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假如金庸留下來……

致力於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研究的學者，似乎對1949與1957這兩個年份格外關注。這也難怪，對20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而言，這兩個年份意味著人生的重要抉擇。1949年，對許多人而言，意味著「走、還是不走」的問題；而1957年，對那些留在大陸的知識分子而言，則意味著「說、還是不說」的問題。
這裡談談1949年前後知識分子的選擇。從這些選擇中，我們似乎可以看出當時知識分子的思想傾向及他們各自對當時局勢的現實判斷。
一般而言，選擇離開的知識分子，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如果認為留下之後可以相安無事，他們就不會選擇顛沛流離，最終歸骨于田橫之島。例如胡適、傅斯年、錢穆、梁實秋等人。而那些選擇留下的知識分子，其中很多人的思想在當時其實已經左傾，他們選擇留下，一來是對國民政府已經徹底失望了，二來也是對新政權抱著極大的熱情與期待。例如周炳琳、錢端升、張奚若等人。
此外還有一些知識分子，則是因為生命中的各種偶然因素而留下或是離開。這類留下的知識分子有竺可楨、湯用彤、朱光潛，離開的知識分子則有餘英時、金庸。
留下
偶然與命定
關於竺可楨的抉擇，晚年胡適在跟他的秘書胡頌平聊天的時候，說到了一個很重要的因素。胡適說：
勝利之後，我到浙江大學去演講，可楨是浙大的校長，他和他的太太住在禮堂樓上。你想，校長住在禮堂的樓上，他的一切行動都被學生監視住，我就曉得他們是出不來了。(胡頌平《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
胡適是歷史偶然論的信奉者，他在給湯爾和的信中分析陳獨秀離開北大的原因的時候，就提到由於陳獨秀嫖妓，湯爾和便勸說蔡元培把陳獨秀開除，並由此導致了北大自由主義的變弱，進而導致了陳獨秀南下組黨。胡適關於竺可楨的這段話，其思路沿襲的依然是歷史偶然論。在胡適看來，住在禮堂樓上的竺可楨，行動會受到監視，自然不能自由離開。「住在禮堂樓上」這一偶然因素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竺可楨的去留，並進而影響到其命運。
無獨有偶，湯用彤在這一時期留了下來似乎也頗具偶然性。晚年錢穆不無感慨地說到了湯用彤的選擇：
聞北平易守，中央派飛機赴北平接人，有錫予夫婦名，但錫予(湯用彤)夫婦不願離其子女。時適有戚屬一女，肄業輔仁大學，錫予(湯用彤)促其頂名行，倉促間足上猶穿溜冰鞋，遽赴機場，得至南京。后在台北告人如此。回念老友，追想何極。(錢穆《八十憶雙親　師友雜憶》)
飛機已來接人，湯用彤夫婦不願意離開子女，一念之差，留了下來，而親屬之女得以離開，由此也決定了各自後面的人生。這樣想來，不僅也讓人唏噓感嘆。當然，我們從中不難看出其子女對即將建立的新政權的態度。
美學家朱光潛也留在了大陸，不過他的選擇，似乎與他的女兒有關。在接受陳遠採訪時，朱光潛的女兒朱世樂回憶，朱光潛之所以不走，主要是因為她患了骨結核，不能動，只能靜養。也恰恰是在這一期間，蔣介石派飛機來接一些教授離開北平。在權衡了利弊得失之後，為了自己的女兒，朱光潛選擇了留下。
後來，國民政府似乎還有意接朱光潛去台灣，卻遭到了沈剛伯的阻撓。據李敖文章記述，1949年，執掌台灣大學校長的傅斯年有意邀請朱光潛赴台。此事被當時的台灣大學文學院院長沈剛伯知曉后，因為擔心朱光潛來台大之後威脅到自己文學院院長的地位，沈極力阻止了朱光潛來台。
歷史不容假設，不過，倘使朱光潛的女兒當時沒病，倘使沈剛伯沒有阻撓這件事，朱光潛會不會因此就選擇離開呢？
每當有這樣的假設，我就禁不住想起向達回答何兆武的那個故事。何兆武在《上學記》中回憶，1940年代，向達給西南聯大學生上課講述中西交通史。當時向達特彆強調了中世紀中國的思想和文化受到印度的極大影響。聽到這一論斷後，作為學生的何兆武在課堂上站起來提問：「如無印度的影響，中國文化將是什麼樣子呢？」向達回答說：「歷史當其成為過去以後，再回過頭去看，就是命定的了。」
離開
萬幸與不幸
說完了這三位因為各種偶然因素留在大陸的知識分子之後，讓我們再看兩位因偶然因素離開大陸的知識分子：余英時與金庸。
1949年秋，考入燕京大學歷史系的學生余英時，從北平前往香港探親。探親完畢之後，余英時乘火車北上，打算繼續前往燕京大學求學。可能是局勢混亂交通擁擠的緣故，當時北上的火車到達東莞之後滯留了四五個小時，呆在火車上的余英時，此時卻對北上求學的決心動搖起來，據他回憶，最終「小資產階級溫情主義」戰勝了「愛國主義」，到達廣州之後即乘車從廣州回到了香港，爾後前往新亞書院，師從錢穆先生求學。
很多年以後，余英時重新回憶他當年的這一決定，他說這是他「個人生命史上的一個最重要的轉折點」。從歷史的后見之明來看，這自然是余英時生命歷程中最重要的轉折點。倘使此時的余英時回到大陸求學，他能躲避過此後層出不窮的運動嗎？如果他留下來，他還能成為今日的余英時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與余英時命運相似的還有金庸。當時，金庸雖然有一個做外交官的夢想，但當時的他卻依然在大陸當《大公報》的編輯。1948年年底，因為香港《大公報》業務需要，金庸的一名同事被調往香港，但他這名同事剛剛結婚，正度蜜月，不願意勞燕分飛，於是這個苦差事只好讓金庸代勞。金庸沒辦法，只好「南來白手少年行，身無分文走香江」。這句詩完全是寫實的，下飛機之後，金庸窮得連去報社的路費都沒有了，只好向路人借錢才勉強回到報社。
留在香港《大公報》當編輯的金庸，開始並沒有安心做編輯，他當時的夢想還是當外交官。新中國成立初期，他再次北上，前往首都北京，追求他的外交官夢想，結果碰得頭破血流，悻悻而歸。
從後來的歷史看，幸好金庸的同事剛結婚，幸好金庸關於外交官的夢想沒有實現，不然的話，最好的情形可能是，我們會收穫一個二流外交官，卻永遠失去一位一流的武俠小說家。
試想一下，倘使金庸留在大陸，不論是做編輯，還是做外交官，在那樣的年代里，他似乎很難成為後來人們耳熟能詳的那位「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的武俠小說巨匠。恐怕只有在香港這樣的市民社會、商業社會、自由社會中，才會有金庸的橫空出世吧。
作為後來者，重新審視竺可楨、湯用彤、朱光潛、余英時、金庸這些人的命運，總會禁不住感念與慨嘆。個體生命的一念之間，竟然會對以後的生命歷程有如此巨大的影響，這恐怕是每一個人都沒有想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