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如今，真是在「國進民退」嗎？

近一段時間以來，關心時局的島友，無論職業為何，或多或少都會在輿論場上感受到一種現象：民企的日子不太好過。社保緊收、賦稅重荷、融資實難、產權擔憂、外部衝擊……種種難處，不一而足。

在此氛圍下，同是企業，冠於名頭之前的「國營」、「民營」二字，一字差別，際遇殊異。加之今年來的一些事實案例，或是坊間無名人士「民營退場論」，更使一種思緒及情緒湧來：新一波「國進民退」，是否正在、或者已經到來？

事實

在某些領域，「國進民退」看起來是有一些事實支撐的。

如，2018年上半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同比增長17.2%。但各人飲水，冷暖所感不同：國有控股企業增長31.5%，私營企業增長10%。

又如，同期，年主營業務收入2000萬以上的工業企業數量，從2017年底的38.5萬家，降至2018年初的37.2萬家。換言之，短短數月，便有1.3萬家規上工業企業被兼并或者結業。

再如，今年以來被媒體廣泛聚焦的一個事實是，國有資本收購的民營上市公司，數量已達24家。

以上三個事實並非同樣的論據，它們反映了不同的問題方位。我們先說后兩個。



案例

先說被廣泛關注的國資收購民營上市公司，畢竟這是支持近期「國進民退」論的一個比較有力證明。

其實，梳理可以發現，今年以來，A股大股東簽署股權轉讓協議的案例共有160件。以數量計，國資收購民營的比例佔15%。按市值論，這24宗收購共涉及的市值為300億元人民幣，占轉讓股權企業總市值的18.7%，不足A股市值的0.1%。從這兩個比例看，都不到20%，並不算高。

同樣，考察這24家民營上市企業的經營狀況可以看出，其中有8家的股價跌幅已經累計超過50%，另外16家跌幅超過30%（這兩天暴跌之前）；此外，還大量存在股權質押面臨強制清倉、拖欠銀行貸款、資不抵債等情況。

換言之，資本市場上的這一波收購，與其將之佐證「國進民退」，不若稱為「資本出清」更為恰當。在此時接盤這24家公司的國資，也不缺趁股價低迷收購、儲備上市資源的動力，無論是主動為未來業務發展打算，或經地方政府暗示接盤、以避免地方上市民企倒閉清算。

在企業的兼并重組方面，上面列了1.3萬家規模以上企業消失的現實；但如果關注同期國有企業數量變化可知，相較去年，國企數量減少了6000家。考慮到國企遠低於民企數量的基數（國企和民企數量對比約為1：9），這一數字並不小。也就是說，在企業數量變化這個層面討論「國進民退」，至少還不具備絕對的說服力。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討論稅負，根據中國企業協會的數據，中國私營企業的納稅率也不足國有企業的40%。

相較之下，上一個部分列出的首個事實其實更有討論意義：為什麼在當今的經濟整體環境下，國營民營的企業經營狀況、利潤狀況等會出現比較明顯的分野、甚至一些行業如同雲泥？對此問題的討論更容易帶出真問題。



細節

細心的島友可能還記得，前一陣子，俠客島解讀全國稅收「超速」增長時指出，全國稅收大幅增長主因是增值稅增幅較大；究其原因，則是因為上有行業貢獻較大，也就是原材料、大宗商品行業回暖帶來的增值稅增長，導致上遊行業利潤增加。上游好過、下游不好過，是真實的現狀。恰好，上遊行業多為國營控制，下遊行業則多為競爭性行業，民企居多。

除行業差別外，長期的市場環境痼疾也壓抑了民企活力。比如，2016年的新增企業貸款中，國企佔據78%，民企只佔17% ；從平均融資規模看，國企從2015年的7.15億元上升至2017年的22.54 億元，民企卻從5.99億元降至4.6億元。國企民企面臨的融資環境，此間可見一斑。

其實，無論是「國進民退」還是「民進國退」，在40年來的改革開放史中都已起伏出現多次，尤其是當經濟出現波動、發展提換擋位的時候尤其如此。畢竟，相較於國企背後的支撐，民企更多地存在於市場第一線，無更多保障——「春江水暖鴨先知」，江冷天寒亦先感。

情況的確在變。「最大的外部因素」貿易戰來襲，發展轉型升級，困難「三期疊加」，需求分眾多變，技術升級更快，都在給市場中的每個主體帶來更多挑戰。同樣，收入差距擴大、環境污染、房價高企、民生投入不足等，也在桎梏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加上知識產權、法治環境等大條件有待健全，大家有擔心，有情緒，是很自然的。

換句話說，與其擔心是否「國進民退」，或者將爭論聚焦於此、甚至擴大至更帶意識形態的層面，不如將關注的焦點放在如何更好釐清國企民企各自的職責、如何切實解決民企的困境上。畢竟，民企對於中國經濟的巨大作用已經是常識，不必贅言。



定位

經濟潮漲潮落，有其自身的規律。從市場規律說，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的時期，民企壓力感受會更直觀。從定位來說，國企是基礎性、方向性、戰略性行業居多，民企則更多是面向出口、消費的競爭性領域，因此壓力更大。上下遊行業生存狀態差異，原因就在此。

前天，全國國有企業改革座談會召開。會上，劉鶴的講話很生動：「一打綱領不如一個行動」、「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更值得注意的是一句話：國有資產監管，要堅持生產力優先。

在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錦看來，長久以來，正是因為堅持其他標準優先，國企改革才一直緩慢推不動。要想釐清國企民企發展的關係，就得真正做好國企改革的內部分類問題，明確哪些是功能性行業（石油、電信等），哪些是公益性行業（如城市的水、電、氣、路等），哪些又是競爭性（消費、房地產等）行業。

其實，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已經寫得很明白：國企改革，最終是要管資本，不是管資產，關鍵在於國企要建立健全的現代企業治理結構。

也就是說，對於一些戰略和安全領域，國有企業入局、控股、甚至壟斷都無可非議，但是如果看到下游完全競爭性行業「來錢快」，就把觸角伸向這些行業，甚至憑藉某些固有優勢擠占民營企業份額，就會帶來不公平競爭的擔憂。因此，在李錦看來，邊界的區分，不僅有利於明確國企「分內」「分外」的職責，促進國企的結構調整、效率優化，更是為民營企業劃定了相對安全明確的空間，有利於經濟整體發展。

如俠客島此前指出過的，9月習近平在東北考察期間「始終關心和支持民營經濟」的一錘定音，和李克強在浙江時為國有、民營各類企業「打造一視同仁發展環境」、「多聽市場主體聲音，多為企業排憂解難」的高層表態，已經說明中央對民間聲音和擔心的重視。對一批民營企業家冤假錯案的平反，也彰顯出捍衛產權、保護私營經濟的決心。

真正要讓民營企業、讓市場放寬心，要釐清的就是這條長期的路子怎麼走：這需要大智慧，也需要在國營和民營經濟間保持合理的均衡。事實上，憲法、民商法、物權法都有保護私有產權的法律條規，接下來要做的就是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層面形成合力、以行動證明綱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