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為人民服務」的強權恰恰是劃時代的進步！

一個「為人民服務」的強權恰恰是劃時代的進步！




我從1963年血吸蟲普查，查出得了血吸蟲病起到1970年為止，先後治療過６次。我生活在上海遠 郊與浙江交界處一個公社小鎮上，沒有大江、大河，全是蜘蛛網般的小河，這樣的地域是血吸蟲的重災區。在1963年的血吸蟲普查中，我被診斷為血吸蟲患者 （家裡除了幼小弟妹沒有患過，其他成年人都患過，而我是患的次數最多的），普查對象是學齡兒童起到老齡人，結果普查結果得病者占普查總數三分之一還多。公 社衛生院的那幾十張床位怎麼能對付幾千病人呢？我的表哥是晚期轉縣醫院治療，並作了脾臟切除手術。重病人入院治療期為３周，一般病人入院治療期為１周。由 於「銻劑」毒性比較加大，所以都需要病床的。公社利用學校寒暑期，接納病人。我第一次治療血吸蟲病就是在自己的小學里進行的，往日是孩子一大幫，現在是病 人一大幫，可以說是一種震撼，這種震撼來自於共產黨、毛主席的醫療路線，是大恩大德！

由於血吸蟲沒有消滅，這病也就無法根治。我 是治療好了再得病，先後有四次住院打針治療，兩次在家吃藥治療。四次住院治療唯獨一次是住進了公社衛生院，結果還把我分插在婦女病房，一個男孩與那些婆婆 媽媽們住在一個病房。可想而知，這浩大的場面，比起大戰中的戰地醫院毫不遜色，唯有在共產黨領導下的醫院才能發生，而且年復一年地進行著，我家離衛生院也 不願就是百十來米，尤其是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之後，一批批上海大醫院的醫務工作者下農村，那番景象如今還都歷歷在目，這種震撼是刻骨銘心的！當我從內蒙兵團回上海上大學暑期回家，得知我們公社消滅了血吸蟲病，而且還評為上海血防戰線先進單位時，我流淚了……

雖然年幼，但住院治療多了也就知道的多了，看得也多了。比如我們江南得的血吸蟲病種類是日本血吸蟲（其他有埃及血吸蟲、湄公血吸蟲、馬來血吸蟲等等）， 家鄉小河河面上也種植一種叫做「日本草」（也叫東洋草），嘿嘿，把日本血吸蟲與日本草聯繫在一起，主要還把家鄉海邊打上來的日軍三個師團聯繫起來，歸納起 來，日本草與日本血吸蟲都是日本軍國主義為了種族滅跡犯下滔天大罪，我們金山縣平民百姓死於日本屠刀達到上萬人，金山衛鎮在日軍上灘后就殺了千餘號之多， 此時在病房裡足以開批判小組會的。後來上海下鄉醫生耐心地說，這是兩碼之事，本地區血吸蟲淞滬戰爭以前就有了，作為血吸蟲分類，把我們這個地區的血吸蟲類 型也稱為日本血吸蟲，你們說的我沒有這方面資料。得，誰也沒有這方面正規說法，也只能說說而已了，批判會是開不成了……

當年的醫 療條件雖然還不行的，但治療血吸蟲病都是免費的。醫患關係特別好，出院時都要向醫生道謝告別，有的農村病者出院還下跪致謝，醫生怎麼承受得起呢？醫生們 說，要謝的是共產黨、是毛主席，我們是來向貧下中農學習的。上海的醫生除了治病，還必須完成他們下生產隊的「同吃、同住、同勞動」的必修課。「三同」是一 種誰也迴避不了形式，通過這一形式了解農村醫療、防疫、衛生習慣等現狀，體驗農村的疾苦。後來的「傷痕文學」都把這些描繪成為政治迫害是違背事實的，包括 後來的「五七幹校」除少量背負「專案」的例外，多數是屬於體驗生活、勞動鍛煉類型的。就血吸蟲病流行而言，金山縣農村把這種病稱為「水鼓脹病」，嚴重的有 全家滅門，甚至全村死絕的悲慘境地。到1983年金山縣宣布全縣境內消滅血吸蟲病。危害人民千百年的瘟疫終於消除。我的那個公社是最為嚴重也最早（1978年）消滅了血吸蟲病的，因此成為全市血防先進單位。接待過國際衛生組織與許多國家的醫療考察組，都讓這些考察人員感動過。西德醫療考察組不僅感動，而且要贈送一套小型醫院的醫療器械，好讓縣中心醫院羨慕不已。

我們公社是血吸蟲病重感染區，患者達1.1萬多人，佔總人口的80％以上，人均治療數幾乎是１次，全縣人均治療數為0.75次。從1958年至1977 年間，一個30多萬人的縣卻有29萬人次接受血吸蟲病的治療，血防經費總投入為350多萬。從每年難以完成徵兵計劃，這就能看出災情的嚴重性了。然而到 70年末，徵兵體檢中血吸蟲病已是免檢項目了。

1970年我中學為了在教育改革中走毛主席的「五七道路」，我有個把月學當「赤腳醫生」 的體驗，我的師傅恰恰是我小學同桌的同學，他可是已經當了兩年的赤腳醫生了。我們三四個人天天跟著他轉，轉遍了本大隊十多個小隊。正趕上給豬打防疫針，忙 得不亦樂乎，原來赤腳醫生連家畜的病也管了。他可是拍巴掌地樂，你們來的正是時候，幫了我的大忙了。人多力量大，三天功夫全解決了。他是公社新合作醫療時培訓的赤腳醫生，到1969年全社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有了新的醫療保障（勞保、公費、合作醫療），請注意是「保障」而不是「保險」。我們總免不了問長問短的，他告訴我們，勞保醫療費用水平是最高的（工人階級是 領導階級）年人均40～60元，公費醫療（機關與事業單位）年人均水平為30元，合作醫療的水平大概是10元，但是這10元有它自己的優勢，草藥許多自己 種，吃藥以中藥為主，而且重在防病，這10元中多半用於轉院治療的費用。合作醫療1970 年水平是農民每年繳納3元，隔壁苗圃繳納4元。在赤腳醫生那裡看病，農民是免費的，轉公社衛生院直至上海市級醫院原則上50%自費，但都不是現錢結算，都 是通過轉移支付來完成，用「秋後算賬」是恰當的（不存在「拒之門外」的事）。所謂「秋後算賬」也是很人性化的，沒有支付能力的家庭，可以「透支」，也沒有 「逼債」一說。由於特殊疾病和天災人禍，及其家境長期貧困等，社隊都酌情照顧（一筆勾銷）。

舉兩個例子。我的祖母1971年患 「甲狀腺癌」轉上海中山醫院，她參加的是街道合作醫療（性質與大隊合作醫療相同），出院后與街道結算，祖母是當家人，也有支付能力，所以我們都不知道支付 了多少錢？也就是她回家一次付清了。還有一個例子就是我的舅母，雨天挑稻子摔斷了大腿，后感染（浙江）平湖縣醫院治不了轉上海華山醫院，由於她感染的病毒 是個先例，華山醫院非常重視，建立課題小組，拿出「吃奶力氣」終於治癒了，然而醫療費用高達八千多（在當時對於一個農民這可是個天文數字了），舅舅是鄉下 小學老師，月工資40出頭點，每年向大隊支付百十來元，支付三四年後（舅舅說總支付還不到500元），後來給社隊酌情照顧掉了。醫生乃至醫院與欠帳沒有多 大關係，出院后三年內醫生每年遠涉百餘里進行隨訪，每當與舅母說起，都讓我舅母淚流滿面……

什麼是七十年代中國達到的醫療保障 呢？像我六次血吸蟲病治療分文不取；像我祖母不帶錢可以看病；像我舅母沒有錢照樣還是可以看病，而且幾乎用遍了上海華山醫院國產與進口的抗生素。人道主義 首先取決於體制，而體製取決於強權制約，那麼「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就是強音！一個「為人民服務」的強權恰恰是劃時代的進步！史無前例的！也 許在西德考察組眼裡，我們公社衛生院除醫療器械差，其他達到保障水準不在中等發達國家之下，那個「轉移支付」老外們搞了許久才搞清楚，原來這「轉移支付」 是條「通天河」。「轉移治病」的原則是醫院治不了的也包括缺門醫療科目，轉移範圍直達省、市、自治區的最高級別對口醫院。我的祖母癌症可以轉移到上海中山 醫院；我的舅母可以轉移到上海與平湖縣醫院的對口醫院，上海華山醫院。病人有沒有錢怎麼支付與醫生沒關係，醫生就是「治病救人」。為什麼七十年代初，國際 紅十字會與各國醫療考察組對中國醫療從懷疑到高度評價，自有她的道理。

他們的懷疑是有道理的，中國人不就是「東亞病夫」嗎？最典 型照片是「肚子像蛤蟆」、「四肢如麻稈」，這不就是典型「血吸蟲病」的晚期患者嗎？然而短短廿多年不見了，編著號的爆發性傳染病基本根除了，防禦免疫的針 都打起來了，社社有衛生院和防疫站，隊隊有赤腳醫生和聯絡員。上哪兒看病或轉院，「錢不轉」而「手續轉」。老外看得眼睛發直，近30萬的血吸蟲患者不要病 人一分錢，國家也只拿出了350萬（人均十多元），難道這不是奇迹？！當一位「中國通」的老外提出，還有一種病叫「血絲蟲病」的現在怎麼樣了，就是那種 「大腳瘋」、「橡皮退」的？解放前說他「中國通」沒錯，現在他應該「中國重新通」才對，「血絲蟲」僅次於「血吸蟲」，「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 燒。」

當他們問及天花、霍亂、鼠疫、血吸蟲、血絲蟲、鉤蟲、蛔蟲、流腦、結核、傳肝、腦炎、麻風、瘧疾……他們問及越多，也正說 明毛主席的醫療路線越是正確無比，「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 大恩大德震撼全世界！用西方學者一句評語：「人類歷史上有誰在解決社會公平、維護下層人民利益方面比毛澤東做得更多，做得更好？」我在本文不想評價現有的醫療問題，但也必須提出一點，錢圩人民公社衛生院現在已經成為一家私人醫院了，除了門診已經沒有住院部了，令人吃驚的是這家往日「紅旗醫院」卻成為一個 「戒毒所」，用我母親的話說，「已經沒啥講頭了」，也就是徹底無語了……

然而，我還是願意說說，曾經感受與經歷的毛主席「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那個火紅年代。最棒的要數「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那個詩 句。依舊是從前的「綠水青山」，依然是自然的「花開花落」，可在他老人家眼裡就可以如此這般，隨人心意翻起錦波浪流，座座青山架起彩虹般的橋。一個新時 代，人人皆為舜堯，山水也煥發青春。這番壯景，也讓我永世地感動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