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中不能忘卻6件事：國民政府1941年才宣戰（下）

不能忘卻之四：為什麼日本侵略者認為短時間內可以滅亡中國？
　　了解以上幾條，就可以明白為什麼日本輕視中國了。長期以來有日本「三個月滅亡中國」的說法。準確地說，只有日軍參謀本部《在華北使用武力時對華戰爭指導綱要》中出現類似描述：兩個月解決駐紮北平一帶的宋哲元第29軍，三個月擊敗國民黨中央軍。當然根據他們的邏輯，擊敗國民黨中央軍，就相當於徵服中國了。
　　侵略者輕看中國，源於中國統治者階層抵抗意志薄弱。1874年日本入侵台灣，清政府為息事寧人，付50萬兩白銀讓日本退兵，默認琉球人是日本屬民。當時英國人李歐爾卡克就說：「台灣事件是中國向全世界登出廣告——這裡有一個願意付款但是不願意戰爭的富有的帝國。」
　　1875年日艦闖入漢江河口，朝鮮還擊，日本派人來華試探態度。總理外交事務大臣奕告之：「朝鮮雖屬中國藩屬，其本處一切政教禁令自行專立，中國從不與聞。」這不但將自己藩屬國出賣，更為後來甲午戰爭全面爆發埋下伏筆。
　　侵略者輕看中國，還源於兩國工業能力的差距。到1937年全面侵華前，日本年產鋼鐵580萬噸，中國只有4萬噸；日本年產飛機600架，中國一架也產不了；日本年產坦克200輛，中國一輛也造不出來。
　　侵略者輕看中國，更是看透了中國社會是一盤散沙。被東京國際軍事法庭判處絞刑的日本甲級戰犯、「九一八事變」元兇坂垣征四郎說過一番話：「從中國民眾的心理上來說，安居樂業是其理想，至於政治和軍事，只不過是統治階級的一種職業。
　　在政治和軍事上與民眾有聯繫的，只是租稅和維持治安。因此，它是一個同近代國家的情況大不相同的國家，歸根到底，它不過是在這樣一個擁有自治部落的地區上加上了國家這一名稱而已。
　　所以，從一般民眾的真正的民族發展歷史上來說，國家意識無疑是很淡薄的。無論是誰掌握政權，誰掌握軍權，負責維持治安，這都無礙大局。」
　　這個「中國通」的這番話，真正戳到了我們的痛處。發動「九一八事變」的另一個元兇石原莞爾，穿著破爛扮作苦力，在中國搞化裝偵察，幾次被當地警察扒光搜身，抄走最後一個銅板。石原從切身體驗中得出結論：中國官府對民眾苛刻，一旦有事，民眾不會站到官府一邊共同擔當。
　　這些侵略者看透了中國國家內耗、政府腐朽、社會渙散帶來的軟弱，看透了民眾與政府的遊離與對立，看透了他們的對手不過是幾個孤家寡人率領著一夥四分五裂的族群。「落後要挨打」在中國更多表現為「軟弱挨打」「內耗挨打」「腐朽挨打」「渙散挨打」。就如田漢、聶耳1935年創作《義勇軍進行曲》時唱出的那樣：「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不能忘卻之五：為什麼說「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
　　「七七事變」之前，日本統治者以為能夠在短時間內滅亡中國，只看到了中國政府的羸弱。
　　「七七事變」之後，蔣介石對身邊親信透露「可支持六個月」，也只看到了國民政府掌握的有限資源。全面抗戰爆發后，國民政府軍隊在華北戰場幾乎一潰千里，華東和華中戰場雖然進行了頑強抵抗，也未擋住日軍進攻。事實很明顯：僅僅靠正面戰場和正規軍隊，中國的抗日戰爭很難取勝。
　　真正發現全新取勝資源的，是中國共產黨人。毛澤東說：「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於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彌補武器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
　　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說「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說得非常有力，被廣泛引用。還有一句說得更好，卻很少被引用：「日本敢於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這些分析觸到了中國至弱的根源。
　　由於長期封建專制統治造成的封閉和愚昧，加上近代以來殖民地半殖民地處境的摧殘和窒息，中華民族的傳統優秀品格幾乎丟失殆盡，一般中國人尤其是農業人口，在侵略、壓迫和摧殘面前表現得麻木、散漫、無為和絕望。
　　魯迅的《阿Q正傳》就是對這一精神狀態的傳神描述。近代以來，不少仁人志士由於未能認識到普通民眾中蘊藏的偉力，不把組織民眾、動員民眾、喚醒民眾作為變革和革命重點。
　　從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的「洋務自強」，到康有為、梁啟超的「戊戌維新」，再到孫中山組織的一次又一次會黨起義，基本都是力圖依託少數精英完成對社會的改造，民眾只是改造的對象而不是變革和革命的動力，最終導致變革與革命一再失敗。
　　抗日戰爭中的民眾動員，是中國歷史上從未經歷過的民眾動員。日本侵略者發動的戰爭使中日民族矛盾尖銳化，大大超越中國國內的階級矛盾，為動員各階層民眾開闢了全新的廣闊空間。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根據地，一個家庭中父親是農救會員，大兒子是工救會員，媳婦是婦救會員，小兒子是青救會員，孫子是兒童團員，各自分工合作，為抗日救亡努力。上至白髮蒼蒼的老人，下至剛剛懂事的兒童，都積極投身到抗日根據地的政治體系中來。這是中國社會前所未有的景象。
　　中華民族的優良品質和巨大潛能就像熔岩和地火一樣，被長期壓藏在普通民眾心底。共產黨組織動員民眾的核心與關鍵，不是創造一種全新的理念，而是激發民眾心中潛在的火種。那裡有一種不須言傳的民族心靈約定，麻木千年、沉睡千年也會被觸發和喚醒。點燃它，這個民族就不會墮落，不會被黑暗吞沒，不會被侵略者征服。
　　這也正是那些洋洋自得、以為短時期就可滅亡中國的日本侵略者的悲劇所在：原來以為對手只是中國執政當局及其掌握的武裝力量，現在發現還必須面對覺悟的、有組織的、開始為捍衛自身利益英勇戰鬥的千千萬萬普通民眾。
　　曾在中國嘗盡甜頭的侵略者完全沒有想到面前出現了一個全新的力量。被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武裝起來的民眾，為侵略者築起一座無法逾越的高山。
　　不能忘卻之六：為什麼只有共產黨才能回答「蔣廷黻之問」？
　　紀念抗日戰爭從來不乏爭論與設問：誰領導了這場戰爭？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哪個作用大？國共雙方都打了多少戰役？各自殲滅多少對手？這些比較僅僅把抗日戰爭看作一場軍事衝突，似打掃戰場清點繳獲物那樣討論：你的多？還是我的多？
　　這些問題爭論多少年，也沒有一個能超過「蔣廷黻之問」。
　　1938年抗日戰爭最艱苦階段，史學家蔣廷黻在其著作《中國近代史》中發出設問：「近百年的中華民族根本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
　　整個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通過廣泛的組織和深入的動員，使與世隔絕、自給自足的貧苦大眾第一次認識了自己，認識了抗戰，認識了中國，認識了世界，也認識了自己擁有的力量。
　　這一成果極大地推動了民眾從傳統的家庭觀念、家族觀念向民族意識、國家意識邁進，從而積極、主動地投身到民族解放運動之中。中華民族第一次形成全民共識：為了生存、發展、繁榮、昌盛並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中國必須在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會肌體上，構建自己的新型民族國家。
　　1912年成立的中華民國，是這一艱難探索的起始。30餘年實踐證明，它不穩定、不持續、不繁榮，最終既無法完成救亡，也無法完成復興。中國迫切需要一個能夠穩定、持續、繁榮，既能完成民族救亡、又能完成民族復興雙重歷史使命的政權和國家體制。
　　全民抗戰中的民眾動員、民眾組織、民眾武裝，最終成為中華民族培育新社會的搖籃。回顧這段歷史，我們可以清晰看到，沒有民族危亡中實現的民族覺醒，沒有全民抗戰中結成的民眾組織，沒有反抗侵略中錘鍊的戰鬥隊伍，這一勝利肯定不會這樣快的到來。
　　美國人布魯斯·拉西特和哈維·斯塔爾在《世界政治》一書中說：「歷史上，大多數國家都是在戰爭的經歷中形成的。」中國也概莫能外。用我們自己的話說就是「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說：「一般來講，大國的標誌是有能力打贏戰爭。」同樣講得很好。正是萬眾一心、共赴國難的抗戰勝利，使中國開始進入世界大國之列。
　　中國人民在抵抗外來侵略中表現的深刻的民族覺醒、空前的民族團結、英勇的民族抗爭、堅強的民族組織，成為抗日戰爭取得勝利的決定性因素，也成為今天和今後繼續實現民族復興的關鍵性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