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殺希特勒，二十年後的世界依舊腥風血雨

亨利•坦迪出生於1891年，原本是英國沃里克郡利明頓的一個窮小子。1910年8月，他加入英國的步兵團，開始了自己的軍旅生涯。一戰爆發，在奪佔法國小鎮馬爾寬渡口的戰鬥中，坦迪所在的步兵團一度被德軍猛烈的重機槍火力所壓制，關鍵時刻他躍出戰壕，隻身一人匍匐靠近德軍陣地，並成功消滅了德軍機槍手。抵達渡口時，他再次冒著密集的炮火率先鋪設起木板，使英軍衝鋒部隊得以順利沖入敵人陣地，並最終迫使人數佔優勢的德軍退出戰鬥。
就在兩軍廝殺漸漸平息下來的時候，坦迪發現一個德軍傷兵：也許是因為部隊倉皇撤離顧不上，只見對方正一瘸一拐地爬出陣地的溝壕，準備直起身子逃跑。而那個德軍傷兵也看到了不遠處坦迪的槍口正死死地指著自己。
不過，坦迪沒有開槍，因為他和《血戰鋼鋸嶺》里的戴斯蒙德一樣有自己的原則，即從不射殺那些放下武器的傷兵。最後，那位德國傷兵略微點了點頭，就慢慢走遠了，消失在瞄準鏡里。
和很多類似文章一樣，作者慨嘆——「坦迪不知道，整個人類20世紀的歷史就在這一刻掉轉了方向。」
理由很簡單，因為這個人不是別人，而是日後在歐陸呼風喚雨的阿道夫•希特勒。
坦迪的英勇為他贏得了極大榮譽。他成了戰鬥英雄，一位義大利藝術家還專門為他創作了一幅油畫：在畫中坦迪背著一個傷兵，走在隊伍里。
戰爭結束后，坦迪榮歸故里，娶妻生子，過起了平靜的生活。直到1938年，英國首相張伯倫前往德國與元首希特勒會談，希望換取歐洲的和平。張伯倫驚訝地發現，希特勒的客廳里赫然掛著那幅義大利藝術家當年為坦迪所作畫像的複製品，希特勒解釋說：「畫中的這個人差點要了我的命，當時我甚至覺得自己再也回不到德國了，可上天又將我從英國士兵的槍口下救了出來。」臨走時，希特勒還請張伯倫回國後向他的這位英國「救命恩人」轉達最衷心的感謝。
消息傳到國內，坦迪也因此備受指責。兩年後，坦迪在輿論壓力下，同時目睹了德軍的種種暴行。他痛苦地感慨道：「要知道這個傢伙會是這樣一個人，我真該一槍斃了他！」
在深深的自責中，時年49歲的坦迪再次報名參軍，他表示：「不會讓希特勒從自己的槍口下逃離第二次。」但他在索姆河會戰中所受的重傷使他已不能重返戰場，直到1977年，86歲的坦迪離開這個世界。
不過事情並未因此結束。這篇文章說：
在2012年5月，女兒在整理坦迪的遺物時，無意間發現當年責問他的報紙中，夾雜著一張泛黃的紙條，坦迪在上面寫著這麼一段話：我後悔自己的一時之仁，改變了數千萬人的命運，但如果重新有這麼一次機會，面對一個不知道未來的傷兵，我還是會選擇，讓他離開……我只是一個士兵，不是屠夫，假如當年我開了槍，那麼，我跟希特勒就沒有區別了。
結尾很好。這是一個耐人尋味的故事。不過，它的真實性早已讓人懷疑。
這方面網上有不少資料。坦迪的傳記作家喬納森指出了時間和地點等疑點。根據他的考證，希特勒和亨利根本不可能出現在同一個戰場上。兩人據稱是在1918年9月28日在戰場相遇的。然而，根據1918年的戰爭記錄，希特勒的部隊當時在離亨利所在部隊以北50英里遠的地方。而且希特勒9月25日到27日在放假。也就是說，9月28日那天，希特勒要麼就還在放假，或在歸隊的途中，或在離亨利部隊50英里遠的營地里。而且，即使希特勒所說的年代是對的，希特勒要從那幅畫中認出坦迪也是不可能的。因為亨利在希特勒所說的1918年那場戰役中負傷，渾身上下都是泥和血，同畫中的形象完全兩樣。
喬納森認為上述一切似是而非並不是希特勒搞混了，而是希特勒有意編造的城市神話（urban myth），因為這樣可以增加他本人的神秘感。就像電影《意志的勝利》開篇，希特勒坐著飛機從天而降一樣，希特勒以德意志民族的救世主自居，他把自己在戰場上僥倖活下來視為上天的安排。而正好，當有關坦迪的英雄事迹傳到他耳朵里時，他想方設法搞到那張畫像，以完成這一神話。
英文維基百科上的疑點還有，據說當年英國首相張伯倫從德國返國后，曾打電話到坦迪家裡，告訴他同希特勒的交談。然而，當時坦迪家裡並沒有電話。
至於是否有上述文章提到的「那張泛黃的紙條」，由於我沒有在英文網站上找到與坦迪的女兒相關的任何信息，我更傾向於認為那個細節是文學上的杜撰。儘管我很欣賞它所彰顯的人性的光輝。
在BBC的相關採訪中，也有人說這個傳說是真實的。但是沒有什麼真憑實據。就算坦迪承認自己在1918年9月28日的那場戰鬥中曾經手下留情，但他本人也無法確認自己是否遇到了希特勒。
上述爭論並不十分重要，接下來說重點。
我之所以關心這個故事，是因為它背後暗藏的一個假設——如果當年坦迪真的遇到了希特勒，並且毫不留情地槍殺了他，二十年後的歐洲就避免了一場腥風血雨。
會這樣嗎？我的答案是否定的。類似一廂情願的觀點，我們經常可以看到。許多人簡單地以為，某一個具體的獨裁者的苗子被消滅了，那麼與之相伴的黑暗也就消失了。
這些人忽略了一個事實，能使獨裁者走上權力巔峰的，不是獨裁者的肉眼凡胎，而是那個國家與那個時代近乎瘋狂的民情。看過里芬斯塔爾《意志的勝利》的讀者知道當年希特勒在德國是何等受歡迎。這一波國家社會主義浪潮甚至讓太平洋兩岸的中國與美國的許多精英羨慕不已。在此歷史背景下，就算當年德國沒有阿道夫•希特勒上台，也會有其他希特勒上台。
所以我說就算這個故事是真的，坦迪也完全沒有必要自責。希特勒的問題不是他開一槍就能夠一勞永逸解決的。簡單說，坦迪的那一槍如果不能射殺德國當年的民情，二十年後的歐洲同樣難免陷入一片腥風血雨。
那些以為提前殺死希特勒就可以讓世界免於浩劫的人，實在是太天真了。如果這個邏輯可以成立，當年給希特勒接生的人也可以自責——「哎，我真後悔啊，當時我把他掐死就好了！」當然，歷史還可以再退一步，「哎，要是給希特勒的母親結紮就好了！」
故事推演到這裡，就不只是一個笑話，而且和希特勒的想法已經非常接近了。希特勒及其追隨者的做法通常是，以消滅個體的方式來消滅社會整體性的危機。而反對他們的人也常常陷入相同的誤區。希特勒的出現，只是當年德國乃至世界的一個果，而不是因。我們今天看不清這一點，就不能說是真正接受了20世紀的教訓。
茫茫人海，萬千因緣起落，能在自己身上克服一個時代的，畢竟是少數。絕大多數人，都是跟著已經走起來的人群走。作為替罪狼，希特勒同樣是不幸的，如果出生在今日德國，他可能只是萊茵河畔一個蹩腳的畫家，即便有惡的傾向，或許也只是扔起酒瓶砸壞鄰居家的玻璃。如此而已。
在此我並不是要為希特勒的罪惡辯護。我想強調的是，相較於人性，我更懼怕人群。人一旦組織起來，其作惡將遠甚於個人。因為它既無理智的指引，也無良心的制約。所以洛克說，相較於個人，時代更容易犯錯誤。也是這個原因，我相信能使一個國家變好的，不是對永恆的人性的改造，也不是對某一個惡人在肉體上的消滅，而是從整體上完成制度與民情的好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