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防暴演習與「建設和諧社會」

廣州防暴演習與「建設和諧社會」　　

　 　

一　　

　 　

日前，廣州爆出一條新聞十分引人矚目：　　

　 　

　2008年9月28日　《東區公安分局組織防暴演習，保安扮「工人」遊行，鍛煉警察整體協作能力》。東區公安分局有關負責人表示,這次演練,主要是為了鍛煉處置群體性事件的反應和整體協作能力。昨日上午10時50分左右,「工人」開始衝出工廠,堵在工業區內一條道路上,還打出了「無良老闆、還我血汗錢」、「我們要生存,我們要吃飯」一類的大幅標語。「工人」情緒激動,堵塞了道路,還沒解決問題。隨後,他們又打著標語向「市政府」聚集,並堵著「市政府」大門,要求市長親自接待,為他們解決問題。　　

事由:討要血汗錢；主角:保安和警察；劇情:勸解加抓捕；真相:鍛煉協作能力　。　　

　　

廣州的「防暴演習」等於毫不含糊地宣示：軍警作為典型專政工具，它已毫不含糊地由「姓社」轉型為「姓資」，淪為資本對勞工專政的暴力保障了。它所「保駕護航」的，不僅是「普世」的雇傭勞動制度，而且還是野蠻的血汗勞動。「步子再大一點」，它「與時俱進」到了18世紀，連工人階級通過一個多世紀鬥爭所爭得的起碼權利——為維護勞動力再生產而罷工的權利，都作為「防暴」的經常性目標——即使「不爭論」，也使人有點毛骨悚然。　　

不愧是「改革開放」前沿地區，就是某大人的「殺開一條血路」，「指鹿為鹿」！　　

難道，就這樣「建設和諧社會」？　　

　 　

二　　

　 　

  不免使人想起「好政府主義」。　　

「好政府主義」是1920年代初由胡適大師提出的的「政治主張」，他標榜「憲政」，主張「好人政府」，因為人們厭惡北洋軍閥貪污腐敗的「壞政府」，提出后一時間形成一股聲勢。半年不到時來運至，「好政府主義」的骨幹王寵惠、湯爾和、羅文乾等人得以組閣，由王出任總理。遺憾的是，這個「好政府」上台後急於與帝國主義列強「金融全球化接軌」，以便為軍閥籌措軍費，又因分配不均引起狗咬狗，很快弄得聲名狼藉。這個執政僅僅73天的王式「好政府」，就在國人的一片唾罵聲中壽終正寢了。　　

隨之，「好政府主義」也漸被人們忘卻——它反不如「三民主義」「指鹿為鹿」鮮明點，因為「民主」早已成為資本的「普世」專利也。　　

近些年隨著新買辦的得勢，胡適又「走上了神壇」，而且仰之彌高。《為「好政府主義」徹底平反》的呼聲又起。為「自由」對等起見，這裡介紹一下不同意見：1930年魯迅與梁實秋的一次論戰的一篇短文，題目就叫《好政府主義》。　　

先生說：　　

　 　

「不過我以為梁先生所謙遜地放在末尾的「好政府主義」，卻還得更謙遜地放在例外的，因為自三民主義以至無政府主義，無論它性質的寒溫如何，所開的究竟還是藥名，如石膏，肉桂之類，——至於服后的利弊，那是另一個問題。獨有「好政府主義」這「一副葯」，他在藥方上所開的卻不是藥名，而是「好葯料」三個大字，以及一些嘮嘮叨叨的名醫架子的「主張」。不錯，誰也不能說醫病應該用壞葯料，但這張藥方，是不必醫生才配搖頭，誰也會將他「褒貶得一文不值」（「褒」是「稱讚」之意，用在這裡，不但「不通」，也證明了不識「褒」字，但這是梁先生的原文，所以姑仍其舊）的。」　　

「倘這醫生羞惱成怒，喝道「你嘲笑我的好葯料主義，就開出你的藥方來！」那就更是大可笑的「現狀」之一，即使並不根據什麼主義，也會生出雜感來的。雜感之無窮無盡，正因為這樣的「現狀」太多的緣故。」  　　

　 　

魯迅先生68年前說的話，即使與時俱進到今日，也不算過時。　　

馬克思主義顛覆了以往的歷史，共產黨人旗幟鮮明地舉起階級鬥爭的旗幟，主張通過消滅私有制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最終達到消滅階級。紅旗上寫的不是「和諧」，但毛澤東時代黃賭毒絕跡，孩子上學不要送，接近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社會 的「和諧」與現在不能同日而語。　　

在精英的話語里，毛澤東時代卻是「封建專制」。　　

「階級鬥爭」乃是他們最刺眼且誅心的字眼，迴避「階級」乃是主流精英所有理論建樹所遵循的一個「基本點」。「和諧社會」迴避了經濟基礎和階級屬性的實質。　　

　 　

三　　

　 　

強調「和諧」，是因為有「不和諧」存在。　　

「和諧社會」並非始於今日，實乃自古而然——歷史上的任何政權居於統治地位的階級，無不希望自己的統治長治久安，也即「和諧」。　　

階級的存在和對立，是社會不和諧的根源。 「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集團，由於他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佔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老闆與打工仔、貪官與良民、美國與第三世界，你窮我富互為因果，能和諧嗎？　　

但是，破壞和諧的總是統治階級自己。　　

魯迅將中國的歷史分為兩個時代：做穩了奴隸的時代，欲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犯上作亂十惡不赦，防暴加上綱常說教，中國老百姓向來「良民大大的」， 能「做穩奴隸」也就「安定團結」了。直到「赤地千里，餓殍載道」，實在活不下去時，他們才揭竿而起——倒不是毛澤東「造反有理」蠱惑的結果。　　

剝削階級就不然。為了階級的根本和長遠的利益，統治階級總是要制定一個壓迫剝削的界線，規範個「遊戲規則」，比如 「仁政」「清官」「法制」之類。然而，這一階級的具體成員總不以此為滿足，總是要突破這一界線，就是精英們說的追求「利益最大化」，過去的如黃世仁，今天的如山西的黑心窯主礦主，也包虧珠三角的多數老闆，都不例外，這樣他們就搞得被壓迫階級活不下去——破壞了和諧。　　

　 　

統治階級維護「和諧」有兩手：槍杆子和筆杆子。 「三綱五常」、「主流經濟學」、「普世價值」，「犯上作亂十惡不赦」、 「防暴」等等，皆是也。　　

歷史證明，光靠這還不行。秦始皇銷毀兵器老百姓可以揭竿而起。於是，就有了「讓步政策」。漢武帝「抑制兼并」，明太祖比我們嚴厲得多的懲治貪官，唐太宗的「水能覆舟」論，都創造過和諧——封建時代的和諧。　　

這都是短暫的，但這比 「蔣委員張」「寧可錯殺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網」式的和諧高明。　　

　 　

四　　

　 　

馬克思和毛澤東的階級鬥爭學說且置勿論。借用精英語言，如果從「普世」 的意義上談論「和諧」——歷史經驗證明：「建設和諧社會」，著眼點要放在強勢階級身上。　　

孔夫子有句話，不知智囊主流袞袞諸公知否？　　

　 　

「季康子患盜，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是的，壟斷著一切資源的強勢階級，只要你們自己不貪得無厭，還用著苦心積慮「防暴」嗎？　　

和諧與否，癥結在此。　　

然而，知易行難。國家政權必須忠實地代表統治階級的利益，這才是「和諧」的基礎和根本。　　

所以，一個地痞無賴如高俅，只要他不觸動統治階級的利益就可以有滋有味地做他的「殿帥府太尉」；而政治奇才如王安石，即使得到皇帝的全力支持，他的變法還是阻力重重，無法「和諧」，以失敗而告終。康梁變法和毛澤東的文革的結局，都是如此。　　

「天之道損有餘以補不足，人之道損不足以補有餘。」回首30年，社會不和諧的根源，正是因為 「損不足以補有餘」。　　

　 　

「有餘」「不足」云云，就是今天常說的「強勢」「弱勢」。　　

對強勢，方針有兩條：一個是堅持「國退民進，公退私進，中退外進」 「產權明晰」不動搖；再一個是從北京到天津」的策略一以貫之。　　

「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結果，是貧富迅速分化，是尼基係數早過警戒線，超過世界絕大部分國家——中國權勢裙帶資本的發家，足以令蔣宋孔陳們望洋興嘆。　　

在另一極，弱勢階層迅速被剝奪，下崗，包身工，黑窯奴工，二奶三陪與「雞」遍地，上不起學、買不起房、看不起病……十億農民不外出打工，則無以生存。　　

對他們，有三條：　　

一個是「從北京到天津」漸變策略一以貫之，以免急則生變。工廠由「包」到MBO一步步「買斷」了。剩下個土地，要啟動「流轉」了。　　

一個是搞「扶貧工程」，治標不動本。教育產業化之「希望工程」和「助學貸款」；鐵三角「房地產開發」中約束「野蠻拆遷」；黑窯奴工中「解救工程」，等等都是。　　

再一個是親民姿態。希望工程小平帶頭捐款一千元；礦難死人後到現場撒點眼淚；憑弔紅色勝跡，等等皆是也。　　

　 　

「建設和諧社會」說：保駕護航不動搖，但強勢諸公不要過分；弱勢大眾們，一定要「安定團結」。　　

貪污腐敗愈演愈烈，礦難頻發有增無已，「群體事件」此起彼伏，這樣「建設」下去能夠「和諧」嗎？　　

記得幾年前朝西柏坡時，富豪權貴們投以冷眼，勞動大眾心裡熱撲撲的。如今朝紀念碑則相反，前者心知肚明竊喜讚賞，而後者倒冷眼旁觀了。——這種「和諧」辦法不用也罷。　　

沒有什麼奇怪的，我們的政府早就不是人民政府了，不過是是既得利益者們的當家人，老百姓眼裡的萬惡的官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