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載《轉折關頭：張聞天在1935—1943》

　加強對白區工作領導，恢復與共產國際的聯繫

　　加強對白區工作的領導，恢復與共產國際的聯繫，也是貫徹、落實遵義會議精神的重要方面。《遵義會議決議》指出：「白區黨的工作，必須建立與加強。對白區群眾鬥爭的領導方式，必須有徹底的轉變。」張聞天和毛澤東一起，為此作出了安排。

　　1935年3月5日，張聞天等接到紅二、六軍團任弼時來電，告知上海中央局派人來聯繫，說：上海中央局、共青團、工會和特科組織「均受極大破壞，幹部犧牲很多」，工作完全坍台，望中央注意與之聯繫。張聞天隨即代表黨中央派他的得力助手潘漢年（時任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兼地方工作部部長）前往上海，一方面設法恢復上海黨組織和工作，一方面設法恢復同共產國際的聯繫。潘漢年改名楊濤，化裝成不法商販，編入一幫被紅軍拘捕的販賣「雲土」（雲南出的鴉片）的商販隊伍中間。潘同這幫人很快混熟，策劃他們一起脫逃，紅軍並不追趕。他們對這位「楊濤大哥」感佩異常，一路護送，所經關卡，通行無阻，直到貴陽。在那裡，潘漢年通過黨的關係，轉途柳州、梧州，經香港到達上海。

　　另外，在4月17日渡北盤江之前，張聞天主持中央會議，討論要派一位負責同志出去做白區工作。張聞天提議由他自己前往，大家都不贊成。在四渡赤水、南渡烏江、直逼昆明之際，中央曾決定派中央政治局常委、組織部部長陳雲回上海恢復白區黨的組織。想從昆明走，不果而折回。過瀘定橋以後，5月31日，張聞天主持中央常委會又議此事，決定派陳雲、羅邁（即李維漢）到白區工作。6月初，張聞天同他們二位談話，說明白區工作很重要，中央擬派他們去上海恢復白區黨的組織。后羅邁因中央另有安排沒有去，陳雲則在6月七八日紅軍攻佔天全、蘆山後，隨軍到達天全縣北面雪山腳下的靈關殿，隻身悄悄離開。陳雲由地下黨員、靈關小學教員席懋昭護送，並故意讓一個被紅軍扣留的國民黨天全縣教育局長溜掉，讓他與假裝躲避紅軍外逃的陳雲、席懋昭相遇后結伴同行。這樣一路順利通過檢查，經天全到了那個教育局長的滎陽縣城的家裡，后經雅州（今雅安）抵成都。陳雲帶著劉伯承的信，找到劉伯承在成都美豐銀行任職的朋友。陳雲托他給上海章乃器（時任浙江實業銀行副總經理）匯去請章轉交上海地下黨的活動經費，並託人在成都《新新新聞》報上化名刊登一則「遺失私章」的《廖家駿啟事》，向中央發出平安到達成都的信號。陳雲離開成都后經內江直奔重慶，又持劉伯承親筆信找到劉在重慶開中藥鋪的弟弟劉叔禹。在劉叔禹家住了十多天，登上民生公司的輪船直航上海。

　　8月間，陳雲同上海地下黨組織取得聯繫，並同先期到達上海的潘漢年接上頭。上海地下黨在1935年2月和7月連遭大破壞，白色恐怖嚴重，經與共產國際聯繫並經組織決定，潘漢年與陳雲先後離開上海前往莫斯科。潘漢年參加了8月舉行的共產國際七大。陳雲於9月中旬到達莫斯科。10月15日，就在莫斯科穆霍瓦雅大街1號共產國際總部的會議室里向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會議作了《關於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情況》的報告。

五、張聞天支持確立毛澤東軍事領導地位

　　毛澤東重返軍事領導崗位

　　長征是一次史無前例的、特別艱難的軍事行動。軍事領導與指揮者處於最重要的地位。所以，遵義會議關於變換領導人的決定除了總書記以洛代博之外，最為重要的就是軍事領導人的變換。張聞天擁護毛澤東擔任軍事指揮，從黃平橘林談話開始，為確立毛澤東在紅軍中的領導地位，作了不懈的努力。雖然其間不無即有不無小的曲折，但總的說來，張聞天與毛澤東在這一重大關鍵問題上是配合合作得很好的。

　　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被選為常委。這時政治局常委共五人：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博古、陳雲。在遵義會議前和遵義會議上，張聞天、王稼祥等提議恢復毛澤東的軍事領導權，但還沒有正式決定他參加軍事領導。遵義會議開完后的第二天，1月18日，又接著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會上常委進行分工，決定：「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從此毛澤東又重新回到軍隊領導崗位，直接參與對中央紅軍的軍事指揮。

　　二渡赤水，再占遵義

　　毛澤東參與紅軍的軍事指揮以後，中央紅軍根據敵情變化，採取了高度靈活機動的運動戰方針。部隊在扎西縮編以後，即執行「回兵黔北」的決策，揮師東進，在太平渡、二郎灘第二次渡過赤水河，向遵義進發。出敵不意，殺了一個回馬槍。

　　2月25日，中央紅軍攻克桐梓。途中經半天激戰，搶佔婁山關，於28日再取遵義城。這一仗，擊潰王家烈8個團，消滅吳奇偉2個師，繳獲槍支2000多，俘虜約3000人，是長征以來打的第一個大勝仗。毛澤東運動戰的戰法得勝，非常高興，在馬背上吟成一首詞：《憶秦娥·婁山關》，歌詠婁山關戰鬥的勝利，抒發由沉鬱轉為開朗的心情。詞云：

　　西風烈，

　　長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馬蹄聲碎，

　　喇叭聲咽。

　　雄關漫道真如鐵，

　　而今邁步從頭越。

　　從頭越，

　　蒼山如海，

　　殘陽如血。

　　中央紅軍上上下下歡欣鼓舞，充滿勝利的喜悅。軍委縱隊於3月初再次進入遵義城。

　　張聞天請毛澤東擔任前敵總指揮

　　從作出「回兵黔北」的戰略決策，到二渡赤水取得婁山關大捷，中央紅軍取得的一個又一個勝利，使張聞天更加相信毛澤東的戰略戰術原則是正確的，更加佩服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才能。他更加確信，毛澤東在前方指揮戰鬥更有勝利把握。在二占遵義以後，張聞天提議成立一個前敵司令部，請毛澤東到前方擔任前敵總指揮。

　　3月4日，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和副主席周恩來、王稼祥簽發命令：「為加強和統一作戰起見，茲於此次戰役特設前敵司令部，委託朱德同志為前敵司令員，毛澤東同志為前敵政治委員。」當年，前敵政治委員，實際上就是前敵總指揮。這一新的建置與任命，顯然是把前方機動靈活地指揮戰役的權力交給了毛澤東。不過，紅軍的整個軍事領導的體制並未改變，周恩來仍是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毛澤東就任前敵總指揮后，即隨前敵司令部離開遵義到達鴨溪、苟壩一帶。此後，王稼祥發些議論，經常要求中央開會討論軍事行動。張聞天鑒於博古過去領導缺乏民主，採納了王稼祥的意見，召集過幾次這樣的會議。張聞天那時不了解，日常的軍事指揮需要完全的集權。召開這種會議，對前方指揮者按軍情變化作出必要的專斷處置是會有妨礙的；而會上的爭論，更會擾亂前方指揮者的部署。

　關於「打鼓新場戰鬥」的爭論

　　重大的爭論圍繞著要不要攻打打鼓新場的問題爆發了。

　　1935年3月10日1時，一軍團林彪、聶榮臻致電軍委，建議攻打打鼓新場。3月10日白天，張聞天即在鴨溪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要不要發動「打鼓新場戰鬥」問題。到會的大多數同志都主張打，只有毛澤東堅持主張不打。毛澤東認為，紅軍12日才能趕到新場，那時滇軍也趕到那裡同黔軍會合，同時川軍可側擊紅軍，所以反對打。毛澤東說，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損失了部隊不值得，還是應該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嘛。但他未能說服眾人，大家還是要打。會上爭持不下。毛澤東急了，以「去就前敵總指揮的職務力爭」。有人發言說：「少數服從多數，不幹就不幹。」張聞天主持會議，以一般地執行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制原則，作出了攻打打鼓新場的決定。毛澤東剛剛擔任前敵總指揮沒有幾天職務便被撤銷，前敵總指揮由彭德懷暫代。

　　散會以後，毛澤東實在放心不下，深感攻打打鼓新場會給紅軍帶來極大損失。於是，連夜提著馬燈去找周恩來談，要他晚一點發攻擊的命令，再想一想。周恩來採納了毛澤東的意見。當晚21時以軍委名義發出電令，部隊在平家寨、楓香壩、花苗田地域集中，以便尋求新的機動。第二天一早，張聞天再次主持會議討論這個問題，毛、周把大家說服了。軍委即給一、三、五軍團發出《關於我軍不進攻新場的指令》。

　　這件事無論對於確立毛澤東的軍事領導地位，還是對於紅軍保持有生力量、保證作戰勝利，意義都十分重大。在毛澤東的記憶里留下很深的印象。二十多年後，毛澤東在1959年4月5日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講「工作方法」的第一條「多謀善斷」時，還拿這件往事來做例子。他說：「比如苟壩會議，我先還有三票，後頭只有一票。我反對打打鼓新場，要到四川繞一個圈，全場都反對我。那個時候我不動搖，我說，要麼就聽我的，我要求你們聽我的，接受我的這個建議。如果你們不聽，我服從，沒有辦法。散會之後，我同恩來講，我說，不行，危險。他就動搖了。睡了一個晚上，第二天又開會，聽了我的了。」

　　張聞天贊成毛澤東參加新的軍事「三人團」

　　關於要不要攻打打鼓新場的爭論，最終按毛澤東的意見作出不打的正確結論，避免了軍事上可能造成的損失。事後，毛澤東向張聞天提議：成立一個新的「三人團」全權指揮軍事，成員為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張聞天很贊成毛澤東的這個提議。關於打鼓新場戰鬥的爭論，說明還是毛澤東高明。從這件事，張聞天也認識到軍事指揮必須臨機決斷，經常開中央會議來決定，對軍事指揮不利。自己對打仗又是外行，成立新的「三人團」，毛王之間的矛盾可以由他們自己解決，也省去召集會議的麻煩。

　　3月12日，在苟壩附近，張聞天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將成立新「三人團」的提議提交會議討論。會議決定：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新的「三人團」（又稱「三人軍事領導小組」）。毛澤東在三十多年後談及此事時說：「後來搞了個三人團，團長是周恩來，團員一個是我，一個是王稼祥。」

　　至此，遵義會議變換領導的重要決策最終完成。毛澤東進入了當時最重要的軍事領導機構。這表明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進一步為全黨全軍所接受，毛澤東對中國革命戰爭的領導地位進一步確立。

　四渡赤水，跳出敵人包圍圈

　　新的「三人軍事領導小組」成立以後，中央紅軍的軍事行動在毛澤東指揮下，採取聲東擊西的戰略，大踏步進退，在雲貴川兜大圈子。3月16日至17日，紅軍在酒鄉茅台三渡赤水，再次入川，引得敵軍紛紛向川西調動。這時，紅軍又出敵不意地於3月21日至22日在太平渡、二郎灘四渡赤水。緊接著，紅軍南渡烏江，佯攻貴陽。正當雲南敵軍增援貴陽之際，紅軍卻已越過湘黔公路南下，然後向西疾進，直插雲南，形成威逼昆明之勢。毛澤東指揮中央紅軍對昆明虛晃一槍，即向西北方向急進，直達金沙江南岸。於5月初在祿勸縣皎平渡搶渡金沙江。敵人得知紅軍的行動后，花了11天才追到江邊。紅軍只用了9天，就全部渡江完畢。

　　紅軍取得搶渡金沙江的勝利，跳出了包圍圈，把圍追堵截的敵軍遠遠甩掉，實現了遵義會議確定的渡江北上的戰略目標。這是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

　　四渡赤水之戰，充分體現了毛澤東運動戰戰略思想的巨大威力，也顯示了毛澤東卓越的軍事指揮才能。毛澤東自己也說，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筆。

　　走路與打仗的分歧

　　不過，在當時，對毛澤東的軍事指揮認識還不統一。實行毛澤東的靈活機動的戰法，經常的轉移作戰地區，有時向東，有時向西，有時走大路，有時走小路，有時走老路，有時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為了在有利條件下求得作戰的勝利。對這種戰法，很多人不適應，也沒有完全領會。執行這種機動作戰的方針，固然打了不少勝仗，但不可能每仗必勝；迂迴穿插，走了許多路，有時是為了甩掉敵人，迷惑敵人，一時看不出它的必要性；有時為了隨敵情的變化而變化，看起來走了不少冤枉路，但不可避免，非走不可；當然，在這種大規模的運動戰中，白走一點路也難免。在連續大踏步的進退中，部隊很疲勞，減員也不少。所以，上上下下雖是服從命令聽指揮，但不同意見也有，怨言也不少。分歧主要圍繞著走路還是打仗展開，有人埋怨部隊只走路，不打仗，部隊沒有打垮倒要拖垮了。

　　大約在4月中旬，劉少奇到三軍團擔任政治部主任不久，他將了解到的部隊情緒，結合聽到的意見和自己的意見，給中央軍委寫了一個電報，三軍團政委楊尚昆也簽了名，用劉、楊的名義發出。一軍團軍團長林彪一直埋怨紅軍走的儘是「弓背路」，主張走弓弦，走捷徑。說什麼「這樣會把部隊拖垮的，像他這樣領導指揮還行？」，林彪還給周、毛、王「三人軍事小組」寫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毛、周、朱隨軍主持大計，請彭德懷任前敵指揮，迅速北進與四方面軍會合。 「三人軍事小組」中，王稼祥對毛澤東的戰法也不理解，他向張聞天反映，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辦法。王稼祥要求開會解決這個問題。

　　既然紅軍高層領導在戰略戰術問題上存在分歧，召開會議討論解決是必要的。

　會理會議克服離心傾向

　　紅軍於5月9日全部渡過金沙江，跳出了國民黨幾十萬軍隊的圍追堵截，取得了行動的主動權。紅軍過江后直逼會理城下。會理縣城有川軍劉文輝部的一個師死守，又有西昌等地敵人增援，紅軍乃放棄強攻，只加監視。利用追敵近期無法過江的空當，部隊在會理地區休整。5月12日，野戰軍司令部發布命令：「決在會理及其附近停留五天（15號止），爭取在長期行軍后的必要休息和補充」。轉引自力平等著：《中國紅軍長征史》，中央黨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03頁。

　　為了統一思想，肯定遵義會議以來毛澤東的軍事指揮，張聞天同毛澤東商議后，於5月12日下午，在會理城外的鐵場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理會議。

　　參加會理會議的有：三人軍事小組周、毛、王，朱總司令，政治局常委陳雲，一、三軍團司令員和政委林、聶、彭、楊。為防敵人飛機轟炸掃射，臨時搭了一個草棚子做會場。軍團負責人的地鋪就打在這個草棚子里。喝水，吃飯，由中央隊秘書長劉英帶警衛員送去。

　　會議由張聞天主持並作報告。報告大綱，張聞天在會前同毛澤東、王稼祥商量過。據張聞天：《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張聞天嚴厲地批評林彪等人對毛澤東軍事指揮的懷疑、動搖是右傾。

　　毛澤東在會上駁斥了林彪所謂「走了弓背」的謬論，指出：「現在為了擺脫追敵不肯多吃一點苦，將來會吃更大的苦。」 毛澤東還指責彭德懷，認為林彪的信是彭德懷鼓動起來的。並說林的信，劉、楊的電報，都是右傾情緒的反映。

　　毛澤東發言中雖然沒有挑明批評張聞天參與其事，但從話音中聽得出來，毛澤東懷疑張聞天是同彭德懷結合在一起的。張、彭雖然內心覺得委屈，但大敵當前，團結為重，在會上、會下都沒有爭辯。彭德懷「作了自我批評，說：因魯班場和習水兩戰未打好，有些煩悶，想要如何才能打好仗，才能擺脫被動局面。煩悶就是右傾。」彭德懷在會上「也批評了林彪的信：遵義會議才改變領導，這時又提出改變前敵指揮是不妥當的；特別提出我，則更不適當」。

　　會理會議開了兩三天，最後由黨中央總書記張聞天作結論。據劉英：《難忘的三百六十九天》，見《劉英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頁。他肯定從遵義會議以來，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是正確的，批評了林彪反對機動作戰、在部隊中叫苦、甚至企圖改變軍事領導的錯誤。

　　會理會議還討論了渡過金沙江后的行動計劃，決定紅軍繼續北進，渡過大渡河，與紅四方面軍會合。會議還任命劉伯承為先遣隊司令員。

　　會理會議是長征途中的一次重要會議，其主要結果是積極的。

　　第一，通過會理會議，在張聞天、周恩來、朱德等支持下，被四渡赤水之戰的實踐證明了的毛澤東在運動戰中擺脫敵人重兵包圍的方針得到了確認。懷疑或反對機動作戰方針的錯誤認識和動搖情緒受到了批評。1935年10月15日陳雲在向共產國際報告紅軍長征的情況時，講到會理會議的意義時說：「這次會議總結並肯定了紅軍的領導是正確的。會議指出，新的領導班子指揮有方。」

　　第二，通過會理會議，遵義會議后確立的毛澤東對紅軍的領導地位得到了進一步鞏固。這是同毛澤東軍事思想為實踐證明正確並通過爭論得到確認分不開的。

　　會理會議在紅軍長征勝利以至中國革命勝利中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從會理會議的進程可見，「毛洛合作」對這次會議的成功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但同時應該看到，會理會議也有著明顯的不足，其鬥爭方式是不盡恰當的。

張聞天在《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中評價道：「會理會議基本上是正確的，同當時幹部中一些離心傾向及一些動搖情緒做鬥爭是必要的。但是我以為鬥爭方式還是過火的。因為這些同志的錯誤，實質上不過是個別的錯誤，只要加以適當的批評與解釋，錯誤就會改正的，不必用機會主義的帽子去壓他們。」

　　還應該看到，會理會議在毛洛關係、毛彭關係上的消極影響是深遠的。

　　毛澤東指責林彪的信是彭德懷「鼓動」起來的，是「右傾」。對此，彭德懷沒有申辯，採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態度。1959年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又重提此事，林彪當場申明「那封信同彭德懷同志無關」，「寫信彭不知道」。直到這時，彭德懷才出來說明原委。關於劉、楊的電報，彭說，劉少奇寫好以後，「拿給我和楊尚昆簽字。我覺得與我的看法不同，沒有簽字，以劉、楊名義發了」。至於林彪的信，彭德懷說：在會理會議時才看到，事先「沒有同林彪談過話」，此信「與我無關」；在會上，「我也批評了林彪的信」。對毛的指責，彭說：「當時聽了也有些難過，但大敵當前，追敵又迫在金沙江了，心想人的誤會總是有的……我就沒有申明，等他們將來自己去申明。我採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態度，但作了自我批評」。直到1959年廬山會議彭德懷被打成「反黨集團」、此事又成一大罪狀，他才感到這種坦蕩之風效果不好。彭德懷後來說：「在這二十四年中，主席大概講過四次，我沒有去向主席申明此事，也沒有去同其他任何同志談過此事。從現在的經驗教訓來看，還是應當談清楚的好，以免積累算總賬，同時也可以避免挑撥者利用。」

　　張聞天是會理會議的主持人。他在會上代表中央批評下面，自己並沒有受到直接的、明顯的批評。不過，毛澤東聽了個別同志的猜測和判斷，卻一直認為是張聞天到三軍團去與彭勾結反他。這種誤解一直埋在毛澤東的心裡，直到延安整風時才挑明。在1941年六七月間的一次小型談話會上，毛澤東批評張聞天的缺點，特別提到張聞天「在會理會議以前嚴重的政治動搖」，說張「當時挑撥軍隊領導同志林彪、彭德懷，反對『三人團』，要林、彭來代替『三人團』指揮等等」。對此，張聞天當場表示「保留」。「當晚回家后，關於這件事曾寫了一封申明信給毛，但後來沒有發出。想事情沒有旁證，說也無用。」到1943年9月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又一次「提及此事」。張聞天這回才認真對待。他「利用許多同志在延安的機會，做了一點調查工作」，在隨後寫的「整風筆記」中作了澄清：「現在大致可以判明，說我曾經煽動林、彭反對三人團的話，是王稼祥同志的造謠！（林、彭二同志關於此事有正式聲明）」

　　在長征路上，大敵當前。會理會議的過火鬥爭，懷疑、誤解，都沒有影響中央領導同志和紅軍高級將領團結對敵。在延安整風期間，對於全黨來說，這也並非大事，說過以後也就算了，並沒有特別去做結論。不過，會理會議在毛洛關係、毛彭關係上卻有相當深遠的影響。誤解延續到延安整風，確鑿的事實也未能真正驅散這團疑雲，而1959年廬山會議上對彭德懷、張聞天的錯誤打擊，不能不說也蒙有會理會議的陰影。

六、從會合到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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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渡大渡河前後

　　會理會議以後，中央紅軍執行在川西或川西北創建根據地的計劃，沿著通往西昌的大道繼續北進。5月19日，中央軍委縱隊到了西昌城北數十里的禮州附近一個叫鐵坑的地方。在這個地方，張聞天主持召開中央會議，討論行軍路線。鑒於西昌有敵軍固守，會議決定放棄原定圍攻西昌的計劃，改為取道冕寧，過彝族區域，到安順場渡大渡河，進入川西北，同紅四方面軍會合。

　　當天會後，中央軍委縱隊進駐禮州。張聞天在禮州天主教堂向紅九軍團幹部作報告。表彰紅九軍團勝利完成了軍委交給的「別動支隊」的任務，在紅軍的歷史上寫下了光榮的一頁。他傳達了遵義會議精神，還傳達了剛剛開過的中央會議關於行動方針的新決定，號召全軍去實現。

　　就在這一天，按會理會議作出的決定，中央紅軍先遣隊成立，為全軍北上開路。

　　先遣隊進入大涼山彝族區后，劉伯承司令員與沽基部落首領小葉丹歃血為盟，結為兄弟。在彝族同胞幫助下，紅軍部隊安全通過了彝族區，到達大渡河邊的安順場渡口。

　　蔣介石得知紅軍到了大渡河畔，立即命令國民黨軍隊在大渡河以北地區加緊布防，致電各路將令：「大渡河是太平天國石達開大軍覆滅之地」，「希各軍師長鼓勵所部建立殊勛」。蔣介石妄想使紅軍成為「石達開第二」。英勇的紅軍沒有重蹈覆轍。

　　5月25日，先遣隊紅一團挑選17名勇士組成奮勇隊強渡大渡河成功，紅一團陸續渡河。但船少渡得很慢。毛澤東到渡口見此情景，當即開小會決定迅速奪取瀘定橋。5月26日，紅軍循大渡河東西兩岸向上游急進。沿西岸北進的先頭部隊紅四團28日一天疾走240里，於29日晨6時到達瀘定橋，迅速佔領西橋頭。組織22人的突擊隊，於下午4時發起衝鋒，冒著敵人密集的火力，攀踏懸空的鐵索，一面在鐵索上鋪木板，一面匍匐射擊前進，衝到了對岸。這樣紅軍從安順場和瀘定橋兩個渡河點過河，30日就全部到了對岸。

　　05月31日，張聞天隨中央軍委縱隊走鐵索橋過河到達瀘定縣城。在這裡，他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紅軍渡過大渡河后的形勢與任務。會議決定紅軍向北走雪山一線，避開人煙稠密地區。這次會議還決定派陳雲前往上海恢復黨的地下組織。

　　紅軍部隊在向雅安前進途中，得知漢源有川軍扼守高地，居高臨下以待紅軍。於是決定改變方向，折向東北前往天全河邊。這一改變，紅軍的行軍路線就由大道轉入山間小路，並第一次翻越四季積雪的高山。

　　6月2日，中央縱隊在海拔四千多米的花林坪駐紮。當天下午，召開中央縱隊班長以上幹部會，張聞天作報告，講渡過大渡河的勝利與當前的形勢與任務。當天在那裡過夜，下了一場大雪。

　　隨後，紅軍北上至天全河畔，擊潰守敵楊森部6個旅。6月7日，佔領天全，8日佔領蘆山。繼續前進，爬越終年積雪、沒有人煙、沒有道路的夾金山。

　　這時，紅一方面軍同紅四方面軍的先頭部隊已經相距不遠了。6月11日，《紅星》報第20期發表《同四方面軍會合去》的文章，說「我們在最短期間內便能與紅四方面軍握手見面了，兩大方面軍的會合，將使我們的戰鬥力量更加增強」，「我們無論如何要爭取這一偉大任務的迅速實現」。

　懋功會師

　　6月12日中午，紅一方面軍先頭部隊紅一軍團二師四團在夾金山、達維之間與紅四方面軍先遣團第九軍二十五師七十四團勝利會師。第二天，野戰軍總司令部發出捷報：我四方面軍「8號占懋功，昨12日南進到夾金山北，已與我野戰軍先遣兵團會合」。兩個方面軍的會合，標誌著遵義會議決定的中央紅軍北上「渡過長江直接與紅四方面軍配合作戰」的方針終於實現。6月15日，《紅星》報發表社論《偉大的會合》。16日，朱、毛、周、洛複電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慶賀兩大主力的會合。18日，洛、毛、周、朱等會見李先念。李時任紅三十軍政委，率紅四方面軍先頭部隊攻佔了懋功。

　　一、四方面軍在懋功地區勝利會師之後，戰略方針問題又尖銳地提了出來。

　　這時，蔣介石嫡系薛岳等部在後面追趕紅軍，已佔領夾金山以南地區。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等深知南面有敵重兵把守，向南已不可能。敵人在東邊已集結130個團，向東過岷江取成都也已不可能了。向西是茫茫草原，且為少數民族區域，條件更加惡劣。只有向北，北上川陝甘，那裡人口稠密，經濟較好，便於紅軍擴大、發展。因此，黨中央確定的方針是北進到川西北建立根據地，進而佔領川陝甘。張國燾提出：西進西康、青海、新疆，到「經濟落後、文化落後」的「區域發展」，或是向南，「直取成都，出長江，打到武漢去」。兩種方針存在著嚴重的分歧。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等一起，通過電報往來，同張國燾磋商，耐心地交換意見，希望他改變主意。

　　6月16日凌晨2時，朱、毛、周、洛聯名致電張、徐、陳，對張國燾6月2日、6月12日兩次電請中央「飛示以後行動總方針」，即告「今後兩軍行動大計」，作出答覆，提出：「今後我一、四方面軍總的方針應是佔領陝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蘇維埃政權，並於適當時期以一部組織遠征軍佔領新疆。」電文並提出，目前堅決打破敵人新的大舉進攻，「向著岷、嘉兩江之間發展」，「堅決的鞏固茂縣、北川、威州在我手中，並擊破胡宗南之南進是這一計劃的樞紐」。毛澤東、張聞天等不同意張國燾的西進方針，明確指出：「以懋功為中心之地區縱橫千餘里，均深山窮谷，人口稀少，給養困難。大渡河兩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於西康情形更差。敵如封鎖岷江上游（敵正進行此計劃），則北出機動極感困難。因此邛崍山脈區域只能使用小部隊活動，主力出此似非良策。」張國燾完全不考慮中央意見，堅持他的西進或者南下的方針。

　　6月18日晚21時，洛、周、朱、毛聯名急電張國燾等，答覆17日張國燾的回電。針對他的錯誤主張，指出：「目前形勢須集中火力首先攻破平武，以為向北轉移的樞紐。」電報向張國燾說明，「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時主要一著」，要他即下決心北上。6月20日凌晨4時，洛、朱、毛、周再次聯名致電張國燾，分析北進、西移及向川西南三種方針的利弊，再次否定西移方針，力主北進，並邀約張國燾「立即趕來懋功，以便商決一切」。

　　這時，張聞天和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都在懋功。他們在6月17日凌晨由新寨子出發，翻越了夾金山，下午至達維宿營。18日凌晨又從達維出發，午後抵達懋功。紅四方面軍總部設在理番縣的雜谷腦鎮（今理縣縣城）。張國燾在茂縣。為了解決意見分歧，統一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在兩河口開會，商決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戰略方針。

　兩河口會議

　　張聞天於6月23日到達兩河口，住在當地的一座關帝廟裡。為了統一認識，把這次會開好，他於6月24日在這裡寫了《奪取松潘，赤化川陝甘！》一文，立即在當天出版的《前進報》（油印）第一期上發表。一軍團政治部在25日又翻印發給幹部學習。

　　張聞天分析了一、四方面軍會合這一偉大勝利的意義：「使過去在兩個戰線上分開行動的兩大主力現在完全放到黨中央與軍委的統一指揮下」，「造成了實現我們在川陝甘建立新的蘇區根據地的戰略方針的可能。」同時指出，現在兩個方面軍所在的松（潘）、理（番）、懋（功）等縣地形上不利於作戰，物質給養非常困難，而敵人正使用全力把我們「封鎖」在這一地區，進而逐漸壓迫到西康與青海草原地區，所以在這裡「長久的停留」或「西進」青、康，正符合蔣介石的封鎖政策，「對於紅軍極不利」，從而否定了張國燾的錯誤主張。

　　那麼，怎樣才能使兩大主力會合后造成的在川陝甘建立蘇區根據地的「這一可能變成實際」呢？張聞天認為，戰略方向上應該是「北進」，而關鍵的戰役任務是「奪取松潘」。他指出：「我們現在必須集中我們的全部力量，首先突破敵人北面的防線，將紅軍主力轉入川陝甘的廣大地區內尋求在運動戰中大量地消滅敵人。因此奪取松潘控制松潘以北的地區，消滅胡宗南的部隊，目前成為整個野戰軍與四方面軍創立川陝甘新蘇區的最重要的關鍵，也是目前我們紅軍的緊急任務。」

　　張聞天的文章還論述了在創立川陝甘根據地的過程中爭取「決戰勝利「的戰略意義和「運動戰」的戰略戰術原則。他寫道：「我們現在還處在從無後方的游擊戰，轉變到有後方的運動戰的時期。轉變的決定關鍵，完全依靠於決戰的勝利。只有決戰的勝利，我們才能建立新的蘇區根據地。」「川陝甘三省是一塊很廣大的地區。在取得松潘之後，我們或將首先取得甘肅東南或川北一部分地區。到底在川陝甘哪一地區開始創立根據地，就決定於當時的敵情，與我們同敵人作戰的勝利與勝利的大小。為了尋求運動戰消滅敵人，紅軍主力常常不能停留在已經開始赤化的地區內，而需要轉移地區。但這種轉移的目的是為了尋求作戰，在川陝甘建立根據地，而轉移的範圍，也就在川陝甘範圍內。」張聞天還針對張國燾的錯誤主張，不點名地批評了「避免戰爭」的「逃跑主義傾向」。他說：「如果在目前情況下，我們仍舊以到達某一地區為我們行動的中心，實際上就是要避免戰爭，放棄建立新的蘇區根據地的任務，而變為無止境的逃跑。」他提出：「必須同這種逃跑主義的傾向做堅決的鬥爭。」

　張聞天《奪取松潘，赤化川陝甘！》這篇文章為兩河口會議決定北上的戰略方針作了重要的思想準備。在紅軍長征的歷史上，這是最早的一篇系統闡述北上建立川陝甘蘇區根據地的戰略方針，明確批評張國燾右傾逃跑主義的文獻。

　　張國燾從茂縣經汶川、理番到達兩河口，已經是6月25日下午了。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等幾十人走出住地遠迎，並開了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大會。毛澤東致歡迎詞，張國燾致答詞，氣氛熱烈、歡欣。

　　6月26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在兩河口一座喇嘛廟裡召開，集中討論目前戰略方針。會議由黨中央總書記張聞天主持。周恩來在會上作了目前戰略方針的報告，闡述必須北上到川陝甘建立根據地的理由，提出為了迅速打擊松潘的胡宗南部，兩個方面軍要統一指揮。與會者都贊成北上方針，張國燾發言也表示同意。

　　張聞天在周恩來作結論之前發言。張聞天作風民主，他主持黨中央工作以後，改變了過去總書記個人專斷的作風。政治局會議就某一議程討論時，通常由分管這項工作的政治局常委或政治局委員作「報告」和最後的「結論」，主持會議的總書記張聞天常常在聽了報告和討論之後、作結論之前發言，這種發言自然帶有總結的性質。他在兩河口會議上的發言就是這樣。

　　張聞天首先總括大家的意見，著重指出：「北上的戰略方針大家意見一致，應一致來實現。這戰略方針是前進的，唯一正確的。」同時又毫不含糊地否定「西進」方針：「可以發生另外一個方針，準備過草原，把口子守了，這是退守的，不適用的。」接著，他就當前戰役部署問題指出：「要實現這一戰略方針，首先要進攻或控制松潘。」張聞天強調「創造川陝甘蘇區只有依靠決戰勝利」，「現我應用儘力量克服困難」。他又一次批評退卻逃跑傾向，斷然指出「放棄這（北上）方針是錯誤的」。張聞天還特彆強調兩個方面軍在組織上「應統一」。同時說明人員的調劑可以具體商量。

　　會議全體通過周恩來報告中提出的戰略方針，委託張聞天寫一個決定。1935年6月28日，中央政治局發出了張聞天寫的《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戰略方針的決定》。指出：「在一、四方面軍會合后，我們的戰略方針是集中主力向北進攻，在運動戰中大量消滅敵人，首先取得甘肅南部，以創造川陝甘蘇區根據地。」「為了實現這一戰略方針，在戰役上必須首先集中主力消滅與打擊胡宗南軍，奪取松潘與控制松潘以北地區，使主力能夠勝利的向甘南前進。」並明確指出：「為了實現這一戰略方針，必須堅決反對避免戰爭退卻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動的傾向，這些右傾機會主義的動搖，是目前創造新蘇區的鬥爭中的主要危險。」

　　與此同時，中革軍委作出了攻打松潘的戰役部署。要不是張國燾的拖延、避戰和反對中央的右傾分裂活動，兩河口會議創造川陝甘根據地的目標是能夠實現的。

　兩河口會議之後

　　1935年6月底，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等率領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離開兩河口。此後，即連續翻越夢筆山等大雪山，於7月10日到達黑水縣的上蘆花。在這裡一面耐心等待張國燾執行兩河口會議決議，發動攻打松潘戰役，一面籌集糧食，準備北上打大勝仗。上自總司令，下至炊事員、飼養員，齊心協力，大家動手。總書記張聞天和年已五六十歲的徐特立、林伯渠也都參加收割、打場、炒麥子等勞動。歇晌的時候，張聞天還同幹部、戰士聊天。紅一方面軍都是江西、福建一帶人，不習慣吃麵食，也不會做。他就結合自己親身經歷，有意講世界各國吃東西的習慣，蘇聯人怎麼樣，美國人怎麼樣，日本人怎麼樣，說：全世界百分之七十的人吃面，只有百分之三十的人吃大米，我們「北上」，就到了吃麵食的地方了，可要少數服從多數啊。說得大家笑起來。

　　在兩河口會議上，張國燾雖然表面上贊成北上方針，同意打松潘，但實際上他還是懼怕敵人，想避敵主力，西移川康邊。兩河口會議以後，毛洛商量、經常委會決定，任命張國燾為軍委副主席。但張國燾的權欲並沒有滿足。沒過幾天，他就違背兩河口會議決定，製造事端，乃至要挾中央了。

　　6月29日，張國燾致電中央，強調攻打松潘的困難，並要一軍團去阿壩，四方面軍主力往西、往南。

　　7月1日，張國燾又借口為了將主力迅速開到毛兒蓋東北地帶，消滅胡宗南部，提出「我軍宜速決統一指揮的組織問題」，故意拖延四方面軍主力北上的行動。接著，張國燾向李富春表示非常關心「統一組織問題」，提出「充實總司令部」等要求。

　　7月8日，張國燾在雜谷腦召開四方面軍高級幹部會議，抓住《前進報》發表凱豐寫的《列寧論聯邦》批評張國燾在5月底宣布成立「西北蘇維埃聯邦政府」一事，大肆攻擊中央，挑撥一、四方面軍的關係，進行反對黨中央、破壞紅軍團結的派別活動。

　　在張國燾策動下，7月8日當天，中共川陝省委致電中共中央，說張國燾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西北聯邦政府」「在理論上、在組織上都是正確的」，《前進報》上的文章對聯邦政府的批評是不正確的。7月9日，中共川陝省委又出面向中央建議，要加強總司令部，由陳昌浩出任總政委等職；軍委設常委，決定軍事策略問題，並催促中共中央政治局「速決速行」。7月10日，張國燾急不可耐，又向中共中央提出「我軍宜速決統一指揮的組織問題」，說穿了，就是要給他最高權力，給他的部屬高級職位，由他掌握紅軍的指揮權。對於《松潘戰役計劃》，則極力延宕，不予執行。

　　張國燾為何這樣明目張膽、野心膨脹呢？重要原因是他自恃兵力強、資格老。他是中共一大代表，是一大選舉成立的中央領導機構中央局三個成員之一。這時紅四方面軍有8萬多人，兵強馬壯，紅一方面軍只1萬多人，且系經過遠征的疲憊之師。張國燾完全以軍閥主義看待革命軍隊，他要用槍指揮黨。

　　中央對張國燾延遲北上貽誤戰機的錯誤提出批評，敦促他對所率各部「真能速調，速進，勿再延遲坐令敵佔先機」，並要張國燾和徐向前、陳昌浩一起速來蘆花集中指揮。

　　與此同時，中央為了團結張國燾，對他在「組織問題」上提的要求，還是委曲求全，盡量考慮。張聞天同毛澤東就中央的人事安排問題反覆商量。張聞天從團結北上的全局出發，主動表示自願讓出自己擔任的黨中央總書記的職位。毛澤東不同意。經商量，周恩來把總政委的職務讓給了他。當時擔任中央隊秘書長的劉英回憶、敘述了毛洛商談的情形：

　　毛主席說：「張國燾是個實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給他一個相當的職位，一、四方面軍很難擰成一股繩。」毛主席分析，張國燾想當軍委主席，這個職務現在由朱總司令擔任，他沒法取代。但只當副主席，同恩來、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聞天跟毛主席說：「我這個總書記位置讓給他好了。」毛主席說：「不行。他要抓軍權，你給他做總書記，他說不定還不滿意，但是讓他坐上這個寶座，可又麻煩了。」考慮來考慮去，毛主席說：「讓他當總政委吧。」毛主席的意思是盡量考慮他的要求，但軍權又不能讓他全抓去。同擔任總政委的恩來商量，恩來一點也不計較個人地位，覺得這麼安排好，表示贊同。　兩河口會議之後

　　1935年6月底，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等率領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離開兩河口。此後，即連續翻越夢筆山等大雪山，於7月10日到達黑水縣的上蘆花。在這裡一面耐心等待張國燾執行兩河口會議決議，發動攻打松潘戰役，一面籌集糧食，準備北上打大勝仗。上自總司令，下至炊事員、飼養員，齊心協力，大家動手。總書記張聞天和年已五六十歲的徐特立、林伯渠也都參加收割、打場、炒麥子等勞動。歇晌的時候，張聞天還同幹部、戰士聊天。紅一方面軍都是江西、福建一帶人，不習慣吃麵食，也不會做。他就結合自己親身經歷，有意講世界各國吃東西的習慣，蘇聯人怎麼樣，美國人怎麼樣，日本人怎麼樣，說：全世界百分之七十的人吃面，只有百分之三十的人吃大米，我們「北上」，就到了吃麵食的地方了，可要少數服從多數啊。說得大家笑起來。

　　在兩河口會議上，張國燾雖然表面上贊成北上方針，同意打松潘，但實際上他還是懼怕敵人，想避敵主力，西移川康邊。兩河口會議以後，毛洛商量、經常委會決定，任命張國燾為軍委副主席。但張國燾的權欲並沒有滿足。沒過幾天，他就違背兩河口會議決定，製造事端，乃至要挾中央了。

　　6月29日，張國燾致電中央，強調攻打松潘的困難，並要一軍團去阿壩，四方面軍主力往西、往南。

　　7月1日，張國燾又借口為了將主力迅速開到毛兒蓋東北地帶，消滅胡宗南部，提出「我軍宜速決統一指揮的組織問題」，故意拖延四方面軍主力北上的行動。接著，張國燾向李富春表示非常關心「統一組織問題」，提出「充實總司令部」等要求。

　　7月8日，張國燾在雜谷腦召開四方面軍高級幹部會議，抓住《前進報》發表凱豐寫的《列寧論聯邦》批評張國燾在5月底宣布成立「西北蘇維埃聯邦政府」一事，大肆攻擊中央，挑撥一、四方面軍的關係，進行反對黨中央、破壞紅軍團結的派別活動。

　　在張國燾策動下，7月8日當天，中共川陝省委致電中共中央，說張國燾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西北聯邦政府」「在理論上、在組織上都是正確的」，《前進報》上的文章對聯邦政府的批評是不正確的。7月9日，中共川陝省委又出面向中央建議，要加強總司令部，由陳昌浩出任總政委等職；軍委設常委，決定軍事策略問題，並催促中共中央政治局「速決速行」。7月10日，張國燾急不可耐，又向中共中央提出「我軍宜速決統一指揮的組織問題」，說穿了，就是要給他最高權力，給他的部屬高級職位，由他掌握紅軍的指揮權。對於《松潘戰役計劃》，則極力延宕，不予執行。

　　張國燾為何這樣明目張膽、野心膨脹呢？重要原因是他自恃兵力強、資格老。他是中共一大代表，是一大選舉成立的中央領導機構中央局三個成員之一。這時紅四方面軍有8萬多人，兵強馬壯，紅一方面軍只1萬多人，且系經過遠征的疲憊之師。張國燾完全以軍閥主義看待革命軍隊，他要用槍指揮黨。

　　中央對張國燾延遲北上貽誤戰機的錯誤提出批評，敦促他對所率各部「真能速調，速進，勿再延遲坐令敵佔先機」，並要張國燾和徐向前、陳昌浩一起速來蘆花集中指揮。

　　與此同時，中央為了團結張國燾，對他在「組織問題」上提的要求，還是委曲求全，盡量考慮。張聞天同毛澤東就中央的人事安排問題反覆商量。張聞天從團結北上的全局出發，主動表示自願讓出自己擔任的黨中央總書記的職位。毛澤東不同意。經商量，周恩來把總政委的職務讓給了他。當時擔任中央隊秘書長的劉英回憶、敘述了毛洛商談的情形：

　　毛主席說：「張國燾是個實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給他一個相當的職位，一、四方面軍很難擰成一股繩。」毛主席分析，張國燾想當軍委主席，這個職務現在由朱總司令擔任，他沒法取代。但只當副主席，同恩來、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聞天跟毛主席說：「我這個總書記位置讓給他好了。」毛主席說：「不行。他要抓軍權，你給他做總書記，他說不定還不滿意，但是讓他坐上這個寶座，可又麻煩了。」考慮來考慮去，毛主席說：「讓他當總政委吧。」毛主席的意思是盡量考慮他的要求，但軍權又不能讓他全抓去。同擔任總政委的恩來商量，恩來一點也不計較個人地位，覺得這麼安排好，表示贊同。

　沙窩會議前後

　　7月1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在蘆花（今四川省黑水縣）召開，討論「組織問題」。

　　張聞天主持會議，他首先提出關於人事安排的意見：「軍委設總司令，國燾同志任總政治委員，軍委的總負責者。軍委下設小軍委（軍委常委），過去是四人，現在增為五人，陳昌浩同志參加進來，主要負責還是國燾同志。恩來同志調到中央常委工作，但國燾同志尚未熟習前，恩來暫幫助之。這是軍委的分工。關於總政治部本是稼祥主任，因病實際是博古，現決定博古為主任。」

　　在討論中，張國燾強調要提拔新幹部，提出要向中央委員會增補成員。毛澤東說：提拔幹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這麼多人集中在中央，下面也需要人。張國燾只得暫時作罷。

　　張聞天最後作結論說，大家意見一致，很好。現在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打好這次戰役。並宣布決定：張國燾為紅軍總政治委員，徐向前、陳昌浩為前敵總指揮部總指揮和政委，博古為總政治部主任。

　　7月18日當天，軍委即將上述決定通知各軍團首長。

　　為了促進兩個方面軍的團結，統一認識，分清一些大的是非問題，從7月21日至22日在蘆花，張聞天又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集中討論四方面軍的工作。會上，張國燾作關於紅四方面軍工作情況的彙報。討論后，張聞天作總結性發言。

　　張聞天首先肯定四方面軍「一般領導是正確的」，部隊「很有戰鬥能力」，同時又指出其缺點和錯誤：在第四次反「圍剿」開始時領導對形勢估計上有「左」的傾向，后當敵人分兵合擊時，未能抓住敵人弱點，集中打他一路；通南巴打了勝仗還是放棄了，反映對根據地的重要性了解不夠；退出通南巴時把所有幹部、游擊隊通通帶走也是不好的；出通南巴后缺乏明確的戰略方針，沒有一定的發展方向，造成了現在的一些困難。張聞天還指出，四方面軍對待少數民族也有些問題，如在兩河口把藏民的土地拿來分，引起群眾反對；關於西北聯邦問題，實際也未弄清楚怎樣才算「聯邦」，少數民族還沒有發動就首先成立「聯邦」，結果必將是徒然的。張聞天強調，在新的環境下創造新蘇區是當前的中心任務，揭示過去工作的弱點是為了總結經驗。

　　蘆花會議決定張國燾擔任紅軍總政委以後，他才勉強執行軍委為補救延誤戰機而發布的松潘戰役第二步計劃，率領四方面軍北上向毛兒蓋地區集中。可是，到了毛兒蓋以後，張國燾又進行了一系列反對中央、破壞團結的活動。他在四方面軍召開了一個緊急幹部會議，在會上宣布中央執行的是機會主義路線，要求將四方面軍的十幾個幹部分別批准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他指責遵義會議是調和路線，要求博古退出書記處和政治局，周恩來退出軍委，不達目的即不進兵。還在中央駐地附近，搞了一個嚴重的軍事示威。同時，他在整個四方面軍中封鎖中央的聲音，做了一個反對中央、反對一方面軍的動員，造成了四方面軍對一方面軍的異常惡劣的關係，全然不顧中央號召的兩軍團結北上的政治任務。而這時敵方胡宗南部卻已經利用張國燾延宕不進之機，集結了胡部主力，在松潘附近地區構築了堡壘線，紅軍攻打松潘的有利時機已經喪失。不僅如此，各路敵軍經過調集、布防，形成了圍困與消滅紅軍於岷山以西、懋功以北雪山草地之中的態勢。紅軍處境異常困難。如不抵制張國燾的錯誤方針，制止他破壞團結、反對中央的行為，紅軍處境將更為兇險。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從全局和全黨全軍的團結出發，為求得共同北上，促進張國燾轉變與爭取四方面軍，採取了特殊的、十分忍耐的方針。在這一方針指導下，8月上旬，張聞天在松潘縣毛兒蓋南面約20里的小村莊沙窩，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

　　沙窩會議的議程為兩項：（一）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形勢與任務；（二）組織問題。

　　會前，就這兩項議程進行了比較充分的醞釀。張聞天經同毛澤東、周恩來、博古等商討，就形勢與任務問題草擬了決議草案。草案擬就后，又同四方面軍的陳昌浩、傅鍾等商量，得到他們的贊同。關於組織問題，張國燾先著人帶給中央一個增補四方面軍同志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名單，張聞天同毛澤東交換了意見，又同陳昌浩、傅鍾來回商量，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見。在做了這些準備工作之後，8月3日21時，張聞天發電通知張國燾：「請准於明日十時到達沙窩開政治局會議，並請通知傅鍾、博古、鄧發、凱豐、富春趕來到會。」

　　沙窩會議從8月4日開始至8月6日結束，共開了三天。

　　會議開始即由張聞天就第一項議程作報告。他根據起草好的文件《中央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政治形勢與任務》進行了全面、系統的闡述。經過兩天討論，第三天會議開始時，由張聞天作結論。

　　張聞天總結兩天的討論說：「對決議案大家意見無大分歧，同志們也都是一致的。這是一、四方面軍勝利和前進的保障。」張聞天有針對性地著重肯定遵義會議的正確，強調遵義會議肯定的軍事路線，要求四方面軍中黨的支部應該討論《遵義會議決議》。關於西北聯邦問題，張聞天再一次指出，「是過早的，這在決議中應指出」。對於四方面軍同志對一方面軍的批評，張聞天首先肯定「是好的，是幫一方面軍來糾正缺點的」，同時又指出，「但須注意可能發生的不好影響--過分的批評會妨礙團結的」。他認為，切實緊要的是「現在就是要實際去作」，即通過整頓部隊來糾正缺點。張聞天最後說：基本上通過決議案，由常委作些修改後印發。

　　8月9日，中央印發了沙窩會議通過的由張聞天起草的《中央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以下簡稱《沙窩會議決議》）。

　　《沙窩會議決議》是一個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的文件。它針對兩個方面軍會合后一個多月來出現的主要問題，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總結歷史經驗，分析當前現實情況，作出了深刻而又具體的回答，有力地然而又是很有策略地抵制和批評了張國燾「西進」、「南下」的錯誤戰略方針，抵制了他槍指揮黨的軍閥主義傾向，破壞兩個方面軍團結的行為，和避戰退卻逃跑的右傾機會主義動搖。創造了在特殊情況下正確處理黨內矛盾的一個範例。

　　《沙窩會議決議》肯定6月28日兩河口會議決定的「向北進攻」的戰略方針「無疑是正確的」，「創造川陝甘的蘇區根據地，是放在一、四方面軍前面的歷史任務」。還進而提到了在川陝甘及廣大西北地區「創造出西北蘇區根據地」的設想。這實際上是對一、四方面軍會合以來戰略方針問題的爭論作了結論，肯定並堅持了中央的「北上」方針，否定了張國燾的「西進」、「南下」方針。

　　《沙窩會議決議》（以下簡稱《決議》）從創造川陝甘根據地的必要條件立論，正面回答了兩個方面軍會合以來出現的主要問題，不指名地批評與抵制了張國燾的種種錯誤。《決議》強調：「必須在一、四方面軍中進一步的加強黨的絕對領導，提高黨中央在紅軍中的威信。」指出，「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中國工農紅軍」，黨中央在遵義會議以後的軍事領導「無疑義的是完全正確的」。《決議》對兩個方面軍分別作出了全面的估價，而且相當嚴格地批評了一方面軍的弱點並提出「必須立刻整頓部隊」的任務，強調「一、四方面軍的兄弟的團結」，這就有力地抵制了張國燾破壞團結的言行。《決議》還從兩個方面軍會合的地域正在少數民族區及今後在西北地區活動的實際出發，指明「爭取少數民族」「對於中國革命勝利前途有決定的意義」；指出在少數民族地區「一般的組織工農民主專政蘇維埃是不適當的」；對「西北聯邦」這個引起爭論的問題，也作出了「目前建立西北蘇維埃聯邦政府是過早的」結論。

　　《決議》提出12項「目前的中心工作」，包括了軍隊建設、少數民族工作、白區工作、地方工作、保衛工作、組織工作、蘇區工作等各個方面，是執行上述戰略方針和原則的具體任務和措施，也是對以往鬥爭經驗的概括。

　　《決議》指出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佔領華北，造成『華北國』的實際行動」，卻未能再前進一步，指出由此帶來的國際國內形勢和階級關係的巨大變動。《決議》維護了《遵義會議決議》和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卻仍然沒有認識到四中全會以來政治路線的錯誤，還要求學習五中全會的決議。所以，從總體上它還未能及時地開始從土地革命與蘇維埃運動到民族革命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轉變。這一重大轉變，還有待於由於日本侵略的加劇而引起的民族危機的更加深重，有待於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七大的推動。就在《沙窩會議決議》形成前不久，中共駐國際代表團寫出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歷史造成的這種認識落後於形勢的局限當然是不應該苛求的。聚集在沙窩的毛、洛、周、博等黨中央領導人正傾注全部精力解決最迫切的關係到紅軍的生存和發展的戰略方向問題，正在為團結張國燾、率領紅軍衝破重圍、北上創立川陝甘根據地而努力，長征的環境也使他們無法了解國內外形勢的變化。《沙窩會議決議》存在的不足與局限，絲毫不影響其積極意義和歷史地位。

　　沙窩會議的第二項議程是組織問題--「吸收四方面軍幹部參加中央工作」。張聞天代表政治局提出預先經過磋商的名單，提升三個正式中央委員：徐向前、陳昌浩、周純全，三個候補中央委員：何畏、李先念、傅鍾；兩位同志進政治局：陳昌浩為政治局正式委員，周純全為政治局候補委員。

　　對這個名單，張國燾不滿意，說：在堅決提拔工農幹部上還可以多提幾個人嘛！

　　毛澤東回應他說：四方面軍中有很多好的幹部，現在我們提出這六位同志，是很慎重的。照黨章規定，本來政治局不能決定中委，現在是在特殊情況下才這樣做的。其他幹部可以更多地吸收到各軍事、政治領導機關工作。

　　張國燾又迂迴曲折地從另一方面提出要求：本來我們的意見，要提這幾個同志都到政治局的，這樣可以提拔工農幹部，他們有實際經驗，又可以學習領導工作。

　　毛澤東既肯定「國燾同志的意見是很好的」，又一點不鬆口，說四方面軍的好乾部「將來很可以吸收到中央機關及其他部門」。

　　8月6日的會議主要在這個問題上爭來爭去。毛、洛等看透張國燾的用心，是企圖形成多數來控制黨中央（這當然只是張國燾的一廂情願。事實上沙窩會議吸收為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的同志大多數是黨的好乾部而不是張國燾的人），所以在增加中央委員的人數上毛、洛口徑統一，維持原議。但為了從大局出發，盡一切可能同張國燾搞好團結，在組織問題上還是作了一些讓步：最後決定進政治局的兩位同志都是正式委員。在組織問題上，還決定恢復紅一方面軍總部，由周恩來任紅一方面軍司令兼政委；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由陳昌浩任主任，周純全任副主任。

　　毛兒蓋會議前後

　　沙窩會議以後，為執行《夏洮戰役計劃》，中共中央決定，會合后的兩個方面軍組成左、右兩路軍繼續北上。右路軍由紅一方面軍的一、三軍團和紅四方面軍的四軍、三十軍組成，由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周恩來、徐向前率領，以毛兒蓋為中心集結，向班佑、巴西地區開進；左路軍由紅四方面軍的九軍、三十一軍和紅一方面軍的五、九軍團組成，由朱德、張國燾帶領，以馬塘、卓克基為中心集結，向阿壩地區開進，到達后即東進，到班佑同右路軍靠攏，然後齊頭並進，向甘南進軍。

　　張國燾又一次玩弄兩面派伎倆。他在會上贊成《沙窩會議決議》，會後繼續同中央的北上計劃對抗。他回到毛兒蓋后即召開四方面軍軍以上幹部會議，再次提出，西出阿壩，佔領青海、甘肅邊遠地區的方針，而不執行中央經阿壩北進東出的計劃。

　　針對張國燾這一破壞北進戰略部署的錯誤主張，中共中央於8月15日致電張國燾，指出：「不論從敵情、地形、氣候、糧食任何方面計算，均須即時以主力從班佑向夏河急進，左路軍及一方面軍全部應即日開始出動。萬不宜再事遷延，致誤大計。」「目前洮、夏敵備尚薄，遲則堡壘線成，攻取困難。氣候日寒，非速到甘南夏河不能解決被服。」「班佑以北，糧房不缺，因此，一、四方面軍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壩只出支隊，掩護後方前進，五軍、三十二軍即速開毛［兒蓋］。」「目前應專力北上，萬不宜抽兵回擊撫邊、理番之敵」。張國燾對中央的耐心說服教育和明確指示置之不理。

　　為了克服張國燾的新的阻撓，中央決定再次召開政治局會議。

　　在召開這次政治局會議的前一天，8月19日，張聞天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到會者為毛澤東、博古，王稼祥列席。周恩來因病缺席。會議討論了對張國燾錯誤的方針問題，常委分工問題，宣傳工作問題。

　　會議認為：應該加強常委會的工作，發揮常委會的作用。決定：「常委會每周至少一次，各部有臨時發生事件，由各部與書記商量，［必要時］召集臨時常委［會］。」會議經過充分討論，確定中央分工如下：張聞天負總責之外兼管組織部，羅邁副之；毛澤東負責軍事；博古負責宣傳部；王稼祥負責紅軍政治部；凱豐負責少數民族委員會。這一決定，將領導權集中統一於常委會和黨中央總書記手裡，軍事領導權則掌握在毛澤東手裡，這在當時張國燾擁兵自重、向黨爭權，黨內矛盾趨於尖銳的形勢下，是十分必要的。對日後戰勝張國燾的個人野心和分裂活動，具有關鍵性的作用。

　　會議決定加強對宣傳工作的領導，《幹部必讀》和《鬥爭》分別成立編委會。《幹部必讀》由張聞天兼主編，編委成員羅邁、陳昌浩；《鬥爭》由博古主編，張聞天、王稼祥為編委。

　　8月2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在毛兒蓋召開，集中討論紅軍行動方針。會議由張聞天主持，毛澤東作關於夏洮戰役後行動問題的報告。與會者一致同意毛澤東提出的以岷州、洮河為中心向東發展，以便取得甘、陝廣大地區的行動計劃，並指出，目前左路軍應迅速向右路軍靠攏。毛澤東作結論，他說，我們應該堅決向東打，以岷州、洮河為中心，向東發展，不應因為有一些困難而轉移向西。最後，張聞天說：「由澤東同志起草一決議，補充上次政治局決議。」會後，發出了《中央政治局關於目前戰略方針的補充決定》，對1935年6月28日兩河口會議《目前戰略方針的決定》作了補充。

　　張國燾沒有出席毛兒蓋會議。張聞天等通過各種方式將會議決定電告張國燾，明確要求左路軍「迅速出墨窪、班佑，出洮河左岸，然後並肩東進」。但張國燾仍然按兵不動，不執行從兩河口會議、沙窩會議到毛兒蓋會議再三商討確定的北上東出方針。這樣一直拖延到8月30日，張國燾才命令左路軍集結後向班佑前進。但是才走一天，8月31日，張國燾又猶豫動搖，卻步不前。

　　毛兒蓋會議后，張聞天帶領中央機關隨毛澤東、周恩來、徐向前率領的右路軍行動。8月下旬，從毛兒蓋出發，進入縱橫幾百里，渺無人煙、氣候變幻莫測的茫茫草地。走了五天，終於在月底通過草地，到達四川、甘肅交界之班佑、巴西地區。

　　8月29日至31日，右路軍在徐向前指揮下，以紅三十軍為主，在包座地區殲滅胡宗南部第四十九師，打開了向甘南進軍的大門。從這裡到西固、岷州只有五六天的路程。如果左路軍能迅速向東靠攏，紅軍集中向東北開進，將能迅速打開新的局面。但張國燾卻仍然遲延不前。

　　對張國燾的等待與爭取

　　這時，中央機關到達包座西北的潘州城。張聞天在這裡寫了一篇論北上、南下的文章，準備在《幹部必讀》上發表。寫罷，他照例拿到編委會上討論。參加討論的有陳昌浩、凱豐、楊尚昆。文章詞句並不尖銳，但觀點很鮮明：北上是正確路線，南下是退卻逃跑。文章還沒有念完，陳昌浩就火冒三丈，強烈反對。張聞天堅持自己的觀點，但從團結出發，還是對陳昌浩讓步，這篇文章沒有發表。

　　不管張國燾及一時追隨張國燾的同志怎樣反對北上方針，毛澤東、張聞天等還是寬容忍讓，耐心等待。到達班佑、巴西地區以後，右路軍部隊就停止前進，進行休整、整頓，等候左路軍到來。9月2日，張聞天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整頓紅一方面軍的工作方針。由毛澤東作報告。張聞天發言要求政治局的同志需要親自深入連隊。會後，張聞天起草了關於紅一方面軍整理訓練工作的中央指示信。

　　張國燾對中央的勸告、命令一概置若罔聞。9月2日，他複電中央，借口左路軍自阿壩出發在行軍途中遇「噶曲河水漲，上下三十里均無徒涉點」為由，停止向右路軍靠攏。9月3日，張國燾更變本加厲，不僅決定左路軍退回阿壩，而且不顧朱德反對，竟以紅軍總司令部的名義，發電要中共中央和右路軍南下。9月5日，張國燾以朱（德）、張（國燾）的名義正式發出退兵命令：「左路軍先頭兵團決定轉移阿壩補糧改道滅敵」。

　　毛、洛、周等當然不同意張國燾的錯誤主張和行動，但是他們還是期望能夠爭取張國燾北上。毛、洛、周就怎樣答覆張國燾要求中共中央和右路軍「南下」、紅軍下一步究竟應該怎樣行動這些問題，同徐向前、陳昌浩等多次討論。毛、洛、周仍然力圖通過和緩的商討勸說張國燾放棄南下主張而取北上方針，他們的表態既不失原則而又留有餘地，甚至表示南下如果真有利的話不是不可以交換意見。同時，讓徐向前、陳昌浩向張國燾把問題講透，便於張國燾轉圜。

　　9月8日上午，徐、陳聯名給張國燾發了一份電報，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洛、周爭取張國燾改弦易轍的良苦用心。徐、陳的電報說：中政局正考慮是否南進，毛、張皆言，只有南進便有利可以交換意見；周意北進便有出路；我們意以不分散主力為原則，左路速來北進為上策，右路南去南進為下策，萬一左路若無法北進，只有實行下策。徐、陳要張國燾「即明電中央局商議，我們決執行。」

　　但是，張國燾一意孤行，竟致電前敵總指揮部，要求「一、三軍暫停向羅達前進，右路軍即準備南下，立即設法解決南下的具體問題。」陳昌浩、徐向前商議后，即向中央報告。張聞天即於9月8日晚召集毛澤東、周恩來、博古、王稼祥、陳昌浩、徐向前等在周恩來的住處開了一個非正式的會議，細緻冷靜地分析南下、北上的利弊。會議經過充分討論，決定由七人聯名致電勸告張國燾執行北上方針。

　　9月8日晚22時，由周恩來、張聞天、博古、徐向前、陳昌浩、毛澤東、王稼祥七人聯名的電報發出，力促張國燾北進。電報文辭十分懇切，開頭說：「目前紅軍行動是處在最嚴重關頭，需要我們慎重而又迅速的考慮與決定這個問題。」電報將「弟等仔細考慮結果」一一條列陳述，指出「右路軍如果向南行動，則前途將極端不利」，因而，「務望兄等深思熟慮，立下決心」，「改道北進」。並告以行動計劃：「擬於右路軍中抽出一部，先行出動，與二十五、六軍配合行動，吸引敵人追隨他們，以利我左路軍進入甘肅，開展新局。」電報最後說：「以上所陳，純從大局前途及利害關係上著想，萬望兄等當機立斷，則革命之福。」真是一片至誠，溢於言表。

　危急關頭

　　對於8日徐、陳傳遞毛、張、周、博、王意見電報和七人聯名電報的透徹分析，熱忱期待，張國燾全然不顧，一概不聽。9月9日，張國燾複電徐、陳並轉周、張、博、毛、王，依然以種種困難為借口，反對北進，鼓吹其「乘勢南下」的主張。

　　更為嚴重的是，張國燾於9月9日發密電給陳昌浩，背著中央令陳率右路軍「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

　　譯電員送交這封密電的時候，恰好陳昌浩在會上作報告，講得興高采烈。他沒想到這是張國燾給他的一封密電，示意坐在旁邊的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葉劍英先閱。葉劍英一看電文，立即敏銳地洞察張國燾企圖分裂紅軍和危害中央的陰謀，遂機警地離開會場，趕到巴西黨中央駐地報告。他第一個遇到了毛澤東。毛隨即用鉛筆將密電抄錄在香煙殼紙上。葉帶著密電仍舊返回會場。

　　毛澤東感到情況緊急，立刻找張聞天和博古商量對策。他們三人一致認為事態十分嚴重，等待張國燾率部北上已經絕無可能，繼續滯留下去將會招致不堪設想的後果。張聞天和毛澤東、博古三人很快趕到三軍團駐地阿西，與在那裡治療的周恩來、王稼祥舉行中央常委緊急會議，果斷地決定黨中央同四方面軍暫時分離，即率右路軍中的紅一、三軍團和軍委縱隊先行北上，速出甘南，並通知已經率紅一軍團北上進至俄界的林彪、聶榮臻，行動方針有變化，要他們在原地待命。

　　會後，立即分頭秘密布置脫離險區的行動。張聞天親自向李維漢布置了任務，叫他負責把黨中央機關、政府機關、總政治部等單位在次日凌晨帶到巴西，會同黨中央一道北上。張聞天叮囑他，上述決定要絕對保密。李維漢接受指示后，立即分別通知了凱豐、林伯渠、楊尚昆，叫他們明天凌晨就走。對下只說到黑水打糧，叫各單位負責人準備好。

　　脫離險區

　　9月10日凌晨兩三點鐘，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一起率領三軍團、紅軍大學離開危險地區。軍委縱隊各單位也以「上山打糧」為名，隨黨中央一道北上。

　　出發時，毛澤東率部在前，彭德懷率部在後掩護。張聞天也策馬前後照應，親自向幹部講明當時危險處境，還與彭德懷一起布置三軍團部隊在山上警戒。

　　9月10日當天，張聞天和毛澤東、周恩來、博古等到達阿西，立即以中央政治局名義致電陳昌浩等下達指令，指出：張國燾電令你們南下，顯系違背中央累次之決定及電文。中央為不失時機地實現自己的戰略決定，已令一方面軍主力向羅達、拉界前進。四軍、三十軍歸你們指揮，應於日內尾一、三軍后前進。並鄭重聲明：「本指令因張總政治委員不能實行政治委員之責任，違背中央戰略方針，中央為貫徹自己之決定，特直接指令前敵指揮員（黨員）及其政委並責成實現之。」並通知他們，「右路軍統歸軍委副主席周恩來指揮。」同時，張聞天等以中央名義致電張國燾，申明：「閱致徐、陳調右路軍南下電令，中央認為完全不適宜的。」指出：「目前方針只有向北，才是出路」，「中央認為，北上方針絕對不應改變，右路軍應立即北上。」

　　與此同時，9月10日在阿西，發布了毛澤東寫的《共產黨中央為執行北上方針告同志書》，指出：「自從我們翻過了雪山，通過了草地之後，我們一到包座，即打勝了仗，消滅了白匪軍49Ｄ。目前的形勢是完全有利於我們，我們應該根據黨中央正確的戰略方針，繼續北進，大量消滅蔣介石、胡宗南的部隊，創造川陝甘新蘇區。」《告同志書》指明了南下方針的危害，對其斷然予以否定：「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糧食缺乏，南下是少數民族的地區，紅軍只有減員，沒有補充，敵人在那裡的堡壘線已經完成，我們無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是挨凍挨餓，白白的犧牲生命，對革命沒有一點利益。對於紅軍，南下是沒有出路的。南下是絕路。」《告同志書》號召：「應該堅決擁護中央的戰略方針，迅速北上，創造川陝甘新蘇區去。」

　　作為黨中央總書記，張聞天在危急關頭臨危不亂，鎮定自若，同毛澤東、周恩來、博古、王稼祥、彭德懷、葉劍英、楊尚昆等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同志團結一致，密切配合，使黨和紅軍又一次脫離了生死攸關的險境。

　　俄界會議

　　9月12日，張聞天在俄界（今甘肅省迭部縣高吉村）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緊急擴大會議，討論張國燾的分裂錯誤和紅軍今後的行動方針。

　　毛澤東在會上作報告，回顧了一、四方面軍會合后，同張國燾就戰略方針進行爭論的過程。毛澤東指出：我們現在背靠一個可靠的地區是對的，但不應靠前面沒有出路、後面沒有戰略退路、沒有糧食、沒有群眾的地方。「所以，我們應到甘肅才對，張國燾抵抗中央決議是不對的。」他明確指出：現在我們不應依靠共同北上，而應該單獨北上。

　　毛澤東作報告以後，彭德懷作了改變軍隊編製等問題的報告。

　　在與會者充分開展討論后張聞天作總結性發言，對毛澤東的報告作了補充和發揮。

　　關於同張國燾鬥爭的性質，張聞天明確指出：「這是兩條路線的鬥爭。一條是中央的路線，一條是右傾的軍閥主義--張國燾主義。」張聞天分析了張國燾的軍閥主義路線形成的過程，並著重指出其性質：「從退出通南巴起，已經形成了反對中央的路線。對敵人是懼怕的。在紅軍建設上，不要黨的領導。紅軍變成個人統治的軍隊。對幹部的培養，是要擁護他個人。無論從哪一方面，都充分表現了軍閥主義傾向，這是很明顯的。」

　　對於張國燾錯誤發展的前途，張聞天同意毛澤東所作的「反對中央，叛變革命」的估計，並且具體指出：「其前途必然是組織第二黨。」不幸而被言中，後來張國燾果然另立中央，最終叛變而去。張聞天簡要回顧了爭取張國燾的過程：「過去中央站在布爾什維克的路線上，如同一方面軍一樣看待他，後來知道他的錯誤，才用許多辦法來爭取他。用了許多方式，派代表，談判，讓步等，但終於分裂了。中央爭取他的這些步驟是失敗了」。說明「中央是採取了許多正確的辦法的」，並指出「就是現在，只要還有一線可能，我們還要爭取他。」

　　張聞天還指出：「因為一、四方面軍分開，我們的力量削弱了，所以我們的戰略方針不能不有變更。」他同意彭德懷的提議，「目前隊伍的編製要縮小」，指出：「要注意幹部的保存。現在要指定一些同志負責改編隊伍，到麻牙即行改編。」

　　俄界會議作出了《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當時因為時間緊迫，會議原則通過了這個決定。到達哈達鋪以後，在9月20日舉行的常委會上，決定：「關於國燾問題的決議的起草，由洛甫負責。」這個決定由張聞天寫成通過以後，沒有立即發布。到1935年12月間才在黨中央委員範圍內公布，在一方面軍高級幹部中口頭傳達。

　　俄界會議還決定，將北上紅軍縮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彭德懷為司令員，毛澤東為政委。由彭德懷、林彪、毛澤東、王稼祥、周恩來組成「五人團」指揮軍事。

　　根據俄界會議精神，中共中央於9月14日再次致電張國燾和徐向前、陳昌浩，嚴正指出張國燾的錯誤和責任：「一、四方面軍目前行動不一致，而且發生分離行動的危險的原因，是由於總政委拒絕執行中央的戰略方針，違抗中央的屢次訓令與電令。總政委對於自己行動所產生的一切惡果，應該負絕對的責任。」電文還指出：中央「再一次的要求張總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決心及命令，服從中央電令，具體部署左路軍與四軍、三十軍之北進」。

　　但是，張國燾繼續頑固堅持其錯誤主張，率領左路軍和右路軍中原四方面軍的四軍、三十軍南下，在反黨分裂主義的道路上愈走愈遠。

七、到陝北落腳

　　到達哈達鋪

　　1935年9月13日，張聞天同毛澤東、彭德懷等一起，率領紅軍陝甘支隊離開俄界，迅速北上。

　　迎面而來的關隘是天險臘子口。這個山口寬僅30米，真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過了這個關口，就可以進入甘南的開闊地帶。當時臘子口已被國民黨新編十四師魯大昌部控制，如胡宗南的援兵趕到，嚴密封鎖山口，紅軍就很難過去了。在這緊急關頭，紅軍先頭部隊紅四團於9月17日英勇機智地殲滅守敵兩個營，奪取了臘子口，打開了主力紅軍北進甘南的通道。

　　9月18日，先頭部隊進駐沒有守備的甘南小鎮哈達鋪（今屬甘肅省宕昌縣）。毛、洛、周、博等翻越岷山，於20日到達。當天，張聞天在哈達鋪的一座關帝廟裡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要討論組織部工作和部隊整編問題。

　　張聞天講話強調要愛護幹部，說有的老同志有能力，但人拖瘦了。對幹部的處理要「寬大一些」，「現在有馬的，不必取消」。

　　毛澤東支持張聞天的意見，在討論中說：我們現在的幹部是精華，應該注意保護。組織部應該調查了解幹部，既要了解高級幹部，又要了解中下級幹部。

　　會議決定了整編方案:陝甘支隊下設三個縱隊，原來的一、三軍團分別改為第一、第二縱隊，中央機關、紅軍總政治部等組成第三縱隊。第三縱隊由葉劍英任司令員，鄧發任政治委員。會議還討論了白區工作，張聞天提出，「設法派人與白區取［得］聯繫，建立白區工作。」會議同意他的提議，決定派謝覺哉、毛澤民到新疆去建立交通站，「可能的話與國際接頭」。

　　張聞天寫讀報筆記

　　常委會開過以後，張聞天和毛澤東、博古等讀到一批報紙，主要是七八月間的天津《大公報》。這些報紙，大多是兩天前先頭部隊進入哈達鋪時從當地郵局得到的。另外，紅軍偵察連在軍閥魯大昌部的一個少校軍官的行李中也繳獲了幾份報紙，聶榮臻即送給了毛澤東。張聞天和毛澤東、博古閱讀這些報紙，真是喜出望外。他們從報紙上登載的消息確切地知道：陝北仍然有紅軍！有游擊隊！仍然有蘇區根據地！而且比原來有了很大的發展！這對於經過萬水千山，最終從險境中衝出來的這支8000人的紅軍隊伍來說，其欣喜是無法用言語來形容的。「即使給敵人打散，我們也可以做白區工作」--毛澤東在俄界會議上所作的這種最壞打算，現在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了！原本就想在川陝甘創建根據地，因張國燾的延宕、動搖、反對、分裂而坐失良機，現在得知陝北有一塊紅軍的地盤，那麼，到陝北落腳，在那裡建立根據地--作出這個決定，真如水到渠成。

　　09月22日，張聞天寫下一篇「讀報筆記」，題為《發展著的陝甘蘇維埃革命運動》，將天津《大公報》上所披露的陝北蘇區根據地和紅二十五軍、紅二十六軍等情況摘引並加以分析，在此基礎上表示了中央紅軍前往陝北落腳的意向。

　　張聞天用白區報紙上的材料，告訴大家幾條振奮人心的消息：

　　第一，紅二十六軍力量相當強大，控制了大塊陝北蘇區根據地。用《大公報》載閻錫山的話說，「全陝北二十三縣幾無一縣不赤化，完全赤化者八縣，半赤化者十餘縣。現在共黨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能擴大區域威勢」。整個陝北形勢同1931年江西中央蘇區相仿。

　　第二，紅二十五軍「取得許多偉大勝利」，在徐海東率領下已「突圍」過藍田北出終南山口，威逼西安。估計現在「已與陝北之二十六軍取得了聯繫」。

　　第三，甘南的東部尤其在毗連陝西、寧夏邊區慶陽一帶，也有紅軍游擊隊活動。

　　張聞天由上述材料得出結論：「紅軍與赤色游擊隊在陝甘兩省內正在普遍的發展著」，「我們中國工農紅軍主力之一部，已經開始進入甘南的重要地區。」

　　據此，他提出陝甘支隊前進的方向和任務：「響應著陝甘紅軍與赤色游擊隊的活動」，「同二十五、二十六軍及通南巴游擊區取得配合，協同動作及匯合，並給在這個地區中開展著的游擊運動以幫助、組織、領導」，完成8月20日毛兒蓋會議《中央關於目前戰略方針之補充決定》提出的任務：「聯繫存在於陝甘邊之蘇維埃游擊區域成為一片的蘇區」。

　　博古根據報載材料也寫了一篇文章：《陝甘蘇維埃運動的發展與我們支隊的任務》，提出把發展著的陝西蘇維埃運動「轉變為鞏固的蘇區根據地」，是「我們支隊的戰略目標」。

　　張聞天和博古的文章同時登在9月28日剛剛恢復出版的《前進報》第三期上。這兩篇文章大致反映了中央落腳陝北的意向。

　　毛澤東在陝甘支隊團以上幹部會上講話，也提出了「到陝北去」的主張。

毛澤東賦長征詩

　　離開哈達鋪繼續前進，突破渭河封鎖線，到達通渭縣縣城榜羅鎮。

　　9月27日，張聞天在這裡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了當前的形勢，認為應該改變俄界會議確定的行動方針，並正式決定到陝北去，在陝北保衛與擴大革命根據地，「以陝北蘇區來領導全國革命」。這是一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決定。由此，陝北成為領導全國人民進行解放鬥爭的中心。

　　經過兩萬多里的長途跋涉，跨越了萬水千山，衝破了敵人的圍追堵截，眼看紅軍就可以在陝北落腳，開闢新的根據地了。毛澤東非常振奮。他後來描述過這時的心情：「萬里長征，千迴百折，順利少於困難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鬱的。過了岷山，豁然開朗，轉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到了通渭，毛澤東詩興勃發，寫就一首七律，歌詠史無前例的長征。在幹部會上講話時，他用那濃重的湖南鄉音，清脆響亮地即興朗誦了一遍：

　　紅軍不怕遠征難，

　　萬水千山只等閑。

　　五嶺逶迤騰細浪，

　　烏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雲崖暖，

　　大渡橋橫鐵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軍過後盡開顏。

　　翻越六盤山，向陝北蘇區挺進

　　1935年9月28日清晨5點鐘，為躲避敵人飛機的騷擾，陝甘支隊在一個空曠的曬麥場上召開了全支隊連以上幹部大會，進行突破長征最後兩道封鎖線，到陝北革命根據地去的政治動員。毛澤東、彭德懷、張聞天、林彪相繼講話。

　　此後，紅軍陝甘支隊經過回民地區，連續突破了會寧-靜寧之間與平涼-固原之間的兩道公路封鎖線，於10月7日到達固原縣青石咀。毛澤東指揮陝甘支隊採取兩側迂迴和正面突擊的戰術，擊潰了尾追而來的敵騎兵兩個連，順利翻越海拔約3000米的六盤山。登上六盤山，眼看勝利在望，毛澤東又發詩興，填《清平樂·六盤山》一首，表達勝利的豪情和投入新的戰鬥的渴望--

　　天高雲淡，

　　望斷南飛雁。

　　不到長城非好漢，

　　屈指行程二萬。

　　六盤山上高峰，

　　紅旗漫卷西風。

　　今日長纓在手，

　　何時縛住蒼龍？

　　翻越六盤山後，中央紅軍過環縣，向陝北根據地挺進。10月18日，部隊經陝西省定邊縣境抵達鐵邊城（今屬吳旗鎮）。再往前走，就進入陝北蘇區了。

　　在即將進入陝北蘇區，同紅二十五、二十六軍會師的前夕，張聞天在鐵邊城主持召開了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今後方針。

　　張聞天就當前形勢與任務作了發言。他指出，過去決定要到達一個地區，現蘇區已經在前邊，這一任務一般地已勝利完成。他估計在這種形勢下，敵人對付紅軍的「趨勢必從追擊進到會剿」。因此，當前我們的任務「應鞏固、擴大蘇區，而不是放手休息」。張聞天提出，「應批准」上次榜羅鎮會議關於「在陝北創造蘇區」的決定。張聞天還指出：與二十五、二十六軍關係，應更虛心，不是消極批評，而是積極提議。告訴部隊要敬重二十五軍、二十六首長，而不要自誇。在中央紅軍結束長征、落腳陝北之際，在同二十五軍、二十六軍會合，開創新局面的前夕，張聞天的這些意見，對全局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鐵邊城會議后一天，1935年10月19日，陝甘支隊到達吳起鎮。這裡已是陝甘邊和陝北的邊境。中央紅軍的長征，跋涉25000里，縱橫11個省，到這裡終於勝利完成了。新的艱巨的任務又擺到了毛澤東、張聞天面前，這就是要鞏固、擴大蘇區根據地，及時實行從土地革命戰爭到民族解放戰爭的轉變，並在這一偉大轉變的過程中，實現紅軍三大主力的勝利會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