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高收費該壽終正寢 產業化逼千萬家庭

　　在一年多時間裡，幾個嚴重事件老百姓對教育高收費的批評達到了高潮：

　　其一，「北航廣西招生醜聞」。高招期間，廣西一位考生家長「李先生」向媒體揭發，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龐宏冰等人向其索要10萬元，以此作為錄取該考生的條件，並以「退檔」相要脅。

　　其二，今年5月份，在國家審計署審計長李金華颳起的「審計風暴」中，對南京、杭州、珠海、廊坊4個城市的「大學城」開發建設情況進行了審計調查，初步發現兩大問題：一是違規審批和非法圈佔土地問題突出。二是「大學城」建設貸款規模過大，存在償貸風險。

    其三，「景統仕自殺事件」。陝西榆林一位生活貧困的農民景統仕，在女兒景艷梅2003年高考被東北師範大學錄取后，為了湊足1萬元的學費，一連外出幾天借錢無功而返，為了給景艷梅上大學申請資助，景統仕又到當地派出所等部門蓋章以證明自己家境困難，然而這個章居然也沒有蓋下來。2003年7月14日，景統仕喝下農藥自盡。

　　人們面對著這一系列事件，不禁要追問：中國的的教育收費達到了一個什麼樣的高度，中國人培養一個大學生需要多少錢？

　　資料顯示，按照國際上通行的高校學費標準，學費佔人均GDP的比一般在20%左右。我國目前人均GDP約7517元人民幣，6000元的學費(含住宿費)就已佔人均GDP的79.82%，遠遠高於國際平均水平。

　　從我國高等教育收費狀況的歷史演變來看，全國高校生均學費已經從1995年800元左右上漲到了2004年的5000元左右，進入新校區的學生的學費則在6000元左右；住宿費從1995年的270元左右，上漲到了2004年的1200元左右；而1995年至今10年間，國民人均收入卻增長不到4倍。2004年我國城鎮居民年平均純收入和農民年平均純收入9422元和2936元，以此計算，供養一個大學生，需要一個城鎮居民4.2年純收入，需要一個農民13.6年純收入，也就是說，一個農民辛苦13年多掙得的純收入，才能供得起一個大學生4年的花費，這還沒有考慮吃飯、穿衣、醫療、養老等費用。

　　可以說，高校收費標準已經逼近、在部分地區甚至超過了我國廣大普通居民的承受能力。

　　年初中國教育部科學技術委員會管理科學部與暨南大學共同在暨大舉辦了一個「高校可持續發展管理論壇」，會上專家們指出，許多孩子考上了大學的農民家庭接到通知書後馬上想到的是賣田、賣房和賣牛。考慮到過去十餘年來中國社會結構中出現的數以千萬計的「下崗工人」和四千萬「三無農民」的「無收入」，那麼，這種高收費的可怕後果就更嚴重了。

　　時下，一些只是為了賺錢的低質量擴招，也大大降低了大學水準，由於擴張速度遠遠超過社會、經濟發展需要，畢業即失業將成為三、四成大學生的必然命運。當社會內的失業大軍由相當一部分的「新知識分子」構成、並且無法償還自己欠家庭的「求學成本」時，就會形成另一種性質的「社會不穩定」因素。

　　分析人士認為，高等教育作為一種准公共產品，個人和社會都應中從中受益。高等教育成本應當分擔、個人應當承擔一定學費的觀念都已被普遍接受。然而目前我國的教育收費這麼高，以致成為「難以承受之重」的原因卻仍在被追問和思索，對於這個問題的看法很多：

　　投入不足成本過高

　　1993年發布《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時，我國提出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的支出在上世紀末佔GDP的比例應該達到4%，但這個目標從未達到。現階段我國教育財政投入僅有3.28%，低於世界各國平均水平5.1%。

　　按中國現在的國民生產總值水平計算，提升一個百分點意味著增加一千多億教育經費，若其中的1/3用於高等教育，即有300多億。以目前每年大專院校在校學生1000萬、每人每年6000元學費計算，每年總共收取學費約600億左右。有關教育專家稱：如果「一個百分點」的國家教育財政投入的承諾能夠兌現，那麼大學學費則可以減半。

　　按現階段教育成本估測，教育成本包括老師的工資，學校日常運轉的水、電、氣，以及硬體設施的修建投資……然而，中國大學機構臃腫、冗員泛濫，無形中加大了教育成本。在中國，即使將本科生、研究生、留學生、進修生乃至函授生都算上，大學的師生比也不過是1：10，有人戲言我國高校「校級領導一走廊，處級領導一禮堂，科級領導一操場」。而在「經濟合作組織」成員國，大學的師生比平均是1：16.7。

　　而且，隨著大學擴招計劃的實施，各高校為適應需求爭相徵購土地、大興土木、配套硬體、修建公寓。「我國最近五六年造的學生宿舍是過去五六十年所建宿舍的兩倍，」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院院長鬍瑞文教授說，這些硬體投入也將算為教育成本之中，「羊毛出在羊身上。」

　　地方截流管理不善

　　龐大的教育成本數據的背後，是這些投入能否被有效利用？投入不足和成本過高已經造成教育經費的捉襟見肘，然而這有限的經費常常仍不能如數為學校所用。在一些地區，特別是貧困地區，國家的教育撥款常常被視為地方財政的重要收入而被挪作他用。另外由於體制原因，教育部不直接負責學校財政，導致政令不通，管理不嚴。地方政府部門通過學校收取不合理費用，有時甚至是教育主管部門自身巧立名目亂收費。雖然明令整治，然而收效甚微，甚至變本加厲。

　　每一個教育的環節都有可能成為收費的「關卡」：擇校費、贊助費、補課費、中考費、轉學費、水費、電費、自習費、基建費、計算機費、耳機費、資料費、取暖費，以及各種強化班、提高班、特色班、重點班、實驗班的費用等。教育主管部門今天進行了規定，某種費用不許收，明天這些費用就會換一種名稱，換一個說法收。例如，學校不許收的費用，可以以家長委員會的名義收取，而家長委員會只不過是學校的喉舌而已，不聽話的家長可以被排除在委員會以外。

　　以「教育產業化」之名

　　雖然教育產業化是一個爭論不休的話題，雖然教育部否認教育產業化；但是有些政府的決策，包括高校擴招和高校收費都是按照教育產業化的理念來做的。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學者對記者說：「我覺得這些都是表象，真正的根源是：某些地方政府沒錢或者不願意出更多的錢，卻又急於實現教育的高速發展，於是以教育產業化的名義將成本轉嫁到國民身上。

　　南開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經濟學博士、管理學博士后黃衛華認為：教育資源相對於教育需要來說總是不足的，國家教育經費投入不足和管理不善僅僅是中國教育高收費的淺層次原因，深層的原因在於教育供給壟斷和教育供給等級化的條件下，中國經濟轉型時期政府企業化行為、公共權力和公共資源的資本化。

　　學者和專家的討論百家爭鳴，各有千秋；然而對於話題中的主體――千百萬的學生和家長來說他們馬上要面對的問題是：開學了！在將要過去的這個暑假，很多大學生有家不回，勤工儉學掙學費；而接到大學錄取通知書的學生及其家長，很多正在為學費忙碌和犯愁……我們想問一句：開學的時候，你交得起學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