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歲月中的解放軍軍服的演變

烽火歲月中的解放軍軍服的演變


徐　平　胡　珺



　　在戰火紛飛的艱苦歲月，人民軍隊因陋就簡，以弱勝強，他們大部分時間裡穿著制式不統一的粗布軍裝，但也有一些高級幹部穿過呢子軍裝，還曾有兩支部隊穿過蘇式軍服。
　　
　　八一南昌起義部隊穿的是國民革命軍軍服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的槍聲，向全世界宣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誕生了。起義部隊穿著國民革命軍軍服。國民革命軍的軍服沿用了北伐時期黃埔軍校學生軍的軍服式樣，軍服顏色為青灰色，布料以棉布為主，上衣為中山裝，官兵均戴大檐帽，軍官穿長筒靴，士兵打綁腿，穿草鞋或布鞋。為和舊軍隊區別開來，起義部隊每人系一根紅領巾。同年9月，湖南爆發秋收起義，起義部隊大部分由農民自衛軍、工農義勇隊組成，當時穿各式服裝，佩戴著紅布袖章，以此象徵是一支紅色的軍隊。
　　1927年10月中旬，南昌起義部隊1000多人開到廣東惠陽（今惠東）高潭區中峒整編為紅二師后，東江特委用從南豐織布廠沒收來的灰色棉布和藍色棉布，為每個戰士裁製一套軍服，一條子彈袋和一副綁腿。中峒紅軍軍裝廠就是在這期間為適應創建紅軍部隊的需要，正式建立和發展起來的。軍裝廠建在中峒鄉，很快發展到上百名工人，縫紉機也增到20多架。軍裝廠不僅做軍服，還製作紅軍戰士宿營用的被褥、軍毯、蚊帳等軍需品。為了適應南方氣候多雨的特點，軍裝廠還接受了生產軍用油布雨衣的任務。
　　紅軍創建時期，革命根據地地域狹小，加上國民黨軍隊的軍事「圍剿」和經濟封鎖，條件異常艱苦。當時紅軍的服裝主要靠自製以及從敵人手中繳獲而解決，有什麼穿什麼，沒有統一的式樣。直到各蘇區紅軍組織生產了軍服，紅軍軍服式樣才大體上逐漸趨向一致。被服材料一是依靠當地商會來收購；二是在沒收委員會的同意下，通過打土豪或沒收大商行的方式獲取。加工問題有時依靠工會出面組織解決，有時由部隊直接出面組織解決。
　　1928年5月上旬的一天，永新縣官僚資本家邱西美從吉安運來兩船布匹。紅軍得到情報后立即決定，從敵人手裡把布匹奪過來，以解決部隊的穿衣問題。5月8日，紅軍在五斗江大敗白軍八十一團，第二天乘勝攻佔永新城，將邱西美剛進倉的300多匹白漂布全部繳獲。之後，從紅軍戰士和根據地的群眾中抽調了30多人，在寧岡縣桃寮村張家祠，利用極其簡陋的工具，建立起桃寮被服廠。不少資料說桃寮被服廠是紅軍第一個被服廠，實際上紅軍最早的被服廠應是中峒紅軍軍裝廠。1928年3月，中峒軍裝廠遭到敵人摧毀。桃寮被服廠的建立，填補了這方面的空白。1928年7月，紅軍被服廠由寧岡桃寮搬到茨坪李家祠（現茨坪南山路2號）。紅軍在遂川繳獲了幾台縫紉機后，被服廠才由機器基本上代替了手工。工人們用菜籽殼、黃橛子、牛眼籽作染料，把白布染成灰色，縫製軍衣、軍帽、綁腿、乾糧袋、子彈袋等。由於工人們的努力，1928年冬，許多紅軍指戰員穿上了自己被服廠縫製的冬衣。從此，紅軍有了自己的制式服裝。但當時對紅軍服裝式樣、顏色、用料等沒有明確的統一規定，各地紅軍被服廠也因條件的限制，生產的軍服式樣也不完全一致。紅軍服裝多是中式便衣褲，上衣不另接袖，有兩大兩小無袋蓋的口袋，也有的是對襟兩個或3個口袋。5粒扣子，用布結或用布包銅錢、麻團做扣子。褲子是沒有插手口袋的直筒長褲。紅四方面軍曾穿短褲打綁腿。有的穿著列寧式服裝和中山裝。紅軍帽子的式樣，也不盡相同，有的部隊戴八角帽，有的部隊戴六角帽，還有的部隊戴學生帽，但都綴紅五角星。衣領佩戴紅領章。這是當時從衣服上識別紅軍的唯一標誌。軍服用布，主要用窄幅粗布、細棉布。顏色有灰色、青色和藍色。當時的服裝廠條件艱苦，做衣服的土白布是用灰靛染色，有時連灰靛都沒有，只好用茶籽殼等土辦法來著色，縫衣線也是工人自製的萱麻線。
　　1930年秋，紅軍打進吉安城，為解決部隊急需的冬裝問題，部隊派人四處宣傳，徵集了200多名縫紉工和100多台縫紉機，並推選出負責人，與部隊接洽，商定由部隊負責監督剪裁、分發材料、驗收成品，議定計件付酬。在紅軍佔領吉安的45天時間裡，共籌款13萬元，縫製了上萬套軍衣、軍被，為粉碎敵人的第一次「圍剿」作了物質準備。
　　從1931年初起，紅軍不斷發展壯大，逐步設立了自己的被服工廠，使紅軍的被服供應工作漸漸走上了正軌。材料供應問題主要由部隊打仗收繳、上級統一調撥解決，有時亦托當地商會到白區代購，或由我們自己用收繳的黃金、白銀等，去各地購買解決。根據地廣大婦女們也大張旗鼓地做衣、做鞋支援紅軍。
　　
　　第一套統一的紅軍服裝的誕生
　　
　　這一時期，具有代表性的典型紅軍服裝是灰色粗布中山裝，戴八角帽，綴布質紅五角星帽徽和紅領章。這就是我們所熟知的紅軍服裝，也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整個紅軍部隊的統一的軍裝。這套軍裝是在紅軍學校成立后，劉伯承擔任校長之初產生的，時間是1931年底或1932年初。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宣告成立。專門培養紅軍指揮員的第一所正規高等軍事院校也建立起來。當時，紅軍剛剛進行完第三次反「圍剿」戰鬥，全殲敵人3萬多人。部隊雖然疲勞，但士氣很高。紅軍學校的學員們大都是各部隊選送來的幹部。當時，他們著裝很不統一，有穿工農裝的，有穿繳獲的白軍服裝的，也有穿打土豪分來的各色服裝的。由於受十月革命的影響，還有一部分人頭戴列寧帽、身穿灰布紅軍服裝。這樣下去會影響部隊的整體形象。中革軍委總參謀長、紅軍學校校長兼政委劉伯承，把設計紅軍軍服的任務交給了中央紅軍學校俱樂部主任趙品三。
　　趙品三接到這項任務后，認真研究，精心設計。考慮到紅軍要經常在山地行軍作戰，灰布衣服在山區不容易暴露目標，所以紅軍的軍裝、帽子和綁腿都選用灰布製作。上衣為中山裝，褲子為西裝褲。軍衣領上縫兩塊紅布領章，象徵紅旗普照全國。軍帽仍用大八角式列寧帽。但因帽角太大，不適合中國人的臉型，趙品三就把軍帽改為「小八角」，帽中央縫上一顆紅布五角星，象徵工、農、兵、學、商團結一心向革命。這樣的紅帽徽、紅領章，很是莊嚴、威風。趙品三精心設計的軍服經過試穿后，得到了劉伯承的認可。劉伯承認為這套服裝美觀、大方、實用，就指示紅軍學校總務科科長楊至成給學員每人做一套。當紅軍學校學員們穿著新軍裝進行軍訓和出入瑞金城時，在各部隊引起不小的轟動。
　　不久，中央蘇區各部隊都紛紛效法紅軍學校，穿上了這種式樣的軍裝。從此，紅軍有了自己統一的服裝。當朱德看到部隊官兵換上軍服廠生產的第一批統一制式軍服后十分高興，他說：「它雖然沒有外國軍裝那麼漂亮，但對我們來說真是奇好無比了。」此後，各根據地紅軍的服裝逐漸統一。
　　紅軍服裝的顏色多為灰色，但也有不同的顏色，如紅二軍團的紅七師為灰色軍服，紅八師為青色軍服，紅九師為藍色軍服。
　　1934年秋，中央紅軍長征后，被服廠大都被解散或縮編了，一部分跟隨紅軍主力轉移。長征中，紅軍實施無後方作戰，沒有固定的軍需生產基地，但部隊仍配屬有縫工班、排、連的組織，承擔一部分軍服供應。如紅二方面軍成立了縫工連，有五六十人，兩台縫紉機，為部隊解決了一些臨時必需的被裝製作、修補問題，為紅軍長征時的後勤保障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新四軍后換髮國民革命軍服裝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后，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同年8月，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簡稱「八路軍」，下轄第一一五師、第一二○師、第一二九師，共4．6萬人。9月12日，又依照戰鬥序列改稱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1938年初，在南方堅持了三年游擊戰爭的紅軍游擊隊，集中到皖南與皖東，整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共1萬餘人。紅軍納入國民革命軍序列后，部隊編製、機構設置、人員配備和服裝、標誌等基本都與國民黨軍隊相同。

　　改換軍服后，八路軍、新四軍都佩戴青天白日帽徽，八路軍佩戴「八路」二字的長方形臂章，新四軍佩戴「新四軍」或「Ｎ4Ａ」的臂章。臂章的標準尺寸為8．5厘米×6．5厘米，白底藍字。軍服主要品種有軍帽、軍衣、軍褲、軍大衣、標誌符號等。軍帽為直筒圓頂加圍式，分單帽和棉帽。直筒式帽牆，平面圓帽頂，帶弧形帽檐和帽圍，帽圍兩端靠兩粒小紐扣扣在一起，冬季帽圍可以放下，起到護脖、護耳的作用。軍上衣為立翻領、對襟單排五粒扣、四個明貼袋，分夏服和冬服。不分大小號碼，長度一律「二尺半」。軍褲，幹部為西式褲，士兵為改良中式褲。軍大衣為翻領、雙排扣、兩個暗袋（軍官大衣有袋蓋，士兵大衣無袋蓋）、后開衩（軍官大衣長開衩，士兵大衣短開衩）。軍服顏色，八路軍多為土黃色，新四軍多為灰色。當時一名八路軍正規部隊的士兵的裝具應包括八路軍軍帽、軍衣、鞋、綁腿、子彈袋、手榴彈包、腰帶和棉被，一般都是兩雙鞋。附屬的裝備還有乾糧袋、碗袋。可實際上很難配齊全。幹部還能多發挎包或馬褡子。
　　抗戰初期，根據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達成的協議，國民黨政府曾給八路軍、新四軍發放過一些武器彈藥和軍需物資，包括國民革命軍的制式服裝。1937年，陝甘寧邊區政府和中央軍委從武漢國民黨軍後勤部門領回4．5萬套單、棉軍衣，以及帽子、皮帶、綁腿、挎包、軍毯等成品。1938年改發服裝費和部分材料，由陝甘寧邊區政府派人去西安7家服裝店定做軍裝，在天津購買了部分皮鞋發往部隊。1939年至1940年，國民黨政府減少了供應，只發棉衣和供縫補服裝的布料。1940年11月完全停供。國民黨政府的供應，解決了八路軍、新四軍部分被服需要，但它對八路軍、新四軍被服和其他經費物資的供應，不是與國民黨軍隊同等待遇，而是「稍次於國民黨軍隊的標準」。
　　八路軍、新四軍的被服除國民黨政府供給部分外，主要由各部隊自行籌措解決。1937年8月，一二○師為解決服裝問題，由關嚮應政委親自出面，帶著宣傳部長、供給部長和軍需科長到山西臨縣做工作，把臨縣商人的布都買了下來，然後發動縫衣鋪製作，解決了部隊的冬裝問題。一一五師獨立團，在勝利完成平型關戰役的狙擊任務后，11月擴編為獨立第一團，由原來的1700多人增加到6000多人。為了解決部隊的冬裝問題，在新收復的山西省靈丘、廣靈、渾源和河北省淶源、易縣等縣城和集鎮收購棉花、布匹，由供給處組織當地裁縫鋪突擊製作兩個月，解決了部隊的棉衣問題。1938年，新四軍軍部決定，利用該軍幹部陳子谷去泰國處理其祖父遺產的機會，以葉挺軍長秘書的名義，在泰國華僑中進行新四軍抗日救國的宣傳，結果募捐國幣6萬元，解決了部隊的部分冬裝。
　　八路軍、新四軍的被服生產採取工廠、群眾、部隊「三結合」的辦法。抗戰時期，各軍區都建有被服廠、紡織廠、鞋廠等，承擔被服裝具生產任務。但由於工廠生產能力有限，滿足不了部隊的需求，因此必須依靠群眾，特別是廣大婦女。全軍指戰員廣泛開展紡織、縫紉等活動，也是被服生產的一支重要力量。1939年，第十八集團軍的被服廠，每日能生產400套單衣，200套棉衣；織布廠每月織布200匹；染布廠每日染布50匹至100匹。八路軍的被服裝具廠1939年後發展較快。據不完全統計，1939年前，全軍共辦被服、紡織、製鞋等軍工廠79個，擁有軍工4600人。
　　此外，八路軍、新四軍的一部分被服來自於戰場繳獲，取之於敵，補充自己。一一五師平型關大捷，繳獲了日軍大批被裝，僅軍用大衣就足夠一一五師每人1件。
　　八路軍軍服的式樣是大體固定的，但用料和顏色的區別則比較大。抗日戰爭時期，環境十分艱苦，共產黨領導下的各個抗日根據地，只能根據自己的條件，就地取材製作軍裝，而每個根據地所接觸到的布料和染色劑都有區別。
　　1937年11月，聶榮臻在指揮部隊向敵後挺進的路途中，為解決軍服染布著色失敗的問題，建議到群眾中尋求辦法。很快在阜平縣南街大槐樹下找到幾位染布的婦女。她們聽說是人民子弟兵要解決軍服染色問題，以便換新裝后，主動獻出了祖傳秘方：將春季收穫的槐花碾碎，和染料拌在一起調勻，這樣染出的布色調鮮艷，永不褪色。她們還詳細地傳授了具體操作技術。經過一番努力，染制黃綠色的軍服布料終於成功，部隊換上了新裝。
　　聶榮臻選擇黃綠色寓意深刻。他意味深長地說：「黃色寓意著我們是黃河的子孫，中華民族的脊樑；綠色，則是生命長青的象徵。身著黃綠軍裝的子弟兵，將象徵著如魚得水，在華北的群山、叢林、青紗帳展開一場執干戈以衛社稷的殊死鬥爭。」
　　1940年春，聶榮臻率南下支隊開赴晉東南黎城參加反擊國民黨頑固派的鬥爭，朱德、彭德懷、劉伯承、鄧小平對南下支隊身著黃綠色軍裝讚不絕口。隨後，一二九師派專人去晉察冀部隊學習染布技術，使黃綠色軍裝在兄弟部隊得以推廣，並一直延續多年。
　　
　　皖南事變后，八路軍、新四軍軍服全靠自籌、自製
　　
　　1940年後，國民黨頑固派連續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國民黨政府不但停止了對八路軍、新四軍的被服供應，而且對邊區實行經濟封鎖，造成邊區棉花、布匹來源困難。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號召全黨全軍「自己動手，豐衣足食」，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戰士們自己紡線、織布、染布、做軍鞋。八路軍供給部部長葉季壯後來回憶：「……被服則全靠自己縫製，每人每年一套或二套單衣、一套棉衣，有的還發給襯衣、帽子、裹腿、子彈袋、乾糧袋及被服等，亦做到能夠補充缺額，雖然不甚整齊，但亦可保無缺。其餘鞋襪手套，戰士亦能做到自給，夏天則打草鞋，冬天則用毛織，特別是後方部隊，更為普遍。」
　　這期間，由於客觀條件限制，八路軍、新四軍的軍服式樣、顏色和用料，不夠統一，一般由各大戰略區決定。式樣上，多數部隊繼續沿用國民黨軍隊的軍服式樣。1944年，冬服開始分1、2、3號和特號，按身高配發服裝。1945年，又分為男軍服、女軍服。1941年初皖南事變后，八路軍和新四軍取消了帽子上的青天白日帽徽。顏色以青灰色、草黃色居多。八路軍總部和晉冀魯豫軍區部隊的軍服為灰色；陝甘寧邊區部隊分灰、藍兩種；晉察冀軍區部隊為土黃色；山東軍區夏服為草綠色，冬服為土黃色等等。用料以粗布（土布）為主，也有部分細布（洋布）。此外，還用呢、毛、皮等做軍服材料。1943年後，陝甘寧邊區部隊軍服用料較前統一，單衣為「半洋布」，襯衣為「純洋布」，冬衣為「純土布」。冀中軍區由於開展「打狗」運動，部隊曾以狗皮作為冬服材料。八路軍總部與一二九師的冬服，除用粗、細布做面料外，1944年還曾配發以皮革為材料製作的皮短衣。
　　各抗日根據地部隊需要的被服材料，除根據地供應外，八路軍、新四軍需要的相當部分被服材料，還要由政府貿易部門和軍隊供給部門到敵占區獲取。具體辦法是：在一些敵我邊緣地區設立採購站，收購軍需物資；委託商人或派人化裝潛入敵占區採購。截至1944年，八路軍、新四軍軍需工廠總數達到248個，較1939年增加了2倍多。抗日根據地群眾，特別是廣大婦女，為八路軍、新四軍縫製被服作出了很大貢獻，被譽為「子弟兵母親」的戎冠秀即是當時的代表。前方後方團結一致，用堅韌不拔的毅力克服了敵人經濟封鎖所造成的種種困難。經過2年的努力，布匹自給率達到70％以上，基本保證了部隊的供應。
　　八年抗戰期間，八路軍、新四軍的被服標準是低水平的，一般每人每年發單衣2套，棉衣1套，鞋若干雙，每年換髮部分大衣、棉被等。1939年以後，由於日軍進攻和國民黨的經濟封鎖，根據地物價上漲，修訂了標準，改為每人每年只發單衣1套，兩年發棉衣1套，不發大衣、襯衣。1943年12月，八路軍總部後勤部決定將原來供給制度改為包干制度，服裝標準也作了修訂，1944年不再發軍帽，後方機關排以上幹部每人發1套單軍衣，其餘人員發1件上衣、2條單褲；1943年發的棉衣1944年再穿一冬，其餘發皮短衣；除1944年補充的新兵外，其餘人員按1／5的人數發棉被。即便是這樣低的標準，也不是都能保證。因此，八路軍尤其是一線作戰部隊軍服多很破舊，加之武器裝備簡陋，被日寇和國民黨軍稱為「窮八路」、「土八路」。這裡還有一個日本鬼子冒充八路軍弄巧成拙的故事。1944年4月，山東東平的日軍偷襲八路軍某部，日偽軍化裝成八路軍，百十號人清一色的八路軍灰軍裝，裝具齊全。可是地方武裝見慣了窮八路，富八路著實沒見過，馬腳一下子就暴露了。八路軍正規部隊趕來，劈頭蓋臉一頓手榴彈，這伙日偽軍幾乎被全殲，上百套嶄新的八路軍軍裝也就「物歸原主」了。
　　
　解放戰爭中，各大野戰軍的軍服不盡相同
　　
　　抗日戰爭結束后，在1945年至1947年的這段時間裡，解放軍的服裝式樣與抗日戰爭時期相同，即中山裝，上衣為4個兜，幹部為西式褲，戰士為中式褲（以後也改為西式褲），只是不佩戴「八路軍」、「新四軍」臂章，多在小的標誌上作些改動。當時各解放區由於受經濟、技術條件的限制，雖然軍服基本式樣大致相同，但在服裝用布、顏色、尺寸和工藝技術要求等方面，差別較大。如服裝材料大部分地區規定用粗布（土布），但在經濟條件較好的華中軍區，夏服用灰細布（洋布）；晉察冀軍區連以下幹部和戰士服裝用粗布，營以上幹部用細布。在軍服尺寸方面，普遍都比較長，尤其是棉上衣更突出，仍然保留了抗日戰爭時期「二尺半」的老樣子。在軍服顏色上，大部分地區都規定用土黃色或草綠色，但因染料不能保證，有時也有草灰色、青灰色。如晉冀魯豫軍區部隊夏服為草黃色，冬服為灰色。
　　解放軍軍服顏色和製作中存在的這些不統一，在全軍統一編組野戰兵團並進行以運動戰為主的大兵團作戰時，影響部隊整齊劃一，也不便於識別。
　　在解放戰爭後期，解放軍軍需工廠已初具規模，並接管了一批國民黨軍隊的軍需工廠，提高了軍服生產能力，為全軍統一服裝式樣、統一生產、統一供應提供了物質條件。
　　1948年11月1日，中央軍委發出通令，對全軍的組織編製、番號作了統一規定，全軍野戰部隊按新的編製統一排序。12月，軍委後勤部召開全軍後勤會議，對全軍的軍服式樣、顏色、尺寸作了統一規定。1949年解放軍軍服顏色確定為草綠色，材料為棉平布，帽子改為圓形短檐帽，這種帽子後來被稱為「解放帽」，佩戴「八一」紅五角星金屬帽徽。軍服分為幹部、士兵、步兵和騎兵軍服，士兵軍上衣肩部加增強補片，炮兵和騎兵的軍褲為馬褲式，襠部、膝部加增強補片，標誌符號由臂章改為胸前佩戴「中國人民解放軍」七個黑字白底紅邊的布胸章。這是解放軍歷史上的第一次統一服裝式樣和色彩。
　　
　　解放軍歷史上曾有兩支部隊穿過蘇式軍服
　　
　　很少有人知道，戰爭時期解放軍曾有兩支部隊穿過蘇式軍服。
　　第一支是戰鬥在白山黑水的東北抗日聯軍。由於鬥爭環境的惡劣和經濟條件的制約，楊靖宇和周保中等領導的抗聯部隊，起初並沒有統一的軍服，隊伍原本就是由雜牌的抗日力量拼湊而成，不少抗聯戰士穿著自製的服裝，而繳獲日偽軍軍服更是成為抗聯軍服的重要來源。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后，為適應全國抗日統一戰線新形勢的需要，也為了更進一步表明在淪為殖民統治的東北，還有共產黨領導的比較正規的軍事力量在抵抗，所有抗聯部隊才統一了著裝。抗日聯軍的軍服和八路軍的軍服一樣，看上去官和兵沒有多大區別。那時抗日聯軍的境況十分艱難，南方國統區和抗日根據地的物資根本運不過來，儘管就近能得到蘇聯的接濟，但畢竟處在日本人的監視和圍堵之下，運輸渠道也不通暢，缺吃少穿，無彈沒藥的事常有發生，所以更換起軍裝來，也著實讓一些將領頭疼。儘管楊靖宇在黑龍江的依蘭縣等較大的宿營地建立了兵工廠和軍服廠等基地，此外像劉少奇曾開展過工作的奉天紡織工廠等，也暗地為抗日聯軍隊伍服務，但原材料畢竟還是緊缺。這次統一大規模地更換軍服，可能也是東北抗日史上唯一的一次。
　　1940年初，東北的抗日鬥爭到了最艱苦的時期，日寇對東北抗日聯軍發動了殘酷的討伐，東北抗聯傷亡慘重，從建軍時期的10萬餘人銳減到3000多人。為保存中共在東北唯一的抗日武裝，東北抗日聯軍進行戰略轉移，除留下少數部隊在東北堅持戰鬥外，其餘大部分部隊陸續撤退到蘇聯遠東境內。至1942年前後，在海參崴以北26公里處與伯力東北方向70公里處，分別建立了東北抗日聯軍的南、北野營兩個訓練基地。
　　1942年7月，蘇聯同意將在蘇聯境內的東北抗日聯軍南、北野營以及在中國東北活動的抗聯部隊統一編為「東北抗日聯軍教導旅」，並委任周保中為旅長，李兆麟為政治委員（后改任政治副旅長）。教導旅另授番號為蘇聯紅軍遠東方面軍獨立第八十八步兵旅（亦稱中國旅），對外代號為八四六一步兵特別旅。全旅1500人。
　　8月1日，由東北抗聯部隊改編的東北抗日聯軍教導旅正式組建完成。教導旅名義上歸蘇聯紅軍遠東部隊代管，裝備由蘇聯方面供應，服裝按蘇軍陸軍服裝配發，幹部戰士分別授予蘇軍軍官、士兵軍銜，凡正排長以上者按蘇軍軍官標準發薪金。但在內部保持抗聯的獨立性和中共的單獨組織系統，執行抗聯獨立的戰鬥任務。
　　既然抗聯教導旅納入了蘇軍編製，也就很自然地按照蘇軍的規定給各級官兵授予軍銜了。於是，抗聯的領導人肩上便有了被東北人稱為「大軍杠」的軍銜標誌。
　　1945年8月9日，蘇聯對日宣戰，蘇聯遠東紅軍迅即出兵中國東北。抗聯教導旅配合蘇聯紅軍，參加對日本關東軍的作戰。抗戰勝利后，教導旅編入東北民主聯軍，各級官兵的軍銜也隨之取消，但是，蘇式軍服暫時繼續穿用。
　　第二支穿過蘇式軍服的部隊，是新疆民族軍。
　　1944年9月2日，新疆北部尼勒克縣烏拉斯台地區人民為反抗國民黨的反動統治，舉行武裝暴動。不久，這場暴動發展到伊犁、塔城、阿爾泰地區，亦稱「三區革命」。1945年4月8日，在伊寧以暴動隊伍組成的游擊隊指揮部為基礎，成立了新疆民族軍。帕里諾夫任總指揮，祖農·太也夫任副總指揮，瑪加諾夫任參謀長，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任政治部主任，下轄8個團又4個營共1．5萬餘人。7月，民族軍主力在蘇聯紅軍援助下，向塔城、阿爾泰地區進軍，爾後挺進準噶爾腹地。9月下旬，進抵瑪納斯河西岸，與國民黨軍隔河對峙，威脅迪化（今烏魯木齊）。此時，民族軍發展到13個團共約3萬人。三區民族軍共17個團，其中13個團是騎兵團，2個獨立騎兵師，5個步兵旅。民族軍從組織上到裝備上都得到蘇聯的幫助，穿蘇式軍服，並實行蘇聯軍銜制。
　　1949年10月，民族軍為接應人民解放軍入疆，自瑪納斯河以西分別進至東疆和南疆。12月上旬，一部到達迪化，與第一野戰軍第一兵團會師。根據中央軍委命令，1950年1月10日，民族軍在伊寧被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五軍，法鐵伊·伊凡諾維奇·列斯肯任軍長，頓星雲任政治委員，下轄兩個步兵師和兩個獨立騎兵團，共1．3萬餘人，歸第一野戰軍暨西北軍區建制。
　　民族軍被改編為第五軍后，不再實行軍銜制，但蘇式軍服仍穿了一段時間，以後逐步改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統一軍服式樣。
　　

黨史博覽 2007年第2期

有圖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