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天皇投降詔書成為右翼歪曲歷史的把柄

　　

2005年8月15日是日本天皇裕仁發布《終戰詔書》60周年。戰後每年的8月15日，日本的廣播、電視都要播送「玉音放送」―――即天皇裕仁親自宣讀《終戰詔書》的錄音。這樣做並不是為了反省日本禍害亞洲及世界的侵略戰爭，而是斷章取義地截取詔書中「堪難堪之事，忍難忍之物，欲以之為萬世開拓太平」那一段話，製造悲情氣氛，要日本國民感謝並體恤天皇為「護持國體」、「圖謀帝國臣民之安寧、偕萬邦共榮共樂」的苦衷，激勵日本國民的愛國熱情。

　　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我們不妨解讀一下《終戰詔書》的全文：

　　朕深憂世界之大勢及帝國之現狀，欲以非常之措施收拾時局，茲告爾輩忠誠勇武之臣民如次：

　　朕著帝國政府通告：茲已接受美英中蘇四國之共同宣言。

　　始初，圖謀帝國臣民之安寧，偕萬邦共榮共樂乃皇祖皇宗之遺範，此乃朕之拳拳所之者。所以宣戰於美英二國者，實亦出於帝國之自存與東亞之安寧故。至若排他國之主權，侵彼領土等所為本非朕之志也。然，交戰業已四載，朕之陸海將士勇武善戰，朕之百僚有司勵精圖治，朕之一億庶眾克己奉公，各盡最善；但戰局並未好轉，世界之大勢亦於我不利；加之，敵新近使用殘虐之炸彈頻頻殺傷無辜；慘害所及之甚實不可測。若繼續交戰，終將招致我民族之滅亡，進而更會破壞人類之文明。果如斯，朕將何以持保朕之億兆赤子，何以謝慰皇祖皇宗之神靈。此乃朕著帝國政府接受共同宣言之緣故。

　　對始終偕帝國戮力同心致力於東亞解放之各盟邦，朕只得深表遺憾之意；對死於戰陣、殉於職守、斃於非命之帝國臣民及其遺族，每當慮及，常五內俱裂。至若負傷、受災禍、失家業者之福祉，乃朕深切軫念之所。惟今後帝國所受苦難本非尋常，爾等臣民之衷情朕亦悉數知曉。然，大勢所趨，朕堪難堪之事，忍難忍之物，欲以之為萬世開拓太平。

　　聯茲寄信賴於可護持國體、忠良之爾等臣民之赤誠，且與爾等臣民永在。若夫情激之至，濫滋事端，或同胞互相排擠，擾亂時局；由此誤大道、失信義於世界，如是者乃朕之最忌；宜舉國一家，子子孫孫相繼；信神州之不滅，念任重而道遠；傾全力於將來之建設，篤通道義，堅守志操；誓發揚國體之 精華 ，不累世界之進運。以此相期許，望爾等臣民體恤朕意。裕仁

　　日本文學大師、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大江健三郎，用「暖昧的日本」這個詞來形容日本近代以來的文明。這是一個經典的概括。日本人對加害國的侵略叫做「出兵」或「進入」，道歉詞句無非是「反省」或「對不起，過去的事給貴國及人民添麻煩了」等。日本天皇裕仁的投降書，也僅僅叫做「終戰詔書」。每年8月15日，供奉東條英機等7名甲級戰犯牌位的靖國神社和掩埋他們骨灰的日本愛知縣的三根山「殉國七士墓」，都會有成群結隊的日本老兵穿著昔日臭名昭著的日軍軍服，打著軍旗，挎著軍刀，吹著軍號來到這裡祭拜。他們為當年的戰爭無比自豪，不承認日軍曾經戰敗。按照天皇的詔書辯解說，那僅僅是「終戰」。他們對下一場戰爭依然充滿著希望和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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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學者千本秀樹在《天皇制的侵略責任與戰後責任》一書中說：《終戰詔書》不存在戰敗認識。

　　過去，中國和各戰勝國的教科書中都說「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從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被接受這一點看，此說也不算錯。不過，若細讀天皇的《終戰詔書》及其政府聲明，從無「投降」二字，更談不上「無條件」，而且不存在戰敗認識。1945年8月，天皇致盟軍的回復中明確表示，接受的波茨坦公告是以「不改變天皇統治大權」為前提的。《終戰詔書》儘管明確表示發布《波茨坦宣言》的是美英中蘇四國，但戰爭的期限則被限定為「四年」。因為裕仁認為「大東亞戰爭」是向美英發出宣戰布告以後的戰爭。對中國所進行的侵略戰爭，似乎就根本沒存在過，一概不予理會。

　　「所以宣戰於美英二國者，實亦出於帝國之自存與東亞之安寧故，侵彼領土等所為非朕之志也。」把偷襲珍珠港，發動太平洋戰爭，說成是為了「自存」，這種扭曲措辭，充分暴露了裕仁及其親信試圖集體篡改歷史的形象，將「帝國」與「東亞」分離開來，在此基礎上重新組合，以此佯裝自己身上不存在通過發動一系列「排他國之主權、侵彼領土」的侵略戰爭而進行殖民統治的歷史。以隱藏這樣一個事實，即他們對中國發動的侵略戰爭正是與美英兩國開戰的主要原因，其根本之處就是迴避天皇裕仁的戰爭責任。

　　再看1941年12月8日，日本天皇裕仁發布的《開戰詔書》，它開宗明義地「對美國及英國宣戰」，理由是日本帝國之存亡「瀕臨危殆」，不得不發動這場旨在「自存」、「自衛」的戰爭。《開戰詔書》承認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件以後中日之間全面爆發戰爭的事實，卻又稱該戰爭暫時已經結束，眼下日本與「國民政府」處於「善鄰」關係之中，這樣一來，似乎這場侵略中國的戰爭在1941年12月就已經不存在了。《開戰詔書》說：「曩者，中華民國政府不解帝國之真意，濫滋事端，攪亂東亞之和平，遂致與帝國執干戈，茲已經四年有餘。幸而國民政府發生更新。帝國遂與之締結善鄰之誼，達成相互提攜之誠。然，殘存於重慶之政權，恃美英之庇護，仍不改兄弟鬩於牆之念。」

　　雖然說「中華民國」方面「攪亂東亞之和平」，把戰爭的責任轉嫁給了中國，但還是承認：長達「四年有餘」之間，大日本帝國對中國「執」了干戈，兩國之間曾經處於戰爭狀態。現階段，日本已經與更新的國民政府「締結善鄰之誼，達成相互提攜之誠」。而這個更新的國民政府指的是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的漢奸汪精衛政權。同年11月，日本和汪偽政權締結了所謂的《日華基本條約》，只承認汪精衛政權為正式政權，以此作為對「庇護」重慶國民政府的「美英」「宣戰」的理由。《開戰詔書》指責「美英兩國支援重慶殘存政權，助長東亞之禍亂，藉和平之美名，欲逞東亞制霸之野心」。辱罵美英兩國的話語恰恰暴露了日本自己的企圖。從《終戰詔書》的措辭中似乎已經看不到中日戰爭的痕迹，就因為它是遵循《開戰詔書》的邏輯炮製出來的。

　　《終戰詔書》中「始初，圖謀帝國臣民之安寧，偕萬邦共榮共樂乃皇祖皇宗之遺範，此乃朕之拳拳所之者」的措辭，把裕仁自己扮演成「民族」與「人類」的救世主。這樣一個新的神話就構建出來了：「接受共同宣言」，是因為「敵人」「使用」了「新」的「殘虐的炸彈」，為了阻止更多的「無辜」被「殺傷」，也為避免「我民族之滅亡」和「人類文明」的「毀壞」，天皇作出了「聖斷」，因此，裕仁是「日本國之救世主」，「人類文明之守衛者」。

　　為了迴避天皇裕仁的戰爭責任，日本政客不惜捏造歷史，消除裕仁即位以來參與戰爭的痕迹，抹消他作為大元帥時時常發出的決斷的後果。

　　關於日中戰爭，裕仁裝作一副根本沒有發生的樣子，企圖開脫自己的戰爭責任。即使決定對美英宣戰，也強調自己是作為沉默者的形象出現的。裕仁說：「12月1日，閣僚與統帥部聯繫御前會議召開，會上決定開戰。當時我覺得，即使反對也不會起作用，所以保持著沉默。」

　　由此可見，《終戰詔書》是以免除裕仁戰爭責任的形式在歪曲歷史，是戰後日本一系列右翼言論的出發點。

　　阿巴斯通訊社東京分社社長羅貝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