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的巴黎故事：一個中國性工作者之死(組圖)

真實的巴黎故事：一個中國性工作者之死(組圖)來源：倍可親(backchina.com) 　　「我出生在加沙附近的一個小城，父親是商人，母親是家庭主婦。」奇亞德像很多生活在巴黎的外國人一樣，當談到自己的家鄉時，往往會覺得那個拗口的地名說出來也沒人知道，索性以一個廣為人知的城市為坐標。
　　這種「不自信」很快就消失了，他顯然為這次陳述做了充足的準備，語氣沉著，不緊不慢。看得出來，奇亞德還精心打扮過一番：他的頭髮黑而濃密，連同鬢角都被修剪得整整齊齊。眉毛粗重，像是用筆畫上去的。橘黃色帶有暗格紋路的襯衫，外罩著一件黑色雞心領羊毛衫，顯示出他還有著不錯的穿衣品位。這樣的陳述很像是法語課上一次輕鬆的口語練習，但事實上，奇亞德是站在巴黎司法宮的重刑法庭接受審判。兩名精壯的憲兵坐在他身後，還有一名阿拉伯語同聲傳譯員坐在一旁，不時地提醒一些法語單詞。
　　「但你持有的是埃及護照。」法官說。
　　「那是一本假護照，我是巴勒斯坦人。」奇亞德淡定地回答。
　　審判一開始，就出現了出乎意料的狀況。在此之前，無論是警察局的資料 還是法新社的新聞稿里都表明，奇亞德今年26歲，埃及人。根據法新社在11月10日發的每周開庭簡訊，奇亞德在2012年8月殺害了一名來自中國福州的賣淫女胡媛娥（音譯），經過兩年多的調查，他將出庭受審。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在11月10日當天就把這條簡訊翻譯成中文刊發，巴黎的一些華人媒體隨後轉載。案件審理了三天，它算得上一條新聞，但並不會引起太多關注，在巴黎，類似的案件時有發生。據統計，從2009年到2014年，這裡已經有三名中國性工作者被殺。最近的一次發生在2014年3月31日，一位55歲姓馮的女人被嫖客殺死在家中。
　　人們已經習慣了這樣一種事實：一名來自中國的中年婦女，為了生計偷渡到巴黎，語言不通又沒什麼技能，只好站街從事色情服務。其中有的人遇到了「惡嫖客」，被打、被性侵犯，在發生嫖資糾紛的時候，為了幾十歐元，嫖客把站街女殺害——兇手的身份一般也是底層的移民。每起兇殺案都有著類似特徵，使得它們看起來都一模一樣，無論是受害者還是兇手都那麼「典型」。
　　作為世界醫生組織的一個下屬機構，「荷花巴士」一方面定期給站街女發放安全套和潤滑劑，一方面也在做一系列調查。他們的分析表明，來自中國的性工作者平均年齡45歲，主要是東北人，因為「下崗」出來謀生，但是她們既不能融入法國社會，又與在巴黎生活的溫州人格格不入，最終從事了性服務。
　　媒體報道的此類案件都過於「典型」，反而使得所有牽涉其中的人都面目不清。在2014年11月12日，我到司法宮旁聽庭審的現場，試圖在胡媛娥命案中有自己的發現。
　　

　　中國籍性工作者遊行中，一中年女子故意擺個姿勢，手中牌子是法語「尊嚴」（周興/圖）
　　「司法宮」在巴黎的西岱島上，與巴黎聖母院只有步行不到５分鐘的距離。其實整個西岱島就是法國的一個司法「重鎮」，大法院，憲兵總隊，巴黎警察總局都坐落在這僅有22.5公頃的「寸土」之上。
　　進入司法宮，現實的戲劇性就擺在眼前，各種衝突匯聚在這個始建於５世紀的超大型宮殿之內。不用任何證件，不用申請或預約，任何人只須通過安檢就可以到司法宮裡，推開任何一個法庭的門，進去旁聽一場公開審理。各色人等混雜其間，披著黑色長袍、昂首闊步的律師，端著相機四下張望的的遊客，坐在中庭里歇腳的流浪漢，一邊走還在一邊大吵大鬧的訴訟雙方。
　　在重刑法庭旁聽要麻煩一些：旁聽者要重新過一遍安檢，並把手機關機後上交給憲兵保管。在法國，只有重刑法庭才有陪審團，30多位陪審團候選人的名字被寫到「骰子」上，法官通過從一個木盒子里抽取「骰子」來隨機組成8人。按程序，被告律師有三次機會否決隨機選出的某人，11月12日這天，他拒絕了三位年齡偏大的候選人進入陪審團。直到審判過後我才大概猜出他拒絕的理由：年輕人更容易接受一個徹底顛覆的無罪辯護。
　　「在巴勒斯坦，我上了一所宗教學校，那裡教四五歲小孩讀《古蘭經》，然後上小學，在我們那兒，很多孩子一邊上學一邊隨大人做生意。12歲那年，有一天我去幫叔叔賣貨，回家發現房子被炸成一片廢墟，父母和比我大6歲的哥哥都死了，我成了孤兒。一個以色列婦女幫我偷越邊境逃到了黎巴嫩，當時我身上沒有任何證件。」奇亞德不緊不慢地講述著，講他在黎巴嫩被一個麵包師傅收養，講他16歲就結婚但不久逃婚，講他嚮往歐洲的「和平環境」偷渡到英國繼而到了法國，他口中的「身世」雖然簡短，卻有不少生活細節，甚至包含了很多國際政治、宗教的背景。
　　法官並不認可他的講述，「你的手機通訊記錄顯示，你有80個打往埃及的電話。你怎麼解釋？」奇亞德不作聲。
　　「另外，儘管目前找到你的護照只是個複印件，但是埃及大使館證實上面的信息都是真實的。」法官繼續說道。
　　奇亞德堅稱自己就是巴勒斯坦人。在法國，「巴勒斯坦難民」可以博取同情，可以觸及這個國家的政治正確，何況還有苦難的童年故事。
　　在庭審間隙，我和同聲傳譯員阿希德先生聊了幾句，他名片上標註著「可口譯來自所有阿拉伯語國家的阿拉伯語」。
　　「通過奇亞德的口音，您能判斷出他是哪裡人么？」
　　「不行。因為加沙地帶和埃及挨著，兩個地方的口音區別不大。」
　　法庭用了兩個多小時來辯論被告的身份問題。根據法國法律，奇亞德如果被判刑，服刑后一定會被驅逐出境並終生不得再來法國，但是在他身份不明的情況下，很難將他遞解出境。隱藏自己的真實身份是所有非法移民逃避被遣送的方法，所謂「黑」在巴黎，必須把自己的護照藏起來，出門時絕對不帶，以防遇到盤查。無論哪裡人，偷渡到法國以後就鐵下心，不能輕易被遣送回去，就算吃苦、坐牢也要留下。
　　阿拉伯人在西歐生活相對容易，他們在這塊土地上有相當長時間的移民歷史。但是，中國人來法國卻沒那麼簡單。1990年代初，據說有人真的是「走」過來的——從東北越過中俄邊境，然後一站一站的坐長途汽車，橫穿整個俄羅斯，接近東歐以後，由當地蛇頭帶領，徒步翻山越嶺繼續跨越邊境，有些人就在這種長途跋涉中凍餓而死。進入西歐以後，這些人逐漸散落，有的人留在德國、荷蘭，有的人走到法國、西班牙或義大利。2000年以後，這種危險的長途跋涉似乎越來越少。
　　2008年，我曾在撫順採訪過一些偷渡黑工的家庭，他們說的偷渡方法是：辦一張去波蘭商務考察的簽證，以波蘭為跳板前往西歐國家。由於波蘭簽證並不是「申根」的，他們要被當地黑幫鎖進火車的悶罐車廂，一路偷運到法國或是義大利。
　　2012年，我再次在巴黎走訪黑工，詢問他們來法國的途徑。儘管不再是悶罐車廂的故事，但一路上依舊是糊裡糊塗、提心弔膽。一位女士對我說，她們那一批人集體辦了東歐一個國家的短期簽證，說不上來是哪個國家。一路上有個香港「導遊」帶隊，先是帶著他們進入某個東歐國家，裝模作樣地「考察」幾天，再轉機到荷蘭或是巴黎。一旦進入海關，香港「導遊」立即在機場消失，而且並不發還護照。事實上，黑幫蛇頭與外交機構在偷渡鏈條上深度合作，偷渡客一直處於被擺布的境遇。假如沒有護照或護照缺頁，在法國幾乎是寸步難行，無法申請難民身份，也無法在銀行開戶。
　　偷渡客到中國駐法使館申請新護照也不容易，因為中法之間的反偷渡合作，他們在申請過程中要繼續受到各種質詢，拿到新護照是一個漫長等待的過程。
　　我試圖弄明白受害人胡媛娥是怎麼來的法國，但是一無所獲。警察對於胡媛娥的描述是：身高1米53，47公斤。法庭傳喚一位姓單的證人，她也是一名站街女，聽口音來自東北，曾是胡媛娥的同屋室友。黑色皮短裙，黑色毛領子大衣，濃重的口紅，修剪整齊的眉毛，緊緊紮起來的馬尾辮，單女士似乎想讓自己顯得年輕一些，實際上沒有絲毫的青春氣息，反而是一種僵硬的神態。
　　單女士說，自己跟死者根本不熟悉，平時很少聊天。面對法官的所有問題，單女士幾乎都回答說記不清或不知道。語氣之堅決，像是在宣稱：你們休想把我拖進這個案子。即便這樣，單女士能夠出庭作證也實屬難得了。法官試圖聯繫更多的證人，這些人不是手機換號聯繫不上就是一口回絕。
　　

　　左圖：巴黎美麗城街頭， 一位站街女站累了就坐在路邊休息。她把臉深埋，不希望任何人打擾
　　右上：「荷花巴士」每周都在站街女聚集街區派發安全套。車子一般停在稍微偏僻的小街里，以免引發附近居民抗議。
　　右下：一位性工作者在車內領取安全套。（周興/圖）
　　胡媛娥還有個女兒，今年28歲，2012年的時候曾經短暫來到法國辦理喪事。據當時媒體的報道，這位女兒與胡媛娥之間的關係不是很好。《解放報》稱，胡媛娥是福州附近的農民，2012年年初來到法國，到達一星期以後才打電話給女兒，說自己已經出國了。這樣的母子關係在性工作者中比較常見，一方面，她們都說自己賣淫是為了給孩子賺學費或是買房子，但孩子跟他們又似乎沒什麼感情。
　　2013年，我曾寫過一篇中國性工作者首次在巴黎參加遊行的文章，貼到了豆瓣網上，很快就有人發來「豆郵」，說自己的母親應該就在巴黎從事性服務，「母親以前務農，後來就出國了。我小時候對她也沒什麼印象，她出國以後我們找不到她，只是偶爾接到她的電話。她說她在當保姆，當制衣工，但是我一點都不信。」
　　我曾短暫寄居於一個東北黑工租住的公寓，鄰居是一對中年情侶，男的在壽司店當廚師，女的當保姆。他們在國內各有家庭，來到法國后同居在一起。每個周末，他們各自抱著筆記本電腦，通過QQ和國內的家人聊個不停，大年三十那天，他們一邊包餃子一邊和遠方的家人聊著春晚的節目。性工作者儘管是偷渡黑工的一部分，情感世界卻大不相同，似乎以一種決絕的態度與家人疏離。
　　巴黎美麗城街頭是中國站街女的一個據點。如果你在地鐵站口多站一會兒，就會聽到她們高聲談笑的聲音，甚至感到一絲歡樂的氣氛。一次，「荷花巴士」派發安全套的車剛走，一位賣淫女問同伴：「你剛才去領套子了么？」「領了，我還領了兩次，拿了雙份呢。」回答者聲音很大，帶著佔小便宜的興奮。一些參與幫助站街女的巴黎志願者感嘆，她們來巴黎就是為了賣淫，而非什麼生活所迫。
　　很難分清，這些站街女是真的無所顧忌還是刻意在掩蓋內心傷感，或許兩者兼具。畢業於清華大學的思蒙在巴黎高師讀博士，她曾在「荷花巴士」做義工，一次派發安全套的時候，某站街女對她說：姑娘，我能摸摸你的臉么？因為我的女兒應該和你年齡差不多，我已經很多年沒見過她了。
　　站街女的生意，平均交易價格是40歐元左右，這在黑工里絕對算是高收入了。從天津來的董姐住在巴黎北部郊區，工作是在家包餃子，她坐地鐵到市區送貨，100個餃子能帶來20歐元的毛利。
　　對站街女而言，工作的危險與辛酸都是不足為外人道的。有一次，「荷花巴士」專門派發一種紅色安全套，義工雅靜解釋說，有些站街女在例假期間也會工作，紅色安全套可以幫她們「打掩護」。話音未落，就聽見一位站街女興奮地講述她被搶的經歷。「我今天上午去西聯，往家裡匯錢，剛到門口就有個黑人過來搶我的包，我就死命拉著書包帶，最後還是被搶走了。但是，我把錢放在大衣口袋裡了，那個黑人搶走的是個空包。」她一邊笑一邊說，慶幸自己避免了更大損失。
　　中國站街女在巴黎成為了暴力犯罪的目標，劫財、劫色或是兩者兼有。襲擊她們的也都是生活在這座城市裡的窮人。
　　站街女把那些對她們實施性侵害的人稱為「惡嫖客」或是「變態」，奇亞德就是這類人。警察曾經找到一位與奇亞德有過交易的中國站街女，她作證說，奇亞德曾想要她舔他的腳，她拒絕了，然後奇亞德就打了她一個耳光，最後她謊稱自己生病了，才擺脫奇亞德的糾纏。奇亞德在法庭上也承認了自己多次嫖妓。他說在英國的時候，因為自己會說英語，所以找個伴侶並不難，到了法國以後，不會法語，只能嫖妓。
　　奇亞德和胡媛娥就是在這種環境下相遇的。在2011年底至2012年初，兩個人都偷渡來到了巴黎，當時一個24歲，一個56歲。胡女士在站街女中年齡最大，被稱為「老大」，她已經是當外婆的人了。奇亞德到巴黎以後也是居無定所，到處借宿，據他跟警察的供述，換了三四處住所，全是與突尼西亞人或摩洛哥人擠在小公寓里。胡媛娥與奇亞德在巴黎都經歷著類似的生活：語言不通，和若干同鄉擠在一個小房子里，和周圍的人關係冷淡。一個要用最低的價格解決性慾，另一個要掙錢，巨大的年齡與種族差異已經可以忽略不計了。
　　2012年8月2日上午，胡媛娥的生意應該不錯，11點剛過就接到這天的第一位客人，她從美麗城帶客人步行10分鐘，到達巴黎11區，那是個還不錯的中產階級街區。這條街的50號是一座紅磚樓，胡女士的工作地點就在這裡，房主是一位姓鄭的中年溫州男人，他把這套公寓出租給8位站街女，她們只要有人拉到客就帶到這裡交易。這8個人並不住這裡，把居住和工作地點分開是為了應對搶劫——無論是站街女、保姆還是包餃子的，只要是中國黑工居住的地方，都是搶劫犯緊盯的目標。
　　巴黎的街道很少有攝像頭，但是50號對面是個迪斯科舞廳，舞廳門口的攝像頭正好把當天的事情拍了下來。胡媛娥把第一個客人帶進去，10分鐘后交易結束，她回到美麗城街口，應該是很快就接到了第二個客人——奇亞德。我猜想，她人生的最後一程有過很開心的部分——上午就有兩單生意，第一單用十分鐘就搞定了，多麼順利啊。
　　談到這一天發生的事，奇亞德在法庭上徹底翻供了，他說，他和胡媛娥進屋之後先是進行了一次正常的性行為，嫖資40歐元，然後他要求再來一次肛交，胡媛娥一開始拒絕，後來說要再加30歐元，事畢，他們為那30歐元吵了起來。奇亞德承認自己用手掐、用皮包帶勒了對方的脖子，但是沒有致死，他離開的時候胡媛娥是站著的，而且還推了他一把。
　　這個表述讓法官吃驚。「但是，你在警察局的時候承認自己殺人了。」
　　

「對。因為警察審了我4天，不僅威脅我，還專門找了個阿拉伯裔的警察打我。我是在被脅迫的情況下承認的。」

　　奇亞德拿不出警察刑訊逼供的證據，但是在法庭上，他就這樣淡定地翻供了，語氣、語速沒有任何變化，就像一開始介紹自己身世時一樣。

　　警方掌握了一些關鍵證據，並建構了一個證據鏈。法醫認定，兩個人之間有過兩次性行為，其中一次是肛交，而胡媛娥是被皮包帶勒死的，皮包帶上和胡的脖子上均有奇亞德的指紋。這看似已經成為了鐵證，但是隨著另一位證人的出庭，情況又複雜了。

　　



　　左上：2014年3月31日，又一位中國籍性工作者遇害，「荷花巴士」車內貼出告示以示哀悼，這幾乎是他們為死者唯一能做的事情

　　左下：巡邏警察經過，站街女躲到貨車後面觀察

　　右圖：巴黎美麗城街頭攬客的中國站街女（周興/圖）

　　「你認識死者胡媛娥么？」房東鄭先生被傳喚到法庭作證。

　　「我跟她不熟，只是把房子租給她。」鄭先生回答的聲音非常小，以至於儘管他在說中文，我坐在旁聽席上還是聽不清他在說什麼，只能去聽同聲傳譯員說的法語。

　　「那你跟胡媛娥有性關係么？」法官繼續問。

　　「沒有。」

　　「那為什麼死者的內褲上有你的精液呢？」法官拋出了一份法醫鑒定，頓時旁聽席上一片嘩然。

　　「沒有，我跟她沒有任何性關係。」

　　「你是拉皮條的么？」辯方律師起身發問。庭審至此，辯方律師第一次站起來，他身高超過1米8，光頭，絡腮鬍子，聲音帶著迴響。

　　「不是，我只是租房子給她們，至於她們幹什麼我不知道。」鄭先生駝著背，壓低聲音說。

　　「但是警察調查了門房。門房說你曾經送他禮物，讓他對賣淫的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光頭的辯方律師拋出了一份警察局提供的筆錄。

　　「我沒有賄賂過門房，我連法語都不會說。」

　　「鄭先生，今天是為了審理奇亞德涉嫌殺人案，並不是審判你，所以還請你如實作證。」作為起訴方的檢察官提醒。

　　「我說的都是實情。」

　　「那你解釋一下，8月2日當天你都看見什麼了？」法官不再糾結剛才那兩個明顯的疑點。

　　「8月2號那天上午我陪一個朋友去醫院看病。回家的時候我開門，發現門沒鎖。我推開門，從門縫裡看到胡媛娥躺在床上，感覺她已經死了。我當時就把門關上了，然後讓朋友先離開。我再次推門進去，用腳輕輕踹了一下屍體，確認她的確是死了，我就找了塊布把屍體蓋住。房間里還有個小套間，我走進套間把自己的一個行李箱拿了出來。出門以後我想到要報警，但是不會說法語，就打電話求助一位會說法語的朋友。」

　　「50號對面的攝像頭顯示，你進門到出來，間隔20分鐘。你陳述的那個過程用不了20分鐘吧。請能解釋一下，這20分鐘你在屋子裡還幹什麼？」

　　不僅是辯方律師，旁聽席上的所有人都身體前傾，急於知道答案。

　　「我就是蓋單子、拿行李，其餘沒幹什麼。」鄭先生保持一貫的態度，不解釋。儘管鄭先生身上疑點重重，法官還是讓他走了。我事後得知，警察雖然沒有拘捕他，但是限制他離開法國，繼續對他進行調查。

　　鄭先生的這一番「作證」，使得奇亞德的翻供更值得討論了。奇亞德推翻了對他的全部兩項指控：強姦和殺人。他承認和胡媛娥發生性關係，但那只是嫖娼，他也和胡媛娥有過糾紛，但起碼離開的時候她還活著，而且自己還把四十歐元甩在了胡媛娥的臉上。

　　隨後，公訴方和辯護方都開始對同一組證據進行解讀：監控錄像。不僅是50號對面舞廳的的攝像頭，奇亞德還被地鐵站、餐館等攝像頭拍下。8月2日中午，監控錄像里的奇亞德是這樣的：他一臉輕鬆地走出了50號公寓樓，然後到一個餐館吃了頓午飯，繼而來到附近的共和廣場，乘地鐵到13區義大利廣場站。他出站的時候還笑嘻嘻地幫另外一個乘客拉了一下閘門。第二天，奇亞德還到埃菲爾鐵塔閑逛，並興奮地和一群姑娘拍合影。這一組監控視頻既可以解讀成奇亞德極度冷血，也可以認為他確實被冤枉了。被告席上的奇亞德越發顯得神秘，他依舊是面無表情，說話時保持非常平穩的語速，甚至連自我辯解都不帶有一絲激動的情緒。

　　這場庭審持續三天，每天旁聽席都坐滿了人，多半是法學院的學生和退休老人。在巴黎，老人們孤獨至極。你會在電影院里見到一些老人枯坐一整天，手邊放著麵包、水，一場場地看下去，一天天就這樣度過餘生。旁聽庭審也是老人們打發時間的一個方法。

　　保羅·格魯洛先生看上去年紀不小了，出席庭審的這幾天一直穿一件新得還帶有摺痕的條紋襯衫，戴一條紅色圍巾，這種一絲不苟的打扮使他看上去和其他打發時間的旁聽老人不太一樣。「你是死者的家屬么？」格魯洛看我是中國人，在庭審間歇主動過來打招呼。

　　「不，我也是來旁聽的。您呢？」

　　「我是奇亞德的探訪者。昨天下午來作過證。」

　　「什麼是探訪者？我不太懂。」

　　「像奇亞德這樣的外國人，在法國被抓進監獄，親戚不在這邊，根本就沒人去監獄探望他。法國政府就指派一名探訪者，每周去監獄看他一次。我退休后就做義工，專門到監獄探訪這樣的人，陪他們每周聊一次天，每次一個小時。奇亞德被抓到現在，我已經探訪他兩年了，一共探訪了89次。」

　　格魯洛先生說，奇亞德非常聰明，剛進監獄的時候幾乎一句法語都不會說，他們還需要用英語交流，後來奇亞德的法語進步很快，在監獄里他還當起了會計。探訪人相信奇亞德是無辜的，通過89次的探訪，他認為奇亞德是個善良的人，他願意為此出庭作證。格魯洛舉例說，奇亞德對人態度很好，和監獄里工作人員相處融洽，而且他非常守時，不會像多數羈押人員那樣隨便找個借口就放探訪人的鴿子。

　　大家津津樂道地猜測誰是兇手，至於死者所遭受的痛苦與折磨，很快就被忽略，直到辯方律師又出示了一個證據，才把旁聽者拉回到血腥殘忍的現實。法醫鑒定發現，死者胡媛娥的肛門內外一共有13道傷口，並且流過很多血，這些創傷不可能來自男人的性器官，應該是硬物傷害所致。警察至今沒有找到這個硬物，更無法確定是誰幹的。

　　據其他賣淫女說，胡媛娥生前有一位歐洲裔的情人，這位情人也有暴力傾向，曾經因為持刀傷人被警察傳喚過。但是，警察對此人的調查最終不了了之。

　　胡媛娥的家人或是奇亞德，作為貧窮的外國人，他們不可能為調查和訴訟掏一分錢，從律師到探訪者，一切費用都出自法國政府。當然，政府只能提供基本的法律權利的保障，但不可能在這種調查中動用更多的公共資源。

　　一樁疑點重重、線索稀缺的站街女命案，看起來將長久地懸在半空，無法解開謎團。

　　第三天上午，法庭調查結束。休庭時，辯方的光頭律師打開法庭的窗戶透氣，他站在窗前沉默不語，一股又冷又濕的空氣直撲進來——這是典型的巴黎深秋的天氣，大西洋上空的風暴夾帶著凍雨整日侵襲這座城市。窗外是始建於公元６５１年的「神宮」醫院和巴黎聖母院的鐘聲。如果說西岱島上保存完好的古建築讓人感到穿越，與之一起穿越百年的是無數流落他鄉的人所經歷的動蕩與苦難。這些人有的是施暴者，有的是被害者，他們要麼苟活，要麼死去，有的逍遙法外，有的得到懲罰。幾個世紀以來，巴黎作為歐洲大陸的中心，慷慨地收留了無數避難者，可惜這些人卻很難融合進來。阿拉伯人，黑人，中國人，來到巴黎之後都成了空無一物（包括合法身份）的人，在這裡，最常發生的就是他們之間的野蠻傷害。

　　再次開庭，光頭律師做最後陳述，他直視著３名法官和８名陪審團成員，提醒人們，對於有很多疑點和灰色地帶的案件，應該首先認為被告人是無辜的，「我再次請求你們慎重，確認自己在沒有絲毫疑慮的情況下做判斷，否則，我不知道你們今晚是否可以睡得安穩。」光頭律師的聲音在法庭內發出金屬撞擊般的迴響，讓人覺得四下里異常安靜。

　　庭審最後的步驟是陪審團閉門討論。「討論多久？」一位聽眾問站在門口的憲兵。「最少要——」書記員經過，立刻提醒憲兵：「沒有最少時間。」

　　「最少也要三個半小時。」憲兵看書記員走遠了，偷偷跟旁聽者說。在這段時間裡，所有旁聽的人幾乎一個都沒有離開。

　　下午５點多，天已經黑了，重刑法庭門口的走廊里只有一盞昏黃的燈，等候結果的聽眾們昏昏欲睡，靠在椅子上或是索性坐在樓梯上打盹。奇亞德的探訪者格魯洛先生靠在一個角落裡看書。４個多小時以後，當憲兵再次把人放進法庭，大家都睡眼惺忪，像是又過了一天。

　　判決結果讓許多人意外——強姦、殺人罪名成立，26歲的奇亞德被判入獄２０年，出獄后將被驅逐出境，永生不得踏上法國領土。法官用極快的語速念完判決書。奇亞德依然如故，臉上沒什麼表情。

　　書記員、胡媛娥的代理律師都忙於收拾材料，被告人的光頭律師則靠在隔離欄桿上，和奇亞德輕聲說著什麼，看上去他比當事人還要遺憾，最終，只見奇亞德輕輕搖了下頭。旁聽席上，格魯洛先生筆直地站著，凝望著奇亞德，一動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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