人說：'《新青年》由我一個人來編'，反對大家輪流編輯，再度想獨攬編輯權。魯迅對沈尹默說：'你對適之講，也不要你一人編。《新青年》是仲甫帶來的，現在仍舊還給仲甫，讓仲甫一人去編吧。'於是會議決定，《新青年》自第七卷第一號起，由陳獨秀一人來編。"

　　這表明一度赫赫有名、戰鬥力甚強的新青年團隊，已三衰而竭。沈尹默脫離了隊伍；劉半農因為學歷低，一直被其他人所輕視，已決心出國留學；胡適與陳獨秀、李大釗在政治理念和辦刊宗旨上的分歧，愈來愈大；錢玄同對新文學的興趣，似乎也在漸漸消退。

作為《新青年》堅定盟友的《新潮》，因為學生們都搞學潮去了，一卷五號在5月1日出版后，二卷一號拖到10月才出版，第二號又不能按時出。傅斯年、俞平伯都在收拾行囊，準備到歐洲留學去了。

　　在經過五四運動這場風暴之後，各人似乎都出現了或多或少的變化，對未來也有了各自不同的期許，產生了若隱若現的隔閡。

　　11月10日，劉師培病逝。陳獨秀主持喪事。在葬禮上，他對友人說："校中現已形成派別，我的改組計劃已經實現，我要離開北大了。" 這是他第一次公開表示要離開北大。蔡元培希望他在北大開一門宋史課，他也拒絕了。他不僅想離開北大，而且想離開北京這個"臭蟲窠"。

　　冬天來臨了，三海冰封，雪花飄飄。12月1日，由陳獨秀一人編的《新青年》七卷一號出版了。在這期雜誌中，陳獨秀以全體同人的名義，發表了一篇《〈新青年〉宣言》。《新青年》作為一本同人刊物，辦了兩年，還沒有一篇共同的宣言，現在要散夥了，才發表共同宣言。與其說體現了《新青年》的團結，不如說暴露了他們之間深深的裂痕。

　　一年前的現在，他們還沉浸在歐洲戰爭結束的狂喜中，對巴黎和會充滿期待；那時，他們的新刊物《每周評論》就要面世了；小兄弟《新潮》也快要出爐了。他們每天在一起討論五花八門的問題，傳閱文章，朗誦詩歌，逛琉璃廠淘寶，下館子把盞言歡，你開心所以我開心，你憤怒所以我憤怒，一起批判共同的敵人，一起激揚文字，笑傲江湖。

　　然而，僅僅一年時間，恍如隔世。到了分手之時，才驀然發覺，在他們中間，竟沒有發生伯牙碎琴、管鮑之交一類蕩氣迴腸的故事，有的，只是每個人都成了不同主義的化身，互相對立，虎視眈眈，道不同不相為謀，說分手就分手。

　　宣言發表之後，新青年陣營就正式解體，各奔東西了。

逃往南方，醞釀組黨
對陳獨秀的出逃，高一涵也有一段引人入勝的描寫："當時同李大釗計劃：想保護陳獨秀出京的安全，萬萬不能乘坐火車或小汽車出京。李大釗挺身而出，自願護送陳獨秀從公路出走。因李大釗是樂亭人，講的是北方話，衣著又樸素，很像生意人。就在王星拱家裡準備一切。時當陰曆年底，正是北京一帶生意人往各地收賬的時候。於是他兩個人雇了一輛騾車，從朝陽門出走南下。陳獨秀也裝扮起來，頭戴氈帽，身穿王星拱家裡廚師的一件背心，油跡滿衣，光著發亮。陳獨秀坐在騾車裡面，李大釗跨在車把上。攜帶幾本賬簿，印成店家紅紙片子。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釗出面辦理，不要陳獨秀張口，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音。因此，一路順利地到了天津，即購買外國船票，讓陳獨秀坐船前往上海。李大釗回京后，等到陳獨秀從上海來信，才向我們報告此行的經過。"

　　李大釗陪陳獨秀逃到天津，兩人握手而別，陳獨秀乘火車（而不是坐船）轉去上海，李大釗則返回老家。關於李大釗護送陳獨秀離京過程中，發生過什麼事情？他們交談過什麼？引起後人諸多猜測，高一涵的文章《李守常先生傳略》里說，陳、李二人在途中"計劃組織中國共產黨"。於是，1979年出版的《李大釗傳》也說，他們在路上"商討了有關建黨的問題"，這場沒有第三者在場的談話，又是怎麼傳出來的呢？原話是怎麼說的？全不知曉，但同樣被史家廣泛引用，"南陳北李，相約建黨"，遂成不刊之論。

　　2月12日，陳獨秀抵達上海，一下火車就感冒了，在旅舍里躺了幾天。2月14日，他致電吳炳湘："夏間備承優遇，至為感佩，日前接此間友人電促，前來面商西南大學事宜，匆匆啟行，未及報廳，頗覺歉仄，特此專函補陳，希為原宥，事了即行回京，再為面謝，敬請勛安。" 有人想當然地以為，這是陳獨秀故意調侃北京警方，其實不然，陳獨秀在獄中頗得吳氏回護，現在棄保潛逃，無疑給這位安徽同鄉製造了麻煩，內心有所不安，專電致歉，倒是更有可能的。

　　1920年春，一位叫布魯威的布爾什維克黨人，通過安那其主義者鄭佩剛、黃超海，與李大釗、陳獨秀聯繫上。布魯威自稱是研究中國《詩經》的專家，在天津居住多年，以學習中文為名，介紹許多嚮往蘇俄的中國青年，前往蘇俄。據梁冰弦說，李大釗和陳獨秀在天津、北京期間，與布魯威見過幾次面，"結果產生一' 社會主義者同盟'，沒有分什麼派系壁壘，只要是傾向同一大目標的都先團聚起來，共推陳獨秀為領導者，北大和其他大學學生，投身這旂下的眾多而熱烈"。

　　這個春天對陳獨秀來說，大半時間都在顛沛流離之中，他何時何地與這位布魯威見面，並討論組織"社會主義者同盟"，殊難稽考。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這次離開北京，是陳獨秀改變一生的決定。"自此以後陳獨秀便與我們北大同人分道揚鑣了。"幾十年後，胡適感嘆系之地說，"在上海陳氏又碰到了一批搞政治的朋友 --那一批後來中國共產黨的發起人。"

另敲鑼鼓另開張
陳獨秀滯留上海，前不著村，后不著店，他在給友人的信中，憤然寫道："為了無名義的私利的政爭，把經費破壞了，我們這些希望，都等於一場好夢，幾時想起，幾時便令人心痛。各處來信問西南大學的很多，我因為除免痛苦，一概不復，實在對大家不起。"

　　他愈想去廣東，就愈覺得上海烏七八糟，在他眼裡，簡直一無是處。他所感受到的上海，令他痛苦不堪。

　　後來他又寫了再論、三論、四論上海社會，把上海罵得一塌糊塗，恨不得把它翻個底朝天。在這樣一個昏天黑地的社會上，陳獨秀，一個憤世嫉俗者，懷著滿腔的怒火，沒有職業，裘敝金盡，靠寫文章、編雜誌、到處演講為業。從下面的一份日程表，可以一窺陳獨秀在上海的忙碌情形：

　　3月20日，在青年會徵求會員大會閉幕典禮上演講《新文化運動是什麼》。

　　3月29日，在江蘇教育會演講《教育的缺點》。

　　4月2日，在上海船務棧房工界聯合會成立大會上演講《勞動者的覺悟》。

　　4月18日，參加由中華工業協會、中華工會總會、電器工界聯合會、中華全國工界協進會、中華工業志成會、船務棧房工界聯合會、葯業友誼聯合會發起的世界勞動紀念大會籌備會，發表演講《勞工旨要》。

　　4月21日，在中國公學演講《五四運動的精神是什麼》。

　　5月1日，參加上海澄衷中學舉行的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大會。

　　他從這個演講會場，趕往下一個演講會場，滔滔不絕，慷慨激昂，從文化運動講到社會運動，從工人生活講到官場黑暗，從廢督裁兵講到平民教育，從國內講到國外，把聽眾的情緒，一次次推向高潮。"罪惡、黑暗、覺悟、革命、奮鬥、壓迫、反抗、恐怖、解放"，這些名詞意象，紛至沓來，在他的腦子裡，整天轟轟作響，好像雷電一般。他不斷向到訪的學生領袖（包括羅家倫、張國燾、許德珩等人）表示，中國一定要走俄國革命的道路，徹底推翻軍閥主義。這時，一個職業革命家的形象，已呼之欲出。

　　陳獨秀把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做成勞動節紀念專號，比平時的《新青年》厚了兩倍。他親自寫了《上海厚生紗廠湖南女工問題》、《勞動者的覺悟》等文章，主張中國工業的發展，不應走歐美日本的道路，而應採用社會主義制度；又發表了李大釗的《五一運動史》、高君宇的《山西勞動狀況》、李次山的《上海勞動狀況》，以及《俄羅斯蘇維埃聯邦共和國勞動法典》，蘇俄政府第一次對華宣言等文獻、文章，還有一組關於工人的勞動時間、工資、教育等問題的通信。

　　穀雨過後，上海的雨水漸漸多起來了。毛澤東從北京啟程到上海，為新民學會到法國去勤工儉學的會員送行。5月5日抵達上海，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5月8 日，毛澤東在半淞園開了一天會，送別赴法會友，並討論會務。大家議定介紹新會友的四個條件：純潔、誠懇、奮鬥、服從真理。"這日的送別會，完全變成一個討論會了。天晚，繼之以燈。但各人還覺得有許多話沒有說完。"

　　送走了出國的會友之後，毛澤東和朋友們租了幾間房子，興緻勃勃，要躬行工讀互助團的生活。所謂工讀互助團，最初由蔡元培、陳獨秀、胡適、李大釗等人在北京發起，在青年學生中，風行一時，其宗旨是本互助的精神，實行半工半讀。團員工作所得歸團體所有，團員的生活必需品及教育費、醫藥費等由團體供給。"互助"是安那其主義的核心價值之一，當時流行的"工讀互助"，大都有安那其背景。陳獨秀到上海后，積極支持上海工讀互助團，建議團員可以做印刷裝訂、種菜等工作，讀書可到復旦大學。

　　毛澤東也捋起衣袖，準備親操井臼，一嘗洗衣服和送報紙的滋味，但沒做幾天就停止了。他給北京的朋友寫信說："工讀團殊無把握，決將發起者停止。" 不僅毛澤東覺得工讀互助搞不下去，其他的工讀互助活動，也很快趨於冷卻。陳獨秀一針見血地說：工讀互助團的失敗，"完全是因為缺乏堅強的意志、勞動習慣和生產技能三件事；這都是人的問題，不是組織的問題"。

　　陳獨秀漸漸覺得，中國需要的不是工讀互助，而是"直接行動，革那資產階級據以造作罪惡的國家、政治、法律的命"！他和毛澤東在細雨紛飛的上海見面，這是他們第二次見面，一起討論馬克思主義及組織"改造湖南聯盟"的計劃。

　　隨後，毛澤東和他的湖南朋友們，草擬了《湖南人民自決宣言》，在上海的《天問》周刊及《時事新報》上發表。在其後的十幾天內，毛澤東在《申報》發表《湖南改造促成會發起宣言》；在《時事新報》連續發表《湖南人再進一步》、《湘人為人格而戰》、《湖南改造促成會復曾毅書》等文章，闡明他的政治主張。

　　7月初，當毛澤東告別陳獨秀，從上海回湖南時，炎炎夏天已經來了，"1920年夏天，"毛澤東說，"我已經在理論上和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且從此我也自認為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中國的許多馬克思主義者，都在這一年，紛紛破蛹而出。

三春去后諸芳盡，各自須尋各自門

後人回顧歷史，當有無盡的感慨，一方面為那些仗義執言的知識分子所感動，一方面亦為中國文人的通病，扼腕痛惜。陳炯明在廣東不正是實行著這個宣言中的主張嗎？不正在努力進行政治改革、努力期成一個好政府嗎？卻不見這些知識分子對他援之以手，沒有人去協助他"救火"，沒有人參加他的"奮鬥"與"決戰"，只有陳獨秀去幫了他一把，很快也一走了之了，大家"不去掃清天北霧，只來捲起浪頭山"，眼睜睜看著陳炯明單槍匹馬蓋高樓，眼睜睜看著它樓塌了。

　　在宣言最初署名的16人當中，大部分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只有李大釗一人是中共黨員。原來的新青年陣營，除李大釗外，還有胡適、陶孟和、張慰慈、高一涵諸人。而陳獨秀、魯迅、周作人、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等人，則一律缺席。

　　李大釗也意識到，好政府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大異其趣，但礙於胡適的情面，不好推辭，便同意署名，但他擔心會引起陳獨秀誤解，特意寫信到上海解釋說，好人政府在當前混亂的局勢中，未嘗不是一種差強人意的辦法。

　　然陳獨秀對"好政府主義"，不屑一顧，6月17日，中共在"對時局主張"中，把"好政府主義"輕蔑地斥之為"妥協的和平主義，小資產階級的和平主義"，並指這種主張"正都是'努力''奮鬥''向惡勢力作戰'的障礙物"。胡適看到批評后，在《努力周報》上公開回應說："我們並不菲薄你們的理想的主張，你們也不必菲薄我們的最低限度的主張。如果我們的最低限度做不到時，你們的理想主張也決不能實現。"

　　這兩位曾經是文學革命戰壕里的親密戰友，雖然還保留著許多美好的回憶與私誼，但在政治上，已是涇渭分明，將軍不下馬，各自奔前程了。

　　劉半農還在國外，他與國內的新青年同人，星離雨散，音問兩疏，當然也無從與聞。劉半農因為在北大被人看不起，發憤到法國留學，最終亦學有所成，他的《漢語字聲實驗錄》，獲得法國"康士坦丁?伏爾內語言學專獎"，他可以自豪地挺起胸脯，衣錦榮歸，有足夠的資格，與北大的名流教授們比肩而立了。然而，縱觀劉半農的一生，真正體現他人生價值的，卻不是"康士坦丁?伏爾內語言學專獎"，而是出國鍍金之前，作為新青年同人，瀟灑倜儻，意氣風發，"丈八蛇矛筆，橫挑馬上將"的那些日子。

　　魯迅自1920年8月進了北大，在中文系當講師，因為他在教育部還有一份正職，所以在北大隻能兼職講師，不能當教授。他常說自己思想太過黑暗，他的武器是匕首和投槍，對敵人冷嘲熱諷，揭其骯髒老底，撕其虛偽面具，是他擅長的，所以他的雜文所向無敵，但像《我們的政治主張》這類正兒八經向政府提點建設性意見的事，他是絕對不做的，避之唯恐不及。

　　新青年陣營中的另一位健將錢玄同，也沒有參與"救火"活動，他依然埋頭研究漢文字，與當年一起反傳統的盟友們，早已疏遠了，但他對於文字革命，卻依然十分激進。1921年後，他提出"疑古"主張，與顧頡剛一起發起了古史辨運動，欲"把今古文的黑幕一齊揭破"。他年輕時曾宣稱，凡到40歲的人，不死也該"綁赴天橋槍斃"，1925年，38歲的他，在北京的國語大會上，還振臂高呼："打倒古文！打倒漢字！打倒'國粹'！"此時此刻，他真的還相信漢字應該打倒，國粹應該打倒嗎？還是為了證明自己的思想依然年輕？

　　後人每說及錢玄同，必然要說他當年如何向魯迅索稿，如何逼魯迅寫小說，彷彿魯迅這匹千里馬，是他這個伯樂發掘出來的。兩人關係，亦一度過從甚密，但後來也冷淡了。文人的圈子，從來如此，在這些人之間，本來沒有什麼利害衝突，正如魯迅痛恨顧頡剛一樣，是什麼原因，連顧頡剛自己也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有人猜測，因為魯迅不喜歡顧頡剛，而遷怒於和顧氏思想投契的錢玄同。

　　不管什麼原因，最後這兩位章太炎的高足，不僅變得形同路人，而且終至反目。錢玄同公開說自己"不認識有一個什麼姓魯的"；而魯迅也以錢氏主張到40歲就自殺，卻不能身體力行，寫打油詩挖苦他："作法不自斃，悠然過四十，何妨賭肥頭，抵擋辯證法。" （據說錢氏在北大曾說過"頭可斷，辯證法不可開課"的話。）令了解他們往日情誼的人，不勝欷歔太息。

　　從復古派蛻變為革命派的錢玄同，踏入該槍斃的年齡之後，壯心與身退，對當年的激烈言論，似乎已頗生悔意。1927年，他向胡適喟嘆："回思數年前所發謬論，十之***，都成懺悔之資料。今後大有'金人三緘其口'之趨勢了。" 周作人後來亦嘗反省："五四時代我正夢想著世界主義，講過許多迂遠的話。" 感慨之深，而至於悲涼。

　　1924年10月9日，林紓逝世。

　　1928年4月30日，辜鴻銘逝世。

　　1929年1月19日，梁啟超逝世。

　　1934年7月14日，劉半農逝世。

　　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逝世。

　　1936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

　　1939年1月17日，錢玄同逝世。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逝世……

陳獨秀、李大釗並肩走上了革命之路。1924年，孫文在蘇俄的幫助下，改組國民黨，實行"聯俄容共"政策，李大釗、毛澤東、張國燾、瞿秋白等一大批中共黨人，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與國民黨共同推動國民革命的發展。1925年3月，孫文病逝。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出兵北伐。

　　1927年4月，李大釗在北京被奉系軍閥逮捕，受到嚴刑拷問，判處絞刑。這位溫和的北大圖書館館長，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4月28日下午1時50分，從容地走上了刑場。嗚呼，所謂烈士者，就是像李大釗這樣的人，當大黑暗來臨之時，黃泉路上，獨來獨往，天下為重，性命為輕，其生也榮，其死也哀。

　　國共兩黨的合作，最終在1927年破裂。國民黨在打過長江之後，以"清黨"名義，大殺中共黨人，直殺得人頭滾滾，屍橫遍野。陳獨秀領導中共的能力與政策，受到黨內嚴厲批評，不得不辭去總書記一職。被譽為"一身結合了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普列漢諾夫和列寧"的陳獨秀，胸中空有萬里丘壑，可惜流年，憂愁風雨，終於又回到了書桌前，埋頭寫起《中國拼音文字草案》。但這時已不是北洋政府的年代了，當這批革命者奮力打倒北洋政府以後，才發覺在新政府的統治下，他們連出版《中國拼音文字草案》這樣的書，都成了問題，商務印書館一看見陳獨秀的名字，便縮起脖子，顧左右而言他了。

　　這顆"思想界的明星"、"中國革命史上光焰萬丈的大彗星"，就這麼黯然隕落了。陳獨秀雖然號稱"終生的反對派"，但廉頗老矣，再不能有什麼作為，只留下一句"我半生所做的事業，似乎大半失敗了"的哀嘆，1942年5月27日，在孤獨中鬱鬱而終。千古英雄之命，其如斯乎！

　　1950年12月20日，台灣大學校長傅斯年去世。1962年6月24日，一代自由主義宗師胡適在台灣去世。1969年12月25日，中華民國國史館館長羅家倫去世。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遙想當年，他們為白話文言而爭，為標點符號而爭，為橫排豎排而爭，為戲曲臉譜而爭，為世界語而爭，為孔家店而爭，為民主與科學而爭，為自由、平等、博愛而爭……到如今，一切都塵歸塵，土歸土，他們的名字，像星星一樣鑲嵌在中國文化這片蒼茫無垠的天空之上，英靈永在，同放光芒。

　　古人恆嘆物是人非事事休，但歷史卻不會休。自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開二千年未有之變局"，新文化運動，是這個大變局中，一個必經的重要階段。"五四" 那一代人所遇到的千山萬水，走到今天還沒有走完，前面依然有萬水千山。中國落後的根源在哪裡？傳統文化要不要打倒？怎麼打倒？要不要全盤西化？怎麼西化？五四運動究竟是民主主義的覺醒，還是民族主義的抬頭？它是新文化運動結出的碩果，還是腰斬了新文化運動？它使中國的大門對世界更加開放，還是更加關閉？究竟哪一條道路才是最適合中國的道路？

　　喧囂的世界，依然日夜喧囂。

　　"五四"的傳人們，依然在千山萬水間，奮力跋涉……

(完)

「五四」運動回顧：1919年大事記

1919年5月4日，北京十幾所學校的學生三千餘人齊集天安門前舉行示威，爆發了「五四運動」。圖為北京大學的遊行隊伍向天安門進發。 中新社發 中新社 攝



　　1月1日 《國民》雜誌和《新潮》雜誌在北京創刊。



　　1月5日 李大釗在《每周評論》上發表《新紀元》。



　　1月11日 北京政府錢能訓內閣改組，陸征祥任外交總長(未到任前由次長陳籙代理)，傅增湘任教育總長，曹汝霖任交通總長。



　　1月14日 孫中山批答蔡元培(兼任北京大學國史編纂處主任)、張相文，告以有關秘密會黨史實「不可混入民國史中」。



　　1月15日 陳獨秀在《新青年》6卷1號上發表《本志罪案之答辯書》(實際出版時間在1919年3月)。



　　1月18日 巴黎和會開幕。21日，中國派陸征祥、顧維鈞、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組等5人為參加巴黎和會全權代表。



　　1月20日 無政府主義團體進化社出版《進化》月刊。



　　1月25日 北京大學哲學研究會成立。



　　1月26日 北京大學國故社成立(3月20日創刊《國故》)。



是月 江蘇省教育會、北京大學、南京高師暨南學校、中華職業教育社發起組織中華新教育共進社，編譯各種新書。　　



2月，發行《新教育》月刊。



　　是月 《北京大學月刊》創刊號出版。



　　是月 吉林農安、長嶺一帶農民反抗軍隊任意號糧號草。



　　2月1日 李大釗在《國民》雜誌第1卷第2號上發表《大亞細亞主義與新亞細亞主義》。



　　2月5日 山東旅京人士組織外交後援會，力爭收回青島。



　　2月7日 北京《晨報》副刊改組，由李大釗負責編輯。



　　2月8日 上海日商日華紡織公司工人罷工。



　　2月9日 北京高師學生組織《同言社》(5月3日又改成立工學會)。



　　2月15日 李大釗在《新青年》6卷2號上發表《戰後之婦人問題》。(實際出版時間在1919年4月中旬)



　　2月16日 中國國民外交協會在北京成立。



　　2月17日 林紓在《新申報》上發表《荊生》小說。



　　2月20日 南北和平會議在上海開幕。北京政府派朱啟鈐為總代表；廣東政府以唐紹儀為總代表。3月3日，因北軍繼續進攻陝西于右任之靖國軍，和議遂告停頓。



　　2月20至23日 李大釗在《晨報》上發表《青年與農村》。



　　3月2日 各國共產黨第一次世界代表大會在莫斯科開幕。4日，宣布成立第3國際(共產國際)。



　　3月9日 李大釗在《每周評論》上發表《新舊思潮之激戰》。



　　3月12日 毛澤東離京去滬，送留法勤工儉學生出國，旋返湖南。



　　3月15日 北京政府於中央公園舉行「公理戰勝」紀念牌坊開工典禮。



　　是日 上海印刷工人2千人罷工。



　　3月18日 林紓在《公言報》發表《致蔡鶴卿太史書》，攻擊新文化運動。



　　3月19至23日 林紓在《新申報》發表小說《妖夢》。



　　3月23日 北大平民教育講演團成立。



　　4月1日 《公言報》發表蔡元培寫的《致<公言報>函並附答林琴南君函》。



　　4月3日 北京政府電飭各省，注意取締「俄國過激黨派」。



　　4月6日 《每周評論》第16期，摘譯《共產黨宣言》第2章《無產者與共產黨人》後面屬於綱領的1段。



　　4月8日 南北和議繼續開會。南方代表提出取消中日軍事協定及參戰軍，停止參戰借款，恢復舊國會等議題，遭北方代表反對。



　　4月11日 全國和平聯合會在上海討論山東問題，力爭收回青島。20日，山東召開國民請願大會，到會10多萬人。



　　是日 章宗祥自日返國，在東京車站受到中國留日學生30餘人的痛斥。



　　4月12日 巴黎和會討論山東問題，日本堅持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利，並以退出和會為要脅。30日，和會議決德國在山東之權利，概讓日本，且明確規定於對德和約中。5月1日，英國代表以和會所定解決山東問題辦法通知中國代表。



　　4月15日 魯迅在《新青年》6卷4號發表《孔乙己》(實際出版時間在1919年7月)。



　　4月20日 山東各界10萬3千7百人在濟南演武廳召開國民請願大會。



　　4月23日 北京政府改北京女子師範學校為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



　　4月28日 上海《時事新報》副刊《學燈》以社會主義為題發起徵文。



　　4月29日—4月30日 巴黎和會召開英美法三國會議(日本代表應邀出席)，議定《巴黎和約》關於中國山東問題之條款。



　　4月30日 杜威抵上海。



　　是月 山東各界推派代表前往歐洲，直接向中國專使及巴黎和會請願。



　　是月 周恩來由日返津。



　　5月1日 北京《晨報》副刊出版「勞動節紀念專號」，發表李大釗的《「51節」MayDay雜感》。



　　是日 陸征祥密電北京政府，報告中國外交在巴黎和會失敗之消息。



　　是日 北京國民外交協會議決，如果巴黎和會不能採納中國主張，即請政府撤回代表，並決定於5月7日在中央公園召開國民大會。



　　5月2日 山東3千餘工人在濟南北崗子舉行收回青島演說大會。



　　是日 林長民在北京《晨報》發表《外交警報敬告國人》，證實巴黎和會中國外交失敗消息。



　　5月3日 午後4時，北京國民外交協會開全體職員會，議決　　5月7日在中央公園召開國民大會，並電全國各省各團體同日舉行。晚7時，北京大學全體學生在法科禮堂開會，高師等校代表亦參加，議決4日齊集天安門舉行學生界之大示威。同時通電各省於　　5月7日舉行遊行示威運動。



　　5月4日 北京學生3千多人在天安門前集合，高呼口號，先至東交民巷，後去趙家樓衚衕，舉行示威遊行。結果，趙家樓曹汝霖住宅被焚，章宗祥被毆。北京政府派軍警鎮壓，捕去學生32人。當晚，錢能訓在其私宅召集內閣緊急會議，籌商對付學生辦法。



　　5月5日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實行總罷課。次日，學生聯合會成立。



　　5月5、6日北京總商會為學生被捕事開緊急會議，決以實力贊助學生。



　　5月6日 貴州省議會電請置賣國賊於極刑。



　　5月7日 54愛國運動迅速向各地擴展。上海於是日舉行國民大會。天津、濟南、太原、長沙、吉林、南京、廣州、武漢、南昌等城市群眾也先後集會聲援北京愛國學生。此外，東京留日中國學生也在本日集隊向英、美、法、俄、意各國公使館呈書，要求將膠州灣直接交還中國。日本警察出面鎮壓，學生被捕及受傷多人。



　　是日 由北京女師發起，北京各女校代表集會，議商救國方法。除發電數通外，另發布通告，呼籲全國女界同胞奮起救國。



　　是日 北京政府迫於群眾壓力，釋放全部被捕學生。



　　是日 郭欽光吐血身亡。



　　5月8日 北京政府再次頒布鎮壓學生運動的命令。



　　5月9日 蔡元培辭職出京。13日，北京各大專校長齊上辭呈，力爭留蔡。



　　是日 北京議會部分議員彈劾曹汝霖。南京、無錫、松江、蘭陵等地及巴黎華人均開國恥紀念大會。蘇州、嘉興、嘉定等地均發生學生遊行。



　　5月11日 上海學生聯合會成立。



　　是日 旅京的山東勞動者數萬人於彰儀門外曠野集會，要求山東交涉，萬勿簽字。



　　是日 晚教育總長傅增湘離職出京。



　　是日 武漢學商兩界集會，商議支持北京五四運動的辦法。南昌、杭州等地學生遊行。廣州、吉林等地召開國民大會。



　　5月12日 山東濟寧學界展開愛國活動，本日成立學界聯合會。



　　5月13日 南北議和再次破裂。本日，南北雙方議和代表均提出辭職。



　　是日 開封各校學生召開聯合大會。



　　5月14日 天津學生聯合會正式成立。



　　是日 上海人力車工人，拒絕日人雇坐車輛，本日先從吳淞路一帶開始，至月底已遍及全市。



　　5月15日 《新中國》月刊在北京創刊。同年　　12月15日出版的1卷8號，載有列寧的《俄國的政黨和無產階級的任務》部分譯文(鄭振鐸譯)。



　　是日 煙台學生遊行。



　　5月16日 山東各地抵制日貨。廈門學生遊行。



　　5月17日 合肥、漳州等地學生遊行。武漢學生聯合會成立。18日，武漢各校學生3千餘人集會遊行。



　　5月18日 北京學生5千餘人舉行大會，追悼郭欽光。安慶、淮安、南通等地學生遊行。



　　5月19日 北京各專門以上18所學校學生再次罷課。次日，各中學學生也1律罷課。罷課學生組成北京學生護魯義勇隊。



　　5月20日 孫中山著作《孫文學說》出版。



　　是日 北京、武漢等地商界議決抵制日貨辦法。



　　5月21日 上海《新聞報》載山東第5師全體士兵1萬零80名敬告全國同胞電，電中呼籲全國一致共御外侮，速除國賊。



　　是日 徐世昌免李長太步軍統領職，令王懷慶署理(7月31日正式任王為步軍統領)。



　　5月23日 天津、濟南中等以上學校罷課。



　　是日 北京警察廳查封學生聯合會刊物《五七》日刊。24日，封閉北京《益世報》(因轉載山東第5師全體士兵告全國同胞電)，並逮捕該報主編。25日，北京政府嚴令制止散發傳單、集眾遊行、演講。



　　5月24日 山東益都各界召開有城鄉人民9千5百餘人參加的國民大會。保定學生罷課。



　　5月25日 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成立。



　　5月26日 上海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兩萬多人，1律罷課。



　　5月27日 濟南各女子學校8百人，在女師風雨操場召開聯合大會。



　　5月28日 湖南學生聯合會在長沙成立。蘇州學生罷課。



　　5月29日 南京、杭州、安慶等地學生罷課。



　　5月30日 福州、開封、南昌、寧波等地學生罷課。



　　是月 《新青年》6卷5號，即「馬克思研究號」，刊載李大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實際出版時間在1919年9月)。



　　6月1日 武漢學生走出校門去街頭講演，遭軍警阻擊，學生受傷多人，造成「61」大慘案。



　　6月3日 北京學生在街頭講演，被捕170餘人；4日，又被捕700餘人。



　　是日 長沙各校學生罷課。



　　6月4日 上海、天津學生聯合會分別急電全國，援救北京被捕學生。



　　是日 北京15校女生1千多人結隊到總統府請願。



　　6月5日 上海工人開始罷工，要求釋放學生，罷免曹、章、陸。各地工人紛紛響應。



　　是日 上海商人罷市，聲援學生運動。南京、寧波、廈門、蕪湖、蘇州、常州、鎮江、無錫、揚州等地也陸續罷市。



　　6月6日 徐世昌令胡仁源署北京大學校長。



　　6月8日 戴季陶、沈玄廬等主編的《星期評論》創刊，該刊於1920年6月停刊。



　　6月9日 天津各界4萬餘人(1說兩萬餘人)召開公民大會。



　　6月10日，天津商界第一次罷市；12日，第二次罷市。



　　是日 杭州罷市。



　　6月10日 天津工人醞釀大罷工。天津總商會急電北京政府。徐世昌被迫下令准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3人辭職。



　　是日 濟南商界開始罷市。



　　6月11日 陳獨秀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向北京政府提出取消中日密約等5項要求。同日，陳獨秀走上街頭，散發《宣言》，在「新世界」遊藝場被暗探逮捕入獄。



　　是日 漢口、唐山、安慶等地商人罷市。



　　6月12日 武昌、九江等地商人罷市，唐山、九江等地工人罷工。



　　6月13日 徐世昌准錢能訓辭職，令財政總長龔心湛暫代國務總理。



　　是日 徐世昌任徐樹錚為西北籌邊使；24日，又令徐兼西北邊防總司令。



　　6月16日 全國學生聯合會於上海大東旅社開成立會。18日開選舉會，北京代表段錫朋任會長，上海代表何葆仁任副會長。



　　6月17日 山東各界代表自本日起連續在省議會開會，議組請願團去京。20日晨，請願團赴京，至新華門上請願書。



　　6月18日 天津各界聯合會成立。



　　6月22日 全國和平聯合會通電全國，曆數安福系禍國殃民罪行。



　　6月27日 北京學、商兩界代表3百餘人，求見徐世昌，請勿簽字。



　　6月28日 在全國群眾和旅歐學生、工人的強大壓力下，中國代表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



　　是月 上海《民國日報》增闢《覺悟》副刊。



　　7月1日 少年中國學會在北京正式成立，並創辦《少年中國》月刊。



　　7月7日 旅滬山東協會發出通電，曆數安福國會賣國罪行。自8日起，天津、雲南、四川、安徽、江西等地各團體和全國學生聯合會亦先後發出通電，要求封禁安福俱樂部。



　　7月9日 湖南各界聯合會成立。



　　7月14日 毛澤東主編的《湘江評論》創刊，該刊第2、3、4期發表毛澤東的著名論文《民眾大聯合》。



　　7月20日 徐世昌令裁撤督辦參戰事務處，改設督辦邊防事務處，令段棋瑞督辦邊防事務。



　　7月20日 胡適在《每周評論》31號上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8月17日，李大釗在該刊35號上發表了針鋒相對的《再論問題與主義》。



　　7月21日 周恩來主編的《天津學生聯合會報》創刊。



　　7月22日 全國學生聯合會發表《終止罷課宣言》。



　　7月25日 蘇俄政府向中國人民及南北政府發出《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對中國人民和中國南北政府的宣言》(即《第一次對華宣言》)。這個宣言於1920年4月間在中國報刊上公開發表后，受到中國人民的歡迎。



　　7月30日 徐世昌免胡仁源署北京大學校長職。



　　8月1日 孫中山在上海創辦《建設》雜誌，該志自創刊號起，連載孫著《實業計劃》。



　　8月5日 濟南鎮守使馬良槍殺愛國回民馬雲亭、朱秀林、朱春祥3人。



　　8月6日 周恩來針對馬良暴行，在《天津學生聯合會報》發表《黑暗勢力(1)》一文，提出推倒安福派。



　　8月10日 張敬堯解散湖南學生聯合會。



　　8月14日 四川留法勤工儉學生陳毅等61人，自滬乘船赴法。



　　8月16日 中華博物學會成立。



　　8月19至21日 《南京學生聯合會日刊》連載張聞天所寫的《社會問題》一文。該文文末介紹了《共產黨宣言》中的十條綱領。



　　8月23日 山東、北京、天津各界代表齊集新華門，要求懲辦馬良。



　　8月24日 《新生活》周刊在北京創刊，李大釗曾為該刊撰寫時評等短文，達60餘篇。



　　8月30日 《每周評論》被北洋政府封禁。



　　9月1日 北京高師附中學生趙世炎等發起成立少年學會。



　　是日 《解放與改造》半月刊在上海創刊。



　　9月11日 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抵京。



　　9月15日 徐世昌宣告對德戰爭狀態停止，晉授段棋瑞大勛位。



　　9月16日 天津覺悟社成立。



　　9月24日 徐世昌准代國務總理龔心湛辭職，令陸軍總長靳雲鵬代國務總理。



　　9月27日 上海各界聯合會成立。



　　是月 天津南開學校增設大學部，是為南開大學之始，由張伯苓任校長。



　　10月10日 中華革命黨正式改組為中國國民黨。



　　是日 北京、天津學生利用慶祝共和紀念日，廣泛展開「勞工神聖」、「推翻專制」、「打倒軍閥」等新思想宣傳。當天，天津警察打傷學生多人。



　　10月18日 孫中山在上海寰球中國學生會發表《救國之急務》之演說。



　　10月23日 《北京大學日刊》發表毛澤東寄鄧中夏的《問題研究會章程》。



　　10月31日 留法勤工儉學生李富春、張昆弟等150人，自滬乘船去法。



　　11月1日 鄭振鐸、王統照等編輯的《曙光》雜誌在北京創刊。(1921年6月終刊)。



　　是日 北京政府接收自1900年被美軍佔領之北京正陽門城樓。



　　是日 魯迅在《新青年》6卷6號發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



　　11月5日 北京政府任命靳雲鵬為國務總理。



　　11月10日 全國各界聯合會在滬成立。



　　11月11日至12月4日 《廣東中華新報》上連載了楊匏安所寫的《馬克斯主義》一文(共19天次)。



　　11月14日 長沙婦女趙5貞在花轎中自刎。



　　11月16日 日本帝國主義挑起福州事件。



　　11月18日 廣州學生因屢次要求當局嚴懲鎮壓學生之魏邦平(廣東警務處長兼廣州警察廳長)均無結果，今日起中等以上各校1律罷課。



　　11月28日 福建督軍兼省長李厚基宣布福州緊急戒嚴。



　　11月29日 北京男女學生3萬人集會天安門，聲討日本帝國主義在福州暴行。在此前後，各地各團體均紛紛集合遊行，聲討日帝暴行，並提出解決閩事主張。



　　12月1日 全國學聯就閩案電各地學聯，請「每日多派學生遊行演說」。



　　是日 李大釗在《新潮》2卷2號發表《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



　　是日 《閩星》半月刊在福建漳州創刊。



　　12月4日 王光祈在北京《晨報》發表《城市中的新生活》。



　　12月7日 北京各界10萬人在天安門前開國民大會，聲討日帝在福州的暴行。



　　12月18日 湖南請願團到北京，要求北京政府罷免督軍張敬堯。



　　12月24日 馮國璋在北京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