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強與抗戰初期的忠義救國軍

文強與抗戰初期的忠義救國軍


                                 文強與抗戰初期的忠義救國軍

                                                何蜀


　　如今許多人對忠義救國軍的認識，是出自當年那個「革命樣板戲」《沙家
浜》：「亂世英雄起四方，有槍便是草頭王……」這個漫畫式的描寫，用在某
些具體的忠義救國軍隊伍上，是有根據的。不過，若據此來評價整個忠義救國
軍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不加分析地否定其所有為抗日戰爭作出過貢獻甚至犧
牲的官兵，則未免有些片面了。

　　全國政協文史專員文強老人，曾親身參加過忠義救國軍的組建和前期政治
領導工作。筆者自１９８９年至２０００年間為他撰寫傳記時，曾就這一段歷
史向他作過反覆調查採訪，並參閱了一些有關資料，了解到了忠義救國軍另一
個側面的某些情況。

　　八一三戰火中誕生了別動隊

　　要講忠義救國軍，就得從它的前身――八一三上海抗戰時的別動隊說起。

　　上海八一三抗戰爆發后不到一月，９月４日凌晨，蔣介石電令戴笠與上海
著名幫會頭領杜月笙合作，限一個月內成立一支一萬人的抗日游擊部隊，以配
合正規軍作戰，在敵前敵後進行騷擾、破壞、襲擊，並肅清漢奸日諜的活動。

　　戴笠當即決定將這支游擊部隊命名為別動隊，並在其上建立一個名為蘇浙
行動委員會的政治軍事指導機構，聘了上海各界一批名人作委員，戴笠本人兼
書記長實際負責，任命文強兼蘇浙行動委員會書記長辦公室上校人事科長，負
責這支部隊的具體組織工作。

　　隨後，戴笠率領一班人員與杜月笙舉行了兩次會談，確定了高級人事安排
。杜月笙推薦的劉志陸擔任別動隊總指揮，另外推薦了陸京士、朱學范、陶一
珊任支隊長。其中陸京士與朱學范都是郵局工會領袖，陶一珊是上海公民訓練
聯隊總隊長，又是黃埔軍校六期畢業生。戴笠另外推薦了黃埔同學張鄴作支隊
長，還推薦了幾個黃埔同學任其他主要職務。

　　在當時戰事緊急情況下，別動隊限一月成軍，並要配合正規軍與強敵作戰
，弄得不好就會等於是驅羊群入虎口。為此，戴笠向文強交待，一定要充分運
用上海社會上的幫會關係，將三山五嶽的幫會頭面人物團結起來，通過他們去
組織好人馬。他還要文強速電南京黃埔畢業生調查處負責人黃雍，輸送軍校畢
業同學中尉、校級資歷者６００名來滬報到，並注意考核，寧缺勿濫，按資歷
分批安置為別動隊各級幹部；又電南京中央警官學校選派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
度並受過警官正科訓練的學員１００人來滬報到，安排到各中隊作政治指導員
；又電南京特務處本部人事科長李肖白，抽調２００名以上中高級幹部來滬，
聽候分配工作；班長一級幹部，非久戰之兵不能勝任，臨時培訓又來不及。戴
笠叫文強親到浦東南橋總部向第八集團軍總指揮張發奎求援，請張將軍從該部
隊商調６００名具有班長、副班長能力的軍士級人才到別動隊服務……

　　這些事情，文強都在一周內完成了。在南市白雲觀上海警備司令部偵查大
隊樓上，專門安排了兩個房間，解決報到幹部進入租界的問題。

　　杜月笙是上海青幫大頭領。青幫原為清代民間以封建迷信為紐帶、以家長
製為組織形式的秘密結社。到了清末，由於帝國主義列強加緊侵略和掠奪，迫
使中國自然經濟迅速解體，造成破產農民、失業手工業者和流氓無產者人數劇
增，這些人就成了青幫與另一民間秘密結社「洪幫」（又稱紅幫、洪門）的主
要成分。孫中山就曾注意到民間幫會的力量，他領導發動的多次反清武裝起義
，就主要是依靠當時稱為「會黨」的幫會力量。後來，青幫在上海設立中華共
進會，紅幫也與之合流。袁世凱利用這一組織，刺殺了民主革命家宋教仁。１
９２７年上海幫會又為蔣介石所用，參與了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殺。

　　蔣介石在八一三抗戰中又下令利用幫會力量，顯然是國民黨缺乏共產黨那
樣深入群眾進行宣傳鼓動的能力，也因為在當時緊急情況下，通過幫會來組織
發動群眾不失為一條捷徑。

　　當時幫會在上海社會上的勢力是相當大的，老報人徐鑄成舉過一個生動的
事例：１９３６年《大公報》增設上海版時，起初因未與幫會拉上關係，竟一
份也賣不出去。由此可見一斑。那時，一般市民和底層勞動者，為了家庭安全
和職業、生計，都不得不參加幫會組織。八一三抗戰爆發后，閘北、楊樹浦、
滬西南一帶的工廠、商店紛紛停業，青年工人、店員、學生踴躍參加抗戰，加
上幫會組織的發動，別動隊很快就拉起了隊伍。

　　這一次，幫會中的廣大群眾又跟辛亥革命時期參加反清武裝起義一樣，懷
著滿腔愛國熱情，投入到了為民族解放獻身的鬥爭中。他們為早已失去存在價
值的原始、落後的封建幫會最後階段的歷史，寫下了最有光彩的一頁。

　　別動隊中的共產黨人和愛國進步青年

　　據當時任中共江蘇省委軍委委員的張執一回憶，中國共產黨也在別動隊中
組建了一個大隊：

　　經軍委同意，由我通過當時在上海很有名望的洪幫頭子向松坡（號海潛）
的關係進行軍事方面的活動，弄到國民政府軍委會蘇浙行動動委員會游擊總指
揮部委任的第一支隊第三大隊的一個名義。第一支隊長何行健（號天風），是
一個舊軍人，洪幫，他當時因要取得我方的信任以便進而取得向海潛的信任，
表示願意聽我方的話（我是中共方面的人，何是知道的。何後來成為戴笠的人
，旋又投降日、汪，被戴笠派人打死在法租界）當時何某曾委任我為該支隊部
的上尉書記官，余紀一（當時名俞華）同志為中尉書記官，皆因病早離開。這
時經組織允許，便以洪幫名義組成第三大隊，人數約五百多人，領到長短槍各
二百五十支，每人還發了四個手榴彈。游擊總指揮部派了一個黃埔四期生任中
校大隊長（我們不讓他取得實權），（中共）黨員王際光（任鐵峰）任少校副
大隊長。中隊長、區隊長、小隊長等，均由秘密黨員或進步分子充任。可惜領
導人員工作不得力，加上反動派的破壞，不久王際光擅自帶同十多個幹部離隊
潛逃，以致工作遭到失敗。（《革命史資料》第５輯第１０頁，文史資料出版
社１９８１年１１月版）

　　儘管這段回憶不夠詳細，但由此可知，當時中共方面也派了人員參加到別
動隊中。

　　在著名作家、編輯韋君宜所寫的《思痛錄》一書中，也提到延安一個青年
記者，原是上海綢緞莊夥計，因抗戰爆發后參加過別動隊而在延安整風中被打
成了「特務」。顯然，當時參加別動隊的愛國進步青年也是很多的。

　　在新組建的別動隊中，有許多是經章乃器等愛國人士介紹來的失學失業青
年，還有原上海公民訓練聯隊的青年，不少都具有大、中專學歷。把他們作普
通列兵使用，未免可惜。於是，戴笠決定由蘇浙行動委員會技術室主任余樂醒
和總務組長謝力公分頭負責辦了青浦和松江兩個技術幹部訓練班，各訓練５０
０人，以一個月時間，訓練偵察、行動、爆破等技術。

　　誰知，青浦班訓練剛剛畢業，松江班還未畢業，日軍就已在金山衛登陸。
松江班訓練地距金山衛很近，學員突遭襲擊，５００人倖存者不足十分之一。
該班大隊長廖曙東上校是黃埔軍校六期畢業生，被敵人追擊到一水潭中，以自
衛手槍擊斃數名敵兵后，高呼：「中國不亡！抗戰必勝！建國必成！」壯烈犧
牲於敵軍亂槍之下。

　　抗敵功績不可抹殺

　　別動隊參戰後，除陶一珊的第五支隊（以大中專學生為主）布置於南市一
帶負責維持治安、肅清敵諜、守護倉庫等任務外，其他四個支隊十二個大隊都
配合正規軍部署於蘇州河沿岸，與日軍血戰。

　　文強親到前線視察慰問多次，見各大隊都能堅持奮戰到底，主動堵住陣地
上被日軍突破的缺口。有的甚至得到撤退命令也不撤離，誓與陣地共存亡。

　　文強親見何天風支隊（以幫會成員為主）一個名叫李穰的大隊長，在日軍
坦克向北四川路衝擊時，渾身捆上手榴彈，兩手各持一柄德造快慢機手槍，決
心捨身炸毀敵軍坦克，以阻其鋒。后因我軍猛烈炮火擊退敵坦克，他才沒有拚
掉性命，但仍受了重傷，還堅決不下火線。

　　文強還見到朱學范支隊（以工會會員為主）盛瑜大隊的一位中隊長毛勛，
黃埔軍校六期畢業生，率隊作戰，接連三晝夜不下火線，全中隊傷亡過半，指
導員朱巨陣亡。毛勛高呼「為指導員報仇」口號激勵士氣，他身負重傷后，與
倖存戰士撤到一便橋下，被敵機發現，轟炸掃射，死傷累累，毛勛周身著火，
鬍鬚頭髮都被燒光，兩耳被震聾，從橋邊滾到水裡才得救，但仍因傷重從此身
殘。

　　到１１月初全線撤退前夕，文強奉命率葉霞娣、趙藹蘭、陳難等女工作人
員代表蘇浙行動委員會前往租界各醫院慰問別動隊的５００多名傷員。當時據
人事科調查統計，別動隊陣亡官兵１５００人以上。

　　最後在正規軍奉命撤離時，上海南市地區只留下了一個旅，而別動隊朱學
范領導的第三支隊和陶一珊領導的第五支隊卻誓死不退，堅持以血肉之軀與日
軍鏖戰，歷時三天，直至被租界當局解除武裝。張鄴領導的第四支隊在蘇州河
畔掩護正規軍撤退中，傷亡慘重……文強曾為這些愛國志士們的英勇抗敵壯舉
賦詩一首，足可作為別動隊廣大官兵愛國激情的真實寫照：

　　奉調南翔八月天，抗倭激戰滬江邊。男兒愛國爭先步，護士扶傷競向前。

　　但願國生寧我死，豈容家破乞人憐。

　　朝朝苦戰連三月，露宿枕戈夜雨寒。

　　初期忠義救國軍與新四軍

　　上海大撤退前夕，文強奉調為軍政部前方辦事處上校處長，主要任務是收
容自上海撤退的國軍及別動隊潰散人員。在沿途遭到日機轟炸、掃射，到處發
現漢奸、日諜破壞搗亂的嚴峻形勢下，文強將前方辦事處在句容縣成立起來，
向鎮江、金壇、浦東、常熟、無錫派出了五個收容小組，先後收容了３萬餘人
，原別動隊的萬餘官兵只收得２０００人，除少數星散不歸者外，其餘都在上
海抗戰中犧牲了！

　　文強率隊沿溧水、當塗、蕪湖一線轉移，將收容到的正規軍官兵歸入集訓
部隊后，到了江西湖口，尚余非正規部隊的抗日戰士１萬人。這批人員奉命集
中於安徽的祁門縣歷口鎮和浙西的淳安、遂安兩縣整理訓練，更名為軍委會教
導第一團。原別動隊一支隊何天風的殘部與毛森的游擊幹部訓練班等合編為教
導第二團。

　　１９３８年１月，前方辦事處奉命撤銷。文強改任軍委會教導總團部少將
政訓室主任，負責收容部隊的整訓工作。當年春節，戴笠在祁門歷口的聯歡會
上正式宣布：教導總團完成任務后改名為忠義救國軍。關於這個名字，戴笠曾
給文強談起，是因為該部隊成員多為青紅幫徒眾，對傳統的忠義思想比對什麼
國民革命、三民主義更容易理解接受。

　　５月底，部隊訓練告畢，改編為第一、第二兩個支隊，並建立了忠義救國
軍總指揮部。先是戴笠自兼總指揮，以後改由前別動隊總指揮、桂系將領俞作
柏擔任總指揮。初期的兩個支隊，不久擴大為十個支隊和一個行動總隊，分駐
於武進、江陰、常熟、浦東等地。活動地區主要在蘇、浙、皖三省，沿京滬、
滬杭兩路與長江下游一帶。

　　這時，忠義救國軍總指揮部設於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所在地，安徽南部屯
溪一個官僚地主住宅楊家大院。文強完成訓練整理部隊任務后，奉調為忠義救
國軍總部少將政治部主任。

　　中共領導的新四軍軍部於１９３８年春夏間先後遷駐皖南岩寺、太平縣、
南陵縣，最後駐於安徽東南的涇縣雲嶺。與忠義救國軍總部隔黃山相望。

　　這兩支同時活躍在江南敵後的新建抗日游擊部隊，分別由國、共兩黨領導
。抗戰初期，國、共合作剛開始形成高潮，儘管仍有不同政見之爭，但「兄弟
鬩於牆，外御其侮」，內部磨擦、衝突尚未像後來那樣激化。

　　除去這一大背景外，當時忠義救國軍與新四軍上層領導人之間還有較好的
私人關係。

　　時任忠義救國軍政治部主任的文強，與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原名袁
裕）是黃埔軍校同期同科同學，他們那時同是中共黨員。北伐前夕，他們一起
被選拔到廣東大學參加特別訓練班學習，北伐開始后，袁裕被調到第四軍左翼
宣傳隊，文強則到了北伐軍總司令部政治部宣傳大隊，兩人分手（後來文強在
四川從事中共地下工作，因被執行王明路線的省委錯誤處分而負氣離川，脫黨
後幾經曲折，在抗戰前夕投入國民黨陣營）。

　　時任忠義救國軍中將總指揮的俞作柏，與新四軍參謀長張雲逸有過在廣西
共同反蔣的歷史。北伐時期，俞作柏是廣西國民黨人中的左派首領。他的同父
異母小弟俞作豫，就是在他那裡閱讀了共產黨書刊，結識了共產黨人，以後成
為共產黨員的。１９２９年春爆發蔣桂戰爭，俞作柏在共產黨人支持下採取「
先倒桂后反蔣」的策略，在桂系潰敗后回到廣西出任省政府主席，與時任廣西
編遣區主任、綏靖司令的表弟李明瑞一起，抵制蔣介石、汪精衛等方面的拉攏
，要求中共派幹部到廣西幫助工作。中共中央代表鄧小平率一大批幹部到了廣
西，張雲逸就是其中一個。在鄧小平、張雲逸等影響和推動下，俞作柏、李明
瑞在廣西推行新政，釋放政治犯，開放進步的群眾運動，任命共產黨人和進步
人士擔任左、右江各縣縣長。這年１０月１日，俞作柏通電反蔣，就任「護黨
救國軍」南路總司令，李明瑞任副總司令。反蔣失敗后，俞作柏逃往香港，李
明瑞率部參加了鄧小平、張雲逸領導的左江龍州起義。俞作柏之弟俞作豫在起
義失敗后不幸被捕，在廣州黃花崗英勇就義。

　　由於主要領導人之間有了這樣的特殊個人關係，忠義救國軍起初同新四軍
的關係並未像後來那樣惡化破裂。

　　１９３８年夏，第三戰區政治部在屯溪黃山旅館召開政工會議，文強與袁
國平代表兩軍政治部出席，對坐於會議桌兩邊首席座位。會下兩人也常在一起
長談。在會後兩人推心置腹的談話中，袁國平談到了周恩來對王明路線時期四
川省委錯誤處分文強一事的批評，並說到希望文強「歸隊」，恢復中共黨員黨
籍。但文強未表同意，只說待抗戰勝利后再考慮。不過，他向袁國平保證，一
定對共產黨以友人相待，精誠合作，共赴國難。袁國平給他留下了宜興縣城裡
一家雜貨店轉信的秘密通訊處，並約定了彼此的化名。但是後來文強按那地址
去過幾次信均無回信。他與袁國平從此失去聯繫（一年多以後，文強在上海租
界「孤島」擔任軍統局策反委員會主任從事抗日地下工作時，發生了同室操戈
的皖南事變，後來他才知道，袁國平在這次事變中不幸殉難）。

　　令人痛心的內戰

　　在１９３９年春夏間，文強奉命率總部參謀處長郭履洲、軍需處長周家禮
組成的忠義救國軍總部視察組，到上海、浦東、江陰、無錫、常州等地視察活
躍在游擊區的十多個忠義救國軍游擊支隊。為時半年多。

　　當文強一行視察到江陰時，在那裡的總部副指揮兼淞滬指揮官楊蔚告訴他
們，忠義救國軍第五、第七兩個支隊與新四軍發生了磨擦，新四軍被俘十餘人
，已經軍法審判，由楊蔚批准「就地槍決」。文強知道楊蔚和五支隊隊長阮清
源都是反共頑固派，對事情的處理顯然帶有政治因素。他便以大敵當前，不可
自相殘殺，有問題可向新四軍軍部提出，以和平方式調處解決等道理，先說服
了視察組同仁，然後以總部視察組名義過問此事，繼而說服了楊蔚，將原定的
立即槍決暫緩執行。

　　文強又對新四軍被俘人員逐一訊問，查驗身份。為首的一名姓蔣的青年軍
官，自述原為廣西部隊中的排長，因參加淞滬抗戰被日軍打散，後為新四軍收
容，作戰有功，提升為大隊長。文強查驗了他的證件，向楊蔚提出將他們一律
釋放。楊蔚與阮清源堅決反對，雙方發生激烈爭論。但畢竟文強是總部政治部
主任兼淞滬指揮部政治部主任，又是總部視察組組長，所依據的又是團結抗日
的大道理，最後由郭履洲提出折衷辦法：由文強將蔣某一人保釋，帶回總部「
教育」，其他人員由五支隊負責教育釋放――後來楊蔚與阮清源是否將那些新
四軍人員釋放？文強不再知道。蔣某在文強身邊工作了半年，後由文強保薦進
入中央軍校受訓。

　　當文強一行視察回到屯溪忠義救國軍總部時，得知總部發生了一起「反革
命組織」案件。但他不知其詳。此前，戴笠曾向他探問過，說是有人告發劉人
奎（忠義救國軍總部聯絡參謀，原中共黨員，曾與文強在四川一起從事中共地
下工作，由文強介紹加入忠義救國軍）與中共方面有往來，文強為劉人奎作了
辯護，勸戴笠說，國共合作抗日時期，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戴笠也就未再追
問。據劉人奎在３０多年後回憶，此案系忠義救國軍總部參謀處破獲，抓了兩
人，一個是姓張的參謀，判了１５年徒刑；另一個是姓李的政工隊（即文工隊
）女隊員，人稱李大姐，被判了死刑。劉人奎回憶說：「實際那個組織――抗
日同志會，是我們三人搞的，因為我先兩個月離開了屯溪，未牽連進去。文強
那時很為我擔心，但我始終沒有告訴他，我也是其中的一個。」

　　不久，俞作柏與文強先後被調離忠義救國軍總部，國民黨反共頑固派的活
動也日益發展，以後該部與新四軍的關係也就日益惡化，內戰不斷。形成令人
痛心的局面。

　　不過，當時不只是在國民黨軍與新四軍之間有磨擦內戰，在忠義救國軍內
部也一樣有過內戰，如丁錫山領導的忠義救國軍八支隊（駐浦東）就與南匯縣
長於陶生領導的四支隊、川沙縣長李子明領導的三支隊發生過火併。因忠義救
國軍是原別動隊改編而成，這種內戰便被當地群眾譏為「別吃別（鱉吃鱉）」
。

　　為民族解放寫下了獨特篇章

　　不可否認，忠義救國軍這一支特殊的游擊部隊，同抗日戰爭時期形形色色
的眾多游擊部隊一樣，也在民族解放戰爭史上寫下了自己獨特的篇章。

　　誠然，因其基本隊伍系舊時幫會成員及在民族大義感召下收編的土匪隊伍
，政治素質差，又缺乏有力的紀律約束與思想政治工作，當抗戰轉入艱苦的相
持階段時，忠義救國軍不少官兵甚至高級指揮員（如一支隊指揮官何天風）叛
變投敵，成為汪偽政權的走卒。以致在後來那部著名的「革命樣板戲」《沙家
浜》中，忠義救國軍被刻劃成了土匪加漢奸的反面形象。不過，即使如此，在
那出「樣板戲」中也還不得不保留了忠義救國軍的胡司令曾與日軍作戰，被日
軍追殺時得到中共地下黨員阿慶嫂救助方才脫險的情節――若抹殺這一情節，
整個故事就無從講起了。

　　不能因為出過敗類就抹殺其他為國捐軀、為民族解放流血的忠義救國軍官
兵的歷史功績。１９３９年春初，日偽軍向江陰、常熟一帶掃蕩。忠義救國軍
第六支隊在總部聯絡參謀兼六支隊政訓室主任劉人奎率領下，佔據一橋頭抗擊
日軍，經過半天惡戰，傷亡慘重，劉人奎身中三彈，幸好日軍因天黑集合撤離
，沒有仔細搜索，他倖免一死。敵軍走後，當地群眾來戰場搜尋，才把他背到
一老鄉家裡救治。因為這次戰鬥，俞作柏以忠義救國軍總部名義發給劉人奎２
００元獎金，並報請軍委會給他頒發了「忠勇」勳章，還晉陞為上校。

　　像這類與日偽軍作戰的情況，在忠義救國軍是並不少的（文強的堂弟文斐
然就在任忠義救國軍大隊長時率部與日偽軍作戰壯烈犧牲）。日本侵略軍深感
頭痛，將該軍稱為難於對付的「江南野鼠」。上海日本憲兵司令部專門成立了
對付忠義救國軍的特戰班，汪偽特工總部也專門建立了「肅清渝忠義救國軍工
作團」。日偽軍為打擊忠義救國軍，多次發動清鄉、掃蕩。侵華日軍總司令部
還在１９４３年９月底至１０月初發動了目的在於「攻佔並確保廣德附近，以
摧毀敵忠義救國軍根據地，加強（京、滬、杭）三角地帶的治安」為目的的「
廣德作戰」（二十一號作戰）。以三個師團和一個以旅團為基幹的支隊的強大
兵力，攻佔了忠義救國軍總部所在地廣德，並對其周邊地區進行了大規模掃蕩
。忠義救國軍總部被迫撤往天目山區。那些為民族解放事業而獻身，而流血戰
斗過的人們，不論其政治背景如何，都理應受到後代的崇敬與謳歌。

　　（發表於２０００年６月《文史精華》，發表時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