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航空工業創建紀實

新中國航空工業創建紀實


徐秉君


　　
　　構建國防航空工業藍圖
　　
　　建國初期，我國的工業基礎非常薄弱，幾乎沒有自己的航空工業。可是，抗美援朝戰爭最緊迫的一個問題就是急需大量的作戰飛機來奪取制空權。於是，儘快創建我們自己的航空工業已經成為一件刻不容緩的事情。
　　在一次中央財委會上，重工業部代部長何長工談了自己對創建中國航空工業看法，他說：「在目前條件下，建立航空工業全靠我們自己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須要爭取蘇聯的援助。」他的意見得到中央財委主任陳雲和副主任李富春、薄一波等領導同志贊同。但他們認為，建立航空工業事關重大，還要請示毛主席和周總理，因為這要花很多外匯，黨內對此認識不一，還要做許多說服工作。
　　何長工說：「眼下困難確實是很多，只要毛主席點了頭，事情就好辦多了。斯大林那裡我也可以去拜佛。」
　　當時在黨內對於新中國的發展問題確實有許多不同意見，尤其是對優先發展航空工業的問題，有不少人持反對意見。他們認為，中國的工業基礎薄弱，全國經濟尚待恢復，要人缺人，要錢缺錢，要技術缺技術，在這種條件下去搞尖端航空工業，這不是不切實際的想入非非嗎？
　　有的人說：「還是現實一點吧，憑我們現在的工業基礎怎麼搞航空工業？那不等於小孩子不會走就想讓他跑呀？」
　　有的人甚至連諷刺帶挖苦地對何長工說：「何長工這個跛子，還真想上天啊！」
　　何長工對這些風言風語不以為然，他聽后反倒笑著說：「我這個跛子就是心高，從井岡山到延安，從延安到東北，又從東北到北京，跑了半個中國，跛了大半輩子了，現在也該上天了！」
　　會後，何長工代部長把自己的想法專門向周恩來總理作了彙報。周總理非常支持，接著又向毛澤東主席作了彙報。毛主席聽后認為何長工「這一炮」放得好，並贊成航空工業建設應該早點兒抓。好在周恩來、陳雲、李富春以及軍隊的一些高級將領都贊成創建航空工業，再經何長工多方遊說和做工作，也得到了大多數中央領導人對儘早發展中國航空工業的支持和理解。最後毛主席明確指示航空工業要儘早抓，所以創建航空工業的問題終於定了下來。
　　1950年12月下旬，周恩來總理在北京中南海西花廳先後召開了兩次會議，這兩個重要會議將決定中國航空工業的命運。會議由周恩來主持，參加會議的人員有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聶榮臻、空軍司令員劉亞樓、重工業部代部長何長工、中央人民政府財政經濟委員會的沈鴻和剛從東北調到北京的段子俊等。會議的主題是研究創建中國航空工業的方針、原則和發展道路，以及爭取蘇聯援助問題。會議通報了朝鮮前線的戰況和戰場形勢：美軍攻陷朝鮮首都平壤，美機轟炸鴨綠江大橋，我志願軍後續部隊、作戰物資和後勤保障等均受阻，情形非常嚴重。目前最緊迫的問題就是空軍急需飛機，急需用我們自己的飛機來裝備志願軍，奪取制空權……
　　經過連續幾番緊張熱烈討論，最後周恩來作會議總結。他指出：「中國航空工業的建設道路要從實際出發。中國是先有空軍，而且正在朝鮮打仗，大批作戰飛機急需修理。中國是擁有960萬平方千米國土和5億多人口的國家，靠買人家的飛機、搞搞修理是不行的。因此，中國航空工業的發展道路，是先修理后製造，再發展到自行設計。原則是由小到大，在設計修理廠時，就要考慮到日後轉變為製造廠的安排和部署。同時，要和蘇聯談判，爭取他們幫助我國建設航空工業。」周總理的總結講話，指明了中國航空工業的建設道路、方針、原則和步驟。
　　最後會議還決定，派出以何長工為團長，段子俊、沈鴻為團員的代表團赴蘇，談判援助中國創建航空工業問題。代表團臨行前，周總理還會見了代表團成員，他細緻地囑咐：「這次赴蘇談判一定要謙虛謹慎，要向蘇聯同志說明我國沒有航空工業基礎，要從頭建設的道理。規模要搞小些，主要解決修理的需要，保證朝鮮戰場作戰。這是因為我們剛剛建國，還很窮，搞大了沒有力量。我國航空工業沒有基礎，談判時原則上依靠他們，一定要爭取蘇聯同志幫助我們把航空工業建立起來。談判中有什麼問題，隨時打電報或電話向國內請示。」
　　
　　接著周總理又與何長工商談了在談判中可能遇到的困難和問題以及相應的對策。臨別時，何長工風趣地問周總理：「我這個代表團團長權力有多大？」
　　周總理笑了笑說：「你是全權代表，你說的話算數。」
　　為了使航空工業滿足抗美援朝戰爭的急需，進而落實周總理確定的由修理走向製造的方針，航空工業局與蘇聯顧問一起研究制定了一個方案，其主要內容為：計劃用5至8年時間，試製成功活塞式教練機雅克一18和噴氣式殲擊機米格一15比斯（后改為米格一17埃夫）。該方案上報中央和中央軍委后不久，周總理便親自主持會議專門研究如何落實的問題。經過與會人員的認真討論，認為該計劃基本可行。最後，周總理在會議總結時，對有關落實工作的細節問題作出指示。他說：「我同意按照你們提的計劃辦，這個計劃完成之後，我們就可以年產3600架飛機了。但各種飛機所佔的比例要請空軍審議一下，看是否符合軍委有關規定的比例關係。關於明年底訂貨問題，和在3至5年內由修理過渡到製造的計劃，還要先給蘇聯發個電報，請他們給予考慮。」
　　在談到聘請蘇聯專家的問題時，周總理明確答覆：「同意再向蘇聯聘請25名專家。至於完成這個計劃所需要的資金和人員等問題，由富春同志辦理。看來需要的資金摺合成小米50億斤就差不多夠了，我準備拿出60億斤。另外，辦一所航空大學是應當的，也是需要的。」
　　會後，將討論修改的新方案上報中央和軍委。不久，毛澤東主席就批准了這一用3至5年實現由修理過渡到製造的建設方案。
　　
　　何長工舌戰維辛斯基
　　
　　1951年元旦剛過，何長工就率領代表團乘一架蘇伊爾－12飛機往莫斯科，執行爭取蘇聯幫助中國建立航空工業的特殊使命。在北京西郊機場臨登機前，前來送行的陳雲對何長工說：「你坐飛機上天了，我也要『上馬』了。」意思是說中財委要著手籌措一大筆外匯，支持建設航空工業。
　　何長工緊握陳雲的手非常自信地說：「那你就等我們的好消息吧。」
　　伊爾－12飛機按計劃將落在莫斯科機場。代表團一下飛機，就受到蘇聯外交部第一副部長葛羅米柯的熱烈歡迎。這不免讓代表團感到有些意外。前來迎接代表團的我駐蘇大使館一秘曾湧泉也很驚訝，他不解地問：「這個第一副部長向來是不輕易到機場接送客人的。今天，他到機場接你們，你們是什麼代表團呀？」
　　何長工故意神秘地說：「我們是特殊代表團，現在還要對你保密。」
　　實際上，葛羅米柯是對來自抗美援朝第一線的中國同志表達一種敬意，因而顯得非常熱情，直到把代表團送到在莫斯科下榻的一個高級賓館，他才禮貌地離去。當天晚上他就叫何長工到他家裡去談話，一談就是3個多小時。由此可見，蘇聯政府對這次談判是極為重視的。
　　為了爭取主動，在正式談判前，何長工單獨約見了主持這次談判的蘇方代表團負責人、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維辛斯基。這位久經沙場的蘇聯老外交家有著豐富的外交經驗，他身著一身十分合體的部長制服，突顯著大國外交家的氣質與風度。相比之下，我方代表團穿的只不過是普通西裝，這在維辛斯基看來，不免有幾分「土包子氣」。從他的語氣和神態來看，隱含著一種高傲和自負，可以說他心裡壓根就有些看不起中國代表團。
　　何長工意識到，如果在一些主要問題上不能與談判的主要對手維辛斯基達成共識，那麼整個談判將會很困難，因此在正式談判之前作些必要的溝通十分必要。然而，從剛與維辛斯基接觸來看，何長工預感到必將與這位老謀深算的外交家有一番艱苦的唇槍舌劍。他想，代表團是新中國的使者，即使談判再艱苦也不能喪失國格、人格和尊嚴。
　　正像何長工預料得那樣，談話一開始，維辛斯基就不主張中國建立自己的航空工業。他反覆強調：「你們沒有一點工業基礎，連飛機輪胎都不能製造，怎麼談得上建立航空工業，怎麼能上天？」
　　看來，要談成這筆生意絕非是件容易的事！
　　何長工半開玩笑似地說：「正因為我們有困難才需要蘇聯的幫助，照我看說難也難，說容易也容易，只要毛澤東主席發一個電報，斯大林大同志一批准，問題不就解決了嗎？」
　　維辛斯基一邊搖頭一邊聳肩，意思是說這個問題可沒那麼簡單。雖然這是非正式會談，但維辛斯基始終不同意中國自己建立航空工業。
　　何長工耐心地反覆用英語、法語、德語同他爭辯。維辛斯基忽然發現，眼前的這位何長工並不像他想象中的「土包子」，尤其是當他看到何長工能同時用幾國語言與他進行交談，既感到很奇怪，又感到很驚訝。他仔細打量何長工一番后，便撇開正在談的話題問道：「你是什麼軍事學校畢業？我看你像個中學英文教師。」
　　何長工和代表團成員會意地笑了笑說：「我是游擊大學畢業的，是戰爭大學畢業的，是毛澤東戰略大學畢業的。我的學歷是22年，天安門五星紅旗升起來了，我們才發了一個集體結業文憑。」接著又神情嚴肅地說，「怎麼，你看不起我們？我們中國人不是傻瓜，更不是笨蛋，你們會的東西我們也一定能學會！」
　　在接下來談話中，由於中蘇雙方的認識差距很大，自然免不了激烈的爭論。當談話一時陷入了僵局時，何長工以超人的智慧突然要求要直接給斯大林打電話。維辛斯基一聽很驚訝，便連忙改以緩和的口氣加以阻止：「你們怎麼能隨便給斯大林同志打電話呀？」
　　何長工有些生氣地說：「怎麼不能？我們代表中國同志，首先要問候一下斯大林同志，總可以吧？再就是對他領導蘇聯人民把希特勒消滅了，使世界人民得到解放，我們要向他表示致謝和祝賀！最後，就是要告你的狀！你是個愛國主義者，卻不是個國際主義者。你耍兩面派，你又贊成，又反對，贊成的成分少，反對的成分多。」
　　維辛斯基非常讚賞何長工的直率和坦誠。不過何長工的這幾句話對他刺激很大。他聽后不無委屈地「哎呀」一聲，接著換了一種輕鬆的口吻說：「向斯大林告我的狀，我還未見到過。我接見的代表團中，你可是最『調皮』的了！」
　　何長工說：「過獎了，我還不是最『調皮』的，您還沒見識過真正的大『調皮』呢。要是沒有我們這些『調皮』的人，蔣介石的800萬軍隊怎麼能打垮呀？」
　　接著何長工又轉入正題：「維辛斯基同志，我們經過幾十年的流血犧牲，才奪取全國的勝利，來之不易呀！過去，你們支援過我們，我們感謝！今天，我們勝利了，雖然困難還很多，但中國地大、物博、人多，經過我們的艱苦奮鬥，再加上你們的援助，我們就會擺脫困難並逐漸富強起來。中國共產黨人有這個信心和能力，一個強大的新中國的出現，對蘇聯、對世界革命，也是一個支援嘛！」
　　對於這次談判任務的艱巨性，代表團原先就有充分估計的，但沒想到一接觸就這麼激烈。維辛斯基是這次談判的主持者和領導者，如果不說服他，談判的前景是很難想象的。代表團這次開門見山的「舌戰」，雖然言詞有些激烈，也有些刺激，但沒有出格的地方。經雙方反覆溝通，達成了諒解和共識。
　　其實，維辛斯基對我國還是友好的，他的偏見主要是由於不了解中國的情況，再加上他本身有些高傲和固執所致。他對中國的看法，實際上也代表著蘇聯領導層的觀點。當時，蘇聯主要是考慮中國的工業基礎太差，擔心中國搞不起來；再就是認為新中國還非常脆弱，即使幫助搞起來了，又怕被帝國主義奪去，因此很不放心。
　　針對維辛斯基這些「擔心」，何長工便用中國革命從弱到強、從小到大，最後打敗蔣介石的事實，說明中國共產黨人建設強大的新中國的決心、信心和能力。最後，維辛斯基終於被代表團的一席話打動了，態度轉變了，誠懇表示接受代表團的意見。考慮到談判內容需要調整，他解釋說：「要召集幾個部來商量了一下。既然客人進了門，不能不談。可是你們也要有個思想準備，談判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
　　事實證明，這次事先溝通非常重要，效果也很好，基本上解決了要不要援助中國建設航空工業的問題，這就為下一步的正式談判打下了基礎。
　　
　　贏得蘇聯的支持援助
　　
　　
　　1月8日，正式開始談判。
　　蘇方參加談判的是以維辛斯基為首的包括外貿部副部長考瓦里、航空工業總設計院院長波依索夫以及國防部、航空工業部的代表在內的7人談判委員會。談判由維辛斯基領導，日常談判由考瓦里主持。由於代表團事先同維辛斯基經過激烈的「舌戰」，並取得了「戰前」的勝利，所以正式談判開始后，就直接進入援助中國建立航空工業的正題。參加談判的大多數蘇方代表在這個問題上態度都很明朗，那就是積極贊成幫助中國建立航空工業。所以，談判從一開始，就不再是原先計劃準備談的要不要援助中國建立航空工業的問題，而是直接洽談怎樣援助中國及援助什麼的問題。
　　在後續的談判中主要是集中在3個問題上，圍繞著這些問題，中蘇雙方又展開了一次次激烈的交鋒。
　　第一個問題，是關於中國建立航空工業的方針問題。根據中央的指示精神，代表團的方針就是依據周總理提出的先搞飛機修理，后搞飛機製造。蘇聯的援建項目不僅僅考慮修理的問題，而且要從長計劃，並考慮將來的製造問題。因此，中方要求蘇聯在幫助中國建廠時，要在整體布局上作通盤考慮，同時還要為將來的飛機製造做好準備。但是，由於蘇聯方面出於對自身利益的考慮，對這個兩步走方針很不理解。他們認為，中國不需要搞自己的航空製造業，需要飛機及器材，只要向蘇聯訂貨就行了。這次談判只談修理問題，至於製造問題，以後再說。面對這一僵局，代表團一再解釋和說明中國航空工業建設方針的正確性與必要性，並毫不妥協據理力爭。經過艱苦的談判，終於贏得了蘇方同意。最後達成包括修理、製造在內的全部工程由蘇聯包下來的協議，並決定待協定正式簽訂后，蘇聯即派8名顧問和100專家來中國幫助援建工作。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修理的規模問題。這個問題談得比較順利，雙方議定，當年由蘇聯幫助中國修理髮動機2000台、飛機500架（主要是米格－9、15，圖－2轟炸機，雅克－11、18和拉－9、11等），以解決抗美援朝戰場急需；建設規模確定為年修發動機3000台，飛機600架，初步先改擴建6個軍工廠。在這次談判過程中，代表團又適時提出請蘇聯派一列修理列車來華的建議。這種列車也叫列車工廠，約有35至40節車皮，工作人員在車上食宿。車上安裝有車床、試驗設備和小型發動機試車台，並帶有較齊全的零部件，能對飛機、發動機進行中、小修理。這種修理列車是眼下抗美援朝急需的。實際上這就是一個機動修理廠，前線哪個機場有戰傷的飛機，修理列車就直接開到那裡進行搶修，這樣可以大大提高修理戰鬥損傷飛機的效率。
　　第三個問題，是援助中國的工廠在哪裡設計。這個問題爭論最激烈。蘇方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提出在莫斯科設計，然後把圖紙送到中國施工。代表團對他們的這一提議感到不可理解，因為基本建設很複雜，要進行選點、水文地質勘探，設計才能進行，這是常識性問題。因此，代表團始終堅持既然在中國施工，就應該在中國設計。並反覆強調，在莫斯科搞設計難以符合中國的實際；如果不符合實際，必然又要修改，這就給施工現場帶來很多人為的困難，我們總不能每天坐飛機往來莫斯科和北京之間吧？那樣既費時，又誤事，造成不必要的浪費。既然蘇聯願意真誠的幫助中國，那麼就應該按照中國的意願來幫助我們。為贏得蘇方的支持，代表團分別向蘇方代表作了許多解釋工作。在後續的談判中，中方的意見終於贏得了蘇方多數代表贊成。最後雙方議定，由蘇聯派20名專家，到中國搞設計。
　　代表團以高超的智慧終於贏得了這場艱苦談判的最後勝利，這一成果遠遠超過了談判本身，重要的是它對我國航空工業的發展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在「協定」草簽的頭一天，何長工從莫斯科給周總理打電話，專門彙報了談判情況。總理急切地問：「長工，談得怎麼樣？」
　　何長工答：「談判還算順利，明天可以簽字。」隨即又向總理彙報了在中國設計、施工和蘇聯同意援助修理列車等情況。
　　周總理肯定地說：「這是對的！」接著又問，「規模有多大？」
　　何長工說：「規模相當。」
　　「要算細賬，他們一個盧布都是捨不得給的。」周總理提醒道。
　　何長工接著說：「外貿部長米高揚都到場了。」
　　周總理敏感地作出反應：「外貿部長到場了還是要錢的，我們外匯不多，一下子過多地把錢用到航空工業上吃不消，其他工業就顧不了啦。你考慮考慮，我的意見減三分之一。」
　　在代表團赴蘇談判期間，周總理一直密切關注談判的進展情況。對代表團能夠贏得蘇聯的大力支持和幫助的談判成果表示滿意，但還是感到建設的規模偏大。尤其是當他得知代表團未經請示國內就向蘇方訂購了一批設備后，立即電告代表團：「關於訂購飛機所需設備，未經批准即與對方作最後肯定，顯得急躁。既然已定，除望爭取的訂單內確為我們急需者外，只好先訂草案，回國后，經審核批准再正式簽字，如何，盼告。」從這封電報中，可以看出周總理不僅考慮到當時購買這批設備國家的支付能力，更擔心是怕買回並不急需的設備而造成浪費。周總理沒有直接提出批評，而是用「顯得急躁」4個字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態度，表現了高超的領導藝術，使代表團成員深受感動。隨後，代表團按照周總理指示，對有關項目的內容進行了調整，只選留一部分急需的設備。
　　經過18天的努力，談判終於獲得成功，與蘇聯達成了《中蘇航空工業技術協定》草案。當天上午，「協定」草案送到了斯大林的辦公桌上。斯大林中午沒休息就開始審批，僅用了兩個多小時就審批完了。斯大林在批示中寫道：「談成的草案要不斷修正、補充。一定要支持中國兄弟辦航空工業，中國的基礎薄弱，我們要全力幫助。」
　　2月19日，何長工與蘇方代表草簽了「協定」。代表團回國之前，維辛斯基為代表團舉行宴會送行。這位不打不成交的老朋友感慨地舉起酒杯，由衷地祝賀這次中蘇談判圓滿成功。代表團也為中蘇人民的友誼頻頻舉杯，氣氛熱烈友好。
　　這時，維辛斯基特意走到何長工的身邊說：「何同志，你下次再來時，希望你帶兩個飛行團在莫斯科紅場降落！」
　　何長工會心地一笑說：「也許帶3個團來！」在場的人都被他倆幽默的對話逗笑了。
　　1951年10月30日，中國駐蘇聯大使張聞天和蘇聯外貿部副部長科瓦利代表雙方政府正式簽署了《關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給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組織修理飛機、發動機和組織飛機修理廠方面技術援助的協定》。這項協定包括援建6個修理廠及其所需技術資料、設備、工具、材料和配套件等，以及派遣專家、顧問，總金額為3000萬盧布。
　　這次赴蘇談判最大的成果，就是爭取到了蘇聯對中國航空工業建設的援助，這對於中國航空工業的創建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1951年6月29日，在中國航空工業歷史上是個重要的日子。這一天，根據中央人民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和政務院的決定，空軍將「空軍工程部東北修理總廠第五廠」正式移交給重工業部航空工業局。也就是這一天，我國第一個殲擊機研製基地——瀋陽飛機製造廠誕生了。
　　
　　中國第一架噴氣式戰鬥機首飛成功
　　
　　隨後，周恩來總理親自主持研究事關中國航空工業發展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他所作出的主要決策、確定的方針和採取的有力措施，為新中國航空工業的發展確定了方向。
　　這一時期，作為蘇聯援助中國建設的156重點工程之一的112廠，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實現了工廠由修理到製造的轉變。
　　
　　1956年7月19日，是中國航空史上一個難忘的日子。北國盛夏的清晨，涼爽宜人。我國製造的第一架噴氣式戰鬥機「中0101」號，在完成全部地面試驗檢測后直接進入到試飛階段。擔負這次首飛任務的試飛員是從空軍選調來的飛行員吳克明，雖年僅26歲，卻是一名有著顯赫戰功的老飛行員。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他戰鬥起飛達數百次，直接參加空戰10餘次，曾擊落兩架美國空軍最先進的Ｆ－86戰鬥機。血與火的戰爭考驗，不僅練就了吳克明堅強的意志和頑強的作風，同時還使他的飛行技術經過戰鬥洗禮而更加精湛。
　　吳克明領受了試飛任務書後，像往常一樣帶好飛行裝具，便徑直向那架已經做好飛行準備的「中0101」飛機走去。此刻，這架銀白色的戰鷹在晨輝的映照下格外耀眼奪目。吳克明非常自信地跨進了「中0101」飛機的座艙，看著全是中文標識的開關和儀錶，不由得感嘆道：「這才是我們的飛機！」他按程序對座艙設備進行了最後一次檢查，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便啟動了發動機。頃刻，發動機便像一頭蓄力已久的雄獅突然怒吼起來，大地也隨之開始顫抖。緊接著他便開始做地面滑行試驗，尤其是飛機在高速滑行時，具有很好的俯仰和方向操縱性，這更堅定了他必勝的信心。當他確認一切就緒時，便把飛機滑向起飛線待命。
　　「報告1號，0101準備完畢，請求起飛。」
　　「起飛！」
　　隨著指揮員的一聲令下，吳克明駕著「中0101」號呼嘯騰空，緊接著躍升、俯衝、盤旋、通場……此刻，他真想駕駛我們自己製造的戰鷹飛個夠，更想飛個痛快。但是，理智告訴他，這是首次試飛！這架凝聚著無數航空人心血的第一架戰鷹正在創造一段新的歷史，地面有千萬雙航空人的眼睛都在期盼著「首飛告捷」。當預定的試飛科目完成後，吳克明帶著意猶未盡的心情按時返航。飛機穩穩地停在跑道上，中國第一架噴氣式戰鬥機首飛成功！
　　首飛成功后，隨即進入了緊張的綜合性科目的試飛試驗。吳克明在15天的時間內，先後進行了19次綜合性能試飛試驗，並對試飛中發現的問題和故障進行了調整和排除。最後的試飛結果表明：「中0101」號飛機在最大速度、最大高度時，特種設備、發動機等各項性能、數據已全部達到試飛大綱的標準和要求。
　　1956年9月8日，國家驗收委員會在112廠舉行了隆重的驗收簽字儀式，並把該型飛機命名為「56式」飛機（后在全國飛機統一編號時改稱為殲—5飛機），同時批准成批生產。國家驗收委員會主任王秉璋在簽字儀式上宣布了驗收結論：「國營112廠已經試製成功56式飛機，並可以成批生產，交付空軍及海軍航空兵部隊使用。」
　　9月9日，《人民日報》在頭版以《我國試製成功新型的噴氣式戰鬥機》為題，向全世界報道了這一振奮人心的消息。
　　9月10日，軍委副主席聶榮臻元帥親臨瀋陽，參加國產第一架噴氣式殲擊機試製成功慶祝大會。上午10時，聶帥在趙爾陸部長和史良部長的陪同下，親自為飛行表演的國產第一架噴氣式殲擊機「中0101」號剪了彩。接著登上觀禮台觀看了飛行表演。
　　1956年10月1日，新生產的第一批4架殲5型殲擊機，幸運地參加了國慶受閱，不僅振了國威和軍威，而且極大地鼓舞了全中國人民的志氣。當嶄新的4架國產殲5型殲擊機編隊呼嘯飛過天門廣場時，整個廣場上的群眾都沸騰了，為中國終於有了自己製造的飛機而歡呼，更為新中國日漸走向強盛而自豪。
　　這時，正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的毛澤東主席，指著飛機對外國朋友說：「我們自己的飛機飛過去了。」雖然他講話的聲音並不大，但重音卻落在了「自己的飛機」上面，那語氣隱含著一種堅毅和自豪。後來，他把這種感受寫進了《論十大關係》，其中寫道：「自從盤古開天地以來，我們不曉得造飛機、造汽車，現在都能造了。」
　　56式飛機的試製成功，說明我國航空工業已經掌握了噴氣式飛機的製造技術，一躍跨進了噴氣時代，這個發展速度是驚人的，標誌著中國航空工業翻開了全新的一頁。同時也表明112廠已經完成了「由修理走向製造」的歷史使命，並進入了「掌握新型飛機製造技術，組織正規成批生產」的新時期。
　　
　　

蘇聯背信棄義
　　
　　然而，由於中蘇兩黨在意識形態領域出現嚴重分歧，並將兩黨之間的矛盾日益公開化，不僅影響到了兩黨的關係，也直接波及到兩國之間的正常關係。
　　1960年7月，蘇聯不顧兩國政府間早已確定的合作合同，公然單方面決定撕毀合同並撤走在中國的全部蘇聯專家。這對於剛剛起步不久、而且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難的中國航空工業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當時，正值仿製ＭＮΓ－19飛機的關鍵時刻，在這種緊要關頭突然撤走蘇聯專家，意味著釜底抽薪。
　　儘管蘇聯政府背信棄義，給中國各方面的建設造成難以估量的損失，但中國政府還是從大局考慮來處理這一複雜問題。一方面站在正義的立場揭露蘇聯政府這種背信棄義的行徑，並向蘇聯專家說明，錯誤不在中國方面，而是蘇聯領導人改變對華政策，並對中國採取敵對態度所致；另一方面，把蘇聯政府和蘇聯人民區別開來，相信大多數蘇聯專家對中國還是友好的。因此，周恩來總理多次指示：在蘇聯專家撤走之前，對他們還是一如既往地友好相待。對於蘇聯專家的技術，我們一定要學到手。要以禮相待，熱情歡送，不惜送重禮，不怕多花錢。對多數公正的蘇聯專家要友好，在此基礎上是可以學到更多的技術知識的。
　　112廠黨委認真貫徹了周總理的這些指示，並要求所屬各部門一定要把周總理的指示迅速落實到位。為此，向所有離華的蘇聯專家頒發了中蘇友誼紀念章，並給每位專家發了一封感謝信，感謝他們為中蘇友好和支援中國建設所作出的貢獻。同時要求所有對口單位的有關人員，利用最後的時機盡最大可能向蘇聯專家多學一些東西。在專家離華之前，分別向他們贈送禮品。每份禮品的價值都很高，一般專家的禮品價格在100元左右，專家負責人的禮品在200元左右。為了避免蘇聯專家組的內部監視，送禮時都是以個人的名義個別贈送。這樣做既可以真實地表達中國人民對蘇聯專家的友好情誼和真誠謝意，又巧妙地避免了不必要的麻煩。
　　事實證明，這些做法是完全正確的。中國方面真誠友好的態度深深地感動了大部分蘇聯專家，他們主動抓緊時間向中國同志傳授一些難點技術知識。有的專家在臨走之前，還在向中國技術人員面授機宜，甚至把自己的筆記本拿出來，讓中國技術人員摘抄秘密資料和試驗數據；有的專家直到上了火車，還向前來送行的中國技術人員傳授設計經驗。還有一位專家，甘冒政治風險，乾脆把他從蘇聯帶來的技術資料和記載重要數據的筆記本直接送給了中國技術人員。蘇聯專家這種無私無畏的精神，為新中國的建設和發展所作出的貢獻和努力，中國人民是永遠也不會忘記的。令人欣慰的是，那些曾經得到過蘇聯專家傳授和指點的中國技術人員，若干年後大都成為我國航空領域的著名專家。直到今天，每每談起蘇聯專家撤離中國之前的情形，他們仍感慨不已。
　　蘇聯撤走專家給中國各方面的建設造成巨大損失和災難性後果，但這反倒更激起了中國人獨立自主的意志和決心。112廠每個設計人員都明白：靠別人是靠不住的，必須自力更生靠自己的力量。不管是領導幹部、設計人員還是技術人員和工人，都憋著一口氣——即使沒有外援，我們一樣可以設計飛機，一樣可以製造飛機。
　　然而，在激憤之下也往往走向另一面，沉痛的經驗說明，光有憤怒和激情是遠遠不夠，還必需要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則，嚴謹的科學態度，以及尊重客觀規律。
　　
　　毛澤東說：「現在我們和蘇聯只是買賣關係。」
　　
　　1961年1月27日，中央軍委國防工業委員會黨組正式決定，由112廠重新試製ＭＮΓ－19Ｃ型殲擊機，亦稱59式丙，后改稱殲6型殲擊機。這是在蘇聯專家全部撤走的情況下完全由我們自己試製，其困難和風險時可想而知的。但是，國防的迫切需要與外國的技術封鎖和制裁已經把中國航空工業逼到絕境，沒有任何退路，只有自力更生才能獲得生機。
　　在殲6飛機的試製階段，航空工廠嚴格制度，嚴格管理，嚴格按工藝方案組織實施，重點把好「五關」，即標準樣件全機對合關、技術關鍵關、技術協調關、靜力試驗關、試飛關。為確保優質試製殲6飛機的質量，112廠陸綱廠長正式頒布了《十項開工標準》的命令。並規定，為了確保產品的質量，凡是未達到《十項開工標準》的單位，絕不允許開工生產，對新生產的每一架飛機都必須進行優質過關。《十項開工標準》的貫徹實施，為重新試製ＭＮΓ－19Ｃ型殲擊機並保證優質過關創造了良好的開端。
　　1963年9月23日，優質試製的0001號殲6型殲擊機首飛成功，首席試飛員仍然是吳克明。緊接著又進行了歷時70天的定型試飛。12月1日，完成全部試飛科目。經過各種條件下的試飛考驗，飛機的各項技術性能指標均達到了設計標準。
　　殲6飛機優質試製成功，標誌著我國已進入獨立自主仿製超音速殲擊機的新階段。從此，我國航空工業走上了一條獨立自主、自行研製開發的道路，一舉成為當時世界上只有少數幾個能夠生產超音速作戰飛機的國家之一。
　　在殲－6飛機批量生產並裝備部隊之後，我國又把目標瞄向了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第二代戰機。
　　1961年初，蘇聯準備賣給印度尼西亞一批米格－21殲擊機，並與中國政府協商，要求通過中國將這批飛機轉到印度尼西亞去。蘇聯方面還通過駐華大使館代辦安東諾夫，向周恩來總理轉達：如果中國需要，向中國提供米格－21Ф－13型殲擊機。不久，赫魯曉夫突然致函毛澤東主席，表示蘇聯願意向中國轉讓米格－21Ф－13型飛機的製造權，希望中國派代表團前往莫斯科談判。當時中蘇關係已經惡化，但考慮到我國航空工業的需要，毛主席和周總理當即指示空軍和航空工業局研究，提出處理意見。
　　接著，周總理在中南海聽取空軍司令員劉亞樓、空軍工程部副部長丁仲和航空工業局副局長徐昌裕的彙報，並確定由劉亞樓率代表團赴蘇談判，指出：「如果他們想利用製造權來卡我們，我們就不幹；如果他們想壓我們在原則上讓步的話，就寧可不要。」
　　當毛主席聽完情況彙報后說：「現在我們和蘇聯只是買賣關係。」
　　隨後，以空軍司令員劉亞樓為團長，空軍工程部參謀長丁仲、航空工業局副局長徐昌裕為副團長的15人赴蘇代表團，前往蘇聯談判引進米格－21Ф－13飛機。代表團到達莫斯科后，便開始了緊張的談判。
　　這次談判是在兩黨關係破裂、國家關係不正常的情況下進行的，進行得非常艱難。
　　為了了解米格－21飛機和發動機的生產情況，代表團提出要參觀米格－21飛機和發動機製造廠。可是，蘇方以各種借口百般刁難，就是不讓代表團人員參觀。劉亞樓終於震怒了，他氣憤地拍著桌子說：「我們不看飛機，不看飛機發動機的生產廠，怎麼買飛機？」這樣，蘇方才同意中方部分人員分別參觀了高爾基飛機製造廠和莫斯科發動機製造廠。
　在第一輪談判之後，代表團估計下次談判蘇方可能會提出派遣顧問的問題，就此事向國內彙報。周總理專門請示了毛主席，當毛主席聽完周總理的彙報后，淡淡地一笑說：「既然蘇聯專家、顧問已經撤走了，也就不必再回來了。」
　　周總理立即回電指示：「派技術專家可以，對專家如何使用，我們完全可以主動。派顧問則不能答應。如果他們堅持要派顧問，我們就寧可不要米格－21飛機。」
　　代表團接到中央的指示后，心裡便有了底數。在後續的談判中，堅持原則，據理力爭，最後終於取得談判成功。3月30日，雙方在莫斯科簽訂了引進協議及合同。在代表團回國的飛機上，劉亞樓氣憤地說：「以後再不來談判了，真受氣！下一種飛機就要靠我們自己的力量來研製了。」
　　這次談判為我國追趕世界先進水平贏得了一次難得的轉機。然而，這一機型的技術引進是在沒有蘇聯專家和技術資料不全的條件下進行的，其中的困難和風險是超乎想象的。
　　1962年10月23日，總參謀長羅瑞卿正式批准仿製米格－21Ф－13型飛機，定名為「62式」機（1964年11月4日，全國統一飛機型號時改為殲－7型飛機），並把仿製工作列入1963年的飛機生產計劃。
　　殲7飛機結構複雜，共有2萬多項零件、近200項新結構、新工藝和新材料，設計人員和技術人員，敢於創新和攻克難關，自行編寫全機工藝規程1．8萬多份，自行設計和製造工藝裝備2．16萬套、各種試驗設備177項。
　　國家領導人非常重視殲7的生產，周總理於1962年曾親到飛機廠視察；1964年6月25日，鄧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來瀋陽飛機製造廠視察。鄧小平一再強調：「試製要自力更生，全機材料一定要自己搞。」當廠黨委書記王其恭、廠長陸綱請鄧總書記作指示時，鄧小平意味深長地笑了笑說：「沒有什麼指示，有希望，希望1967年把我們自己的殲7搞出來。」

跨入第二代戰機的先進行列
　　
　　1965年11月28日，國產殲7飛機（0002號）總裝完畢。然後轉到試飛站進行試飛前的各項地面測試。1966年1月17日，我國製造的第一架2倍音速——殲7型殲擊機被牽引到起飛線。來自軍委、總部、空軍和三機部的領導及航空專家，還有數千名工廠技術人員、部隊官兵佇立在塔台兩側，關注這架國產殲7飛機首次試飛。
　　為了保證首飛成功，由有豐富經驗和高超技術的空軍飛行員葛文墉擔任首席試飛員。此刻，葛文墉的心情既興奮又激動，但他還是儘力剋制這種難以抑制的興奮——這次首飛不能有一點兒閃失。在飛前的短暫一刻，他在腦子裡快速過了一遍試飛科目和線路，確信無疑時果斷地按下開車按鈕。
　　「報告1號，02號準備完畢，請求起飛。」
　　「起飛！」塔台指揮員下達了起飛命令。
　　剎那間，只見新型戰機雷霆萬鈞、昂首展翼，直刺蒼穹，一轉眼又呼嘯著掠過機場上空。葛文墉先游刃自如地在機場上空作低空盤旋，繼而又急劇躍升，緊接著又是一個俯衝攻擊，轉而又是一個低空大速度通場……這一個個驚險的飛行動作，迅捷矯健，優美精準，令現場的人群興奮不已，歡呼雀躍。
　　隨後，葛文墉又擔負該機全部試驗科目和定型科目的試飛。在工廠完成飛機的基本性能試飛科目之後，又轉場至普蘭店空軍某機場，在渤海上空進行航炮、火箭等空射試驗。4月13日，全部科目試飛完畢，試飛結果表明：飛機的安定性、操縱性良好，飛機的技術、戰術性能均達到了設計要求，有些性能還超過了米格－21Ф－13樣機的水平。
　　從1964年初開始進行生產準備，到1966年4月試飛結束，殲7飛機的整個試製周期為2年零4個月，比原計劃提前1年零2個月完成了試製任務。
　　12月28日，航空軍工產品定型委員會批准殲7定型並投入批生產。
　　殲7型殲擊機的試製成功，標誌著我國航空工業實現了歷史性跨越。不僅使我國的飛機工業緊跟世界先進水平的步伐，一躍跨進了第二代先進戰機的行列，而且也大幅度提升了我國空軍的軍力。首批裝配的米格－21Ф－13型飛機試飛合格后，立即裝備到空軍部隊，並很快發揮了重要作用，在1966年至1967年間，先後擊落美國無人駕駛高空偵察機3架。國產殲7大批裝備部隊后，至1971年，先後擊落美國無人駕駛高空偵察機3架、美蔣戰鬥機7架，還擊落高空偵察氣球300多個。從而有力地捍衛了祖國領空的安全和國家的尊嚴。
　　
　　力排「極左」錯誤的干擾破壞
　　
　　國防航空工業的發展不是一帆風順的，在「大躍進」和「極左」錯誤的影響下曾遭受嚴重挫折。由於指標過高，要求過急，搞快速試製，快速施工，導致航空產品質量嚴重下降，大批飛機不能出廠交付部隊使用，基本建設也存在嚴重問題。特別是試製的「東風－103」和「東風－102」兩種飛機都出現嚴重質量問題，引起了軍委的高度重視，並於1960年5月10日召開軍委常委會，對國防工業生產中出現的嚴重質量問題和急躁冒進的做法，採取有力措施加以解決和糾正。
　　1960年，11月20日，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工委主任賀龍，總參謀長羅瑞卿，空軍司令員劉亞樓等領導，在三機部部長張連奎和瀋陽市委書記焦若愚等人的陪同下，前來112廠視察。當賀龍親眼看到在廠區停放著大量新飛機，由於存在嚴重的質量問題而不能出廠，並得知3年來工廠沒有向部隊提供一架合格飛機的事實時，十分震怒和氣憤，當場對工廠領導提出嚴厲批評。
　　在隨後召開的三級幹部會上，賀龍元帥嚴肅地說：「中央關於軍工產品質量第一，在確保產品質量基礎上求數量的方針為什麼沒有認真貫徹？全國人民不吃肉、不吃油、不吃蘋果，勒緊褲帶換來點外匯，進口點材料，都給你們糟踏了。你們能忍心，能過意得去嗎？」
　　當他聽完112廠黨委副書記兼代廠長王其恭的有關質量情況彙報后，不滿意地說：「你們搞質量像切藕一樣，藕斷絲連，不是像切蘿蔔，要一刀兩斷。現在工廠要馬上停產，開展質量整風運動。」接著，他又指出，「要原原本本按蘇聯圖紙從頭開始，重新試製，不要修修補補，搞改良主義，要下決心一刀兩斷。」在談到提高產品質量時，他又強調指出：「一件超差品也不能裝，要一絲不苟，精益求精，要擬出重新試製方案。」
　　面對嚴峻的現實，112廠痛定思痛，全面展開了以整頓領導作風和整頓質量為中心的企業整風運動，並對過去的質量問題下決心「一刀兩斷」，從而試製工作有所好轉。
　　為了挽回和糾正「大躍進」給航空工業造成的損失與影響，貫徹中央提出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三機部於1962年6月在瀋陽召開了東北地區軍工幹部會議。緊接著，國防工委又於1962年7月在北戴河召開了工作會議。這兩次會議周總理都親自參加並作了重要講話。
　　在瀋陽召開的東北地區軍工幹部會議上，周總理重點作了5點指示：（1）國防工業過去10年是有成績的，成績是主要的，要總結經驗教訓；（2）國防工業的基礎打下了，但還是弱的，生產還不能完全配套，要逐步使布局合理，把基礎鞏固起來，發展起來；（3）自力更生要逐步實現；（4）科學研究和尖端技術要循序而進，要在一定的基礎上逐步往上爬；（5）軍工首先要著重生產；生產是基礎，要在生產發展基礎上增加基本建設，要逐步地把生產基礎擴大，不能把生產停下來搞基本建設。常規和尖端也是一樣，常規是尖端的基礎，逐步突破尖端，也是循序而進。
　　

　文史精華 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