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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難屬:你這個共產黨 你執政黨是在犯罪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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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ongvi 發表於 2018-6-2 04:53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 2018-06-01 訊】作者:張敏
尤維潔:「不能說殺了人好像就跟這件事情在中國沒發生一樣。畢竟中國從一九四九年到現在,執政黨沒有變哪!也許你認為現任的政府官員們對一九八九年的事情跟他們沒有關係,但是你這個共產黨,你執政黨是在犯罪呀!對你當年屠城的行為,沒有任何的反思、道歉,你用軍隊去對自己國家的百姓,而且在和平時期。

「六四」后第29個「清明」:難屬張先玲祭愛子(張先玲提供)

今年4月5日是清明節。清明節是中國人掃墓、祭奠逝者的節期。每年這個時候,八九「六四」遇難者的家屬更加懷念他們在1989年「六四」屠殺中在北京街頭遇難的親人。

回顧29年前八九「六四」歷史大事件

我們還是先回顧一下1989年發生在中國的歷史大事件

1989年4月15日,被迫辭職的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逝世。隨後,北京爆發了以學生為先導,繼而社會各階層陸續加入的「反腐敗、爭民主」的請願遊行。

(當時街頭請願呼聲)

「言論自由!」

「解除報禁!」

「耀邦不朽!」

(胡耀邦追悼會播放的哀樂)

(當時街頭請願呼聲)

「打倒官倒!」

「剷除腐敗!」

「除了中華富強,我們一無所求!」

「要民主!」

「要科學!」

「要人權!」

「要法治!」

「要自由!」

「耀邦不朽!」

「言論自由!」

「解除報禁!」

「要求清除腐敗!」

「剷除官倒!」

「保障人權!」

從4月中旬到5月,先在北京,后在中國各地,遊行規模越來越大,社會各階層陸續加入。

5月20日,中共當局在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

6月3日夜裡,戒嚴部隊動用坦克和機槍在北京街頭殺戮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

以下一段當時的實況錄音剪輯是北京街頭的槍聲和民眾的喊聲

(女)「快,快!近一點兒!快一點兒!」

(男)「板車,板車!」

(槍聲,另男)「錄下來這暴行!」

(女)「救-護-車!快!救護車!救-護-車!」

(男)「一個小女孩躺在了坦克底下,北大一個助教,背後中了一彈,鮮血……全身流滿了鮮血,躺在了地上,然後我們去救的時候,他們還朝我們開槍!」

(槍聲,喊聲)

在6月3日夜裡、6月4日清晨,以及隨後的幾天里,到底有多少人遇難,多少人受傷,時至今日,中共當局一直沒有公布確切的數字和名單。

「『六四』難屬群體」——「『天安門母親』群體」

北京的丁子霖女士原是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她的先生蔣培坤是這個系的教授。1989年6月3日夜裡,他們17歲的兒子蔣捷連,在北京木樨地被戒嚴部隊槍殺。

1991年,丁子霖女士在接受外國記者採訪的時候,首先站出來公開了兒子遇難的經過,隨後開始尋訪「六四」遇難者家屬和傷殘者。

到目前,丁子霖和幾位難屬一起,已經尋訪到二百零二位「六四」遇難者的家屬和七十多位傷殘者。他們組成的「『六四』難屬群體」也被稱為「『天安門母親』群體」。

丁子霖女士的先生蔣培坤於2015年9月27日病逝。

尤維潔:以往清明祭奠,警方要送我去我挺反感。今年讓他們不要來干涉我,他們現在還沒來

今年,在八九「六四」后第29個清明節期間,我撥打越洋電話,請「六四」難屬們談談他們的處境和心情。

在北京的難屬尤維潔女士是「六四」難屬群體服務團隊成員,也是難屬群體的發言人。

尤維潔的丈夫楊明湖在八九「六四」屠殺中遇難,當時42歲,是中國貿易促進委員會專利部法律處職員。

清明節前夕我撥通了尤維潔女士的電話。

主持人:「請問您現在處境怎麼樣?情況怎麼樣?」

尤維潔:「今年他們沒有人來跟我談清明的時候要求我怎麼怎麼樣。因為我在」兩會「前見了他們,也跟他們講了,我說希望今年不要這樣做,因為我覺得清明節是一個私密性的去悼念自己家人的一個日子。以前往常,他是說清明的時候要送我去,其實我挺反感的。我說,如果人很多,我也不一定會在那一天去,我要求他們不要再來干涉我。今年他們到現在沒有來找我談話,我估計可能不會了。」

尤維潔:難屬張先玲女士的先生病逝不久,前兩天我給她送東西。看到警察已經上崗

主持人:「您有沒有了解到其他難屬……特別是往年受監控的難屬今年情況怎樣?」

尤維潔:「前兩天我到張老師家去了。」

尤維潔女士在這裡說的是「六四」難屬張先玲女士。張先玲女士的先生王范地去年12月8日病逝。他們的兒子王楠在「六四」屠殺中遇難,當年19歲。

尤維潔女士說:「她家門口,電梯那兒有人看著。因為她要求我幫她買點什麼東西,我給她送去。電梯那兒有人看著,我看到了,估計張老師也跟看她的警察說了。

我出來以後那個警察問我,我告訴他我是誰,我說『我現在退休了』。他說『你原來的工作單位是哪兒?』,我說『我有必要告訴你嗎?我只是給她送東西來了。』」

主持人:「您看過張先玲女士,她現在身體怎麼樣?」

尤維潔:「我感覺到她比王老師剛去世的那幾天身體慢慢恢復了一些,但還是比較瘦。那時候比她現在更瘦。當然這個關不太好過,我感覺她精神狀態還可以。」

尤維潔:今年過世的難屬王雙蘭說,希望死之前看到給我們公平正義,否則閉不上眼睛

主持人:「丁子霖老師那邊情況怎麼樣?」

尤維潔:「我可能過兩天會去看丁老師,因為她跟我說想見見我們。她就是老年性的心臟病,老年病。」

主持人:「從去年到今年,有一些難屬又過世了。明年就是『六四』三十年了,在這樣的情況下,難屬群體的情況、難屬們現在的心情……有沒有什麼您特別要說的話?」

尤維潔:「今年到目前為止我們有兩位難屬去世了。一位是李雪文,還有一位是今年3月中旬去世的。當時她(王雙蘭)的家屬打電話給我和另外一個我們服務團隊的吳麗虹,我們兩人到醫院去看她。她女兒說,她最希望看到的人就是我們難屬。

當時她身體很瘦,已經不能吃飯了。她女兒跟我說,估計肯定是不可能再恢復了,因為她是得肺癌,但是瞞著她,她本人不知道自己得肺癌。

我們見到她時,她也講起當年誰找到她,丁老師找到她的啊,談到過去的事情。因為她今年89歲,年紀比較大,我們也安慰她,希望她能好好活著『希望你能看到能給我們公平正義這一天』。她說『是啊,我一定好好活著,在我死之前能看到這一天,否則我真是死眼睛都閉不上』。但是看她的情況,當時覺得她不行。她3月初進的醫院,也就十幾天時間她就走了。」

尤維潔:遇難者郝致京的父母失去獨子,現在都年過九旬住在四樓,行動困難,令人擔憂

尤維潔:「今年前一段時間我到南方去了一趟,給我父母掃墓。然後我到馬鞍山去見了郝義傳夫婦兩個人。」

主持人:「是郝致京的父母對嗎?」

尤維潔:「對。郝先生今年95歲,他的妻子91歲了。我很難過,因為他們唯一的兒子那時在北京已經工作了,被打死。郝先生是馬鞍山鋼鐵廠的高工,他的夫人是馬鞍山鋼鐵廠醫生。我回南方都會看看他們,我也是四年沒見到他們了。

四年以前我去的時候,他的夫人還能下樓買一些東西,家裡有個小時工,但我今年去見他們的時候,兩個人誰都不能下樓了,只能在屋子裡,走路就是挪著往前走。看著這個狀況,我真的非常難受。

『六四』慘案給很多家庭造成這種災難確實非常大。像這兩位老人,身邊再沒有任何一個子女可以照顧他們。所以想,29年在他們的心裡是什麼樣的感覺?!我說『如果你們在北京,我們難屬群體可以互相幫助、互相照顧』,也會為他們做一些事情。

他們那麼遠,而且只有他們孤獨一家這樣一種情況,其實真的令人很擔憂。有時人的生命很脆弱,如果有一天連電話都打不起來的話,我都不知道他們有事情該怎麼解決。不知道哪一天他們走的時候,會不會有人在他們旁邊,對他們救助。兩位老人住在四樓,根本就不能下樓。」

尤維潔:當局講「一切要以人為本」,「六四」慘案不解決,怎麼能夠談得上?!

尤維潔:「再看看每一個離開人世的父親、母親們雖然走了,眼睛是閉不上的。在他們內心,留下的遺憾是29年了,沒有看到能給我們公平、正義這一天。

我真的心裡非常非常難受,因為我覺得這是國家在對人民犯罪!現在不是在講『一切要以人為本』嗎?但我覺得『六四』慘案不解決,怎麼能夠談到能讓這個國家的人民得到福祉、得到幸福?!或者給人民一種生活的夢想……談不上!因為你這個國家政府和這個政黨對當年『六四』慘案沒有任何的認識,甚至在國內到現在也是不可以提出來。如果有人想要就『六四』慘案作一些紀念什麼的,都還不可以公開去紀念。我心裡很難受。」

尤維潔:譴責政府漠視生命、希望媒體和大家呼籲,要求政府負起責任,向我們道歉

尤維潔:「作為難屬,我非常譴責政府的這種漠視生命、這麼冰冷對當年的慘案、對這個國家的百姓沒有任何一個交代。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應該是被尊重的,都有尊嚴。作為政府,憑什麼可以去用自己的軍隊屠殺人民啊?!而且是一個國家政權罔視每個人的生命,這樣下令軍隊去屠城!

我看見我們這個群體的這些父親、母親們逐漸老去,逐漸離開人世,我心裡頭這種難過的情緒啊……怎麼辦呢?我就是一個普通的難屬,我通過我們的這種呼籲,或者通過媒體,或者通過你們大家的這種呼籲,需要中共政府對這件事應該負起責任來,向我們道歉,不要讓這些父親、母親們走的時候是這麼帶著遺憾走了。」

主持人:「您不久前見到『六四』遇難者郝致京的父母親,他們有沒有說些什麼話,表達什麼意思?」

尤維潔:「對『六四』的事情,他們曾經把他兒子的資料都寫下來,他兒子原來的妻子現在好像在國外,把這些東西都寫下來了。他們夫婦兩人的想法,其實跟我們每個難屬心裡想的是一樣的。兒子的這種去世,他們當然不能接受了。」

主持人:「郝致京有沒有孩子?」

尤維潔:「沒有。當年他們剛剛結婚沒有多久,就遇到這樣的事情。」

尤維潔:堅持難屬群體三項訴求,期待解決「六四」問題,但目前看,好像還有很長過程

主持人:「最近一年裡難屬有些什麼聯繫,難屬們目前的近況,您看還有沒有這方面的情況?」

尤維潔:「我們每年難屬……聚會……」

主持人:「現在這個電話信號開始不太好。」

尤維潔:「我們難屬每年在新春都有一個聚會,這是在北京的難屬人數最多的大家能夠見面的一個機會。談到的也都是希望看到這一天,能夠把『六四』慘案這件事情解決了,能給我們公平、正義。畢竟這件事情對我們每個難屬來講,是心裡最大的一個心結。因為我們每個家庭遇到這樣的事情,怎麼能夠把這個心給放下來,這是放不下的。我們都在期待著『六四』慘案能夠在中國公開得到解決,按照我們的三項訴求,通過法律解決這件事情,這是我們堅定不移的。

我們再一次聚會、再一次見面,也就是(6月4日)在萬安公墓的幾家難屬在那兒集體祭奠。難屬自己如果有什麼事情要跟服務團隊聯繫,有什麼事情我們能幫助的盡量幫助,大家的心還是一致的。

共產黨開『十九大』之前,我們還是抱著一個希望,希望『十九大』以後國家能有一個新的局面出現,但是從目前來講,我個人覺得能不能解決『六四慘案』的事情,好像還有一個很長的過程。

那麼我們每年『六四』那一天《祭文》,還一如既往的會發表。這個《祭文》也代表了我們難屬整個群體的意見,《祭文》是每年我們都會繼續寫下去的。」

尤維潔:遇難者袁力的父母親都已逝世,還會有家庭成員加入難屬群體堅持訴求

主持人:「您前面談到李雪文女士過世,李雪文、袁可志他們是袁力的父母對嗎?」

尤維潔:「對。他們是袁力的父母。」

主持人:「他們二位現在是不是都不在了?」

尤維潔:「是,是。李雪文今年第一位走的是她。」

主持人:「袁力家裡人在難屬群體里現在還有沒有更年輕的人代表他們家庭繼續這個事情?」

尤維潔:「會,當然會。你會看到袁力其他家庭成員的簽名。」

尤維潔:不能殺了人好像這事情在中國沒發生一樣,畢竟1949年以來執政黨沒有變

尤維潔:「不能說殺了人好像就跟這件事情在中國沒發生一樣。畢竟中國從一九四九年到現在,執政黨沒有變哪!也許你認為現任的政府官員們對一九八九年的事情跟他們沒有關係,但是你這個共產黨,你執政黨是在犯罪呀!對你當年屠城的行為,沒有任何的反思、道歉,你用軍隊去對自己國家的百姓,而且在和平時期。

現在29年了,沒有任何說法,談不上公平、正義。看到我們群體的情況,當年我30多歲,有20多歲的人,現在都到五、六十歲了。那些失去孩子的父親、母親們,什麼心情啊?!他們永遠是生活在這種痛苦之中,沒辦法解脫,沒有一個人說『我能閉上眼睛』。無論是文化程度高低,都說『你這國家得給我一個交代,我的孩子憑什麼當年的時候這樣就死去了?生命就消失了!刑事犯罪你至少還有地方可以去告狀哪,這個國家犯罪,誰接我們的狀子呀?!還要把我們當成敵對力量!』這樣採用警方打擾我們的生活,這麼多年了。這種治國方式真的不是文明的方式,那是野蠻的方式,就是一種獨裁。」

尤維潔:群體決定,因逝世難屬的願望尚未達成,群體文章署名最後另列逝世難屬名字

主持人:「我看到有一些『六四』難屬聯署的公開信,或者文告中,後面有一欄是已故的難屬的名字。這個你們是怎麼決定哪些人的名字寫在上面,是有遺囑?還是怎麼樣?」

尤維潔:「隨著時間的流逝,很多難屬……有很多父母親都不在了,那麼怎麼來表示他們心裡還是放不下這種想法呢?所以我們難屬討論決定,要把他們的名字寫在後面。在我們那個……比如說《祭文》,或者我們群體的文章里,也是留下他們的名字。就是另起一行,把他們的名字放在後面。因為他們去世,他們的願望沒有達成,就把他們的名字放在後面。上面是還活著的人的簽名;換一行就是已經去世的難屬的名字。」

主持人:「現在是清明節前夕,今年您個人的『清明』祭奠是不是還沒有到時候,還沒有做?」

尤維潔:「清明期間我是和家人在一起的,但是因為我家裡還有孫(子輩)……小小孩兒嘛,所以我跟孩子商量,清明這一天不去了,因為人太多,我們可能過了清明以後再去,這樣就沒那麼多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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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維潔:重申「六四」難屬群體多年堅持的「三項訴求」:真相、賠償、問責

主持人:「您一再提到,難屬群體會堅持三項訴求,您能不能把這三項訴求,再說明一下?」

尤維潔:「這三項訴求,也是我們大家討論的。我們要求公布『六四』真相,公布死亡者名單。因為在現在來講,我們找到的人真是少之又少,因為中國太大了。當年誰都不認識誰。當年的屠城,可以說,如果沒有人送信,有很多人,就突然失蹤的人,我覺得也有很多人是(遇難者,這是)存在的。所以我們要求公布『六四』真相,包括死亡者名單。

我們要求要進行國家賠償,因為國家也有法律上的就一些刑事犯罪,或者是一些冤案什麼的有《國家賠償法》。但是我們認為,『六四』慘案不符合任何一個現有的《國家賠償法》。我們要求政府另外成立一個『六四』慘案的調查委員會,來就這個進行偵核。就國家賠償也要另外立法。

我們也要求對『六四』的責任者追究法律責任。因為當年的政府……當年誰下令開槍……因為軍隊應該說是國家的公器,如果動用軍隊,應該通過召開『人大』開會才行。當時學生也提出來要召開『人大』的特別會議,但是這些都沒有做。那麼,誰下令開槍?這個應該追究法律責任。畢竟『六四』慘案在中國、在中國近代來講,是一件非常非常嚴重侵犯人權、不尊重生命,亂殺無辜的重大事件。

簡單的說就是,我們要求真相、賠償、問責——我們的三項訴求。」

尤維潔:要求政府誠意跟難屬對話,現只看到警方對難屬的干涉,希望大家繼續發聲

主持人:「從去年清明到今年清明的這樣一個回顧,您看有沒有我沒有問到的、您今年特別的想法還沒有來得及講?」

尤維潔:「從去年清明到現在。其實我最難過的就是我們的很多老人都在走,他們看不到這一天的到來了。畢竟作為每個父親、母親來講,他們最痛苦的就是失去兒女了,尤其是在這樣的一種狀況,和平時期,並不是因為自然災害或者因為什麼,而是完完全全是人為的一種傷害,到現在沒有解決。看著他們每一個老人故去,我都會難受。我們也是要求政府拿出誠意來,跟我們難屬對話,現在根本就看不到。看到的只是警方對我們的干涉,其它真看不到。

去年徐珏女士去世的時候,警方對她很關注。因為我聽他兒子講,比如說他們單位舉行追思會也好,或者是他到墓地去重新換(徐珏的先生)那個墓碑,因為他母親去世了(要合葬)嘛,重新換。比如說,墓碑上的詩以前是袁可志先生寫的,是徐珏的愛人去世時寫的一首詩,刻在那墓碑後面。他們去年想要把這個詩重新刻在(新)墓碑後面,遭到警方的干擾,說『你重新立碑可以,但是這首詩不能刻』,我覺得這完全是無理要求。

但是我覺得她的兒子挺有骨氣,他跟我說『我得有我作人的尊嚴』,他說『我寧願這個墓碑不改,就這樣保持這個狀態,也不能這首詩我不刻』。所以最後這個墓碑沒有重新換。這些我都覺得……這個國家的這種行為不可理喻,也無法去理解警方這種干涉。

現在因為我在國內真的很不樂觀,但是我覺得有很多媒體對我們的關注,其實也能起到敦促這個政府能夠去面對『六四』慘案,應該是讓所有熱愛和平的人,大家都來繼續發聲才行。不僅是為了死者,也是為了我們生者的尊嚴,這很重要。」

張先玲:我先生過世不久我心情很低落,今年「兩會」警方還跟往常一樣監視我

北京時間清明節當天晚上,我撥通了「六四」難屬張先玲女士的電話

主持人:「您好!您現在身體怎麼樣?」

張先玲:「身體還可以吧,恢復得還湊合。這兩天我感冒了,總體來講還行。身體恢復得還可以,就是精神上很差。」

主持人:「今年您的處境怎麼樣?」

張先玲:「沒什麼改善。今年因為『兩會』時一直是這樣看著我。

那時候我先生正好是病重的時候(記者註:這裡應是講『十九大』時,因張先玲女士的先生2017年12月8日病逝),他們還是一直這樣看著,那時候他在住院,他們還是每天在門口守著。倒是有個方便了,每天警車送我上醫院去看他、回來……不用我出計程車錢了。

等到最近『兩會』時,我先生剛剛過世不久。我想今年『兩會』,他們肯定要注意一些,因為畢竟還是有點人心的嘛,我們遇到這麼大的事情,心裡那麼不舒服,總是不會再像往常一樣吧。沒想到他們還是跟往常一樣那樣監視,就是所謂『監視記者』吧。在我們門口有兩個保安,底下有個警車,還有警察。

當然他基本上不限制我到哪兒去,基本你到哪兒去都可以,但到哪兒他都跟著你。美其名曰:怕記者採訪我。我就說『採訪我能有什麼呢?我還能編出些什麼瞎話來?我還能放出一個什麼核彈頭來是怎麼的?』

所以,我覺得他們太有點莫名其妙了!很好笑。

這樣,就在我那麼困難時,我先生剛剛過世不久,我心情很低落,他們還是這樣對待我。」

張先玲:「兩會」后剛撤崗,因一香港女孩發簡訊說要來看我,3月20日警方又上崗

張先玲:「結果呢,『兩會』好容易過去了,(警察)他們剛回去不久,有個香港的女孩子給我發來一個簡訊。這女孩子曾經當過記者,她現在是不是記者我也不知道。中間來過幾次。前兩年當過記者之後,她又去干別的了,到澳門的一個什麼公司工作,她也還來過幾次。因為她自己會點樂器,她會彈琵琶。所以她有時候來跟我先生聊聊琵琶的事情(王范地先生是中國音樂學院教授,著名琵琶藝術家),還挺投機的,她有時候也來請教請教他這樣的事情。

今年『兩會』過後,剛剛撤了崗沒幾天,這女孩子給我發了個簡訊,她說想來看看我。我還跟她說『王老師不在了,你來了也沒有人給你指導了。你要來看看我,你就來坐坐吧』。頭一天下午我就回了這麼個簡訊。

第二天(警察)就上崗了。他們來找我談,說『是不是有人來找你?』我把簡訊都給他們看了。我說『就這麼個情況來找我,怎麼了?』他們就要上崗,因為他們要『防是記者』什麼啦……從大概3月20日剛過就來了,一直到現在還沒走呢。」

張先玲:有時我把情況跟監控我的人一說,他們百分之百同情我,沒有同情政府的

主持人:「他們有沒有講這個監控要多長時間,到什麼時候?」

張先玲:「具體執行人,說他不知道。我也相信他不知道。他們一來電話,他就撤了,說撤就撤,也就是幾分鐘的事。我問他們為什麼,他們也不知道。有時候我把我的情況跟他們一說,可以說百分之百都同情我,沒有同情政府的。但是他們也是執行任務吧,我說倒是給了我一個宣傳機會,不錯,讓人家知道真相是怎麼回事。」

張先玲:我先生臨走時不放心「六四」這事,真是死不瞑目,說「你要獨立支持下去」

主持人:「今年祭奠情況怎麼樣?」

張先玲:「如果我要去,他們肯定是拿車帶著我去的。但是今年因為我生病了,現在還在感冒,3日的時候我就沒有去,因為身體不好,北京的感冒很厲害,我那天實在起不來,我就沒有去。每年我都是4月3日去。我想今年過兩天,或者明天後天我再去給我的孩子祭奠吧。」

主持人:「今年您的先生去世,對您來說需要一段時間恢復,難屬群體也有其他難屬離開,在最近的這一年裡……(張先玲:對)目前難屬情況怎麼樣?您有沒有什麼想說的?」

張先玲:「唉!我們母親們都老了,一個一個都會走掉的。王老師臨走時,他也就是不放心這個事,真是死不瞑目。他跟我說了兩件事,一個就是他的業務問題,當然有他的學生來幫他接著做。一個就是『六四』的問題,他也說到『今後我也走了,沒法支持你了。只有你自己獨立的在我們家裡,就是獨立的支持下去吧』。他說『你要堅持,但是你們……人都老了,要注意身體吧!』這樣說的。

今年我們這個群體里去了好幾個人。人總是在不斷的走,新的人來的情況也少,因為高壓之下……你也知道每個人都為自己的飯碗發愁,我們也不想影響別人。雖然有些人很同情,甚至想加入,但是我們一般都是採取勸阻的態度,就是說『最好你們不要加入,因為你們還有自己的工作要做』,有好多事情。這個政府有時說不講理是不講理的,沒辦法。」

張先玲:真相總歸瞞不住,難屬群體能堅持下去,還原「六四」真相的一天不會很晚

主持人:「您和丁老師現在有聯絡嗎?」

張先玲:「就是簡訊聯絡一下,因為大家情緒都不好,在一起只能說些傷心事。」

主持人:「丁老師的身體情況怎麼樣?」

張先玲:「總體來講有進步,但她身體向來比較弱,恐怕比我也不會好。

我認為難屬群體年紀大的逐漸走了這是自然現象。年輕人有很多人都不懂得、不知道這回事,那是政府的手段掩蓋住了真相。但是,一旦知道真相以後,我相信還是有不少人同情我們的。

但是現在總體來看,社會上年紀大的人關心度還是不減的,但是年輕人還是越來越少了,應該說不如前幾年多了。因為前幾年的小孩們長大,也成了年輕人,他們就更不知道了。但是我覺得,事實的真相總歸是瞞不住的,早晚也是會知道的,還是會有人同情我們,或者幫助我們。但是比前一段來說,肯定會要少一些。這個也不稀奇吧。

作為政府的角度,我認為目前當政的這些人,心裡跟我們一樣的明白,他只是……一個是他自己那一攤事還管不過來呢,他沒有這個能力面對現實,對待這個國家犯罪的行為,只是暫時先掩耳盜鈴吧。

但是我覺得我們現在這些人,還是能夠永遠堅持下去的,即使剩下再少的人,也是能夠堅持下去的。

我相信這一天也不會很晚。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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