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次淞滬抗戰失利之悲劇

當1937年底122天的淞滬會戰結束時，戰爭伊始從各地陸續趕來參戰的70餘萬中國軍隊，僅剩下40萬人。全面抗戰爆發后，國民政府在經過多年準備，投入前所未有的決心
和兵力發動的一次進攻，卻經過一場近乎無休止的悲壯流血，終以潰敗而結束。

    回首5年前同一地點的那次規模小得多的戰爭，「一二八」之役中中國軍隊的行動雖然看似表現更為優異，但最終結果，仍然是屈辱的《淞滬停戰協定》。從局部抗戰到全面抗戰，從倉促應戰到多年備戰，兩次淞滬抗戰失利導致的共同悲劇，頗值得體會其中的不同。

    「一二八」之役:未被允許的應戰

    對於中國方面來說，「一二八」日本入侵上海實在是一次倉促的應戰。

    20世紀30年代，國民政府對於日本的入侵，最為人詬病的就是「不抵抗政策」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1931年，陳銘樞由於促進寧粵合流，被蔣介石調任京滬衛戍司令官，並非蔣介石嫡系的十九路軍才被允許調戍來滬，維繫京滬警備安全。當日本為轉移建立滿洲國的國際視線而於1932年1月中旬在上海尋釁時，已被迫下野的蔣介石幕後曾授意何應欽、朱培德電令十九路軍於1月27日退出上海市區，卻遭到已經宣布拒絕內戰的十九路軍領導人蔡廷鍇、蔣光鼐等人的拒絕。

    蔡廷鍇在對「一二八」的回憶中，說到自己當年在圍剿紅軍回師贛州整補時，就從「九一八」中認識到由於連年內戰而導致槍口不能對外，是造成日本帝國主義想滅亡我國的主要原因。為此他特在贛州體育場率全軍宣誓，決心從此「不再反共、主張一致對外」。1933年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所編《「一二八」的一些紀念品》中，刊載了《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戴戟告十九路軍全體官兵同志書》，對於日本人「獸性鬼態」已全然暴露的事實，十九路軍為避免「惶惶五千餘年之華胄，將淪為奴隸牛馬萬劫不復之慘境，」「子子孫孫千秋萬歲，都要罵我們為欺世盜名、亡國滅種不中用的東西」，發出「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我不自救，誰敢救我」的聲明。

    這種近乎自發的抵抗不能得到國民政府的支持，結果可想而知。雖然士氣高昂，但十九路軍並非中央嫡系部隊，裝備落後且後援不足。面對「上海地面遼闊，大家（在日本鐵甲軍、飛機、大炮優勢火力面前）只能各自為戰的困境」，蔡廷鍇甚至提出可以「學我們在江西時，赤匪攻擊我們的戰術」。當時正在病中的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更是在1月23日十九路軍軍部召開的緊急會議中，以紅軍堅韌的戰鬥精神啟發十九路軍軍官，以激勵士兵的抗戰精神。

    然而戰爭打響后，十九路軍在戰時最為需要的「平射炮和高射炮，經兩軍政務一再呼籲請領，軍政部始終不發一炮一彈」。而對於「自1931年10月起，從未領到應得軍餉分文」的十九路軍來說，到1932年5月底「一二八」之戰結束時，國民政府的國難嚴重稅收減少而欠發的軍餉已達八個月、六百餘萬元之巨。以致國民黨內在上海的一些人士說，中央是想看著十九路軍被打光。

功敗垂成的抵抗和調停

    國民政府主要的對策，乃是從戰幕揭開之時開始積極的外交努力，寄期望尋求國際社會幹預日本對中國的侵略。然而雖然英美為保護自己在淞滬的利益而開始外交干涉，但與日本討價還價的籌碼，卻是中國的主權。蔣介石在1月31日給羅干文的電報中說:「只要不喪國權，不失寸土，日寇不提難以忍受之條件，我方即可乘英美干涉之機，與之交涉。」為此戰爭爆發后，近在咫尺「駐無錫、蘇州一帶的上官雲相的一師，駐浙江的戴岳一旅，駐江北的梁冠英一路以及在杭州、贛東的蔣介石嫡系部隊約60個師的兵力，皆按兵不動。」其原因是國民軍政部已通令各部隊:「十九路軍有三師十六團，無須援兵，盡可支持。」而對於出現第二個十九路軍自發前往上海抗敵的可能，軍政部更是明確表態:「各軍將士非得軍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動者，雖意出愛國，亦須受抗命處分。」

    國民政府對於日本雖然一再讓步，接受日方提出的條件，但日本卻依舊在淞滬付諸武力。對此蔣介石在日記中道出了當時的擔心:「倭寇必欲再侵略我東南乎？我以為有與之決一死戰而已。」1932年2月初。張治中前往浦口，迎接已撤職在野由洛陽而來的蔣介石，表示，「我們中央的部隊必須參加淞滬戰鬥才好，如果現在沒有別的人可去，我願意去」。蔣介石終於同意馬上關照軍政部長何應欽，調動散住京滬、京杭兩線上的第87、第88兩師合成為第5軍，交付張治中指揮。然而對於國聯和西方國家的調停，日本利用調停之機從國內增兵，而國民政府從此再未調遣部隊支援十九路軍及第五軍。當1932年5月5日國民政府被迫與日本簽訂屈辱的《淞滬停戰協定》后，中國軍隊在第一次淞滬抗戰中的英勇作戰最終功敗垂成。

    戰爭結束后，十九路軍參謀朱伯康在《十九路軍抗日血戰史》中剖析第一次淞滬抗戰暴露出來的弱點，「先從外交方面，我國最大的錯誤就是無根本的外交方針和真正的盟國。在表面上我們說是要打倒一切帝國主義，在實際上我們卻沒有一個心腹的國家做聯盟式友邦」。而對於戰爭直接失利的原因，朱伯康寫到:「事前不戰不和又不準備，事後忽戰忽和、忽和忽戰，又皆聽從敵方的操縱，凡此種種皆給日本以便利，將淞滬土地斷送於『運輸艱難後援不濟』的痛語中。這種宋襄公之仁，實為任何國家所不取的對敵方法！」

未雨綢繆的秘密備戰

    早在「九一八」之後，張治中就曾收到廖仲愷夫人何香凝的一封信，並送來女人穿的衣服一件，「將我巾幗上，換你征衣去」。何香凝要張治中轉達黃埔軍校同學:「枉自稱男兒，甘受倭奴氣。不戰送山河，萬世同羞恥。」當「一二八」戰事結束后，何香凝前往在常熟縣東南東塘墅看望修整的張治中部時，再次賦詩《贈前敵將士》:「恥！你等是血性軍人，怎樣下得這點氣？」

    上海龍華淞滬警備司令部擔任參謀劉勁持回憶起1937年7月初，「我和同事漫談時局，均認為西安事變后，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日本侵華受到阻滯，上海市面繁榮，日本浪人斂跡，於是思想上放鬆警惕」。然而曾參加了「一二八」之役、此時已是京滬警備司令，統領淞滬警備司令部的張治中，對於未來中日在上海的再次戰爭卻深信不疑。

    早在兩年前，張治中已經在國民政府授權下，在淞滬地區開始了極為秘密的備戰工作。1936年2月，南京國民政府為了準備對日作戰，把全國劃分為幾個國防區，張治中奉命兼任京滬區的軍事負責長官。張治中的任務，正是以「一二八」淞滬抗戰為教訓，在淞滬地區制定長期抗戰的對策。為此他「派出一批一批的人到淞滬線、蘇福線、錫澄線一帶實地偵察、測量、繪製地圖，完成戰術作業和初步的作戰方案，並開始構築淞滬線、蘇福線、錫澄線一帶小炮機關槍據點工事。」

    在中日關係日趨緊張的30年代中期，張治中認為中日形勢極為嚴重，為此於1936年9月23日和10月4日，兩次向國民政府陳述在淞滬調兵備戰的要求。張治中指出:「上海為我經濟中心，繫世界視聽，我滬上武力僅保安一團，守土匪易。在事變之出，必先以充分兵力進駐淞滬，向敵猛攻，予以重創，至少需保持我與租界交通，取攻勢防禦。若自甘被動，雖佔蘇福線或錫澄線，亦屬非宜。」為此張治中建議，「須有兵力六七個師，以四至五個師任淞滬正面，兩師控制瀏河、福山、常熟亦代，如此在淞滬附近作戰當可支持三個月以上。」這便是張治中制定的《上海圍攻計劃》的核心。這個先發制敵的構想在1936年底就已經被蔣介石所肯定。惟一尚未決定的，是何時發動攻擊。

    在此背景上，日本在華北和上海製造了一系列挑釁，終於迫使國民政府在1937年月7日於南京召開國防會議，確定了8月11日京滬警備軍進軍上海，發動對駐滬日軍的圍攻。

「打給外國人看」的一仗

    南京國民政府決定在華東開闢戰場，是抗戰初期軍事戰略上的一個重要舉措。民國史學家餘子道認為，淞滬之戰的戰略企圖和目的，絕非單一目的。南京大本營在1937年8月20日頒發的《第三戰區作戰指導計劃》，以「大本營訓令」對淞滬作戰規定，要「掃蕩上海敵軍根據地，並粉碎在沿江沿海登陸取包圍行動之敵，以達成鞏固首都及經濟策源地」。而在政治意義方面，1935年以來國民政府理念制定的國防作戰計劃，都講保衛首都、保衛長江列為淞滬作戰的既定原則。

    在外交方面，國民政府試圖以上海為戰爭舞台，獲取國際社會同情。中國駐英國大使郭泰祺曾警告英國外相艾登，「上海是英國在華利益的中心，如果中國在這裡戰敗，日本將控制整個中國市場，因此中國作戰不只是為了自己，也是為了英國」。駐法大使顧維鈞也主張，以上海之戰正世界之視聽:「毫無疑問，在上海前線許多精銳軍隊是要喪失的。問題在於，是運用這些軍隊堅守上海，從而在國外產生心理上的效果呢？還是後撤到一個偏僻角落進行戰鬥，這個地方不為任何人所知，也就不會有任何人表示關心，但是損失是相同的？全世界都知道上海在什麼地方，戰鬥是為了什麼。在上海集中了西方各國最大利益，西方人士將仔細閱讀報紙上的戰況報道，馬上會得出印象。所以我們主張政府儘可能堅守上海一線。」就連當時的訓練總監部總監唐生智也在回憶中說，蔣介石當時對他坦言:「上海這一仗，是要打給外國人看看。」

    從作戰方面，正如當時的軍政次長陳誠從上海返回南京，向蔣介石提出擴大滬戰的建議。「敵如在華北得勢，必將利用其快速裝備，沿平漢路南下，直驅武漢，於我不利，不如擴大滬戰一牽制之。」陳誠在日記中記載了他對蔣介石作此建議后的回應:「一定打」。於是8月20日，蔣介石最終作出「擴大滬戰」的決策，任命陳誠為第15集團軍總司令，增調軍隊進軍上海。

    南京軍事委員會管理部代部長姚琮曾向蔣介石解釋建議――淞滬作戰，「其利有五:指揮便利一也;集中容易二也;補給較便三也;江南多港灣不利於敵四也;易動列強感官，而得多助五也。」這個看似比較全面的戰略決策，代表了當時國民政府對淞滬之戰的主流判斷。可惜此後實際作戰中，幾乎都未能出現對國軍有利的方面。

    《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的作者黃仁宇認為，「從現在公布的蔣日記看來，淞滬地區作戰並無全盤計劃」。蔣介石雖然早有作戰計劃並決定出其不意地發動進攻，但是對於日本方面對中國軍隊進攻可能作出的反應，卻「一切未經考慮」，「所以蔣介石在上海地區集結兵力迎戰，可能出敵不意，而敵之對策亦出蔣之不意」。

    根據張治中的最低兵力部署，當時國軍精銳之第88，87和36師都應該部署在淞滬戰場。然而由於西安事變，第87師曾經調往西安長達8個月之久，而36師直到「八一三」之戰爆發才火速調回。「（8月）13日晚接到最高指示部命令:『火速開赴上海參戰！』同時命令沿途一切車輛（包括特別快車），統統為我師讓路。」時任第36師師長的宋希濂回憶說，「當時住在徐州、蚌埠及南京附近的軍隊頗多。為什麼單獨命令我師由陝開滬？因為我師和第87、88兩個師是姐妹師，是由原國民政府警衛軍改編而成。日夜兼程，經過兩天兩夜，16日即趕到上海。」雖然36師經過南京、鎮江、常州、無錫、蘇州等京滬路沿線各縣，受到當地老百姓的熱情聲援，但臨陣逐次增兵，早已犯了兵家大忌。

外交迷信導致痛失先機

    對於淞滬對日作戰，張治中的基本觀念是「先下手為強」。就在「八一三」之戰爆發前半個月，張治中在7月30日向南京國民政府鄭重提出，如敵軍決定派陸軍師團來上海，並已經開始登船;如敵方航空母艦來滬;如敵方在長江的艦隻在上海集結，如敵人在上海提出無理要求，要求中方限期答覆。日本方面如果有上述四種狀況任何一種，國民政府應該首先發動。

    對於張治中的戰略設想，南京國民政府複電:「卅未電悉，應由我先發制敵，但時機應待命令。」張治中情知戰爭將不可避免，為此先後兩度發表文告，向淞滬地區群眾宣傳抵抗作戰的決心。相對於「一二八」之役，國民政府在「八一三」前，無論是軍事調度還是群眾動員，較之5年前有了更全面的準備。

    1937年8月12日，上海租界當局和外國人士中傳出「如果中國當局對日本所提出的要求不作出答覆，則日本海軍將會同海軍陸戰隊在兩天內採取行動」。這個傳言中日本軍隊將發動的進攻路線，事後都被證明基本屬實。中國最高當局決定立即實施「后發先制」的既定方針，8月11日下午21時，蔣介石下令:「令張治中率第87、88兩師於今晚向既定之圍攻線推進，準備對淞滬圍攻。」

    張治中在8月11日夜半離開蘇州，統率全軍從蘇州、常熟、無錫一帶向上海挺進，並於12日晨進駐上海。「我決定攻擊部隊於8月13日拂曉以前，完成對虹口、楊樹浦日軍據點攻擊準備。」然而此時張治中突然接到南京統帥部電話命令:「不得進攻。」對於張治中「我軍業已展開，攻擊準備也已完畢」的急電，回答沒有任何改變！

    此時日軍主力尚未到達上海，但駐滬海軍陸戰隊已經全部進入陣地並做好戰鬥準備。為了實行緩兵之計，駐滬日軍在12日上午8點發表聲明，再次強調所謂「不擴大」宗旨不變。同時上海外國駐滬領事團也在12日下午向中日兩國提出，在24小時內避免開戰。在臨戰關頭，蔣介石卻仍然不放棄對調停的迷信，複電張治中「等候命令，並須避免小部隊之衝突為要」。張治中在《回憶錄》中遺憾地寫到:「我預定13日拂曉攻擊，本想以一個掃蕩的態勢，乘敵措手不及之時，一舉將敵主力擊潰，把上海一次整個拿下。但現在失此良機，似乎是太可惜了！」

功虧一簣的血肉抗戰

    「八一三」初期中國軍隊對於日軍的圍攻雖然英勇無比，但卻遺憾未能達成全殲駐滬日軍的目的。戰前最高統帥部曾經詢問過上海圍攻的勝算，張治中在開戰後的9月4日致信蔣介石，表示「如我空軍能將敵根據地予以毀滅，則步兵殊有把握」。然而雖然中國空軍在「八一三」戰事爆發后英勇投入對日軍的攻擊，但國民黨空軍全靠進口，戰爭爆發后未能獲得補充。時任第九集團軍司令部作戰科長史說談到當時國民政府航空委員會作戰科長羅機曾說，「八一四」空戰開始，中國空軍只有89架飛機可以升空作戰，不久即消耗殆盡。「到8月下旬日陸軍登陸時，天空一色日機，青天白日飛機一架也不見了。」

    陳誠回顧上海圍攻未竟的教訓，認為「以5師之眾，對數千敵陸戰隊實行攻擊，竟未能奏功，實在是當時部署種種不當的緣故」。其實即便是這5師部隊，在頭10天的圍攻中出現的，也僅有曾經參加過「一二八」之役的87、88兩個師。時任南京軍委會炮兵總指揮的鄒作華認為，上海圍攻戰，「兵力不足，為攻城失敗原因之一」，而「攻城編組炮兵力量薄弱，此為攻城失敗原因之二」。史說回憶，「怎樣以劣勢裝備對優勢裝備作戰，怎樣利用士氣和敵性打擊日軍，都沒有深入的研究，」而「步兵與炮兵、戰車協同作戰的訓練從來沒做過」。

    當日本援軍抵達，中國軍隊進入防守階段時，國民政府頑固堅持陣地戰死守方式，徹底將作戰變為「以血肉之軀與鐵彈相拼」的「肉彈主義」。中國軍隊的傷亡，每天平均高達一個師！中國軍隊最終全憑無數血肉之軀，在進行著悲壯的「鐵血」抗戰。

    從西安趕赴淞滬戰場的第36師師長宋希濂指出，中國軍隊與日本相比，在人員消耗上也未佔優勢。「日本是一個實行徵兵制的國家，受過正式軍事訓練兩年或三年（特種兵為三年）的壯丁甚多。而我國於1936年，才開始設立師管區，辦理徵兵事宜，臨時徵集的壯丁，根本沒有受過訓練。除由各省的保安團隊抽調部分官兵，送上戰場補充外，已無後備兵可以征補。」在淞滬之戰中，國民政府先後投入約70多個師，幾乎占開戰初期軍委會轄有180個師中的一半。然而「在淞滬戰場打了將近3個月，每個師所存人數，多的不過三四千人，少的只有一二千人。」

戰爭下的秘密外交

    「七七抗戰全面爆發后，對於日本的進攻，蔣介石總體上是立足於打。」餘子道說，「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談話，毛澤東對蔣介石的談話發表了評價，指出這是蔣介石對外政策的轉變。因為這是華北事變以來，蔣介石的第一個明確、公開的對外聲明。」在對宋子文的電報中蔣介石寫道，我們對日本人不能再有什麼幻想了。他是在各方壓力下不得不打，但內心還是怕打。餘子道說，「當時南京軍政部長何應欽的公館里每天人員往來如流，戰爭正在準備之中。但是當時還是由一些國家在對戰爭進行調停。日本也找人試探中方的態度和底線」。

    日本外務省東亞局局長石射豬太郎曾經策劃「日中邦交調整和停戰方案」與「船津工作」。1937年7月底8月初，石原莞爾向日本陸軍、海軍首腦疏通，堅持「以外交手段收拾殘局」。於是以石射豬太郎為主，會同陸軍省當局人員，作出了日中「全面邦交調整方案」和「停戰條件」。這個方案獲外、陸、海三省一致同意，近衛也立即表示支持。石射豬太郎把這一方案委託於設在上海的日本在華紡織同業會理事長津辰一郎，讓後者將方案秘密地透露給南京外交部亞洲司長高宗武，試探中方態度。8月9日，船津與高宗武在上海進行會談，同日川越與高宗武也作了一次會談。「然而當高宗武返回南京時，『八一三』正好爆發。」餘子道說。

    雖然這是淞滬戰爭期間民國政府最後一次和日本方面談判，但是與「一二八」時一樣，蔣介石始終對尋求和平解決的可能寄託著希望。「蔣介石曾經說過，犧牲不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犧牲;和平不到最後關頭，絕不放棄和平。蔣介石判斷，即便是在『八一三』爆發之後，中日之間依然存在著停戰，或者是局部停戰的可能性。而這種可能性哪怕很小，也決不要放棄。」對於蔣介石的考慮，餘子道表示能夠理解，「我認為這樣的考慮是可以理解的，那就是立足於打，但是在外交上不放棄希望。」然而外交的解決卻反過來立足於戰爭的勝利。張治中等多名國軍將領曾經指出，蔣介石在「八一三」之戰中，三次在戰爭有利時刻叫停，導致國軍多次痛失良機。這不能不說在「八一三」之役中，蔣介石仍然未能吸取「一二八」之役的教訓。

致命的誤判

    8月22日，戰事開始轉入更猛烈的階段。敵軍增援部隊第3師團、第11師團，以及第1師團、第8師團之各一旅團，當天即在寶山獅子林登陸，並即向中國軍隊左翼方面的寶山、羅店、瀏河線進攻。國民政府最高統帥部為堅決確保上海這個遠東最大的都市，開始全力調集兵力於淞滬戰場。當時的形勢，用第8集團軍總司令張發奎的話說，「京滬、滬杭兩鐵路的軍車日夜不間斷地賓士，把一師一師的部隊送來，加入填補火藥，其情況好像1916年法軍為拯救凡爾登要塞的危機，從巴黎運送增援部隊的情況相似。」

    「一戰」中的德法凡爾登之戰由於雙方投入巨大兵力進行陣地戰，導致傷亡慘重，血流成河，以致凡爾登被稱為「攪肉機」。張發奎當時最為關注的，正是對於國民政府最高統帥部以如此大量的戰鬥力投入這方面的決戰，萬一沒有勝利的把握，那麼這種純粹的防禦作戰計劃是否應該考慮加以修正？「經過了二旬的戰鬥，我的結論是:在我軍現有條件下，欲把敵人殲滅，或遏止他們的攻勢，確實是非常困難的。」於是張發奎和張治中建議最高統帥部，主張對上海作戰使用兵力的最高點，應做一個精密的數字計算，並建議如果超過了這個限度仍不能壓制當面的敵人時，則須考慮撤退，並「須先以10個師的兵力預先佔領蘇嘉、吳福線之既設陣地，以為第二抵抗線，此10個師的兵力除非在擴張戰果方面，不得為其他狀況而使用」。

    然而國軍最高統帥部卻不贊成這建議。張發奎回憶:「他（蔣介石）的意見認為上海是必爭之地，應不惜一切犧牲來確保這個地區。又因當時敵人的增援部隊尚未全部到達，戰況有時稍為沉寂。於是有些將領們便為此種情況所惑，以為敵人的攻勢已至極點。就是馮玉祥將軍也有『淞滬方面的戰況已經穩定了』的判斷。」蔣介石是在低估日軍的前提下，決心通過淞滬決戰獲取國際強有力的支持。

    張發奎提到的最高統帥部對於戰況的誤判，正是黃仁宇所言，對日軍方面對中國軍隊進攻可能作出的反應的未經考慮，從而對於日本可能大規模增兵缺乏考慮。

    「『七七』全面抗戰爆發后，日本國內侵華氣焰很盛，他們的目標是讓南京國民政府屈服。此時『八一三』之戰，日本方面的野心遠遠超過了『一二八』時期。況且這時候日本的經濟已經走上了戰時軌道，軍力急劇增強。而日本此時也已經和德國、義大利結成同盟。1937年8月的國際形勢，與『一二八』時早已完全不同了。」餘子道說，「三個法西斯國家連成一體對於日本是一個極大的信心保證。歷史上如果沒有聯盟的話，一個國家是難以發動大規模的全面戰爭的。『八一三』之役，日本所要求的並非上海一城一地的得失。實際上，如果國民政府不答應日本提出的所有條件，日本是不會停止進攻的。」

命運轉折的三天

    張發奎最為擔心的，是「敵人如在左翼正面突破不能成功時，很可能採取側面迂迴行動，因此，我右側的金山方面是一個最可注意的地區。當時我有一個直覺靈感和歷史的回憶，就是戚繼光於江浙蕩寇時代，日本曾在金山登陸而擾亂浙境，如果敵人以歷史作依據，這段歷史實有重演的可能」。

    1937年10月底，當時主管作戰的南京政府軍事委員會第一部（後來改稱為軍令部）以及國軍前線高級指揮官，鑒於日軍已經佔領了瀏河、劉行、江灣、真如等地，國軍後方已經沒有可以增援的部隊，都建議迅速將上海戰場的主力部隊有計劃撤退到常熟、蘇州、嘉興一線（吳福線），以及江陰、無錫、嘉善一線（錫澄線）進行修整補充。這兩線，正是在張治中設計領導下，在1935年和1936年修建的，為和日軍在淞滬地區持久作戰的重要國防工事，也是國民政府首都南京面前的最後一道防線。

    然而正當國軍準備商議從淞滬後撤時候，「蔣介石突然於11月1日晚10時左右，乘專車來到南翔附近的一個小學校里，隨行的有白崇禧、顧祝同等人。隨即召集師長以上的將領會議。」當時參加會議的國軍第36師師長宋希濂回憶，蔣介石對將領們說，「《九國公約》會議將於11月3日，在比利時首都開會。這次會議，對國家命運關係甚大。我要求你們做更大的努力，使上海戰場再支持一個時期，至少十天到兩個星期，以便在國際上獲得有利的同情和支援……」之後再次強調，「上海是政府的一個很重要的經濟基地，如果過早放棄，也會使政府的財政和物質受到很大的影響。」當時的蔣介石語氣堅定，說完立即轉身離開。

    正如張發奎所擔心的，歷史悲劇性地再次重演。就在3天之後，日軍於11月5日在位於杭州灣的金山衛及其附近地區，以三個師團的兵力登陸。淞滬戰場的國軍主力面臨被截斷後路，全麵包圍的絕境。第三戰區被迫在11月8日下令撤退，而該命令在9日才徹底執行。此時上海國軍數十萬人卻只有一條公路可以通往後方，撤退迅速變為崩潰。本來既定用於作持久抵抗的吳福線和錫澄線國防工事，在全無領導的崩潰中徹底失去作用。國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在不久的將來，就此面臨一場悲慘絕倫的浩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