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朽的光榮 ─ 第二次中日戰爭史》 第三十八章 the price have to be paid

《不朽的光榮 ─ 第二次中日戰爭史》 第三十八章

      摘錄自鄭浪平著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時間：一九四五年八月到現在

            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上午九時，中國與日本之間百年的歷史恩怨與衝突、長達十四年的戰爭對抗、以及八年的全面作戰，都終於達到了一個全面清算的歷史時刻。日本的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大將，正式代表所有一百二十六萬在中國戰區與越南的日本軍隊，在南京的中央軍校大禮堂，向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上將正式投降，所有日本從甲午戰爭起所侵略的中國領土，全部無條件的歸還，以及日本所有向中國取得的特權，全部放棄，這是中國近代歷史上，最為偉大與榮耀的一刻，中、日長達十四年的戰爭，以及中國受到日本屈辱五十年的歷史，加上無數中國人所有的血淚，都在這一刻得到勝利與光榮。





      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中午十二時正，日皇裕仁以事先的錄音帶，透過電台的廣播，親自向日本與全世界公開發表「終戰」演說
      [1]，當天所有在的日本本土與海外軍民，都要肅立恭聽裕仁的「聖斷」。在這篇演說中，日皇裕仁親口宣布，日本政府與日軍大本營決定，接受波茲坦宣言，全體日本軍民都必須遵守這個聖斷。

      在日皇裕仁廣播完畢之後，日本全國上下，都立刻陷入一片的驚恐與迷惘情緒之中，這是日本開國二千六百年以來，第一次正式向外國投降，也是外國部隊將第一次佔領日本的本土，對一向封閉孤立與自卑感極重的日本人而言，真是面臨千年未有之奇變，但是日本政府與人民，已經清楚的知道，日本實在是沒有力量再負擔戰爭的損失與消耗了，日本只有投降的選擇。

      雖然日本的軍方，仍然有人感到無法接受，這個無條件投降的事實，特別是在海外戰場的日軍，曾經有極強的反彈意見。其中，又以日本的中國派遣軍態度最為激烈，因為當時日本的中國派遣軍的軍力最強，所以反彈的聲浪也最高，不過在日本本土的軍民，則是絕大多數同意日皇的投降選擇，因為他們實在是撐不下去了。為了疏導日本海外軍隊的反彈情緒，日皇裕仁特別派遣三位親王，帶著日皇投降的詔書，前往關東軍、中國派遣軍與南方軍司令部，進行投降詔命的宣達。

      38.1 日本在華駐軍正式向中國投降
      日本政府先在八月十四日，完成接受盟國招降文件的正式簽署之後，鈴木內閣就在第二天宣布總辭，改由東久彌宮親王，組成善後內閣。而日本的近衛師團部分軍人，企圖發動政變，以阻止日皇宣布投降的演說，但是終於卻無法挽回日本決定投降的大局，當天夜晚日本陸軍大臣阿南惟幾切腹自殺，日本的軍方最高位階將領杉山元、俊六，
      聯名發出命令，要求海內外所有日軍「奉詔唯謹」，同時日本的軍部則立刻出現一片的火海，日軍開始大量的焚燒所有的作戰機密資料，以防這些資料會成為未來戰犯審判的罪證。（這也就是在東京大審之中，一些關鍵的罪證，缺乏直接的文件資料作證的原因）。




            中國的軍民，開始在八月十日的當天，陷入了狂喜之中，慶祝戰爭即將結束，同時中國因戰勝日本而躋身為世界四強之一。這時只有蔣介石等少數中國決策人士知道，日本是投降了，但是中國的領土與主權，正面臨另外一次的侵略，這回卻是來自盟國動的手腳





      在中國與盟國方面，事實上早在八月十日，就已經知道日本透過瑞士提出的投降文書，也同意美英等國政府在十二日回覆日本投降的立場，中國的軍民，開始在八月十日的當天，陷入了狂喜之中，慶祝戰爭即將結束，同時中國因戰勝日本而躋身為世界四強之一。
      蔣介石是在八月十五日的下午，正式回應當天中午日皇裕仁的投降廣播，在重慶的電台，發表了「以德報怨」的演說，而代表中國政府接受日本投降。這時只有蔣介石等少數中國決策人士知道，日本是投降了，但是中國的領土與主權，卻正面臨另外一次的侵略，這回是來自盟國動的手腳，蔣介石是在無可選擇的狀況下，只有輕輕的放過對日本的追究，因為在必要的時候，中國甚至可能需要與日本合作，共同對抗赤色法西斯蘇聯的侵略。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政府正式完成了無條件投降的法定程序，所有的政府閣員都在投降詔書上簽字。但是也就在同一天，中國代表團在莫斯科，由外交部長王士傑代表中國政府，與蘇聯簽下了喪權辱國與後患無窮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一個最新的否定中國領土與主權完整的不平等條約，就烙在中國人抗日戰爭勝利的歷史上。這代表著，抗日戰爭並非中國對抗侵略者的全部歷史，有意侵略中國的國際強權，還是沒有放過中國。

      事實上，正當日軍接到投降指令，停止一切的軍事敵對行動之同時，蘇聯的軍隊，也正在中國的東北、內蒙古，繼續加速的進行作戰行動，中國東北的人民，照樣成為蘇聯紅軍燒殺掠奪的對象之一，這對於中國而言，是戰爭結束？
      還是戰爭開始？
      蘇聯首先在一九二一年侵略中國的外蒙古，日本跟著在一九三一年侵略中國東北，日本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投降，蘇聯卻在八月八日，進軍中國的東北與內蒙古，這就是盟國出賣與中國內戰的歷史悲劇開始。




            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上午九時，日本的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大將，在南京的中央軍校大禮堂，向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上將正式投降，這是中國近代歷史上，最為偉大與榮耀的一刻，中、日長達十四年的戰爭，以及中國受到日本屈辱五十年的歷史，加上無數中國人所有的血淚，都在這一刻得到勝利與光榮。






      在日皇正式宣布投降之後，盟國宣布由太平洋盟軍總司令官麥克阿瑟上將，負責整個日本的投降事宜，而在接洽之後，一九四五年的八月二十七日，美國海軍第三艦隊，終於正式進入日本的東京灣，美軍開始進駐日本的本土，第二天，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率領部屬到達日本的厚木空軍基地，接著盟國代表與美軍也陸續的駐進日本本土，對日本實施佔領，而日本也正式的亡國。

      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日本政府代表外相重光葵、日軍大本營代表總參謀長梅津美治郎大將，在東京灣的美國主力艦密蘇里號上，正式向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上將，美國代表尼米茲上將、中國代表徐永昌上將等盟國將領投降，而簽下日本投降的歷史文件。麥克阿瑟根據這份文件，獲得全權支配日本軍政的權力，麥克阿瑟下令所有在中國戰區的日軍，全部向蔣介石所指定代表正式投降。因此蔣介石下令，正式將日本正式投降的日子，九月三日，訂為中國軍人節，以表彰中國軍人在抗日戰爭中的犧牲，世世代代做為中國軍人的紀念[2]。

      這時候，中國戰區的司令長官蔣介石，根據盟軍最高統帥部的指令，要求日本的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派遣代表向中國接洽投降，蔣介石同時劃分中國與越南為十五個受降區，要求各地的日軍，設法在受降區集中，向指定的中國指揮官投降。這又引起了延安八路軍總部的嚴重抗議與杯葛，八路軍要求日軍直接向他們投降，以方便接收日軍的軍火與物資，同時控制主要的戰略據點，蔣介石拒絕同意延安的要求，於是日軍還沒有正式的繳械，國共新的的戰爭衝突，就開始在中國各地點燃了。

      在抗戰勝利之時的華北一帶，八路軍已經成為當地最大的軍事力量集團，而國民政府的部隊，則多數集中在中國的西部與西南部，因此要趕到華東與華北各地，接受日軍的投降，實在是距離遙遠與補給困難，只有全靠美國以空運方式，讓重慶指派的代表與軍隊，到達華北與華東各地日軍集結區，完成日軍受降的儀式。但是在華北大部分地區，國民政府的部隊並未控制城市之外的鄉區，這些地區的秩序混亂，出現權力交接真空的混亂與掠奪，而組織嚴密，行動迅速的八路軍，就很快的利用這個機會，完整的掌握了地盤與人心。為國共戰爭奪到了致勝的先機。

      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上午九時，中國與日本之間百年的歷史恩怨與衝突、長達十四年的戰爭對抗、以及八年的全面作戰，都終於達到了一個全面清算的歷史時刻。日本的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大將，正式代表所有一百二十六萬在中國戰區與越南的日本軍隊，在南京的中央軍校大禮堂，向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上將正式投降，所有日本從甲午戰爭起所侵略的中國領土，全部無條件的歸還，以及日本所有向中國取得的特權，全部放棄，這是中國近代歷史上，最為偉大與榮耀的一刻，中日長達十四年的戰爭，以及中國受到日本屈辱五十年的歷史，加上無數中國人所有的血淚，都在這一刻得到勝利與光榮[3]。

      但是這個突如其來光榮的背後，卻掩不住中國面對歷史突然發生巨變的無奈，當時中國根本沒有任何的準備，來面對日本突然投降所產生的「變局」，所以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後，國民政府立刻陷入手忙腳亂的衝擊之中，因為中國無法在國力近乎耗竭，政策毫無準備，又有極大的內鬨的狀況下，要在短促的時間之內，同時要面對蘇聯與盟國既凶又狠的陰謀，以及進行日本佔領區的接收、整理與再造。而中國飽受破壞的殘破山河如何重建？
      所有變節降日的漢奸如何處理？ 六十多萬的偽政府軍隊如何改編？ 如何收編幾百萬的擁槍自重的「游擊隊」？如何安置幾千萬流離失所的民眾？
      如何讓重慶與延安兩個敵對政府達成合作的協議？這些難題之大與工作之沈重，實在遠遠超過當時剛從九死一生的危局之中獲得喘息的中國政府，所能處理的。
      38.2 河山殘破中國再遭出賣
      不過，中國政府根本沒有時間去規畫與運作，抗日勝利就突如其來的衝擊到中國整個的布局，這個勝利同時代表著中國要面對新的外來侵略壓力，以及解決國內全面內戰的衝突。特別在抗日戰爭中，中國的境內遭到空前嚴重的破壞，人民更是受到劫掠與戰火摧殘的損失，中國是否應該要求日本政府負擔應有的戰爭賠償？




            而當時中國內部的狀況，豈只百廢待興而已：軍隊需要調動接防，以平息社會交接的政治不安，離鄉背井的民眾需要趕回家鄉，儘快的團聚家人與重建家園，以及各種的工商農業生產都需要運輸調節，但是當時一切的交通，都以「限時專送」運送日本軍民回國為第一優先。





      雖然蔣介石在開羅會議中，明確的提出，在戰勝之後，中國將會以實物賠償為原則，要求日本必須付出侵略中國應有的代價，這點是得到盟國領袖的支持，但是蔣介石卻在宣布勝利的的廣播演說中，主動的放棄了這個權力，蔣介石公開發表的理由是，中國應該抱持「以德報怨」崇高的大國道德理想，其實蔣介石不能對外宣布的理由是，為了對付盟國的壓力，中國在必要時，可能要以日軍做為挽救政治局勢惡化的籌碼之一。

      當時近乎全面殘破的中國，已經再度遭到蘇聯的侵略與威脅，加上英國殖民主義繼續的明爭暗鬥，同時中國無可避免的，將要陷入全面的內戰之中，因此蔣介石認為，需要給國民政府留下餘地，以在必要時，可以利用日本做為對抗赤色法西斯的戰略棋子。（當時日軍司令官岡村寧次，就已經看出這個局勢的變化，所以他曾經向蔣介石派遣受降的先遣代表冷欣中將提議，在中國戰區的投降日軍，不繳械，以協助蔣介石與蘇聯及共軍作戰，這個建議蔣介石最後並沒有接受，但是卻給岡村寧次在戰犯審判中，留下生機的伏筆。這可以對比最新公開的密件，丘吉爾曾經企圖武裝投降的德軍與蘇聯紅軍作戰的構想，幾乎一致。）當時戰勝的中國，真的處在如此抉擇的困境之中，中國不能合理的要求敵人賠償，因為中國已經面臨來自「盟國」的侵略與出賣的陰謀。

      這時美國才感覺到蘇聯全面擴張的壓力，赤色法西斯正在歐亞兩洲全速的擴展之中，民主資本主義國家陣營，開始受到安全的威脅。因此美國立刻擺出一付日本保護國的架勢，準備先全面的穩住日本，以抵抗蘇聯在太平洋的擴張，美國要求中國立刻以第一優先的方式，將所有在中國戰區投降的日軍與日本僑民，可以攜帶個人財產，並且以最快的速度，運送回日本，以充實日本空虛的國力。非常令人感到不解的是，這種優先運送日本軍民回國的政策，竟然是運用美國援助中國的美援「撥款」項目支用，總數高達三億三千萬美元（美國整個二次世界大戰中，對中國的全部軍事援助，帳面統計也只有十億美元而已，其中的三分之一，竟然是用在加速與優待遣送日本軍民，帳卻記在援華的項目中）。

      而當時中國內部的狀況，豈只百廢待興而已：軍隊需要調動接防，以平息社會交接的政治不安，離鄉背井的民眾需要趕回家鄉，儘快的團聚家人與重建家園，以及各種的工商農業生產都需要運輸調節，但是當時一切的交通，都以「限時專送」運送日本軍民回國為第一優先。結果是投降的日本軍民還有錢可帶回國，有優先使用車船的權利，戰勝的中國軍民，在戰後一貧如洗，行政、治安與交通系統全面癱瘓，中國的複員與重建工作，真是舉步為艱，中國境內到處可以說是災民遍野，看到這種景象，實在有點不知誰是戰勝國？誰又是戰敗國[4]？

      38.3 日本受到美國的特別優待
      同時為了穩住日本的政局，美國政府也對處理日本戰犯，採取「空前寬大」的態度，不但保留了日皇的制度，對於特別是有日本的皇族成員的戰犯，幾乎全都無罪開釋，總計盟國在東京起訴二十八位甲級戰犯，除了三人畏罪自殺之外，二十五人全部宣判有罪，七人死刑、十六人無期徒刑，一人二十年有期徒刑，一人七年有期徒刑。另外在盟國各地總共起訴五四一六個戰犯，九三七人被判死刑。




            日本在中國的失敗，是戰略與政略的基本失敗。在全面的總體戰爭而言，戰略與政略的失敗才是根本的失敗，戰場上的勝負只是外表的過程而已





      佔領日本的盟國最高當局下令，日軍大本營被徹底的解散，皇軍也成為歷史的名詞，由盟軍統帥麥克阿瑟為首的佔領軍，為日本設計一套非戰憲法，保留日皇體制（這是蔣介石為日本力爭的結果），但採取文人的責任內閣制，美國給予日本大量的經濟援助以及國防保護，使得日本迅速的從戰後的廢墟中復興，成為美軍在西太平洋的戰略後勤基地。尤有甚者，美國在一九七二年，又擅自將所託管的琉球群島「交給」日本，日本儼然成為美國在冷戰時期的太平洋最為重要的戰略夥伴。

      而日本對於戰敗的認知與反省，一直存在著極大的民族集體自卑感的心理抗拒。因為日本立國二千六百年，第一次向外國投降，日本人民而今無法完全接受這個事實，深恐自己有歷史自卑感的民族自信心崩潰。所以日本人自欺的認為，他只是被世界第一超級強國美國，加上人類無法抗拒的原子彈所擊敗，日本人心理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日本其實是在戰略上被中國打敗的事實。（這就是日軍烈士遺族岩里政男（又名李登輝）一再強調，日本人萬不能向中國認錯道歉，而使日本人失去了民族自信心的原因。）

      由於日本人認為，在戰爭結束前夕，日軍在中國戰場上，尚未遭到致命的戰敗打擊，所以當然不肯承認自己被中國打敗。事實上，日本在中國的失敗，是戰略與政略的基本失敗，在全面的總體戰爭而言，戰略與政略的失敗才是根本的失敗，戰場上的勝負只是外表的過程而已（假如不是蘇聯與英國對中國一直採取排斥的戰略，切斷援助中國的通路，而能讓中國公平的得到美國的軍援，那麼中國軍隊當然是可以在中國戰區的戰場上，痛擊日軍的）。

      但是不知日本人是避重就輕，還是民族的智慧有問題，竟然堅持，日本的失敗根源，只是一連串戰場上的失利，而非戰略根本的失敗，所以日本是被美軍打敗，而非被中國打敗，因此日本不肯向中國真正的認錯道歉，是反應心理上不能向中國服輸的想法，日本人仍然「誤以為」日軍在中國戰場上沒有輸，中國人其實打不過日本人（日本人有沒有看到韓戰，中國軍曾經力戰聯合國二十六國聯軍，擊敗美國的第八與第十軍的戰績），所以中日之間的問題，就存在著這個不正確的心理障礙，在現在與未來，仍然潛伏著引爆中日之間摩擦與衝突的可能性。

      38.4 和約里的陷阱與陰謀
      當然盟國對於出賣中國的戲碼，並未落幕，由於國共戰爭出現急轉直下的變化，國民政府全面在大陸敗退至台灣，由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新政府，很快的因為支持北韓的南侵作戰，而與美國等西方國家集團，爆發戰況慘烈的韓戰，這正是日本在戰敗之後復興的歷史契機，因為美國終於知道，自己在雅爾達會議上，所犯下的歷史錯誤（特別是馬歇爾在韓戰時就應該知道，出賣中國要讓美國子弟付出的代價有多大），所以美國急迫需要一個穩定的日本，做為自己控制東北亞戰略地緣的基地，因此美國立刻提議，與日本簽定和約，以結束對日本的佔領。

      問題是，此時中國因為國共內戰，而分裂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幾乎控制整個中國的疆土與人民，因此它已經成為代表中國的繼承政府，應該可以代表中國參加對日和約；否則因為而與盟國並肩作戰，共同發表聯合國宣言、四強宣言、開羅會議、波茲坦宣言，以及正式與盟國一起在日本降書上簽字的，都是中華民國政府，所以若由中華民國政府代表參加對日和約也說得過去。




            日本投降的基礎文件，
            就是清楚記載日本接受波茲坦宣言，所以有關台灣主權歸給中國，原本是沒有任何問題的；但是此時由於有了兩個中國的政府，所以盟國有意在中國缺席的舊金山和約中，留下了台灣「主權」歸屬不明的模糊空間，給台海分裂的台獨勢力，找到一個否定台澎原屬中國的藉口。






      但是當時英美法等西方國家，已經感到共產主義陣營的擴張壓力，當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又在朝鮮半島與英美法等國交戰，所以西方盟國的陣營，不願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簽署對日本和約。同時盟國藉口，只擁有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代表性不足，因此在英國的策動之下，盟國也排斥中華民國參與對日和約的簽訂。結果盟國達成了一項帶有陰謀的政治交易安排，就是兩岸政府，都不能參加舊金山對日和約的簽字。
      而結束中日戰爭狀態的條約，改由東京與台北進行雙邊條約的安排。西方盟國的這項安排，受到蘇聯與東歐集團的反對，所以他們也沒有與日本簽訂和約。
      而在一九五一年的舊金山和約上，對於日本領土的規定，就出現了可怕的政治陰謀安排，因為在舊金山條約內，乘著中國的缺席，「故意」的明文規定，日本放棄台灣、澎湖、南沙與西沙群島的主權，但是卻沒有說明這些領土的主權，在日本放棄之後，應該歸屬於那個國家。這是西方盟國分裂中國陰謀策略的伏筆，但卻在嚴格的法理上沒有任何基
      因為依照開羅宣言，明白指出這些領土是必須在戰後歸還中華民國的（另外開羅宣言還明列東北四省主權屬於中國，與列出日本憑暴力侵略的地方，其中包括琉球群島等地）。開羅宣言的領土主張，又被波茲坦宣言（Potsdam
      Declaration）所肯定；在波茲坦宣言的第八條中，重申開羅宣言的領土主張，必須實現。日本投降的基礎文件，就是清楚記載日本接受波茲坦宣言，所以有關台灣主權歸給中國，原本是沒有任何問題的。但是此時由於有了兩個中國的政府，所以盟國有意在中國缺席的舊金山和約中，留下了台灣「主權」歸屬不明的模糊空間，給台海分裂的台獨勢力，找到一個否定台澎原屬中國的藉口。

      事實上，兩岸的政府既然都沒有參加舊金山對日本和約的簽字，當然不能拿舊金山和約，當成中日兩國的法律文件。而在一九五二年，台北與東京完成「中日和約」，這時候退到台灣的中華民國，已經沒有任何的實力，要求日本正式的賠償與道歉，但是蔣介石仍然設法在領土與主權的問題上，彌補舊金山和約的漏洞。

      可是，日本這時已經非常清楚的知道，它已有「敵人」美國做為靠山，台灣卻要看「盟友」美國臉色（看起來，做美國的敵人真好，做美國的盟國可要小心了），所以在簽訂中日和約的談判上，日本已經擺出一付無賴的嘴臉，事事都要佔了便宜還賣乖，特別是在台灣主權的問題上，日本談判代表河田烈一直拿舊金山和約內容，做為搪塞，同時態度之惡劣，好像日本是戰勝國的樣子。

      不過，在蔣介石的力爭之下，日本還是稍為做了一些妥協，在和約的第四條與第五條規定「將中日兩國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以前，所締結的一切條約、專約與協定，均因戰爭結果而歸無效」，也就是包括割讓台灣的馬關條約在內（其實也包括放棄琉球的天津條約）。另外在中日和約第十條，清楚的記載「台灣、澎湖的人民與法人，全是中華民國的人民與法人」。假如台澎的主權不屬於中國，那麼台澎的人民與法人，如何能夠自動的成為中國的人民與法人，日本又如何能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簽定中日的和約？

      因此在舊金山和約中，所謂的台灣主權未定，在中日雙邊的條約中，已經加以補正。何況以歷史事實而言，台灣由中華民國政府正式合法接收，所有的台灣人民，都依法恢復中華民國公民身分[5]。

      此外，台灣依中華民國法律正當治理，台灣人民依中華民國法律所選出的民意代表，依法在中華民國的首都南京，與中國各省代表一樣的行使政治權力（包括一九四六年的南京制憲與行憲，以及一九四七年選舉總統）。所以台灣的主權自然屬於中國，這是完全沒有疑問的。

      在一九七八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本，也完成了另外一份的中日和平條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同樣的放棄對日本的賠償與道歉要求，而在台澎的領土主權上，和約第二條載明「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國政府充分理解與尊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這一立場，並堅持遵守波茲坦宣言第八條的立場」，因此日本在這份和約上，也正式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樣來自重慶與延安的兩個抗日政府，終於分別在法律上，先後以中華民國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義，與日本簽訂和約，而正式結束了中日之間的戰爭狀態。

      但是在日本人民族自卑感的深處，日本人卻沒有認輸，也沒有悔過，更談不上道歉與賠償，日本在國際強權的暗中支持下，設法否定侵略中國的真相，所以中日之間的關係，仍然充滿著可以產生衝突的因素。在法律上，中日之間是完成了結束戰爭狀態，但是離真正的和平交往，仍然有著很多的問題存在。

      38.5 沒有完全落幕的歷史悲劇
      回顧整個抗日戰爭的歷史，的確是一個歷史的悲劇與浩劫，令人感到遺憾的是，這場歷史的決戰原是可以加以避免的，因為中國與日本之間的長期歷史，原本並無歷史的世仇大恨，當時又無絕對的利益衝突。在中國方面，既無能力招惹日本，也很希望能夠與日本合作，以發展經濟，共同對抗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而日本當時所迫切需要的，一是中國廣大的資源與市場，以支持日本工業化的發展，二是需要中國協助抵抗蘇聯與國際共產主義對日本的戰略壓力，這兩點在當時都是中國願意提供合作的地方，因為中國的經濟發展與工業化，需要日本的參予，中國抵抗蘇聯的侵略，也要日本的後援。中日兩個東方民族國家的合作親善，原是互補互利的。

      但是，日本這個極度缺乏歷史安全感的海島民族，對於力量有著高度的崇拜，在二十世紀初年，由於當時中國處於分裂與衰弱的歷史時期，因此，中國對於日本一再的侵略，在國力落後的狀態下，一直抱著「以和為貴」的立場，對於日本的侵略與欺凌是百般的忍讓，結果反而激起日本這種吃硬不吃軟民族的侵略凶性，在日軍少壯派軍官的誤導與把持之下，對中國進行永無止境的分割與蠶食。

      反觀日本念茲在茲的「敵人」蘇聯，原是日本皇軍創始者山縣有朋一再擔心的皇軍「終極決戰者」，日軍參謀本部更是將蘇聯當成建軍備戰的假想敵，但是在史達林一再展現硬碰硬的作風之下，日軍竟然不敢冒然的對蘇聯採取斷然的行動，甚至不敢利用德蘇戰爭初期，蘇聯紅軍全面大敗的歷史良機，對蘇聯作戰，反而選擇中國與美國進行作戰，原因之一就是中國與美國，都希望能夠以和談與退讓的方式，換取避免爆發戰爭的機會，結果反而被日本誤解為示弱，最後彼此之間的戰爭反而不能避免。

      九一八事變對於中日兩國政府而言，多少算是事出突然的意外，當時的中國與日本政府，對於關東軍的謀畫，全都應對失誤，加上史達林手法的高超，故意因勢利導的擴大中日衝突，才會造成這個事件成為中日歷史決戰悲劇的起源，中國的不抵抗政策，剛好給關東軍的冒險出擊，提供一個致命的誘惑，日本政府饃糊軟弱的不擴大方針，更讓關東軍敢於突破政府的約束。




            若以戰力而論，日本若是在正確的戰略指導下，全力的投入作戰，日本是可以在戰場上擊敗中國的，但是日本始終沒有進行這樣全力一擲的總攻擊，日本一再的認為中國即將崩潰與投降，結果讓中國竟然能夠撐到最後一刻，而終於拖垮日本。






      假如當時中國在東北布置了全面的就地反擊準備，日本政府又能斷然的處置關東軍抗命的行為，那麼九一八事變，就會產生完全不同的結果了。當然，假如史達林拿出行動的決心，堅決的要保護蘇聯在北滿的利益，日本政府勢必只有對關東軍的行動，做出斷然的處置，那麼關東軍也就沒有辦法在日後，逐步將日本捲入戰爭漩渦的機會。

      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泡製了滿洲國，擴大對中國領土與主權的侵略，這個侵略，刺激了中國的民族主義復興，中國開始凝聚力量，準備抗日，而由七七盧溝橋事變引爆中日全面的戰爭，可以說是有些意外與突然，對於中國而言，被迫在一九三七年抗日，實在是早了三年以上，但是當時局勢變化到，連蔣介石也壓不住要求決戰的民意壓力，日本軍方的擴大派，更是以為這是徹底解決中國問題的歷史良機，結果成為日本無法結束中國事變的夢魘。

      若以戰力而論，日本若是在正確的戰略指導下，全力的投入作戰，日本是可以在戰場上擊敗中國的，但是日本始終沒有進行這樣全力一擲的總攻擊，日本一再的認為中國即將崩潰與投降，結果讓中國竟然能夠撐到最後一刻，而終於拖垮日本。在這場戰爭中，中國所做的犧牲與付出，無論在生命、財產與時間上，都超過任何一個反法西斯作戰的國家，事實上，任何一個國家若是處在中國當時的失利狀況，早就放棄抵抗而投降了，（比比看法國、荷蘭、比利時等歐洲先進國家面對德國侵略的表現）但是中國就是在面對山窮水盡之時，仍然想盡辦法的支撐下去，絕不向日本屈服，因而分散了日本的國力與軍力，為盟國的勝利，奠定了戰略結構上的基礎。

      而在整個中日戰爭之中，最難令人接受的事實是，日本軍隊經常所展現出來那種毫無軍紀的燒殺擄掠的行為，由於日軍在中國境內，對於戰俘與平民的這種普遍性暴行，使得日軍在不少的時候，更像盜匪劫掠而不是軍隊作戰，有些特例（如南京大屠殺等等），顯示出日軍的行為更是像禽獸，所以中國所忍受的戰爭傷害，要比其他的國家與人民所遭到的二次世界大戰狀況，還要嚴重許多。中日之間不只是戰爭，根本就是對中國的浩劫。

      就中日之間的戰略而言，日本表現最差的是，在漫長的八年全面戰爭中，日本政府明知一天不能解決中國事變，日本就一天不能脫困，結果是，日本決定「戰」，又不能徹底動員而在中國的戰場上求勝，日本決定「和」，又斤斤計較於所獲取的小利，最後日本是費盡心機，無論是和戰的策略，都沒有辦法解決中國事變，日本也就無法與其歷史決戰的大敵美蘇，進行傾力一搏，日本在最後決戰中，虛擲兵力到華南，只給蘇聯創造了侵略的歷史機會。也許這就是島國的文化與心態，沒有大開大合的心胸與眼界吧。

      若是以國家的主權與領土完整的角度而言，從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五年的戰爭，又不完全是中國與日本之間的戰爭，國際強權就算是與中國成為反法西斯的盟國，也一樣沒有放過對中國的計算與欺凌，蘇聯始終就沒有放棄過利用中國與侵略中國的策略，英國也是始終一貫的提防中國因此發展壯大，美國則是受到馬歇爾、史迪威等人的影響，對於中國既有幫忙，也有參與出賣中國的陰謀。

      中國戰區的成立，
      不但沒有成為中國與盟國並肩抗日的起點，竟然成為盟國「防中」的陰謀設計，蔣介石兩次的留任史迪威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更是抗日戰爭中，最大的歷史錯誤選擇，因為由史迪威所發出的完全與事實不符的錯誤情報，正好可以配合英、美、蘇反華的西方勢力，不僅扭曲了中國戰區的價值，也削弱美國對於中國戰區的戰力支援。




            第二次中日戰爭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是正式的結束了，但是就中國的領土與主權的制度而言，國際強權對中國的欺凌，至今仍然留下歷史的傷痕。最大的損失，就是全體中國人民對於抗日戰爭歷史的集體失憶症，讓中國這段在人類最為悲壯的歷史上之犧牲與貢獻，被政治利益考量之下，受到扭曲與淡化。結果是，中國人誤以為在大戰中，自己是一個沒有重大貢獻的民族






      蘇聯乾脆切斷對中國援助的西北通路，英國則在打通援助中國的西南通路上，不斷的製造事端，破壞中國與美國之間的關係，結果是，中國在整個大戰中，根本得不到應有的援助，反而造成中國內部的鬥爭加劇，而在最後的關鍵時刻，中國被迫將決定勝負的軍力，派到緬甸原始森林中進行遠征，而使得中國戰區面臨日軍全力出擊，而幾乎遭到全面的潰敗。當中國正從重創中複員之時，日本力已經面臨力竭投降的前夕，因中國因為沒有國力與軍力做為後盾，也就使得雅爾達秘密協定出賣中國，成為不可避免的結果。

      就歷史的形式而言，第二次中日戰爭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是正式的結束了，但是就中國的領土與主權的制度而言，國際強權對中國的欺凌，至今仍然留下歷史的傷痕。最大的損失，就是全體中國人民對於抗日戰爭歷史的集體失憶症，讓中國這段在人類最為悲壯的歷史上之犧牲與貢獻，就被政治利益考量之下，受到扭曲與淡化了。結果是，中國人誤以為在大戰中，自己是一個沒有重大貢獻的民族，只是一群可憐無助的人質，看著自己的國家被蹂躪，看著自己的同胞被殺害，看著自己的婦女被強暴，只能等著偉大的盟國大軍來拯救中國。所以，中國人在戰後，完全缺乏對自己民族的自信，甚至對自己民族的認同，也產生了混淆，中國人沒有這段歷史真相的認知，中國當然就無法成為泱泱氣度的國家，去展望未來。

      此外，目前外蒙古已經是聯合國的正式會員國，香港與九龍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才正式歸還中國，台灣的政客至今還在所謂主權未定的歷史陰影下，拒絕承認中國主權統一的原則，而台海的分裂，仍然看到美國與日本在背後的干預，琉球的主權以及釣魚台的歸屬，都仍有極大的問題需要釐清。

      38.6 中國抗日的光榮不能遭到抹殺
      更不幸的是，中國英勇抗日的歷史，竟然因為國內外的各種政治因素，而遭到遺忘與扭曲的命運，中國人也無法了解自己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所有的光榮與不幸命運的歷史，這些都是源於第二次中日戰爭歷史失憶所留下的後遺症。

      日本在戰敗之後，立刻就遭到美國的優待而展開重建，日本人就充分地了解，盟國是萬分不願面對中國在二次世界大戰所提供之重大貢獻的事實，否則盟國就無法解釋，為何要出賣中國這個盟友之利益的嚴重疑問。
      英、美盟國的自我欺騙的邏輯是，既然中國在整個的戰爭中，貢獻極其的「微不足道」，出賣中國的國土與利益給蘇聯，以圖提早結束戰爭便是個「不得已」的作法；所以日本也順帶假裝認為，戰爭對中國的傷害「其實有限」[6]
      ，日本就更不肯向中國服輸，也更難承認其歷史的錯誤了。
      根據歷史的事實是，中國抗日長達十四年之久，造成日軍深陷在中國的戰略陷阱中，而無法自拔，以中國為基地的空軍，更是切斷日本作戰資源生命線的關鍵所在，比美國空軍對日本進行直接的戰略轟炸，對於破壞日本的總體戰力效果更大，這樣日軍只能以一半的兵力去發動太平洋戰爭，以及攻佔南亞，當然無法完成攻陷印度到達中東，與德國會師的戰略目標，日本的作戰資源供應線，更是受到來自中國基地空軍的重創，而使日本的總體戰力，無法全力的運轉。

      我們承認，由於中國始終無法得到美國大量的軍援，造成華軍無法在亞洲大陸的作戰中，扮演一個積極反攻者的角色。（但假如英國與蘇聯沒有得到比中國多幾十倍與及時的援助，他們能在反攻法西斯的作戰中，扮演個有份量的角色嗎？）
      但是這絕非是中國方面的錯誤，或是中國的軍隊不能作戰，而是盟國在策略上故意的刁難與有預謀的犧牲中國。中國在幾乎山窮水盡之時，仍然堅持將抗日戰爭打下去（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沒有一個盟國有過這種堅毅的記錄），她成為牽制與切斷日軍作戰力量的主力基地，這些重要的貢獻，都是中國軍民忍受無比重大之犧牲所提供的。
      中國這種義無反顧、把自己老本都跟強敵拼掉的結果，正是使得她虛弱到沒有力量再抗拒來自盟國新一輪侵略陰謀的地步。



            日本就是在中國戰區上的戰略一敗再敗，導至國力的耗竭，以及戰力無法負擔戰略的需要，它最後才會走上全面潰敗的道路。對中國戰略上的失敗，才是日本整體作戰失敗的根本原因，至於戰場上的一些勝負，只是過程與外表的現象而已。






      日本嚴重的民族集體自卑心理，使日本人傾向不能也不敢承認，他們無法打敗比他們落後的中國；日本不能也不敢承認，他們在與中國的作戰中，戰略上犯下了重大的錯誤而全盤盡輸，日本也不能也不敢承認，他們在中國表現出比禽獸還不如的滔天戰爭罪行。中國人也必須了解的，是盟國也「不太」希望日本這樣做，國際強權擔心的是，這樣一來，盟國先利用中國，再陰謀出賣了中國的歷史真相，也會跟著曝光。

      到現在，日本政府還膚淺的認為，他們並沒有在中國戰區的作戰上，輸給中國，所以日本當然不肯心服口服的接受中國是戰勝國的事實[7]
      。假如日軍不是在中國戰場上的戰略失敗，日本根本不至於發動太平洋戰爭（裕仁在對美國的宣戰詔書里，全都在「怪罪」美國為袒護中國，而威脅要中止賣戰爭資源給日本），假如日軍的絕對國防圈不是在中國戰場上遭到嚴厲的破解，日軍不會把最後的力量，投入中國進行一號作戰，而在讓日軍在太平洋與東北的關東軍戰線遭到慘敗。足見日本只是一個崇拜力量的民族，缺乏足夠的歷史深度與廣度，而無法反省到決定歷史成敗的基本原因。

      檢討整個戰爭的歷史，日本就是在中國戰區上的戰略一敗再敗，導至國力的耗竭，以及戰力無法負擔戰略的需要，它最後才會走上全面潰敗的道路。對中國戰略上的失敗，才是日本整體作戰失敗的根本原因，至於戰場上的一些勝負，只是過程與外表的現象而已。而日本政府不敢承認這個事關歷史勝敗根本的事實，竟然把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設在戰場的表現，而不是戰略與政略的基本層面，日本這種膚淺的歷史觀察與見解，顯示它根本沒有足夠的遠見與能力，洞察歷史變化的根本關鍵，如何能對二十一世紀的風雲變化，做出正確的策略判斷？
      日本人不肯承認整個侵華戰爭的錯誤與失敗，正可能是造成下一世紀，中日矛盾與衝突危機的新起點。
      世界和中國自己，難道能夠這樣的扭曲與淡化中國全體軍民曾經在這場人類最為巨大與重大戰爭中，所做的貢獻與犧牲嗎？
      無論國際現實的利益如何結合與發展，擔心中國復興與強大的錯誤心理，仍然潛伏在國際社會之中，拒絕承認中國的犧牲與貢獻，仍是世界歷史正義的盲點。有了這個盲點，圍堵中國的意識也就更為方便的滋生與運作。圍堵中國、分化與弱化中國的政策，不是國際強權今天才有的戰略鬥爭，而是遠在二次世界大戰之時，就已運作成形，現在如此，未來也不會減緩。

      雖然我們必須承認：在中國，成王敗寇的歷史定律，可以支配事實與現狀，但是歷史事實仍然就是歷史事實，它的真相當然不能永遠的被隱藏下去。何況這個歷史的真相，就是所有中國人的血淚犧牲記錄，更是中國人歷史的光榮與貢獻。政治立場絕對不能成為扭曲抗日戰爭歷史真相的理由，要想日本人以史為鑒，中國人也得先放下政治立場，坦蕩蕩的面對歷史真相。

      38.7 歷史的鑒戒是人類共同的資產
      在中國的領土上，經過歷朝歷代，曾為了防衛國土而建造了長城的偉大建築，這是人類歷史上所罕見之浩大的國防工程，充分顯示出中國的防禦重於侵略之民族性。中國的長城直到如今還是令所有參觀的人，都感到肅然起敬。但是，事實上，歷史的長城，並沒有辦法保障中國不受敵人的侵略，而中國的軍民，曾經在抗日戰爭之中，以中國人的生命，築起一條又一條的禦敵防線，成為不屈不撓的血肉長城，這個讓中國境內每寸山河，都被血淚浸泡的歷史事實，以及中國人絕對不肯屈服的抵抗意志，就是中國人永遠不能被敵人消滅的關鍵所在，這些在中國境內無數的血肉長城歷史，應該永遠活在歷史的記憶之中，也活在所有的中國人心中。

      雖然抗日的歷史事實，還有太多可以敘述的地方，但是本書在此不得不告一個段落。作者衷心的希望所有的中國人都應該知道，中國在抗日戰爭中的重大犧牲與付出，是造成世界正義能夠戰勝法西斯侵略者的主要原因，這是中國人所有血淚結成的不朽榮耀，只要中國人能記得，國際強權就沒有辦法抹殺與淡化。

      最後，本書引用蔣介石代表所有中國人，在「最後關頭」演說的內容，做為作者對於抗日戰爭歷史鑒戒的總結。
        「苟吾人自暴自棄，而不能自立自強，則今日之友皆成為明日之敵。反之，吾人果能自立自強，則今日之敵未始不可成為明日之友。吾人丁此國難之際，惟有努力自助與自求而已。」

      記住！無論是中國的敵人還是盟友，都曾經參與過侵略與出賣中國的歷史，中國唯有自立自強與團結復興，建立一個富強文明的國家，各國才會尊重中國的權利與地位，全世界也才能共享和平與繁榮。

        「和平未到絕望時期，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犧牲。但是一旦最後關頭來臨，中國將會絕對犧牲到底，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的決心。縱使戰到一槍一兵，中國也絕不停止抗戰」。





            中國人在二次世界大戰，為捍衛人性尊嚴與自由所作的重大貢獻事迹，毫無疑問的是人類歷史中，永遠不朽的光榮記錄。




      中國人愛好和平，不輕言戰爭，但是中國也絕不能接受被侵略與被出賣的欺凌，假如國際強權還是抱著反華的政策，企圖妨害中國的生存發展，甚至干涉中國的領土與主權完整，而逼中國人決心對抗，那麼中國無論要付出多大的代價，都會堅持奮戰到底，最後勝利絕對會在中國的這一邊！

      只有大家齊心努力，建設一個富強文明的中國，世界才能有繁榮與和平的前景，也才能告慰那些曾在抗日戰爭中的中國軍民，所付出的一切犧牲、奮鬥。中國人在二次世界大戰，為捍衛人性尊嚴與自由所作的重大貢獻事迹，毫無疑問的是人類歷史中，永遠不朽的光榮記錄。

            


      38.8 參考資料
      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王輔「日軍侵華戰爭」，蔣緯國「抗日禦侮」，馮子超「中國抗戰史」。



      附註：
      [1]．
      這就是日本的歷史心結所在，明明是無條件投降，卻不敢明講投降，硬說是終戰，因為日本人的民族自卑感極重，無法承擔投降的事實。不過日本這一套自欺欺人的功夫卻沒有完全白費，五十年後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台獨支持者也擁抱「終戰」的說法。
      [2]．這樣還有誰能理直氣壯的認為蔣介石不肯抗日？ 注意蔣介石沒有把自己發跡的黃埔建軍，當成軍人節。
      [3]． 同樣的國民政府訂九月九日，中國戰區日軍的投降記念日，為陸軍節，可見蔣介石多麼以能戰敗日本，為中國軍人值得自豪的歷史。
      [4]．歷史上事實顯示是，寧可做美國的敵人，比做美國的朋友要好許多，當然更不能做俄國人的兄弟。
      [5]．當時在日本準備玉碎效忠日皇的台灣皇民，也有不少人爭著向中國駐日大使館，申請改變身份為中華民國公民，因為這樣可以領到最好的生活配給，而可以轉賣給日本人圖利。當時在日本玉碎不成的皇民岩里政男，也就是以同樣的方法，申請成為中華民國的公民（他也就是日後的李登輝），這樣岩里登輝拿著戰勝國中華民國公民的身份證，曾在日本相當風光過一陣。
      [6]．史迪威、謝偉志、及戴維斯等人對中國抗日的一向宣稱是：『中國抗日戰爭大概只有延安的八路軍打了「百團大戰」和平型關的伏擊戰，剩下的就僅止於游擊戰（「打了就跑」）的規模。蔣介石的重慶部隊根本沒有、也不敢碰精銳的日軍，只曉得躲起來監視延安的部隊，
      並囤積美援的物資與裝備，好用來對付自己人而已』。假如這是真況的話，中國那裡有什麼抗日可言？既然中國根本沒有力戰日軍， 那能有多少傷害？
      可怕的是，今天仍有上億的中國人相信這就是對日抗戰的歷史。（幸好這種惡意的謊言錯的太離譜了，只要攤開二十二次會戰的記錄（雙方兵力達十萬以上，而共軍沒有在其中任何一次擔當重要角色
      ），就足以證明史迪威這夥人對中、日戰況的描述絕非無心之遺漏， 而是另有目的，存心誣衊中國抗日的歷史事實。百團大戰和林彪師在平型關的伏擊戰里，
      日軍總共損失不到三千人，這還不夠淞滬會戰日軍死亡人數的零頭。）
      [7]．在裕仁最後的回憶錄中，一直強調美軍的強力打擊，以及原子彈的轟炸，造成日本面臨全面崩潰的危機，才迫使他不得不做出投降的「聖斷」，裕仁完全不提日軍在中國戰區，戰略全面失敗的根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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