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汝信：文革初期空軍黨委三屆十一次全會考

1966年6月至9月召開的中共空軍黨委三屆十一次全體會議，是文革初期關係軍內海、空兩軍種領導權之爭的兩次重要會議之一（另一為差不多同時舉行的海軍黨委三屆三次全會及海軍黨委擴大會議）。對於這次會議，文革結束後學術界及親歷者各有觀點各異、詳略不一的解讀。筆者本寄望於半年前出版的《吳法憲回憶錄》，能對此有更為全面、準確的描述，因為回憶錄的作者畢竟是該會議從頭到尾的親歷其境者。惟讀畢感覺寫得尚算詳細，而內中準確性則嫌不足，且多有可商榷之處。現根據手頭上較為可靠的資料，沿吳文敘述順序加以考證，不當之處，祈請方家不吝賜教。

一、會議準確名稱及時間

吳：「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在空軍很快就引發了一場鬥爭，這就是空軍黨委第十一次全體會議。」（《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第一版，頁570。以下引文出自同書者，僅注頁數不再注書名。）

該次會議的全稱，應為「中共空軍第三屆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可簡稱為「空軍黨委三屆十一次全會」，惟將「第三屆」省略，不妥。一來就如不能把「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省略成「中共十一中全會」一樣，不規範的叫法使後人弄不清屆數；二來給讀者的印象誤以為空軍黨委自成立以來僅開過十一次全會，其實，加上第一、二屆，遠不止此數。

吳法憲將引發「鬥爭」緣由歸究於「文化大革命」，後文還稱：「說到底，這場鬥爭也主要是因為『文化大革命』的問題引起來的。」（頁570）此說過於空泛，也不準確。引發爭端的直接原因，最主要原因，是此前揭批羅瑞卿的鬥爭涉及到了原空軍司令員劉亞樓。這一點，我們將會在下文重點談及。

吳：「這次會議，是從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開始的，一直開到九月十日才結束。前後經歷了三個多月。」（頁570）根據空軍官方資料，準確的會議時間，為1966年6月6日至9月8日。【1】

二、吳在會議前夕的西北之行

吳：「在這之前的一九六六年四月下旬，中央和中央軍委決定在中國西部上空進行一次空投氫彈的試驗。……雖然具體的任務由蘭州軍區空軍負責，而我作為空軍司令員，應該親自到試驗現場去指揮。以防出現萬一。」（頁570-571）

吳法憲所指的這次核試驗，是中國的第三次核試驗，時間為1966年5月9日。官方對這次試驗的準確說法，是「一次含有熱核材料的原子彈試驗」，試驗的目的，是為氫彈設計提供實測數據，使參試人員加深對熱核聚變規律的認識，但其本身並非是氫彈試驗。此後，中國於同年12月28日進行了一次氫彈原理試驗，而官方公布的首次氫彈試驗，是在1967年的6月17日。【2】

吳：「就在臨洮，余立金又來了電話，要我和成鈞立即返回北京，說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他說，對《五一六通知》要立即進行討論，我不回去，他們沒有辦法討論。這個電話剛剛放下，余立金又第二次來了電話，告訴我說，葉群要他轉告我，要我儘快趕回北京，否則就會變成『恩克魯瑪』了。」（頁571）

恩克魯瑪（1909-1972），原西非迦納共和國總統，與中國友好。1966年2月訪問中國期間，國內發生軍事政變，其政權被推翻，后流亡並定居於幾內亞。迦納政變發生在三個月前，林彪「五一八講話」中也略有提及，葉群對此恐怕印象深刻，故有此告誡。惟筆者認為，如葉群真有此話，也是因羅瑞卿事件涉及劉亞樓可能會引致空軍震動而起。但此後一個多月中，三屆十一次全會果然因劉的評價問題釀成亂局，林彪、葉群為何卻遲遲沒有進一步指示？卻是有點令人納悶的。

與吳法憲同到西北的，是空軍副司令員成鈞。值得一提的是，王年一曾引述吳法憲1980年10月14日交代：「在空軍黨委十一次全會以前，林彪曾多次同我說：賀龍要成鈞當空軍司令員，你要警惕和防備成鈞奪你的權。」【3】惟吳法憲在回憶錄中，卻再沒有提及林彪曾說過這樣的話。那末，吳法憲1980年的交代，是否也是在專案組壓力下的向壁虛構？林彪是否壓根就沒有說過類似的話？

三、空軍黨委常委會議

吳：「六月四日上午，我召集空軍黨委常委會議，討論如何貫徹執行《五一六通知》的問題」，「誰知道會議剛一開始，氣氛就不同尋常，完全變了。首先是劉震，接著是曹里懷、王輝球等人提出：『你作為空軍司令員、黨委書記，對《五一六通知》不主持開會，不組織學習、討論，躲到外面檢查工作，遲遲不回北京，不抓『文化大革命』，這是為了什麼？對中央『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按兵不動，是什麼態度？』當時就向我轟了起來，上綱上線，給了我迎頭一棒。我當時還蒙在鼓裡，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干，我根本不知道，常委一些人已經在北京醞釀和串聯了一些日子。在我回京之前他們已計劃好了，要借『文化大革命』的機會，在空軍鬧一場，要把我拿掉。」（頁572）

吳文提及的6月4日的空軍黨委常委會議，空軍的官方資料未有記錄。而官方資料稱：5月26日，空軍黨委常委在北京召開了一次擴大會議，出席會議常委7人，8人列席了會議，「會議的中心內容是研究部署空軍開展『文化大革命』問題。」【4】

「常委一些人」為什麼膽敢「醞釀和串聯了一些日子」？吳法憲說，「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干」，又稱他們是「要借『文化大革命』的機會」，這些，吳都沒有說到點子上。筆者認為，最根本原因，還是中央工作小組在揭批羅瑞卿問題時對劉亞樓連帶的嚴重批評，要藉機會的話，借的也是後者。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轉了中央工作小組的《關於羅瑞卿同志錯誤問題的報告》。該報告在提及1965年2月間劉亞樓分別向葉群、林彪轉達了羅瑞卿「四條意見」后稱：「林彪同志當時嚴肅地批評了劉亞樓同志，並向劉亞樓同志指出了一九六一年以來羅瑞卿同志的思想情況、惡劣傾向及近年來對羅進行批評的經過，劉亞樓表示他過去受了羅瑞卿的騙，上了羅瑞卿的當。」【5】

這個報告所附的蕭華3月25日在討論羅瑞卿問題的小組會議上的發言更稱：「羅瑞卿和楊尚昆、楊獻珍的關係就很不正常，和劉亞樓同志的關係也極不正常。當然，我們對劉亞樓同志的看法是一分為二的。劉亞樓同志是個極端的個人主義者，也有個人野心，當了羅瑞卿的工具，直到臨死才說出自己是受了羅瑞卿的騙，上了羅瑞卿的當。」【6】

劉亞樓是個幹事的人，優點不少，缺點也很多。作風強悍，也脾氣暴燥，對人對事要求甚高甚嚴，批評人不留情面。空軍這幾個常委，在劉生前甚有受氣的壓抑感，現在看到中央文件說劉「是個極端的個人主義者，也有個人野心，當了羅瑞卿的工具」，不「醞釀」、不「串聯」才怪！況且，既然劉、羅關係「極不正常」，在空軍中與劉走得最近的、能對劉忍氣吞聲的吳法憲，受劉器重的余立金，那幾個常委也滿有理由懷疑他們與劉關係同樣「極不正常」。

因此，剛剛下發的中央[66]268號文件，尤其是蕭華髮言對劉亞樓的指責，才真正是空軍黨委常委中「一些人」膽敢「在空軍鬧一場」的依據！

四、常委中的三派

吳：「好，我這一說，他們幾個就都哄了起來，只見劉震帶頭，不僅曹里懷、徐深吉、成鈞，甚至連譚家述、常乾坤、王輝球都跟了上來。常委裡面，只剩下我和余立金、鄺任農站在一起。張廷發在會議上不表態，他對劉震他們的行動不滿，但是也不和我們靠在一起。看到常委會開成這個樣子，真是讓我傷心。」（頁573）

劉亞樓生前，空軍黨委常委會由以他為首的十一人組成。1965年5月7日，劉亞樓去世，5月27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任命原空軍政委吳法憲為空軍司令員，任命原空軍副政委兼南京軍區空軍政委余立金為空軍政委。同年7月8日和8月26日，中共中央先後批准余立金為空軍黨委副書記（此前余甚至還不是常委），吳法憲為空軍黨委書記。此時的空軍黨委常委會仍由十一人組成，即：吳法憲（書記，司令員）、余立金（副書記，政委）、王秉璋（副書記，副司令員）、成鈞（副書記，副司令員）、劉震（副司令員）、曹里懷（副司令員）、譚家述（副司令員）、常乾坤（副司令員）、徐深吉（副司令員）、張廷發（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王輝球（副政委）。以上常委會組成情況至1966年5月並沒有變化。【7】

據空軍官方資料，鄺任農當時不是常委，吳法憲上述記憶有小誤。

在上述常委名單中，除劉震1955年授上將軍銜、張廷發授少將軍銜外，其餘為中將軍銜。劉震是中共八屆候補中委，行政職務為副司令員兼空軍學院院長和政委，惟在常委會內不僅排名於吳法憲、余立金之後，且還排名在另兩位副書記、副司令員王秉璋、成鈞之後。據說劉亞樓生前並不怎麼喜歡他，給他安排的空軍學院院長、政委，也不是什麼要職，這似乎可以解釋為什麼他會在三屆十一次全會上極力領頭批劉亞樓。另外，王秉璋除為排名第一的副司令員外，同時還任國防科委副主任，主管導彈事業的國務院第七機械工業部部長。未有材料說明他有否回空軍出席這次常委會和及后舉行的三屆十一次全會。

這樣說來，假設王秉璋未有出席，常委中的三派應該是：1、吳法憲、余立金；2、劉震、成鈞、曹里懷、譚家述、常乾坤、徐深吉、王輝球；3、張廷發。吳、余屬少數派。

五、全會上的交鋒

吳：「六月六日上午八點，我們在空軍東交民巷招待所禮堂正式召開了空軍黨委第十一次全體會議。參加這次會議的有九十多人，除空軍黨委委員五十多人以外，各軍區空軍的主要領導和空軍領導機關二級部部長以上領導四十餘人列席了會議。」（頁573）

據空軍官方資料：「出席會議的黨委委員32人，列席30人。」【8】中共空軍第三次代表大會1962年9月選出空軍第三屆委員會委員34人，時劉亞樓已去世，餘33人，疑王秉璋未有出席，故而實出席者32人，加上列席30人，參加會議人數63人。

吳：「我講了大約有十分鐘。我剛講完，幾個常委就衝出來了。首先是劉震，然後是成鈞、曹里懷、譚家述、徐深吉、王輝球和常乾坤，他們一個接著一個地搶著上台發言。講的大致意思都差不多：空軍的『文化大革命』搞遲了，吳司令在西北躲風，遲遲不回來，遲遲不作討論，不作決定，對中央的指示，對《五一六通知》按兵不動，耽誤了空軍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時間。他們幾個這樣一講，立即就使得會場的氣氛非常緊張。」「他們看到了當時中央改組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學黨委的先例，就想借這樣的一個機會，憑藉著他們在常委會佔多數的優勢，來強行改組空軍的領導班子，把我和余立金趕下台。」（頁574）

常委幾個人果真是「看到了當時中共改組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學黨委的先例」，就想「借這樣的一個機會」，「來強行改組空軍的領導班子」嗎？非也！根據我們的材料，他們借的，還是中央[66]268號文件，還是劉亞樓問題。

吳法憲的回憶里雖也談到這幾個人「對劉亞樓在世時的一些作風不滿意，多年來一直耿耿於懷，這時想要藉機發泄一通」，但將其放在次要的位置。不對，劉亞樓問題是主因！

有一本聶鳳智（時為空軍黨委委員，南空司令員）的傳記在談及聶出席這次會議時稱：「會議一開始就秩序大亂，吳法憲、余立金根本壓不住台。有的對吳法憲、余立金義憤填膺；有的對劉亞樓痛心疾首。有的常委在說到劉亞樓一言堂、一長制、飛揚跋扈、壓制民主時，竟痛哭流涕。會議一開始大家的矛頭就異常集中：揭發批判劉亞樓、吳法憲、余立金、江騰蛟的『罪行』或『錯誤』。

「這絕對是不謀而合，或叫英雄所見略同吧。可能是由於空軍內部的問題實在壓得太多太久了。當然，中央268號文件牽扯到了劉亞樓是個重要因素。但如果說他們事先已有什麼密謀，那是百分之百的捏造。」【9】

列席會議的北空黨委代理書記、北空副司令員李中權後來對此回憶道，吳法憲在會議開始時稱：「對已死去的劉亞樓同志和我本人都要發表意見」，與會者「對劉亞樓同志，特別是對吳法憲的作風問題、生活問題、工作問題、幹部問題等等，列舉了大量事實，提出了許多意見，我也在會議期間發了言。吳法憲裝出一副可憐挨整的模樣，只是低著頭在本子上默默地作記錄。」【10】
所謂「英雄所見略同」者，除了吳法憲列舉的七個常委外，吳還說：「北京軍區空軍還比較好，沒有跟著起鬨，其他如瀋陽軍區空軍的黃立清、南京軍區空軍的聶鳳智、廣州軍區空軍的吳富善，都是些老資格，還有成都指揮所的高厚良、武漢軍區空軍的傅傳作、廖冠賢等，他們和常委一些人結合在一起，哄啊、鬧啊的，……。」（頁576）而據李中權本人和聶鳳智說，其實北空的李中權也在其中。

六、「劉亞樓問題」

關於劉亞樓在空軍中的「問題」，聶鳳智在全會期間於6月14日舉行的常委擴大會上的發言頗為典型。聶稱：用中央軍委立空軍為標兵的三條理由衡量，顯然不夠。一是抓兩頭好，毛澤東思想紅旗舉得高。實際上，「上頭」就沒有抓好。劉亞樓主持空軍工作期間，毛主席的許多指示，如關於未來戰爭戰略方針問題的指示，大軍區傳達了，空軍都聽不到；有時傳達了，又用自己的話講，讓人分不清哪些是毛主席的指示，哪些是劉亞樓自己的東西，搞得思想十分混亂。因此，空軍黨委並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四個第一」也更談不上「落實」。二是黨委班子團結好，有個好班子。什麼好班子！黨委常委內只有劉亞樓的「一言堂」，根本沒有其他成員的應有地位，本身就沒有搞好團結。三是要求嚴格，雷厲風行。其實是打著嚴格要求、雷厲風行的旗號，通過生硬粗暴的做法，大搞懲辦主義，形式主義，使得空軍內部長期以來形成了一種相互吹捧，弄虛作假的不正之風。加上劉亞樓本人有些問題也影響極壞。「如果放到下面」，聶鳳智最後結論說：「任何一級黨委，都應屬於爛掉了的單位！」【11】
會議上批劉的火藥味十足，「與此同時，下面部隊如武漢軍區空軍、廣州軍區空軍、瀋陽軍區空軍等，卻由於在學習268號文件中揭發出來的問題越來越嚴重，已紛紛打來電報開始向空軍黨委表達他們的意見和看法。」【12】

6月19日晚，空軍黨委在研究如何答覆下面部隊的意見時，大多數人認為精神是好的，是貫徹和執行中央指示，應該表示鼓勵。只有劉錦平（空軍黨委委員，民航總局政委）說，電報中有許多嚴重的不健康因素。聶鳳智站起來大聲說：「不能同意劉錦平的看法！以前劉亞樓主持空軍工作，下面不敢對空軍黨委提意見；誰提意見，誰有一點個人獨立的見解，誰就會遭受打擊。現在剛剛提了一點意見，就說人家是不健康因素，我認為這是不妥當的，是無法讓人信服的！」聶鳳智甚至提出，劉亞樓不能「蓋棺論定」，而應「蓋棺重定」！【13】

[66]268號文件引致的批劉的偏激情緒正在蔓延。至7月初，南京空軍空四軍所轄的駐江蘇鹽城的空31師和鹽城基地，突然給空軍黨委發來一份電報。電報列舉了劉亞樓的許多錯誤，以及提到劉亞樓就無法避開的空軍黨委其他一些領導人的錯誤。電報措辭極為強烈，最後向空軍黨委提了三條要求或建議：「撤消劉亞樓的訃告和悼詞，重新評價；將劉亞樓的骨灰搬出八寶山；改組空軍黨委現有的領導。」【14】

事情一到極端，就會產生變化，就會走向反面。這一變化，我們會在後面再談到。

七、總政工作組與葉劍英、賀龍的介入

吳法憲說，全會甫一召開，幾個常委就要求軍委派工作組來。「但結果，軍委決定不派工作組。當時，總政治部主任蕭華正好因病休息，副主任劉志堅便以總政的名義派來了個工作組。工作組由總政組織部副部長鬍愈之為組長，包括青年部副部長蕭麥萍等三人。他們來參加空軍黨委第十一次全會，住在空軍招待所。此外，主持軍委工作的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秘書長葉劍英，也直接派了他的秘書李文芳來參加空軍黨委的十一次全會。」（頁577-578）

吳的意思，似是說總政工作組由劉志堅個人決定派出，事實恐非如此。沒有軍委、總政主任蕭華的同意，劉志堅不可能這樣做，況且，蕭華本人也正是批劉的幹將，當然，他也沒有料到事情後來會發展到幾乎不可收拾的地步。吳說組長叫胡愈之，不確。胡愈之另有其人，總政組織部副部長是胡友之（1914—1998），原一野的政工幹部，1961年的少將。此外，說葉劍英「主持軍委工作」也不妥，準確的說，是「處理軍委日常工作」。

吳：「總政工作組一來到空軍，常委的一些人就很快同他們搞到了一起。那段時間裡，總政工作組的人見到我和余立金，不說話，不握手，還拉長了一個臉，表示和我們疏遠。可是見到劉震、成鈞、曹里懷他們就親熱得很，一起吃飯、一起喝酒。有了總政工作組的支持，常委的一些人就更加躊躇滿志，對我和余立金冷嘲熱諷，甚至謾罵。當然，總政工作組三個人的意見也不完全一致，蕭麥萍就和胡愈之的看法不一致。」「葉劍英辦公室的秘書李文芳是個師級幹部，他一直站在我們這一邊，始終是支持我們的。他認為，空軍黨委常委一些人的搞法不對頭，完全是一種罷官奪權的地下活動，是小組織行為，風頭不對，所以他的態度是非常明確的。他告訴我：『要沉住氣，讓他們放。』」（頁578）

吳法憲說，李文芳的態度「顯然代表了葉帥的一些看法」，（頁578）這當然是一種推測。而事實上，葉劍英6月份的態度似更不偏不倚些，6月9日，葉劍英專門給空軍常委寫了一封信，內稱：「空軍黨委領導核心一定要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和鬥爭達到團結的目的。黨委要經常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要經常思想見面，相互間要經常提意見。對其他同志的錯誤不要當作某種資料去收集，看到同志有了錯誤，要隨時提出來，不要使問題成堆。希望你們這次會議是在高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大好形勢下進行的勝利的會議，是團結的會議。」【15】

在葉的講話里，我們看不到有什麼傾向性。

吳：「與此同時，成鈞、黃立清、廖冠賢、傅傳作等原紅二方面軍的幾個幹部，又到了軍委副主席賀龍那裡，向賀龍彙報說，空軍黨委正在開會，空軍的問題很多，到現在，已經亂糟糟地開不下去了，吳法憲已經不能主持會議了。據說賀龍當時說：『這個會，吳法憲、余立金他們不能開，你們就組織起來繼續開嘛。有話就說，有問題就揭嘛』。這個情況是真是假，我鬧不清楚。因為我當時沒有直接見到賀帥。這些話我當時並不知道，都是以後成鈞他們自己做檢討時講出來的。成鈞、黃立清、廖冠賢、傅傳作他們都同時說到了這一點。」（頁579）

吳說的「與此同時」，聯繫上下文，是1966年7月初，應誤。根據吳法憲、余立金1966年9月3日給林彪的報告，應為「大概是6月19日晚飯後，黃立清、傅傳作、廖冠賢等三人到賀龍同志家裡，賀龍同志主動問及空軍黨委全會情況，說了一些看法，和林副主席、葉副主席的看法是對立的。」【16】

《血色年華——聶鳳智將軍傳》則稱，賀龍當時說過：「看來，空軍這個標兵是有些問題。過去不但你們受了蒙蔽，我們也受了蒙蔽，林副主席也受了蒙蔽。有問題揭開來好。有問題不揭，將來焐[捂]出大事來，那損失就大了！」【17】

按中央[66]268號文件精神，賀龍的說法表面似無什麼大礙。但賀龍錯在：一、未經與主持軍委工作的林彪商量，對空軍高層的矛盾匆匆表態，有越權之嫌；二、其政治敏感度顯然不足，未有預料到幾句話就可以激化矛盾。對比起來，葉劍英的處事手法就圓滑、聰明得多。

八、林彪、中央相繼表態

吳：「大概是到了七月初，在連續批了我們一個來月之後，他們認為時機已經成熟，應該對我們採取措施了。於是，由劉震牽頭，成鈞、曹里懷、徐深吉、常乾坤、譚家述、王輝球署名，正式向中央軍委遞交了一份控告信。這份控告信一共羅列了二十五條意見，基本上概括了大家在會議上所提出的問題，其中有十條是對著我的，拉了這樣一個材料。當時林彪在大連休養，這封控告信由劉震打電話到大連，找到『林辦』的秘書，將信的全文傳了過去。」（頁579）

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如何將信的全文即時「傳」過去？不清楚。據吳法憲說，林彪在得知信的內容后，對葉劍英稱：「空軍這個情況不正常。劉亞樓、吳法憲有缺點、有錯誤，應該批評，但是這種作法不對頭。這是有人乘『文化大革命』之機，搞罷官奪權。」（頁580）

林彪的原話是否如此，也不清楚。但說常委幾個人「罷官奪權」，倒是多種材料一致的說法。據吳法憲1980年10月14日的交代，林彪當時說：「在空軍現在這個領導班子中比較起來還是吳法憲、余立金比較正，劉震、成鈞等人搞地下活動，搞罷官奪權，是不允許的。」【18】

林彪同時對海軍的會議情況也作了表態。林彪稱：「海軍現在領導不能改變，肖、蘇兩同志的領導不能改變」，「要自己洗澡，互相擦背，提高思想，但不能奪權」，「肖、蘇要支持李、張去工作，李、張要維護肖、蘇的威信。」【19】

為什麼海、空軍黨委的會議同時內鬥了一個月後，林彪遲遲才予明確表態？文革中有一個說法：「林彪同志當即識破了這一陰謀詭計，為了讓這一小撮牛鬼蛇神充分暴露，故意暫時不予回擊，但卻一直密切注視會議的動向。」【20】空軍參加會議的一些高級幹部，如李中權，是相信這一說法的，但事情真相是否果真如此？則恐怕永遠難以弄清了。

范碩說，葉劍英聽了林彪對海、空軍黨委全會、擴大會議的意見后，「在當晚就報告了鄧小平，小平說他完全同意。第二天7月4日在劉少奇那裡開了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周恩來、鄧小平、陶鑄和軍委常委賀龍、聶榮臻、陳毅和葉劍英都參加了。
「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專門研究了海空軍黨委擴大會議的問題，由鄧小平親自記錄。

「一、黨絕對不能允許搞地下活動，劉少奇特別指出，犯錯誤，路線錯誤是第二位的錯誤，搞地下活動是第一位的錯誤。應該按照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公開講自己的意見，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
「二、肖勁光、蘇振華、吳法憲、余立金四同志，已經進行了自我批評，不夠的，以後還可以再講。常委其他同志要利用這個機會好好的挖一下。
「三、用黨委全會和黨委擴大會議這種方式撤換領導的做法是錯誤的。」【21】

范碩這本書，內容豐富，惟內部發行，印量極少（僅200本）。以後由他主編、公開 發行的《葉劍英傳》，類似關鍵性的內容已經刪去，刪去的原因，恐怕是因為讀者從中可以看到，當時中央常委的意見，與林彪是一致的吧。

九、解決空軍問題的軍委常委會議

吳：「七月二十日上午八時，中央軍委常委會議在北京三座門軍委辦公廳召開。軍委常委到會的有葉劍英、聶榮臻、賀龍、徐向前四位老帥，林彪照例沒有出席，陳毅因工作原因也沒有到會。根據軍委指示，空軍黨委常委全體成員參加了這個會議，但總政工作組的成員沒有參加這個會議。」（頁581-582）

根據多種可靠材料，吳文上述軍委常委會議的時間有誤。準確時間應為7月11日。同時，陳毅出席了這次會議。

范碩稱：「7月11日，繼解決海軍問題之後，中央軍委常委開會，集中討論空軍問題。

「會議由賀龍同志主持。

「賀龍首先說明，最近中央常委召集軍委常委同志開了一次會議，陶鑄同志也參加了，專門討論了海軍和空軍的問題。他先請葉劍英進行傳達。

「葉劍英說，今天這個會議，是專為解決空軍問題而召開的。空軍建軍以來，據說已經開過六十多次全會了。中央、軍委是很信任你們的，從來沒有象這次會議這樣來抓。

「他批評空軍前一段會議，不象個老幹部開會，象個小孩子開會，講了些錯話，作了些錯事，弄得軍委不能不出來過問。他說：『等到你們陷下去了，再要我們這些老年人來抬你們，就抬不動了。因此，這個會是非開不可的。』

「葉劍英傳達中央常委的意見，針對空軍常委中有人搞小動作，企圖撤換空軍兩個第二把手的問題，提出批評。他形象引用三國人物的典故，批評某些人『罷官』『奪權』鬥爭，真是『天下英雄誰敵手，可惜今日無曹劉。』」【22】

范碩說「企圖撤換空軍兩個第二把手」，恐有筆誤，當時常委中幾個人要撤換的吳法憲、余立金，是空軍的第一、二把手。「可惜今日無曹劉」中的曹劉，既指三國時的曹操、劉備，也暗諷空軍中的曹里懷、劉震，此曹劉非彼曹劉也。

范碩寫道，葉劍英講完后，空軍常委十一人先後表態發言。一致表示擁護中央、軍委和葉的意見，多數人主動檢討自己的錯誤。在聽取空軍常委各人發言過程中，葉和賀龍、聶榮臻、陳毅、徐向前、陶鑄時有插話。賀龍、葉劍英、徐向前在發言中，強調對劉亞樓要一分為二，劉亞樓還是做了不少工作的，不能撤銷劉亞樓的訃告，「抓活劉亞樓」。

范碩還說，張廷發在發言中，表示擁護中央的指示，說有人搞「串連活動」，批評徐深吉等活動得最厲害。他說：「徐深吉同志說他受到劉亞樓的害最深，其實劉亞樓對你和小姨子的問題，處理得是對的。」

《聶榮臻年譜》則記錄有：「7月11日上午，出席第五十三次軍委常委會議。會議討論了空軍領導班子的團結問題。聶榮臻在會上說：「空軍建設已有十多年，應該肯定是有成績的。我們建設一支空軍是不容易的。這雖然不能歸功於劉亞樓一個人，但劉亞樓是有一份的。……你們硬是要把劉亞樓搞得很臭，說標兵也是假的，硬要把空軍幾十萬人搞得灰溜溜的，這是否有利？這是一個關係到幾十萬人的榮譽問題，這會有什麼嚴重後果？我很擔憂……中央已經明確指出，搞地下活動的性質最嚴重。」【23】
到了此時，軍委常委包括賀龍，意見一致，都是支持吳、余，批評空軍黨委常委中的幾個人。空軍黨委三屆十一次全會自此風向逆轉。

十、追究賀龍

吳：「大概是八月七日，林彪從大連回到北京，住在人民大會堂的浙江廳。八月九日，林彪把我找了去，要了解一下空軍全會的情況。當我講到成鈞他們四個人曾經到了賀龍那裡，向賀龍彙報空軍全會的一些情況和賀龍的表態時，林彪說：『這件事，你要他們寫一個材料，然後送給我。』

「回到空軍，我就找到成鈞他們四個人，要他們實事求是地把這些情況寫出來。然後，我和余立金以我們兩個人的名義，將這些材料送給了林彪。我們還附了一封簡訊。信的大意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現送上成鈞、黃立清、傅傳作、廖冠賢四人所寫的材料，請閱。現在看來，空軍黨委十一次全會之所以開成這樣，是因為有兩條線操縱著。一條是以林副主席為首的一條紅線，貫穿著空軍黨委十一次全會的始終；另一條是以賀龍元帥為首的黑線，在控制著這次會議。」（頁590-591）

據王年一轉引的吳法憲1980年9月4日交代，林彪約他去彙報的時間是在8月中旬。另王文轉引了吳法憲、余立金1966年9月3日給林彪報告的部分內容，該報告除附了成、黃、傅、廖四人寫的材料外，還轉述了廣空司令員吳富善1966年8月20日對賀龍的揭發，然後說：「我們覺得空軍黨委這次全會所以在會議前期方向偏了，是和賀龍同志在上面的幕後活動有很大關係的。」林彪將此報告和所附材料報送毛澤東。【24】

王文轉述的報告中並沒有紅線、黑線之說。按報告用語推斷，王文所轉述的文本可信度較高。1966年9月初，賀龍還未被打倒，吳、余的報告是否就敢說賀龍是黑線，很值得懷疑。如果報告中沒有這樣的提法，吳法憲在回憶錄中又何必抹黑自己呢！

我們上文曾提及賀龍6月份的談話雖然不妥，但起因是受到中央[66]268號文件的影響，況且賀龍在7月份中央表態后已轉變了態度，到了8月，林彪尚要追究賀，政治器量似偏於狹窄而欠寬宏大度。但我們難以弄清的是，追究賀龍，究竟是毛的，還是林彪本人的意思？有關賀的報告，是毛要的，還是林彪主動送的？

十一、尾聲

吳：「根據林彪和葉劍英的指示，我們在向軍委寫了報告並得到批准后，對劉震和張廷發兩個人宣布了停職檢查的決定。」（頁591）

吳法憲說，對劉震進行停職處理，是因為這次風波是他挑的頭。但為什麼還要對張廷發也進行停職檢查？吳認為張有嚴重脫離群眾的致命弱點，劉亞樓在世時，一度曾經想把張培養成為接班人，使張更加蠻橫和目空一切，對空軍一些老人很不尊重，並且與司令部工作人員的關係也搞得很僵。「大概是軍委領導對張廷發這個人的情況也有所耳聞。葉劍英副主席聽到了下面的一些反映，要李文芳轉告我說：『張廷發可以停職，他太脫離群眾了。停職不是撤職，教育一下，轉變過來了，還可以復職嘛！』
「遵照葉劍英的指示，我和余立金一起給中央軍委寫了報告，請示對張廷發進行停職。報告送上去以後，很快就批了下來。在張廷發被停職的問題上，我們只是被動地執行軍委領導的決定，甚至可以說軍委作這樣的決定還有點出乎我的意料。至於軍委領導為什麼要決定停張廷發的職，我至今也不清楚具體原因。

「根據軍委領導的指示，除了對劉震和張廷發兩個人進行了停職檢查的處理以外，對其他人我們則一概不動，只是希望他們能接受教訓，團結共事，共同搞好工作。」（頁592）

根據多種資料綜合可以得知，空軍黨委於1966年8月20日以劉震為「彭黃反黨集團成員」、「在空軍搞罷官奪權」上報軍委，9月12日，軍委令其「停職反省」。而張廷發的罪名，則是「羅瑞卿在空軍的代理人」，「反毛主席、反毛澤東思想的羅瑞卿分子」，並非「脫離群眾」這麼簡單。張在七年後方恢復工作，於1973年5月重任空軍副司令員。劉震更遲於1975年8月恢復工作，任瀋陽軍區副司令員。

三屆十一次全會在最後階段調整了黨委常委成員。除劉、張外，黨委常委中其他參與「罷官奪權」者，包括成鈞，都沒有動，都未作組織處理。10月27日，經中共中央批准，同意吳法憲為空軍黨委第一書記，余立金為第二書記；增補羅元發、鄺任農、劉錦平為空軍黨委常委，羅元發並為副書記。調整后的常委會由十二人組成：吳法憲（第一書記，司令員）、余立金（第二書記，政委）、王秉璋（副書記，副司令員）、成鈞（副書記，副司令員）、羅元發（副書記，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兼北空司令員）、曹里懷（副司令員）、譚家述（副司令員）、鄺任農（副司令員）、常乾坤（副司令員）、徐深吉（副司令員）、王輝球（副政委）、劉錦平（民航總局政委）。【25】

9月7日，軍委副主席賀龍、聶榮臻、陳毅、葉劍英和總部領導蕭華、楊成武、張宗遜、彭紹輝、張愛萍、劉志堅、邱會作、張池明、楊勇、廖漢生等接見了參加全會的人員。接見后，葉劍英、楊成武作了講話。9月8日上午，吳法憲在全會上作了總結髮言。會議於當日結束。【26】（2007年4月）


註釋：

【1】【8】【26】空軍政治部編研室：《空軍大事記》（徵求意見稿，1992），頁248。
【2】見《當代中國的核工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
【3】【16】【18】【24】王年一：《關於賀龍冤案的一些資料》（北京：《黨史研究資料》1992年第6期）。
【4】同【1】書，頁247。
【5】中共中央文件 中發[66]268號，1966年5月25日發出。
【6】中共中央文件 中發[66]268號附件三，蕭華：《堅決保衛毛澤東思想，徹底粉碎羅瑞卿同志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和篡軍反黨的陰謀》。
【7】空軍政治部：《中國共產黨空軍組織史資料叢書》第1集（北京：藍天出版社，1991），頁11，33-34。
【9】松植：《血色年華——聶鳳智將軍傳》（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4），頁301。江騰蛟，1962年至1966年12月為南空副政委，與劉亞樓關係密切。1965年5月余立金調任空軍政委后空軍黨委原擬提江為南空政委，因反對聲音太多而作罷。1966年12月7日被任命為南空政委兼空四軍第一政委。
【10】李中權：《李中權征程軼事文集》（北京：藍天出版社，2001），頁404。
【11】同【9】書，頁303。劉亞樓生前，空軍被樹為全軍標兵。當時有此一說：「全國學人民解放軍，解放軍學空軍，空軍學南空，南空學空四軍」。
【12】【13】同【9】書，頁304-305。
【14】參見【9】書，頁308-309。
【15】范碩：《決定國家命運的大決戰——葉劍英與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鬥爭紀實》（廣州：廣東葉劍英研究會、廣東葉劍英基金會，2001），頁47。
【17】同【9】書，頁306。
【18】【19】同【15】書，頁44。肖，肖勁光；蘇，蘇振華；李，李作鵬；張，張秀川。
【20】《空軍內兩個司令部的殊死搏鬥》，中國人民解放軍空字023部隊紅總《紅總戰報》第8期，1967年9月18日。
【21】同【15】書，頁44-45。
【22】同【15】書，頁47-48。
【23】周均倫主編：《聶榮臻年譜》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1021。
【25】同【7】書，頁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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