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最得意之作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最得意之作



毛澤東沒上過軍校，沒留過學，為何軍事指揮遠超國民黨高級將領？

1938年在延安，幾乎所有人都達成了共識，尤其是朱德、彭德懷、賀龍這樣的軍事指揮員，毛澤東的戰爭策略是對的：中日戰爭是一場持久戰，要建立敵後根據地、堅持游擊戰。而在一年前，沒多少人支持他的想法。大家認為游擊戰打擊不了日本人，是一種怯戰的表現，要正面和日軍作戰。然而經過幾場血戰，即便平型關大捷取得了勝利，但八路軍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這讓朱德、彭德懷這樣的高級指揮員認識到八路軍和日本的裝備沒法比，硬拼毫無勝算。事實驗證了毛澤東戰爭策略是正確的。他贏得了一線軍事指揮員們的尊敬。

面對著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上節節敗退的戰績，蔣介石心裡肯定會想，為什麼自己手下沒有毛澤東這樣的人？到底哪點比不上他？無論是在抗日戰爭中，還是在解放戰爭中，毛澤東的戰爭策略、軍事指揮都無人匹敵。相反，國民黨高級將領里不乏上過軍校的，比如陳誠、顧祝同、薛岳畢業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還有很多人是出國留洋的，何應欽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孫立人畢業於美國弗吉尼亞軍事學院。論軍事理論，他們每個人都可以說得頭頭是道，寫出好幾本軍事理論專著。論軍事指揮能力，他們也是經歷過戰火檢驗，打敗各路北洋軍閥。可他們就是無法戰勝毛澤東。為什麼？

優秀的軍事指揮家應該是哲學家。自十九世紀中期以來，中國受到西方列強的侵犯，淪為半殖民地國家，任人宰割。中國人就探索了很多方法救亡圖存，從師夷長技以制夷，到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都失敗了。新文化運動開始后，對中華傳統文化進行大批判。陳獨秀的一番話代表著當時仁人志士的想法：固有之倫理、法律、學術、禮俗，無一非封建制度之遺……驅吾民於二十世紀之世界以外，納之奴隸牛馬黑暗溝中而已，復何說哉？於此而言保守，誠不知為何項制度文物，可以適用生存於今世。吾寧忍過去國粹之消亡，而不忍現在及將來之民族，不適世界之生存而歸削也。

這種想法影響了很多人，他們認為西方文化無論在思想、藝術、科學、政治、教育、宗教、哲學、文學上都比中國的好。所以國民黨高級將領們在軍校求學時，他們所學的是西方的那一套軍事理論。這種作戰策略追求決戰決勝，正面真刀真槍拼殺，是從騎士時代流傳下來的。

而身處裂變時代，毛澤東並不像其他人那樣主張全盤西化，盲目崇拜西方的任何東西。他反而更喜歡讀中國古典書籍《二十四史》《孫子兵法》等，但也不排斥接受西方的軍事理論，在延安時他就對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的推崇不已。他將兩種軍事理論融會貫通，運用到實際中。

毛澤東指揮過很多次精彩的戰役，都能看出《孫子兵法》的影子，不與敵人硬碰硬，避開他們的鋒芒，研究對方的實力及弱點，耐心等待最佳戰機，當出現敵人暴露了他們的弱點，立刻調兵遣將，對敵人進行無情打擊。無論是反圍剿，還是長征四渡赤水，都是如此。

克勞塞維茨認為軍事不能局限於羅列經驗現象，而忽視戰爭整體的內在聯繫；或者只憑個別經驗便推導出一個個完整的理論體系，從而脫離作戰實際。軍事家們應有哲學頭腦，不能把沒有內在聯繫的內容拼湊成整體，更不能拘泥於細節，小題大作。從這點上看，一個優秀的軍事指揮家應該也是一個哲學家。顯然毛澤東做到了，他會從全局考慮，比較長遠和短期的優劣勢，不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而是用時間積累相對優勢，順勢而為。而國民黨高級將領們只局限在戰爭的經驗現象里，謀一時，謀一城得失。

優秀的軍事指揮家會「自己走路」。毛澤東有一大愛好就是親自做調研。
這是青年時期就養成的習慣。當16歲的毛澤東挑著扁擔離開故鄉韶山時，他就沒有停下自己的腳步，一直在中國版圖上旅行。

當時北京、上海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各種思潮在此碰撞，青年人之間流行著出國留學的風氣，毛澤東對邀請他一同去國外留學的長沙朋友說：「我覺得我對我自己的國家了解得還不夠，把我的時間花在中國會更有益處。」雖說這裡面一部分原因是資金不足，無法支撐所有人出國留學，但毛澤東說的話也確實他心裡所想。

從後面看，出國留學的那一批人回國后，帶回了新思想，新鬥爭手段，成為了時代的弄潮兒，可是他們沒有毛澤東那樣了解自己的國家，也因此跌了不少跟頭。同時期國民黨那些軍事將領們也是如此，他們沒有像毛澤東那樣，一步一個腳印丈量這片土地，了解生於斯，長於斯的人民。他們遵循著精英發展路線，隨著地位的上升，他們的官銜越來越高，享受的待遇越來越好了。住房有別墅，出行有轎車，他們離士兵很遠，離戰場也很遠。他們會在專用的作戰室里看著地圖，聽取下屬的彙報，然而這種層層彙報過濾掉多少信息，他們是不知道的。他們認為要贏得戰爭，需要更好的裝備，更多的糧食，打仗依靠的是士兵，而不懂得依靠群眾，發動群眾。

在長期的戰鬥中，毛澤東每到一處就會思考總結。1930年，毛澤東率領紅四軍從江西會昌到達尋烏。趁著部隊到附近各縣發動群眾開展土地革命的時機，他開始著手調查尋烏城的商業，直接與各界群眾開調查會，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並寫下一篇《反對本本主義》，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這為後來制定靈活的土地政策打下了基礎。所以為何後來八路軍能夠在敵後不斷發展壯大根據地，解放戰爭老百姓推著小輪車幫解放軍。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人民站在誰的那邊，誰就能打勝仗。這就是毛澤東說的「兵民乃勝利之本」。

毛澤東的勝利，來自他不斷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汲取力量，來自他對中國國情有著清醒的認識。他是思想家、哲學家、也是一位實踐家，所以他才能夠比同時代的人更快地切中時代的關鍵，在戰場上揮斥方遒。

毛澤東為什麼說這場戰役是「平生最得意之作」？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這是《長征組歌》中的一句膾炙人口的歌詞，此後，人們常用這句話形容毛澤東的傑出軍事才能。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毛澤東指揮過太多經典戰役，但是，他自己說過，有一場戰役是「平生最得意之作」，這就是1935年的四渡赤水。

1935年1月，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此時，蔣介石糾集多省軍閥及國民黨中央軍共150多個團，40餘萬人，從四面八方向遵義壓來，企圖將中央紅軍「聚而殲之」。

當時，經歷了慘烈的湘江戰役后，中央紅軍只剩3萬餘人，想衝出重圍，猶如絕處求生。

當年1月19日，中央紅軍由遵義北上向赤水河疾進，計劃奪取土城以及赤水縣城之後北渡長江。蔣介石急調重兵封鎖長江，面對敵軍不斷增援，紅軍決定撤出土城戰鬥，從元厚、土城一帶一渡赤水河。

一渡赤水后，中央決定暫緩執行北渡長江的計劃，採納了毛澤東「回師東進，再渡赤水」的決策。此後，紅軍主力突然掉頭東進，第二次渡過赤水河，重入貴州，奇襲婁山關，再占遵義城，取得了長征以來最大的一次勝利。

之後，紅軍在茅台地區三渡赤水，作勢北渡長江，誘使敵軍向川南調動。趁敵人調動之機，紅軍又四渡赤水，折返東進，逼近貴陽，調動滇軍增援貴陽。

此後，紅軍出其不意地以每天120里的行軍速度乘虛疾進雲南，大造進攻昆明聲勢。敵軍被迫調整部署，從滇北和金沙江緊急抽調兵力回防。

乘敵金沙江南岸防禦薄弱之機，毛澤東立刻指揮紅軍兵分三路，以強行軍晝夜兼程，全軍順利搶渡金沙江，擺脫了40萬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

從1935年1月19日紅軍離開遵義，到5月9日勝利渡過金沙江，3個多月，中央紅軍六次穿越三條河流，轉戰川貴滇三省，以一當十、避實擊虛、聲東擊西、乘隙而進，巧妙地穿插於敵軍重兵圍堵之間，在運動中保存自己並大量殲敵。

這一仗不僅是紅軍長征中最經典的成功戰例，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也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經此一役，紅軍擺脫了長征以來被動挨打的危局，取得了戰略轉移中的決定性勝利。

後人稱讚「毛主席用兵如神！真是運動戰的典範」。

後人評價，四渡赤水的勝利之道在於「敵變我變，出奇制勝」。

其實，縱觀百年黨史，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軍、工農紅軍、八路軍新四軍、游擊隊等的人民軍隊創造了太多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戰爭奇迹。《全民皆兵》正是人民軍隊從勝利走向勝利的力量源泉。

從紅軍時期的「十六字訣」，到抗日戰爭時期的「持久戰」，從解放戰爭時期的「十大軍事原則」，到抗美援朝戰爭時期的「零敲牛皮糖」，再到新中國成立后軍事戰略方針的不斷調整是人民解放軍不斷發展到強大。

1963年12月，毛澤東在一次與外國客人的談話時說過這樣的話：我這一輩子就是在打仗中度過的，一共打了22年。從沒有打仗的決心到有了打仗的決心，從不會打仗到學會了打仗。在毛澤東的一生中，他最光輝、最成功、最精彩的活動領域是軍事領域；在毛澤東思想體系中，他最豐富、最完善、最系統的理論內容是毛澤東軍事思想；在毛澤東的人生中，他最富丰采、最有激情、最難以忘懷的歲月是在戰爭中度過的。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袖地位和在全國人民群眾中的崇高威望，是與他用兵如神的軍事指揮藝術和科學的軍事理論創造分不開的。毛澤東不愧是一位世界上最傑出而偉大的軍事家。

毛澤東和大多數人一樣，出生在一個極其平常、極其普通的農民家庭。青少年時代的毛澤東並沒有想到要去搞軍事、要去打仗，更沒有想到要成為一位偉大的軍事家。從外表和氣度舉止上看，青少年時代的毛澤東無論如何也不像一個軍人，卻像那個時代浪漫而又有些不羈的一介書生。正如他自己後來多次所說：在1927年之前，我還是個白面書生，我是沒有準備打仗的。當時，他最大的志願，第一，想當一名教書先生；第二，想當一名新聞記者。他甚至設想「將來多半要賴這兩項工作的月薪來生活」。

從來沒有想過要搞軍事、要去打仗的毛澤東，又是怎樣走上打仗之路的呢？毛澤東多次說過，是蔣介石「逼上梁山的」。他說過這樣的話：「我們原先都不是拿槍的，都是愛和平的人，有種地的、有做工的、有當教員的、有做生意的，我是當小學教員的，我沒有準備拿槍去打仗，後來蔣介石不許我們活了，不許人民活了，我們就拿起槍杆子」，這就叫做「逼上梁山」。1945年在重慶談判時，毛澤東抽空去看國民黨內一向反共的陳立夫，他用回憶往事的口氣，談起大革命初期國共合作的情景，自然免不了要講到後來的國共分手，他說：「我們上山打游擊，是國民黨剿共逼出來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孫悟空大鬧天宮，玉皇大帝封他為弼馬溫，孫悟空不服氣，自己鑒定是齊天大聖。可是你們卻連弼馬溫也不給我們做，我們只好扛槍上山了。」說得陳立夫無話可說。

蔣介石也教會了毛澤東怎樣打仗。一次，毛澤東對外賓說，國民黨逼得我們無路可走，只好上山打仗。當時我們從未打過仗，不知道是怎麼打法。軍事對於我們是個黑暗的部門，我們不懂。但是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把我們一趕，只好去打。是誰教會我們打仗的？是敵人。他在會見日本共產黨朋友時又說，在共產黨成立的時候，那時啥也不懂，只知道要革命。但不知道怎麼革法，也沒有想鄉村包圍城市的問題，更沒有想到自己要打仗。誰要我們打仗的？是帝國主義和國民黨請我們去的。那時我們看不到有什麼別的出路，只有打游擊。我當時不會打仗，我是小學教員。打了十年，我們學會了什麼叫打仗。這個打仗也是可以學會的。

在毛澤東看來，上山打仗並不是他的願望，而是被蔣介石「逼上梁山」。從此，毛澤東說「我這一輩子就是在打仗中度過的。」1963年3月，毛澤東在一次同外國客人的談話時說，他上山打游擊，一打就打了22年，直到1949年才把蔣介石趕出大陸去。同年12月5日，他在與外國客人的談話中又說：「我這一輩子就是在打仗中度過的，一共打了二十二年。從沒有打仗的決心到有打仗的決心，從不會打仗到學會了打仗。」

毛澤東晚年，曾多次回憶說，對於軍事我是懂得一點兒的。1975年10月，已經82歲高齡的毛澤東對聯邦德國總理施密特又自豪地說，我懂得怎樣打仗，怎樣打勝仗。毛澤東是完全有理由這樣自豪和自信的。在他的一生中最重要的年華是在戰火紛飛的歲月中度過的。從1927年9月領導秋收起義，引兵走上井岡山、點燃星星之火，一直到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毛澤東打了二十多年的仗。這期間正是毛澤東從34歲到56歲，完全是他一生中最珍貴的青壯年時期，也是他最主要的軍事生涯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