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大學辦得成功嗎?

● 蘇明文

　　中國的大學教育在世界上屬於非常成功，還是非常不成功？對這樣一個問題,各人可能會有截然不同的回答。世界著名物理學大師、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楊振寧教授8月14日在新疆烏魯木齊表示肯定地說：「中國的大學不比美國的差，辦得很成功。」當然，楊教授同時指出，中國大學的研究水平和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的距離。

　　同樣是學術大師， 數學界「諾貝爾獎」――菲爾茲獎（Fields Medal）的唯一華裔得主、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丘成桐則毫不客氣地指出，以目前中國的本科教育模式，不可能培養出一流人才，甚至連一些院士的文章，都不如美國哈佛大學畢業生的水平。

　　丘教授同時還痛斥中國學術腐敗到了非整治不可的地步，並警告如果中國高校的不良學術風氣再不整治，中國科技的發展將至少退後20年。

　　楊振寧教授有關「中國大學辦得很成功」的發言經新聞報道后在國內立刻招致了一片批駁和網友的叫罵之聲。不過我想以楊振寧教授所處的高位以及年齡的關係，對當今中國大學裡面存在的種種弊端可能不是非常清楚、至少沒有切身體會。

　　另外，楊教授的上述發言和表態也要從當時的特定環境和氛圍下去理解。我們不可隨意妄加指責。但與此同時，我們也不得不承認當今的中國大學的形象可以說是江河日下。市場化、功利化、庸俗化、浮躁之風日盛一日。

　　當前大學教育中的種種不良現象眾人早已耳熟能詳，一些有識之士也紛紛站出來公開進行批判或以實際行動加以抵制。如此前不久清華大學教授、著名畫家陳丹青，因為不滿藝術類研究生招生中把功課考核重點都放在英語和政治上而忽視了專業能力，一怒之下辭職。

　　他同時指出，大學管理行政化、各種各樣所謂的量化指標和填不完的表格讓人無所適從。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有不少國際知名的美籍華裔學者抱著對故國的深厚情感，利用各種途徑回國服務。他們中的很多人也對中國大學教育和科研體制深表憂慮，不時能在中國的媒體上看到或聽到他們的諍言，但他們也常常表示對這些現狀無可奈何。

　　說白了，現有體制的受惠者大多佔據了當前大學和科技界資源分配的決策位置，那些享受各種資源和政策利益的一些院士、大學領導、以及一些知名學者們，是這些體制的堅定維護者。

經費申請過程腐敗叢生

　　中國的大學到底怎麼了？除了當今中國社會的大背景和體制需要詳細解剖之外，我認為最直接的原因有兩點非常值得有關當局認真考慮，並痛下決心進行改正，亡羊補牢，猶未為晚。

　　其一就是所謂的量化考核制度。現在對大學教師的考核非常類似於當年農民在沒有進行分產到戶之前的勞動打分制。而這樣量化的打分製表現出了對科研經費和金錢的頂禮膜拜。在很多大學公開的業績考核指標中可以看到，申請到100萬元的科研經費本身比發表高水平的論文或專利要重要得多。

　　另外這樣的量化考核制度可以完全不考慮教育和科研本身的特點，逼迫教師匆忙發表低水平或不成熟的科學論文。在這樣的環境下，那些真正想潛心進行教學和科研的教師要麼必須忍受非常貧窮落泊的生活，要麼也只能削尖腦袋去找錢！

　　正如中國媒體上所說，已故著名數學家陳景潤先生當年是非常幸運的。按現在的量化考核指標，陳景潤是當不了大學教授的，可能還要捲鋪蓋走人，因為他幾年都沒有文章發表。按他的為人和不善於交際應酬，在沒有成名前也是不可能申請到大的科研經費的，因此留他又有何用呢？！

　　另一點就是，大學教師的個人收入和申請到的科研經費直接掛鉤。這一點既是中國特色又危害性極大，同時也是科研經費申請過程中種種腐敗現象產生的主要根源。

　　舉個例子，在上海這樣高消費的大都市，一個大學正教授的基本工資一般每月不到3000元人民幣，扣除一些公積金和養老金之後發到手的也就每月2000元左右。而這些教授培養的學生一畢業找到一個像樣的工作，立刻可以拿到比他們的老師薪水高的工資，有的還要高出許多。

　　不過，同為大學教授，那些有能耐拿到大筆科研經費的人，他們的各種收入每年可以達到十幾萬、甚至高達幾十萬。

各項批准都要「運作」

　　大學的各種資源和獎勵制度也都向這些人大力傾斜。因此大學裡面教師之間貧富極為懸殊，那些能拿到大筆經費的教授、領導活得非常瀟灑。他們領著高薪、有些還開著名車，享受著當今體制下的各種好處。

　　可以這麼說，大量的國家的科研經費可以堂而皇之通過各種渠道進入個人的腰包或者用於與科學研究沒有關係的其他方面（如買車、各種應酬、拉關係等）。

　　在中國的大學里，對科研經費的管理可以說是空前的寬鬆，而且這也成為大學吸引人才的法碼和優惠政策。由於大學評價老師的業績標準中，拿到多少科研經費是最最重要的業績指標，在這樣的政策環境和評價體系下面，那些會打通各種關節、拉關係、走後門的人就成了大紅人，各種各樣的榮譽紛至沓來。

　　實際上不少能申請到大的科研經費的人，往往不做課題（精力和能力有限，可能也不屑去做）；能踏踏實實做研究的人，往往難以申請到科研經費。大課題，不經過評審就可以內部小圈子確定下來，小課題則需要大範圍評審，是當今科研分配體制的一大頑疾。

　　另外，由於科研經費和個人的經濟收入、社會地位直接掛鉤，大家拚命申請經費，由此而來高校科研人員所面對的競爭壓力非常大。近年來，不斷有高校教師英年早逝，而分析得出的最大原因就是「過勞死」。

　　為何要那麼拚命呢？因為不拚命申請經費和拚命完成任務，個人收入就馬上掉下來， 而且考核也不一定能過關。 其實現在中國政府在大學教育和科研經費的投入上逐年增加，但如何提高這些經費的使用效率和減少其中的腐敗現象，可以說直接關係到中國大學教育和科研的成敗。

　　在中國大學和學術界，我常常聽到這樣一個詞：「運作」。說得不客氣點，「運作」也就是拉關係的同義詞， 只不過說出來好聽多了。

　　申請科研經費要「運作」，學術成果鑒定要「運作」，評獎當然要「運作」，而要當選中國科技界的最高榮譽稱號「院士」，那就要全國大「運作」！

　　申請者個人和所在的單位，會運用各種辦法和資源去「運作」。因為當選院士后，無論是對個人還是對所在單位都會帶來巨大的經濟和社會效益。

　　中國的大學為爭取院士名額，可以不惜代價。然而院士畢竟鳳毛麟角，很多大學就採取爭相聘請兼職院士的辦法。因此現在很多院士身兼數職，這樣既為所兼職的高校帶來榮譽和實際好處， 也給院士個人帶來直接的經濟效益， 何樂而不為呢？

科研要從平凡中見偉大

　　中國院士所享受的各種特權一定讓美國院士甚至是諾貝爾獎獲得者所羨慕。有報道稱，化學家李遠哲教授1986年獲得諾貝爾化學獎，獲獎之後，他得到了加州伯克利大學的特殊照顧。

　　真相原來是，伯克利大學里停車位一直很緊張，李遠哲獲得諾貝爾獎后，校方就在停車場里劃出了一個車位，標上「李遠哲博士的優先車位」。

　　須要說明的是，車位並不是李遠哲的專有車位，而只是優先車位――這就是李遠哲獲諾貝爾獎后得到的唯一特殊待遇。如果中國的院士們也只能得到這樣的「特權」的話， 可以肯定像現在通過「大運作」來申請院士的人數要少得多、熱度肯定要低得多。

　　在這樣的體制下，那些頭頂多種光環而且能在這種體制下如魚得水的一些領導、學者、教授們，又會有多少時間和精力去指導他們的碩士生和博士生呢？更不用說這些能人會有多少時間和精力去關注大學本科生的教育了。

　　那些能申請到大經費的教授可以帶十幾個甚至是幾十個研究生，而大量的社會活動和交際應酬同樣少不了這些人的身影。難道他們都是超人嗎？社會的進步、科學的突破難道僅僅依靠這些大量時間花在「運作」上面的能人嗎？

　　其實科學研究最需要的是平凡中見偉大，默默無聞中去探索科學真理。真誠希望丘成桐教授等的呼籲能引起中國政府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因為教育和科學發展才是中華民族能否真正實現偉大復興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