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到1988年意識形態領域內的較量

1978年到1988年意識形態領域內的較量


吳庸

　　原載《當代中國研究》[2004年][第3期（總第86期）]

　　1976年毛澤東死後，「四人幫」被逮捕，中國曾出現過令人鼓舞的「思想解放時期」。它有兩個分支：一支來自中共高層，主要表現為1978年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及其後的「理論工作務虛會」的暢所欲言；一支來自民間，即社會各階層對政治、社會、文化、經濟問題的熱烈探討，特別是對毛時代思維的尖銳抨擊和民主意識的覺醒。那時的思想解放為後來的經濟改革創造了輿論氣氛。但中國的政治體制決定了受高層縱容的思想解放只可能是短暫的。時至今日，不但青年一代對25年前的思想解放已一無所知，而且在「正史」里和公共輿論空間中也不容易挖掘出多少那時的回憶。這段思想解放其實是中國現代政治史上舉足輕重的一環，它為此後中國的政治發展和經濟改革鋪墊了道路。同時這段思想解放也顯示出自身的局限，高層利用它達到奪取權力的政治目的后，「打破精神枷鎖」的口號就被鎖進政治策略的柜子里，結果中國又漸漸被重新納入言論管制和思想禁錮當中，以致於如今不少學者轉而為維持「精神枷鎖」申辯。分析思想解放時期意識形態領域內的博弈，對比目前思想界的一些議論，可以得到不少啟示。

　　一、1978年到1979年：黨內高層短暫的「思想解放」

　　由於「文革」中毛澤東把思想禁錮推向極端，把專制主義推向頂峰，社會各階層中蘊蓄著轉向思想解放和民主主義的迫切要求。1978年，在鄧小平「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個大解放[1]」的鼓動下，飽受「文革」迫害的高層政要急於把蓄積已久的怨言一吐為快，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大膽放言，因意猶未盡，又召集與理論工作有關的「務虛會」，繼續鳴放。這些會議有言必錄，不設禁區，共編寫發放了700多期簡報，總字數達150萬字以上。其中比較含蓄的聲音是：「建國快要30年了，現在還有兩億人吃不飽飯。面對這種情況，全黨、全民都在思考：我們一定是在哪裡出了毛病。這個重新認識的要求是阻擋不住的。」而比較透徹的言詞則指出：「文革」不能三七開，必須徹底否定；支配「文革」時期局勢的不單純是所謂的「四人幫」，實際上是一個「五人幫」；應該在意識形態領域內取消毛澤東思想，只提馬克思主義。會上的議論涉及到對「文革」的定性、對毛澤東及其思想的評價、批判毛營造的個人崇拜、反皇權主義問題、領導職務終身制問題、人治與法治問題、建黨原則和體制問題、思想禁區問題、以言獲罪問題、民主問題等等。那時思想解放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中共高層的思想解放突破了對毛澤東思想的僵化理解，否定了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衝擊了有關社會體制的守舊意識和閉關鎖國觀念，為結束毛時代的基本政策作了鋪墊。那時提出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之說法，矛頭指向毛澤東的繼位人華國鋒所堅持的「兩個凡是」，為「文革」中被罷黜的當權者重新掌權尋找理論依據，為中共最高權力結構的改組尋找適當理由；那時對毛澤東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批評視此為「毛澤東的晚年錯誤」，為「文革」中已臨絕境的中共統治尋找出路，為嚴重的信仰危機尋找再生資源。

　　按照中共的傳統思維，高層的這次思想解放屬於「發揚黨內民主」的範疇。例如，譚震林稱，這是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以來第一次暢所欲言的會議[2]；葉劍英則說，這是黨內民主的典範[3].他們所說的「發揚民主」就是由上峰特開綠燈，對屬下恩賜說話機會；在恩許下，發言者則指點江山，縱論世事，似無忌憚。透過這種「民主」的表相卻不難發現，它或者是為權力爭鬥造勢，或者是為積怨散發開窗。在1978年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陳雲發難，呼籲為老幹部平反，老幹部們群起響應，由此為鄧小平復出和奪取華國峰的權力開路；在務虛會上，眾口爭論「文革」憂患的語境，類似於1962年「七千人大會」關起門來「出氣」，為改變高層權力結構造成輿論。但是，即便是這類「黨內民主」姿態，也仍然令高層的一些領導者擔憂。當「務虛會」上出現憂國憂民的言論，同時北京的「西單民主牆」上要求民主的呼聲在「務虛會」上得到同情和支持時，中共中央副秘書長鬍喬木說：「現在的情況，很多和五七年初相似[4].」他利用批發文件的權力，把葉劍英所說的「三中全會」「是黨內民主的典範」一語從會議簡報中刪掉[5].這反映出黨內的保守勢力對當時形勢的估計和對「發揚民主」的抵制態度。在保守派呶呶不休，施加壓力的同時，鄧小平發動的對越戰爭也受到了民間的批評，魏京生貼在「西單民主牆」的題為「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大字報直指鄧的獨裁本質。於是，魏京生被捕，「務虛會」剎車，鄧小平以一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會議閉幕辭宣告黨內高層民主就此止步。這篇講話是一道意識形態戒嚴令，對黨內外的「異己」思想發出了嚴厲警告，同時重申毛澤東式「輿論一律」的命令，再現思想禁錮的緊箍咒。這種「思想解放」的局限性反映出中共本身的特點。它的指導思想是以暴力為手段，不惜以群眾的鮮血為代價來推行其政治目標；同時，為了維護極權體制，實施嚴密的思想控制與組織控制，不惜扼殺推動社會進步的民主生機，不允許黨內或社會上自下而上的切實監督。其高層領導人有時作出某種「民主」姿態，是服務於和服從於其上述政治需要的；一旦發現這種姿態有違初衷，隨時會剎車倒退。

　　這一高層的思想解放時期雖然很短，但從中還是出現了一些願意告別專制制度的黨內覺醒者。他們在這次高層思想解放中相當活躍，其政治訴求與民間的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要求匯合，在推進80年代的經濟改革和思想啟蒙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種合流才是中共這次高層思想解放的價值所在。

　　二、民間的思想解放和啟蒙

　　「文革」結束后，民間的批判之音已不可扼止。安徽省小崗村的農民私分土地的秘密協議和主張建立「文革博物館」的公開呼籲，就是例證。同時，境外各種學術理論和文學藝術衝破思想封鎖，潮湧般進入國內，從「內部發行」的「灰皮書」到公開出售的國外思潮譯叢，從西方馬克思主義到歐洲社會民主主義，從薩特到哈耶克，從行為藝術到搖滾音樂，對社會形成了巨大的衝擊。而知識階層中許多人在此震撼下深刻猛醒，出現了要求民主、自由的衝動。

　　民間思想解放的聲音集中表達在1978年的北京「西單民主牆」，在那裡貼出的第一張大字報批評了中共中央副主席汪東興查封《中國青年》復刊號的舉動。接著，眾多被迫害者紛紛以大字報形式申訴「文革」中受迫害的冤情，有的人甚至聚眾演說，向公眾說明自己受害的事實，得到圍觀者的同情和支持。此後在「西單民主牆」上陸續出現了批判「文革」和毛澤東的文章和演講，詩人黃翔還在天安門廣場中心的木板牆上刷出大字標語：毛澤東必須三七開，文化大革命必須重新評價。不少大字報發出令人們頗感新鮮的要自由、要人權的呼喊。魏京生針對官方提出的「四個現代化」目標，鮮明地提出「第五個現代化」即民主現代化，可算是當時最早的政治制度改革要求。

　　「民主牆」的存在是一次追求民主、自由的演練，由此誕生了一批民運青年，加快了新時期民間思想解放的行程。他們組織的民間社團、民間沙龍、民間刊物不斷湧現，拓展了民眾話語的表達空間。例如，「探索」社認為社會主義是「封建君主制」：「中國人權同盟」發表了「中國人權宣言」；《沃土》雜誌刊載了胡平的「論言論自由」，發出了自由主義的先聲；上海的「民主討論會」指出「萬惡之源是無產階級專政」；貴州的「解凍」社提倡「學習基督教精神」，建立「以孫文學說為核心的新國家」。這是衝破思想禁錮后民間發出的雖然稚弱卻頗為大膽的心聲，其震撼力驚動了高層。與此同時，一些高校舉辦「圓明園沙龍」、「民主論壇」等活動，以活躍思想、擴大視野。北京大學的「民主沙龍」還邀請美國駐華大使洛德去演講，可見當時的開放程度。不少人針對四項基本原則提出種種駁難，從深刻的理性層面揭穿專制的本質，啟發了民眾意識的覺醒。

　　在民主和自由思潮推動下，民間經歷了一次新啟蒙運動。社會敏感群體──青年學生是首先被啟蒙的一代。眾多學子從長期的奴化教育中警醒，領悟到個體存在的價值因而要求表達獨立意志，於是產生了種種獨立的思想。1987年1月的一項調查顯示，那時的大學生普遍認為：中國的社會主義不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而是政治力量強制推行的結果；所謂社會主義制度優越、資本主義制度腐朽，是純理論說教；中國固有文化傳統的落後，是「文革」的根源和民主政治的障礙；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現代化和民主政治建設起思想禁錮作用，毛澤東思想是斯大林主義和封建農民意識的混合形態[6].對青年一代自幼在政治灌輸下養成的盲從、無知狀態而言，這些認識無疑代表著質的突破。

　　從70年代末到80年代，大學生民主、自由意識的形成引導他們參與各種活動。例如，「文革」后復校的中國人民大學大部分校舍被第二炮兵司令部和政治部佔用，1979年秋天該校學生因不滿此事久拖不決而自發決定到天安門廣場遊行，並在中南海新華門前靜坐請願，事後第二炮兵司令部、政治部交還了校舍。這是1949年以後第一次大學生自發組織的到天安門和新華門前的抗議遊行。後來中央財政金融學院的學生也因校舍問題而遊行請願。此後大學生的政治性活動越來越活躍。1980年，北京海淀區幾所大學的大學生髮動了競選區人民代表的活動。1985年，北京大學約萬名學生為抗議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準備到天安門獻花圈紀念「九一八」，該活動後來受阻，最終只有300多學生抵達廣場，而當局則宣布廣場戒嚴，《北京日報》指責學生「動亂」。1986年底，18個省、25市相繼爆發大學生的遊行示威，要求民主、自由，先後歷時一個月。胡耀邦總書記不久即被黨內保守勢力逼迫下台。1989年北京的全民性民主運動的爆發就是80年代的啟蒙和歷次學潮啟迪熏陶的自然結果。

　　那時民間的思想解放大體上可分為兩派。一派的社會理想比較溫和，主張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個思想史上的學術流派應受到尊重，也尊重中共的歷史貢獻，認為其社會作用應通過法製程序重新確認；民主的實施宜循序漸進、由下而上，直到中央的直選；中共與政權要嚴格分開，黨理黨務，黨籌黨費；主張兌現憲法確認的公民權利，加強對各級政權的監督機制；經濟上實行多元化等。另一派的社會理想比較激進，主張多黨制、議會民主、三權分立、保障人權、經濟私有化等。這兩者既有區別，又相契合，形成了那一時期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思潮。

　　三、80年代專制主義與民主主義、自由主義的較量

　　「文革」時期專制主義的反人性與殘暴性在10年浩劫中充分暴露，其欺騙性日益衰微，號召力喪失殆盡。1988年金觀濤指出：「社會主義的嘗試及其失敗是二十世紀人類兩大遺產之一。[7]」失敗的原因不能不追溯到它的推行者。毛澤東承認，他對社會主義其實「不甚了了」[8]；鄧小平則說，搞了40多年社會主義才發現，「社會主義是什麼，……過去我們並沒有完全搞清楚」[9].事實上毛澤東推行的社會主義不僅不是國人幸福的源泉，反而是災難的淵藪。「大躍進」餓死了數千萬人，「文革」又掀起全國性動亂，人民飽受苦難。「文革」後人們不僅對毛澤東的一系列政策嗤之以鼻，對專制主義也有了深刻認識。

　　掙脫專制主義禁錮的被耽誤的一代，此時如饑似渴地尋找新的視野，了解一切可能找到的新的信息和新的思想。在80年代，欽本立主編的《世界經濟導報》、何家棟主編的《經濟學周報》，倡導體制創新，抨擊改革阻力，成為鼓吹自由民主的論壇。戈揚主編的《新觀察》、王若水和王元化主編的《新啟蒙叢刊》，也經常針貶時弊，探討理論。正是在新信息、新觀點、新思維、新文化的不斷湧現的浪潮中，新的思考的一代成長起來，他們中的許多人把埋葬專制主義、壯大民主事業視為自己的理想。當時的團中央書記曾經說過：這些年青人同我們想的不一樣，各校黨委對這些人很難做工作，因為讀書不如他們多。這個評價說明，舊思維抱殘守缺、不思進取，而新思維則廣泛吸納、銳意探索，兩者相差懸殊，何者更有影響力，於此可見。

　　從總體看，在80年代里專制主義基本上取守勢，只能被動應對民主自由思想的挑戰。它既找不到新思維、新觀念來調整自己的思想體系，也無法用陳舊的說教爭取人心，只是頒布了兩個文件（即鄧小平關於「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和中央「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強制性地框定了官方許可的意識形態邊界。這些說法把中共的領導和現行制度解釋為歷史的選擇，迴避了現代專制主義形成的社會歷史原因。中共奪取天下、建立新制度固然是事實，但以農民造反為特徵的這場革命其實不過是歷史上農民起義的翻版；它與歷代農民起義後用新的專制統治替代舊皇權的模式之主要區別在於，在共產國際扶持指導下的中國革命採用了蘇聯模式的現代專制意識形態包裝。儘管官方話語也聲稱會實行「人民民主」、「社會主義民主」或「最廣泛的民主」，但制度的現實卻是黨權高於一切，民權只是虛設，而最高領袖獨裁則在毛澤東時代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一個號稱「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裡舉國上下每天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部分地繼承了毛澤東政治遺產的鄧小平後來也告誡過執政黨的第三代領導人：毛在，毛說了算。我在，我說了算。你們什麼時候說了算，我就放心了[10].

　　80年代里民主自由的啟蒙思潮吸引了國人的注意。描述「文革」時期10年浩劫造成人間苦難的作品，如「傷痕文學」、「幹校文學」、「知青文學」、「冤獄文學」相繼問世。它們揭露了「文革」對親情的扭曲，對心靈的塗炭，對青春的蹂躪，對人性的毀滅，催人淚下。一些作家還進一步探討「文革」災難的根源，如白樺的劇本《苦戀》及據此拍攝的《太陽與人》描寫了教授與畫家在「文革」中亡命蘆盪，後來教授被捕，畫家餓死，臨危前在雪地上爬行拖出巨大的問號，質問蒼天：誰之罪？青年一代詩人的朦朧詩創作也表現出對「以階級鬥爭為綱」製造的無端仇恨和殺戳的厭惡和困惑，他們呼喚失去的童真與愛情，哀嘆「我的鑰匙丟了」，深感「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反腐文學作品也受到社會的關注，如抨擊以權謀私的話劇《假如我是真的》和揭露高幹父子強姦保健護士的劇本《在社會的檔案里》，因主題尖銳而成為社會評論的焦點。蘇曉康等作家大膽探索中國傳統文明的局限和西方文明對中國現代化的意義，寫出了政論電視系列片劇本《河殤》，中央電視台播出該片后在全國引起了強烈反響。反思「文革」罪惡，呼喚民主自由，是這一時期文學的最強音。

　　在思想界，許多學者對意識形態領域內的「一個主義」框框提出了挑戰。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研究所所長蘇紹智提出：「馬克思主義只是一門科學，不是包羅萬象的『科學的科學』」，「任何一門科學都有特殊的條件和局限性，只能適用一定範圍」[11].中國科技大學校長、天文物理學家方勵之則認為，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應當改造[12].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郭羅基指出：「讓人講話不過是一種開明專制，並沒有改變專制的實質。」「人民有權就各種政治問題廣泛地發表意見，進行討論。」[13]王若望則認為：「黨的領導是封建統治的延續，是一黨專政，是老頭集團統治。」「要實行多黨政治。」[14]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所長嚴家其還系統地論證了中共統治的國家是實行專制制度的帝國[15]，引起了一系列討論。《人民日報》著名記者劉賓雁指出：「世界上還沒有一個能夠像樣的說這就是我們的社會主義優越性得以充分展示的而且必將戰勝資本主義的這樣一種國家、一種制度。這樣一種模式，現在還拿不出來。[16]」儘管鄧小平以及政治保守勢力一再用「精神污染」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罪名壓制空前活躍的思想界，但官方面對意識形態領域裡民主自由啟蒙思潮的挑戰，始終無法從理論上有效地回應並贏得人心。相反，黨內一些理論家也參與了思想啟蒙活動。例如，原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周揚、《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王若水勇敢地肯定以人為出發點和歸宿的人道主義，提出了社會主義制度的異化問題。

　　從70年代末到80年代，由於專制主義製造的種種悲劇引起了社會上強烈的不滿，在各級幹部當中也出現了對專制的批評。比如，「文革」時期遼寧省當局迫害女黨員張志新，她被捕入獄多年後被槍決，臨刑前甚至被割斷喉管，此案真相於70年代末曝光后，曾在黨內外引起了強烈的批評，有的中共黨員公開表示反對以思想治罪，要求兌現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當時黨內一些人的批評已經由個別方面深入到整個制度層面。當時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廖蓋隆就認為，西方國家的三權分立制度可以防止因國家領導人濫用權力而嚴重破壞法治，他還指出，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治使共產黨的領袖可以濫用權力而不受任何制約，可以任意踐踏黨章、黨紀和憲法、法律[17].這樣的主張體現了制度觀念層面與專制主義的決裂，並且要求進行政治改革，從專制轉向民主。

　　80年代黨內高層也有過比較開明的領導人，反對保守勢力在意識形態領域內對啟蒙思潮的壓制。80年代前半期的總書記胡耀邦抵制過鄧小平發動的「清除精神污染」，胡耀邦的繼任趙紫陽在1989年學生民主運動期間也明確地反對鄧小平對學生運動的「動亂」定性。但這樣的開明領導人最後成了專制的打擊對象。

　　中國的社會轉型必然產生動搖專制主義的思潮和社會基礎，對於民間爭取民主自由的社會力量來說，如果有越來越多的中共中下層黨員認同自由民主，又能出現願意實行開明政策、向民間靠攏的高層決策者，民主運動的進展就可能相對順利一些。雖然90年代以來啟蒙思潮的聲勢遠不同於從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思想解放時期，但當前專制主義的意識形態也比20年前更加虛弱了，改革過程前期人們的天真意願已經被打破，制度約束下的深層政治社會矛盾幫助大家越來越準確地認識到政治改革的必要性。今後中國還會出現另一次「思想解放」。

　　「註釋」

　　[1]《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19頁，第3卷第137頁。

　　[2]凌志軍、馬立誠，《呼喊──當今中國的5種聲音》，廣州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92頁。

　　[3]「胡耀邦與西單民主牆」，載《爭鳴》2004年第4期。

　　[4]「胡耀邦與胡喬木」，載《懷念耀邦》，亞太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

　　[5]出處同注[3].[6]《十年學潮紀實（1979-1989）》，北京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138-139頁。

　　[7]《當代中國意識形態情態錄》，清華大學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584頁。

　　[8]《求索中國：文革前10年史》（下冊），紅旗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775頁。

　　[9]出處同注[3].[10]《21世紀環球報導》，2003年3月3日第20版。

　　[11]《世界經濟導報》，1986年11月24日第11版。

　　[12]《十年學潮紀實（1979-1989）》，北京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137頁。

　　[13]《人民日報》，1979年11月14日第3版。

　　[14]《十年學潮紀實（1979-1989）》，北京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136頁。

　　[15]轉引自《人民日報》1989年9月21日第6版。

　　[16]《十年學潮紀實（1979-1989）》，北京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136頁。

　　[17]《1949-1989年的中國》第2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7-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