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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計劃經濟建設一旦有錯易糾正
市場經濟亦稱資本主義經濟或者自由企業經濟，是私人擁有資本個人決策，而非由國家或集體所控制 。資本家目的只為創造利潤。市場需要有錢賺就做, 資本家出口就是: 在商言商只為利潤。所以資本家們在市場經濟中黑白通用摸著石頭一切向錢看, 市場經濟是不管公與私、善與惡、富人與窮人的, 因此也就沒有對與錯, 只要能創造利潤。但共產黨的集體經濟是為人民服務的, 偏離了人民生活所需就是犯錯, 一旦有錯就要立即糾正。毛澤東時代的大躍進和農村人民公社是社會主義有計劃的集體經濟中的新生事物是不能全盤否定的。
從國家統計資料看，1958--1960年的三年間，工業增長率分別以41%、43%、39%的速度增長，社會積累率高達43%三年的積累率分別為33.9%、43.9%、39.6%, 這兩組數據表明，國家經濟是快速發展的，國家經濟發展儲備了維持再生產的巨大潛力。1958年「大躍進」總的指導方針是「以鋼為綱，全面躍進」，如果用工業取得的非凡成就衡量，應當說這個總方針得到了很好的貫徹，細查，這是建國后中國工業發展最快的時期。兩彈一星的研製是在大躍進的鑼鼓聲中誕生的，又是在大躍進形勢下得到跨越式快速發展的，正是大躍進的直接產物，對此，那些精英學者為什麼又視而不見呢？
「大躍進「的發生絕不是偶然的。它首先是中華民族復興的客觀要求。1949年，毛澤東在全國第一屆政治協商會上明確指出：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面臨兩大任務，以後他把兩大任務說成「兩件大事」：一是鞏固我們的國防，防止帝國主義侵略；二是進行全國規模的經濟建設，逐步改變中國貧窮落後的面貌。毛澤東清楚，中國要做好這兩件大事，當時僅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夠的。正是立足這樣的思考，毛澤東下了開國大典的城樓就立即訪問第一個社會主義大國的蘇聯。根據蘇聯的經驗，毛澤東從中國國情出發提出了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要分三步走的戰略構想：
第一步，1950年—1952年作為過渡時期。在這個期間，對手工業、農業、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為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做好準備。
第二步從1953年起，執行以工業為主導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通過156個蘇聯援建項目的建設，創建初步的工業體系，為爾後進行的現代化建設奠定可靠的物質基礎。
第三步，從第二個五年計劃起，進入大規模的現代化經濟建設。毛澤東在1955年預見，準備用10至15個五年計劃，逐步把中國建成文明富裕的社會主義強國，後來又提出用100年或更長的時間全面趕上美國。1958年是第三步的開局之年，「大躍進」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發生的。
「大躍進「的發生也來自國際軍事鬥爭的召喚。新中國剛剛成立，1950年美國就發動了朝鮮戰爭。美國侵朝並不是看中朝鮮的三千里江山，其根本的目標是企圖把中國的紅色政權扼殺在幼年時期。毛澤東識破美國的狼子野心，因而作出抗美援朝偉大的戰略決策。抗美援朝雖然迫使美國在停戰協議上簽字，但毛澤東從朝鮮戰場中體味到，人民解放軍的裝備落後，國際事務上就說了不算。因而毛澤東早在1952年就提出建設現代國防的要求。
1954年和1955年世界和平會議在日內瓦與芬蘭閉幕，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遭到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譴責，和平的聲浪成為時代的潮流。毛澤東審時度勢，作出了世界性大規模戰爭在10-12年內打不起來的判斷。正是立足這樣的判斷，毛澤東提出「我們要利用目前國際休戰時間，利用這個國際和平時期，提早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這是促使「大躍進」發生的國際條件。1955年1月15日，政治局通過了關於中國發展原子事業的決定，把導彈核武器即「兩彈一星」的研製提上國防現代化的日程。兩彈一星是集當代尖端科技於一體的高科技戰略工程，為實現這個目標，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制定了《關於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周恩來指出：「科學是關係到我們的國防、經濟和文化各方面的有決定性的因素」，在這方面我們已經落後，「我們必須急起直追」，「趕上世界先進科學水平」。怎樣趕上世界先進水平？毛澤東的回答也很鮮明：我們必須跨越式發展，不能跟在別人的後面一步步爬行，這是「大躍進」發生帶有根本性的原因。有人說「大躍進」是毛澤東頭腦發熱的產物，是左傾路線的產物，這種論調完全扭曲了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史實，是對中國偉大社會主義事業無端的誹謗與污衊。
「大躍進」是在毛澤東大躍進思想指引下，全面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群眾運動。毛澤東大躍進思想核心精神是,盡量採用世界先進技術，在不太長的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大躍進的戰略構想是15年鋼鐵和主要工業產品趕上英國，50--60年趕上美國。這個戰略構想所追求的目標反映了全民族的願望，也是國際形勢所迫，是順應時代潮流的，如同毛澤東所講，大躍進必然發生，勢不可擋。毛澤東關於大躍進的戰略構想與重大預言都如期變成現實，並沒有因為局部失敗而改變大躍進快速發展的總趨勢。歷史發展的結果證明了他預見的準確性，同時也證明了大躍進的合理性。如果把「大躍進」的挫折與失誤放到歷史長河中加以考察，「大躍進」的失誤只不過是前進中的一個曲折。如果把「大躍進」比做一場戰爭，「大躍進」的挫折也只算是戰役性的失誤。說「大躍進」違背社會發展規律的結論是不能成立的。
1958年的「大躍進」是在「以鋼為綱，全面躍進」總方針指引展開的。工業、農業和國防科技三條戰線構成運動的主體。在這三條戰線上，工業和國防科技戰線取得了輝煌的歷史成就，出色地完成了第二個五年計劃和12年規劃確定的目標，各個領域也得到更多更快的發展。據國家統計資料，在「大躍進」的三年裡，中國工農業經濟總值每年平均以38.3%增長，社會積累率達到43%，這種發展速度在國內外都是少有的。全盤否定「大躍進」是歷史虛無主義。
人民公社是在「大躍進」運動中誕生的，是全面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中的一個重大創造。它借鑒了列寧斯大林農業社會主義理論和辦合作社的經驗教訓，結合中國實際進行了新的大膽的探索。人民公社雖然只存在25年，卻創造了宏偉的歷史業績。在人民公社成立初期，因缺乏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指導，走資派劉少奇在徐水組織了超越歷史階段的共產主義試點，導致人民公社偏離了健康成長的軌道。徐水的共產主義試點是人民公社誕生的搖籃，也是以浮誇風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五風」泛濫的源頭。全國學徐水經驗，導致共產風在全國泛濫，對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造成極大的傷害。因而，走資派劉少奇應為「大躍進」的左傾錯誤負重要責任，或者說應負主要責任。
毛澤東是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領頭人，是大躍進的促進派。他胸懷民族復興大志，以「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的姿態戰鬥不息，希望早日改變中國貧窮落後的面貌；毛澤東頭腦沒有發熱，他最先發現「大躍進」中浮誇風共產風的危害。當毛澤東認識到急於求成和反右傾是浮誇風和瞎指揮產生的根源后，一經發現就立即改正，並主動檢討，承擔領導責任。從1958年的第一次鄭州會議到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他不遺餘力地糾正「大躍進」中的左傾錯誤，完善人民公社的管理體制。據黨史資料顯示，不算批示，毛澤東關於剎「五風」的文章就有27篇，對同一問題發表那麼多講話在毛澤東文選中是絕無僅有的。而走資派劉少奇鄧小平在此期間的文章全都在鄧小平篡權后刪除掉。毛澤東是反左傾的旗手，是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衛士。事實是，為了維護第一線中央領導的權威，毛澤東說他對「大躍進」的錯誤負責。這是他勇於擔當的領袖風範，但絕不能因為毛澤東的高姿態就把浮誇風共產風的主要責任都推到毛澤東的身上。把責任都推到毛澤東的身上是歪曲歷史的，是極不公正的。
1960-1962年中國經歷了「三年困難時期」。把三年困難說成是人民公社違背了私有制人類發展恆古不變的規律。又說是違背了經濟發展的規律，也有說是社會主義制度造成的。三年困難根本性的原因是糧食危機。而糧食危機又是多種原因導致的，其中連續三年自然災害糧食大幅度下降，9000萬水利大軍需要糧食補貼，中國人口暴漲，這些因素疊加一起造成糧食的嚴重短缺，全國性的飢荒不可抗拒的發生了。民以食為天，糧食危機給全國人民造成飢餓，牽制了整個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轉，正因為這些原因，「大躍進」有害論這個結論是不能成立的。
在「大躍進」的三年中，中國鋼鐵工業平均以38.3%增長率增長，是建國后發展最快的時期，各條戰線都創造了輝煌的成就。國防科技以最快的速度跨越式發展。農業戰線農田基本建設取得了前無古人的成就。就工業和科學技術的發展而論，「大躍進」成績空前，仍不愧偉大的年代。但走資派鄧小平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對「大躍進」進行了全盤的否定是歷史虛無主義者採取各種不光彩的手法，對」大躍進「的性質真相等重大事件進行了全面的扭曲；他們不講成績只講問題，且把問題無限誇大，「大躍進」的成就和它最生動精彩的東西被妖魔化的宣傳淹沒了。這種宣傳搞亂了人們的思想，動搖了人們已經建立起來的共產主義信念，這是歷史虛無主義歪曲歷史的最大謊言，對後代歷史觀的形成產生了惡劣的影響，引出一系列社會問題，是不能不究的。這是是非之爭，與個人恩怨無關，是制度的理論之爭，路線之爭，道路之爭。
走資派鄧小平縱容的歷史虛無主義者為什麼要全面否定「大躍進」和解散人民公社？走資派是為了把水攪混，攻擊毛澤東，以售其奸；無意者，是不了解歷史真相，被甚囂塵上的反毛輿論所蒙蔽。有的學者否定「大躍進」是迫於某種政治需要，有的是出於無知跟著起鬨，有的則是包藏禍心。西方資產階級企圖通過否定「大躍進」，進而達到否定毛澤東和中國社會主義制度，這是西方資產階級對中國實施顏色革命的重大步驟。虛無主義者通過否定「大躍進」盡而否定建國后的前三十年，不管出於什麼動機，他們都有意無意地充當了西方資產階級的幫凶或應聲蟲。我們必須謹記習近平總書記的警示，要旗幟鮮明地反對歷史虛無主義。
研究新中國農業發展史和解讀農業發展中的大是大非問題，不能忘記和拋開共產黨在農業問題上的根本路線。什麼是共產黨在農業問題上的根本路線？毛澤東在《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中和1962年中共中央下發的《關於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都有明確的回答：即「在完成反封建的土地改革以後，我們黨在農業問題上的根本路線是：第一步實現農業集體化，第二步在農業集體化的基礎上實現農業的機械化和電氣化。」這裡所說的機械化和電氣化就是農業的現代化。毛澤東認為，中國的農業是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形態中走過來的，經濟基礎十分薄弱，因而農業的技術改革比較社會改革的時間要長一些，估計在全國範圍內基本完成農業方面的技術改革，大概需要20年至25年的時間，關於第二步，毛澤東預見，在完成技術改造后，再經過20年到25年的努力，就一定能夠基本實現共產黨所預見的和全國人民群眾盼望的農業現代化。這條根本路線是共產黨指導農業工作的總綱領。新中國建國后前30年的社會主義農業就是在這個總綱領的指引下進行的，因而，這條根本路線是解讀建國后中國農業發展史中的金鑰匙。遺憾的是，走資派復辟資本主義的改革開放以來，人們把這條根本路線忘記了，致使關於農業改革中的大是大非的爭論莫衷一是。為了總結合乎實際的歷史經驗，應當重新加強對根本路線的研究，從道路和路線的高度掌握解讀農業問題的金鑰匙。
整垮和解散農村人民公社的公有制經濟不是共產黨的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改革。幾十年來在走資派的輿論宣傳上有一種偏見，認為凡是改革就認為是進步的，革命的，反對改革就是消極保守的，這是一個混淆視聽的觀點。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告訴人們，社會主義的改革不是要改變公有制的經濟體制，是在堅持公有制生產關係大框架內的自我完善，因此，以整垮公有制經濟為取向的改革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改革，而是對社會主義的反動。為什麼說是對社會主義的反動？因為整垮公有制經濟在理論上背離了共產主義要消滅私有制所指引的方向，背離了共產黨在農業問題上長期堅持集體經濟的根本路線，取消了工人農民在社會主義經濟關係中的主人公地位，瓦解了工農聯盟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基礎，取消公有制經濟基礎必然導致資本主義的復辟，最終改變社會主義的國家性質。因而，研究改革問題不能忘記是姓資姓社的問題，不講姓資和姓社就會偏離社會主義制度的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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