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風:唯一未開展「搶救」的山東根據地

選自-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

唯一未開展「搶救」的山東根據地

在「搶救」風暴席捲延安及各大根據地之時，山東根據地卻按照原有的部署，依然在進行著整風和審干運動，沒有在軍隊和地方的黨政機關、學校大抓「特務」。

山東根據地未開展「搶救」的關鍵原因，是主持山東根據地黨、政、軍一元化的最高負責人羅榮桓反對在山東搞「搶救」，而羅榮桓作出這個決定，又與山東整風的特殊性有著密切的關係。

與其它根據地有所不同的是，山東根據地的整風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山東分局領導機關內部的意見分歧問題。在整風運動期間，在各大根據地中，只有山東調整了領導機構，撤換了第一把手，羅榮桓就是在這次人事變動中取代了中共山東分局書記朱瑞成為山東根據地的最高領導。羅榮桓是1939年3月率八路軍一一五師一個主力團和師部機關進入山東的，在1943年以前，羅榮桓在黨內的地位長期在朱瑞之下。

羅榮桓與朱瑞是老熟人，江西時期，曾經留學莫斯科克拉辛炮兵學院的朱瑞受到博古、周恩來等的重用。1932年初，年僅二十七歲的朱瑞在上海中央工作兩年後被派往中央蘇區，不久就被委之以紅五軍團政委的重任。當時，與朱瑞的情況類似的還有楊尚昆，他也是在抵達中央蘇區不久就被任命為紅三軍團政委。在這個時期，有留蘇經歷，特別是在蘇聯學習軍事的幹部，一般都受到特別的重視，多被派往擔負最重要的軍隊領導工作。在1934年初召開的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朱瑞成為中央候補委員，緊接著，朱瑞又在「二蘇大會」上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執行委員。長征前夕，以李德、博古、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緊急調配幹部，被譽為「文武兼備的紅軍指揮員」的朱瑞被調至中央紅軍的主力——紅一軍團任政治部主任，他的副手就是羅榮桓。1937年後，朱瑞被調離軍隊，在太原擔任北方局軍委書記，繼而又任北方局駐太行區代表、北方局組織部長等職，主要從事對華北地方實力派的統戰工作。1939年6月，朱瑞奉命隨徐向前率一支百餘人的小部隊自冀南入魯，成為由徐向前任司令員的八路軍第一縱隊的政委。不久，中共山東分局書記郭洪濤奉調返回延安，朱瑞被任命為中共山東分局書記。

朱瑞入魯之際，中共在山東已有兩支武裝，一支為羅榮桓率領的八路軍一一五師，另一支為山東黨負責人黎玉和從延安先期調魯的張經武建立的八路軍山東縱隊，而太行八路軍總部給徐向前、朱瑞的許可權，是以八路軍第一縱隊的名義統一指揮一一五師、山東縱隊和中共在蘇北的部隊。但是八路軍總部的這道命令並沒有得到貫徹和執行，而是在無形中取消了。1940年5月，八路軍第一縱隊被撤銷番號；同年6月，徐向前奉命返回延安預備參加擬議中要召開的中共七大，朱瑞則失去了軍隊的任何職務，從此不再參與指揮軍隊。

戰爭期間，情況瞬息萬變，上級機關收回成命的事情時有發生，惟取消八路軍第一縱隊番號事卻有蹊蹺和微妙之含意。抗戰初期，延安軍委大部分領導成員都在華北敵後，駐紮在太行的八路軍總部事實上起著指揮敵後抗戰的中樞機關的作用。在黨的組織系統，中共山東分局亦屬中共北方局領導。在一段時期內，太行的八路軍總部對華北、山東的影響相對於延安更大。經常的情形是，太行直接下令，然後報延安備案。例如，一一五師入魯，就是奉八路軍總部朱德、彭德懷之命，而朱、彭則是依照延安毛澤東的指示發出這道命令的。當然，延安始終保有對華北、山東的直接指揮權，毛澤東可以直接給軍隊和地方發出指示。

太行的八路軍總部及中共北方局對華北、山東敵後根據地的指揮與領導，隨著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和北方局書記楊尚昆相繼返回延安后，開始發生變化，從此延安對敵後的指導作用日益突顯出來，八路軍第一縱隊番號被無形撤銷，就是在這個大背景下發生的。

在八路軍第一縱隊的番號被取消后，朱瑞的主要職責是領導中共山東分局。戰爭期間，軍事第一，黨的機關必須隨軍活動，最適當的安排就是實行一元化領導。晉察冀根據地自分局書記彭真於1941年春返回延安后，黨、政、軍全盤工作皆由聶榮臻負責。在太行，北方局書記繼楊尚昆后，先後由彭德懷、鄧小平掛帥。聶、彭、鄧都是率兵之人，同時兼任黨的領導職務，因而晉察冀、太行各項工作的展開都較為順利。至於大戰略區兩職分開者，往往易生糾葛。在山東，黨的領導與軍隊領導兩職長期分開，各司一攤，執事者角度有異，難免產生意見分歧。

在山東還有其特殊問題：一一五師與八路軍山東縱隊的統一指揮久未解決。受到戰爭環境的影響，山縱與一一五師分別處在不同的作戰區域，事實上形成了領導山東抗戰的兩個中心。

延安已注意到山東領導機關的分散現象，在1941年後曾作過努力，試圖加以改變，但是來自延安的指示又包含某種模糊性。1941年8月，中央和軍委規定，山東分局為統一山東黨、政、軍、民的領導機關，由朱瑞任書記；山東縱隊歸一一五師首長指揮；山東縱隊和一一五師兩軍政委員會合組為山東軍政委員會，由羅榮桓任書記。從字面上理解，朱瑞似乎應參與領導一一五師和山東縱隊，但是朱瑞並不是由羅榮桓任書記的山東軍政委員會成員，於是山東的多頭領導現象在1941年後繼續存在，一一五師與山東縱隊仍沒實現集中統一。

朱瑞在山東最閃亮的時期是1939至1940年，1941年後，侵華日軍施用「拉網合圍」、「鐵壁合圍」等殘酷的手段頻繁進攻根據地，致使山東根據地的面積急劇縮小，全省根據地的人口從1200萬銳減到730萬。大批抗日軍民慘遭日軍殺害，在犧牲者的名單中，有朱瑞的妻子、山東分局婦女委員陳若克和她剛出生的兒子。

根據地蒙受重大損失，使領導機關內部的爭論也趨於激烈。早在1940年9、10月間，山東分局領導和一一五師師部之間就曾在軍事戰略方針問題、抗戰問題和山東縱隊與一一五師會攏等問題上有過一些爭論，1941年4月後，羅榮桓更對分局的某些決策不止一次提出過意見，但都未得到重視。進入1942 年，形勢愈加嚴峻，羅榮桓致電北方局和中央，建議分局召開擴大會，請中央派劉少奇來參加，以總結山東工作，明確今後目標。①毛澤東同意了羅榮桓的請求，電召正欲前往延安的劉少奇，在途經山東時就地考察山東形勢，並對領導機關內部的爭論作出裁決。②

此時的劉少奇雖是政治局候補委員，但卻擔負著極重要的中共華中局書記、新四軍政委等職務，正受到毛澤東的特別倚重。1942年4月，劉少奇抵達山東分局和一一五師駐地，一住四個月，對山東問題作出結論：山東問題的癥結所在，是中共山東分局主要領導同志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犯了錯誤。

劉少奇所指何許人也？朱瑞是也。劉少奇批評朱瑞對黨的獨立自主的方針執行不力，缺乏戰略眼光，反頑（「國民黨頑固派」）鬥爭瞻前顧後，失去許多「先機」；其二，嚴重忽視發動群眾，未能廣泛展開減租減息；其三，主觀主義，形式主義，空談主義，黨八股；其四，在鋤奸政策上犯有嚴重錯誤。劉少奇說，如果再不改，就要送一塊匾，上面寫四個字：「機會主義」。③

①《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部編：《羅榮桓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年），頁261。

②《劉少奇年譜》，上卷，頁392。

③ 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頁128；另參閱蕭華：《難忘的四個月——憶少奇同志在山東》，載中共山東省黨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編：《山東抗日根據地》（北京：中央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頁246-59。

劉少奇來魯指導工作之際，正是山東根據地形勢最困難的時期，若從毛澤東的立場論之，劉的批評基本符合實際，某些意見，羅榮桓過去也曾向朱瑞提過，作為山東分局負責人的朱瑞實難辭其咎。朱瑞被批評的最突出之處是他對中間勢力「抗敵自衛軍」的態度過份熱心。該武裝是在朱瑞支持下組成的「山東國民黨抗敵同志協會」拉起的隊伍。朱瑞大力幫助他們擴充軍隊，提供了一些經費和武器，使其在根據地成為與中共和八路軍平起平坐的組織和軍隊。為此，羅榮桓和江華（山東縱隊政治部主任，1949年後長期擔任浙江省委第一書記）都曾向朱瑞提過意見，但未被朱瑞接受。1940年的朱瑞並沒有真正吃透毛的統一戰線的策略思想，在事關黨的領導權的關鍵問題上犯了大忌。然而，若搬照條文，朱瑞似乎並無過錯，因為在抗戰前期，中共中央根據山東地區的具體情況，曾提出在山東與國民黨力量共同創建抗日根據地的設想，朱瑞之支持「抗敵自衛軍」，與「共同創建根據地」的指示有密切關係。至於未能全面推行減租減息，確是事實，站在毛澤東、劉少奇的立場，當是朱瑞的一大錯誤，可是如果完全順應農民的要求，放任「群眾自己解放自己」，似乎也會危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尤其在日軍空前殘酷進攻的形勢下。①

朱瑞雖已是久經考驗、獨當一面的高級領導幹部，但他身上還保留某些書生氣。朱瑞頗善於做鼓動性的大報告，口裡經常是「從國際到山東」，②他甚至為推動根據地婚姻制度的改革作過幾個小時的動員報告。以那時的眼光看，這就是誇誇其談的「空談主義」和「黨八股」了。

山東根據地若干地區的「肅托」雖經制止，但終未斷根，以後又與「鋤奸」夾雜在一起，這其間自有深刻的原因，非朱瑞一人所能負責，但作為分局書記，朱瑞總有一份領導責任（在華北、華中均發生錯誤的「肅托」事件，卻未見領導同志被批評）。

朱瑞，這顆一度閃爍的星辰黯淡了。1943年8月，朱瑞奉調返回延安，而在此前的3月，中央軍委就正式任命羅榮桓為山東軍區司令員、政委和一一五師政委、代師長，統一指揮一一五師和山東縱隊。朱瑞返回延安后，延安立即任命羅為山東分局書記，將領導山東黨、政、軍一元化的重任交付羅榮桓。

延安早有調整山東根據地領導班子的意圖，1942年劉少奇來魯，延安就曾有過這一考慮。劉少奇返延安后，毛即決定改組山東領導機構，並曾就此問題與在太行的彭德懷進行了「反覆磋商」，③現在，朱瑞職務的變動，新的一元化體制的建立，正是水到渠成。

羅榮桓地位的上升與朱瑞之被貶謫，是毛澤東整風全盤戰略的一部份。毛不僅要解決中央層的路線與權力再分配問題，大區一級領導層的路線清算和機構改組也在他的視野之內。

在劉少奇離開山東轉赴延安后，1942年10月1日，中共山東分局作出《四年工作總結》，檢討了過去在執行統戰方針、減租減息政策等方面的「錯誤」。這個報告具體反映了劉少奇對山東工作的看法。劉少奇本意是想讓羅榮桓來作這個報告的，劉認為，朱瑞作為責任者之一已不適合再來作報告，但朱瑞「不自覺」（劉少奇語），主動接過劉少奇的話，要求作這個報告，劉少奇只好同意。④

①熟悉山東現代史的讀者不會忘記，幾年以後，在康生直接領導下的山東渤海地區的土改，就是打著「自己解放自己」的旗號，而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後果。

②王力：《毛澤東談整風審乾和遵義會議——從對<王若望自傳>中若干問題的說明談起》，載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頁128。

③《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部編：《羅榮桓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年）,頁285。

④王力：《毛澤東談整風審乾和遵義會議——從對<王若望自傳>中若干問題的說明談起》，載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頁128。王力在整風期間是山東分局總學委秘書，1961年初，劉少奇在湖南與王力談了上述一段話

從羅榮桓這方面講，他與朱瑞確實存在意見分歧，但是朱瑞的下台卻與羅個人無關。朱瑞被調離山東，乃是源於各種複雜因素的綜合作用。朱瑞早年留蘇的經歷，瑞金時期蒙受重用，隨著時空的轉移，此時已成為消極性因素。朱瑞的上述經歷，已夠划入「教條主義者」一類。延伸下來，抗戰前期，山東工作屢失「先機」，此又可與「王明右傾投降主義」掛上鉤。更重要的是，朱瑞缺乏早年追隨毛的經歷，到達瑞金后，毛在黨內已遭貶斥，在毛最困難的歲月里，朱瑞沒能和毛建立起親和性的個人聯繫。

整風期間，朱瑞已年近四十，稱得上是老同志了，然而依那時的黨內習慣，朱瑞還稱不上是黨的元老級幹部。那些大革命時期入黨，曾去蘇聯短期學習隨即返國，先後擔任重要職務的同志，在整風運動中儘管也被指責犯了這類或那類錯誤（「教條主義」或「經驗主義」，或「教條主義兼經驗主義」），但是他們雄厚的革命歷史和巨大的個人威望已與黨的事業融為一體，使得毛在處理他們問題時不得不斟酌再三，一般在批評了他們以後，仍然派以重用。但朱瑞顯然不屬於這類元老級幹部。朱瑞回到延安后，被安排在中央黨校一部參加整風學習，在黨校學習的其它一些原地方鎮守，一段時間后都程度不同地獲得了工作機會，然而朱瑞在中央黨校一學就是兩年，直至中共七大后才被派任為延安炮兵學校的代理校長（朱瑞推辭了中央建議他擔任的軍委副總參謀長，主動要求干炮兵工作）。

朱瑞被調、羅榮桓接替山東全面工作之際，在全黨範圍正是整風轉入審干、反特的階段，如何開展山東的整風、審干運動，馬上就成了羅榮桓急待面對的緊迫問題。

1942年全黨整風開始后，由朱瑞任書記的中共山東分局曾發出通知，部署全區開展整風文件學習和檢查對照工作，但是一則當時戰事頻繁，二則劉少奇來魯忙於調查領導班子中的意見分歧，山東的整風實際上尚未展開，所以山東根據地大規模的整風是在戰事相對平穩的1944至1945年才進行的。

如前所述，山東的整風主要是解決上層的意見分歧及領導機構的調整，這個任務在羅榮桓就任山東分局書記后實際上就已完成，但整風並非僅僅是清算上層的路線，解決支持誰、反對誰的問題，它還包括在黨的中下層普遍開展思想革命、培養新人、審干肅奸等方面的內容。正是在涉及這些關鍵問題上，羅榮桓顯示了他謹慎、穩妥的領導風格。

整風轉入審干后，康生的《搶救失足者》的小冊子已寄到山東，但羅榮桓明確反對在山東搞「搶救」，他下令分局辦公廳「不要向下分發」。①康生的小冊子雖然被停止下發，但開展「搶救」畢竟是來自延安的指示，更重要的是，延安已向各大根據地派出幹部推廣「搶救」經驗，派到山東的特使，就是被安排擔任中共山東分局常委兼秘書長、山東分局總學委副主任的舒同，他於1944年9月從延安來到山東，具體主持山東的審干工作。

①李維民、潘天嘉：《羅榮桓在山東》（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311。

舒同抵魯並沒有動搖或改變羅榮桓在山東的地位，羅作為執行「正確路線」的代表，剛剛被委任負責山東的全盤工作，山東的整風領導機關總學委也是由羅任主任。然而對於延安的指示，羅又不便直接加以反對，因此，羅榮桓同意挑出幾個試點單位，用延安的經驗來指導運動。

延安的經驗並無特別的奧妙，這就是在延安各機關、學校，尤其在中央黨校、中央研究院普遍運用的以召開「民主檢查大會」，暴露敵人，「引蛇出洞」，再聚而殲之的策略。這個策略來源於1943年第二個「四三決定」，該決定提出，為了使內奸分子盡量暴露其反黨面目，「繼續整風的第一階段，必須極大的提倡民主，公開號召參加整風的一切同志大膽說話，互相批評，提倡各學習單位出牆報，寫文章，批評領導，批評工作，而一般地（特殊情況例外）絕不加以抑制」。舒同來魯，即負有推廣此經驗的使命。

根據延安的部署，「全國（各根據地）都要通過民主檢查暴露特務」。①但是在公開場合，對召開「民主檢查大會」卻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解釋：這就是通過發揚民主，使下情上達，幫助和促進領導改進缺點。至於黨的秘密策略。對外則秘而不宣，參加民主檢查大會的絕大多數黨員幹部一點也不知道，召開這種大會的真正目的是「釣魚」，即以開大會的方式使「內奸分子」產生錯覺，以為有機可乘，跳將出來而暴露其「反黨」面目。②

在舒同的影響下，中共山東分局於1944年10月13日發出《關於整風審乾的基本總結與今後的指示》（又稱《雙十三指示》），要求全區工作一切以整風審干為主。

11月1日，山東分局又發出《關於目前整風審乾的補充指示》，該文件不指名地批評了羅榮桓經常表示的某些觀點。《補充指示》說，山東許多同志「對於特務世界性與群眾性的認識不足，片面地強調山東的特殊性，如說山東外來幹部少，國特不易打入，軍隊沒有問題，我們的幹部大都經過鋤奸鬥爭與長期考驗，等等……」③針對上述情況，《補充指示》提出要「大搞民主」，然後於適當時機進入全面反省坦白運動。④

果不其然，在幾個試點單位省戰時行政委員會（省的政權機構）、分局辦公廳、《大眾日報》（分局機關報）、軍區特務團、軍區衛生部很快出現了大鳴大放的局面。上級領導鼓勵大家「有話就講，有屁就放」（此是毛在整風期間創造的名言）。大民主終於將「魚」釣了出來，許多黨員幹部運用壁報、發言、漫畫，將批評矛頭直指上級領導。分局常委兼省戰時行政委員會主席黎玉因「官僚主義」問題、分局宣傳部副部長兼《大眾日報》社長陳沂因「生活特殊化」問題首當其衝（陳沂有一匹專用乘馬和他本人喜食辣椒，在當時被視為是「特殊化」），受到較多的批評，一時間各種自由化言論「就像洪水決堤似的泛濫起來」。⑤

在這批人中，最有名的是當時在山東分局機關工作的王若望。在民主檢查期間，王若望十分活躍，他表示擁護羅榮桓，但對黎玉十分不滿，認為黎玉有「八大盲目性」，「路線方針都錯了」。⑥

本來開展民主檢查的目的就是為了「引蛇出洞」，王若望自己跳出來，正好撞在槍口上，他被稱之為「山東的王實味」，並被認為有一套自己的思想體系，煽動其它人來反黨。在山東分局內部，舒同等人已決定將王若望定為「特務」，並把王若望的情況電告延安。延安也發來電報，同意將王若望定為「特務」。⑦

①王力：《毛澤東談整風審乾和遵義會議——從對<王若望自傳>中若干問題的說明談起》，載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頁124。

②李維民、潘天嘉：《羅榮桓在山東》（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311。

③《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部編：《羅榮桓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年），頁349。

④李維民、潘天嘉：《羅榮桓在山東》，頁312。

⑤李維民、潘天嘉：《羅榮桓在山東》，頁313。

⑥李維民、潘天嘉：《羅榮桓在山東》，頁313。該書未點王若望的名，也未提及黎玉的名字，但實際上指的就是王若望批評黎玉一事。參閱《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部編：《羅榮桓傳》，頁351。該書提到黎玉被批評一事，但略去了王若望的名字。

⑦王力：《毛澤東談整風審乾和遵義會議——從對<王若望自傳>中若干問題的說明談起》，載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頁133。

在王若望即將陷於滅頂之災的時刻，羅榮桓站出來講話了。羅明確提出，王若望是思想作風問題，不是特務和敵人。羅榮桓的表態拯救了王若望。羅約王若望單獨談話，對王的言論沒有全盤否定，但批評王唯我獨尊，目空一切，否定山東全局是思想片面。

羅榮桓對於召開民主檢查大會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為發揚民主，「放一把火，把領導同志燒一燒有好處」，但堅決反對用這種方法來「釣魚」。①羅榮桓認為，山東形勢特殊，處在對敵鬥爭的複雜環境里，敵人已為我們審查好了幹部，如果某同志是「特務」，他早就自己跑了，根本用不著以發揚民主的方式來暴露敵人。至於「民主檢查大會」，既然已經開了，就要明確目的，這就是檢查「改進領導，而不是暴露特務，暴露敵人」。②

在山東分局機關開始「民主檢查」時，山東各戰略區也在各自試點的單位進行了類似的活動。在膠東區，一個從延安派來的領導幹部具體領導了區黨校的審干，此人運用「釣魚」的方式，將一批幹部打成「特務」，並用「疲勞戰」加以審訊定案。有的同志不堪逼供，供出「特務」的槍枝比一個軍分區所擁有的槍枝還要多。羅榮桓在聽取了膠東區區委書記林浩的彙報后，明確指示膠東區停止試點，將搞出來的材料全部燒掉。③

羅榮桓對於軍區衛生部的運動也提出了批評，他要求停止已開了六天的民主大會，不久日軍又開始「掃蕩」，衛生部內被認為有疑點的人在「反掃蕩」中都英勇積極，沒有一個叛變投敵，有力地證實了羅榮桓判斷的正確性。

羅榮桓拒絕用開「民主檢查大會」的方式來「暴露敵人」，也抵制了來自延安的「搶救」指示。儘管舒同堅持運動不能收，整了風還要審干，還要找特務，但是羅榮桓畢竟是山東根據地的第一把手，他只同意搞整風審干。到了1944年10月，山東全區約五千黨員幹部參加了反省坦白活動，在羅榮桓的領導下，山東全區在審干中基本未搞「車輪戰」、「逼供信」，也沒有殺一人。④

1944年12月31日，羅榮桓以個人名義向全區發出《關於審干問題的意見》，同時報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羅提出，不應把整風與審幹完全混淆起來，應避免「形成一種突擊的傾向」，「輕易發動坦白和嚴重的逼供信」。羅認為整風的正確方法應是「以領導開場，以檢查領導結束」。⑤

1945年3月15日，在羅榮桓主持下，山東分局在給延安的電報《關於民主檢查的檢討》中，一方面肯定整風與審干是不可分離的，在另一方面，又用較大的篇幅檢查了「民主檢查」的缺點。電報說：「我們對各單位布置執行分局『雙十三決定』上是有錯誤的。主要表現在，在發揚民主中，只是強調審乾的目的，強調暴露的方針，因而發生極端化的偏向，甚至採取不正確的動員方法去助長群眾的偏向，結果是把發揚民主當成了暴露，審干中發現的問題擴大化」。⑥

①李維民、潘天嘉：《羅榮桓在山東》，頁312。

②王力：《毛澤東談整風審乾和遵義會議——從對<王若望自傳>中若干問題的說明談起》，載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頁124。

③李維民、潘天嘉：《羅榮桓在山東》，頁317、308-309。

④李維民、潘天嘉：《羅榮桓在山東》，頁317、308-309。

⑤李維民、潘天嘉：《羅榮桓在山東》，頁318。

⑥李維民、潘天嘉：《羅榮桓在山東》，頁318。

羅榮桓在左傾風暴席捲全黨的形勢下，敢于堅持自己的意見，用靈活的方法處理了山東區的整風審干中所暴露出的問題，不僅沒有將「鬧事」的幹部打成「特務」，更沒有人云亦云跟在延安後面在山東搞「搶救」運動，這在當時的情況下實屬罕見，在各大根據地中僅此一家。

羅榮桓為什麼敢於抵制來自延安的「搶救」指示？首先，幾年前，湖西「肅托」慘痛的教訓給羅榮桓留下了極深的印象，促使他謹慎從事。羅榮桓曾親自處理湖西「肅托」事件的善後工作，深知湖西「肅托」給山東根據地帶來的巨大危害，而這次審干比當年「肅托」規模還要大。他認為如果按照延安的「搶救」和開「民主檢查大會」暴露敵人的方法來搞審干，一定會搞垮山東根據地。①第二，延安發出的第二個「四三決定」中的一段話，為羅榮桓抵制「搶救」提供了解釋的理由。該決定提出，「敵後情況與延安大不相同，主觀計劃常為客觀情況變化所中斷，故應靈活化運用延安經驗，著重於自己創造新經驗。隨著情況變化而修改自己的計劃，採取適應環境的處理。」羅榮桓正是抓住這句話，反覆強調山東情況特殊，不能機械照搬延安的經驗。第三，羅榮桓勤于思考，性格方正，具有較高的文化修養（羅青年時期曾就讀於青島大學）。他也是中共歷史上曾經有過的那種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的純正共產黨人的典範。羅對「革命」、「整風」有其自己的理解，因此在他權力範圍內不能容忍那種以革命名義出現的陰謀詭計。最後，羅在山東戰鬥多年，在幹部和群眾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舒同根本無法與其抗衡。

對於遠在山東發生的一切，毛澤東完全清楚。對於羅榮桓的「抗上」，毛不僅予以容忍，甚至還對山東的整風表示了讚賞，這又是什麼原因呢？

毛澤東十分了解羅榮桓的歷史和為人。羅榮桓是唯一倖存的跟隨毛參加秋收暴動，上井岡山，以後又長期追隨毛，與毛共患難，在黨內鬥爭中和毛共沉浮，現在又獨當一面的黨的高級幹部。②毛深知羅性格謹慎，不喜誇張，不好出風頭，無個人野心，他對山東整風的意見和部署只是出於對山東大局的考慮，絕非有意「抗上」。1944年7月1日，羅榮桓為紀念中共成立二十三周年發表《學習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一文，明確擁護毛的路線和主張，在毛與王明等的鬥爭中旗幟鮮明地站在毛的一邊。所有這一切都被毛一一看在眼裡。在毛看來，羅榮桓是自己完全可以依賴的幹部。

毛也欣賞羅榮桓在山東為中共建立的特殊功勛，在羅接任山東工作后，中共軍隊在山東獲得長足發展，地盤也不斷擴大，到1945年抗戰勝利前夕，八路軍幾乎完全控制山東的戰略要點和交通線，從而使中共掌握了極為重要的戰略主動權，為攻佔東北、南下長江提供了充足的保證，為中共打敗國民黨立下了汗馬功勞。數十年後，毛還念念不忘羅對中共革命的貢獻，毛說換上羅榮桓一個人，山東全局的棋就下活了，羅在決定中國革命成敗的地區為革命的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③

①王力：《毛澤東談整風審乾和遵義會議——從對<王若望自傳>中若干問題的說明談起》，載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頁124。

②王力：《毛澤東談整風審乾和遵義會議——從對<王若望自傳>中若干問題的說明談起》，載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頁93。據王力回憶，1963年12月，毛對康生、王力說，凡是我倒霉的時候，羅榮桓都是和我一起倒霉的。

③王力：《毛澤東談整風審乾和遵義會議——從對<王若望自傳>中若干問題的說明談起》，載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頁94。

毛接受山東事實還有一個重要原因：1944年末至1945年初正當羅榮桓在山東抵制「搶救」時，延安的「搶救」早已結束，山東由於未與延安同步開展「搶救」，在延安和各根據地已開始「甄別」工作之際，毛澤東實在不能也不便讓山東「補課」。毛為了顯示自己與「搶救」錯誤毫無關係，1944年5月13日還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發出《關於反對反奸鬥爭左的錯誤給各地的指示》，向全黨通報山東整風的經驗。1963年，毛在小範圍談話中又表揚羅榮桓正確開展整風，「以領導開始，以檢查領導結束」，抵制了「搶救」運動。①

①王力：《毛澤東談整風審乾和遵義會議——從對<王若望自傳>中若干問題的說明談起》，載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頁94。

正是源於上述種種因素，山東根據地成為唯一未開展「搶救」的「特區」。中共雖有嚴格的組織紀律，但毛在運用這些紀律駕馭全黨的時候卻是大有區別，十分講究的。因此對於羅榮桓在整風中「另搞一套」，毛不僅未予追究，相反，羅榮桓還長期深受毛的信任和重用。

整風, 整黨, 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