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英：從「小麻雀」到女紅軍女革命家（組圖）

　　

　　

　　

　

   　[img]　　人物簡介：劉英，原名鄭傑，湖南省長沙縣人，1905年10月出生於書香門第。1924年考入徐特立創辦的長沙女子師範學校，受到革命思想熏陶。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10月任中共湖南省委婦女部部長，協助滕代遠組織長沙近郊農民暴動。1929年赴莫斯科勞動大學學習。1932年冬回國，先後任共青團福建省委書記、少共中央局宣傳部和組織部部長。1934年10月參加長征，是中央紅軍參加長征的30名女紅軍之一。長征途中任紅軍第二縱隊巡視員、三梯隊政治部主任、中央縱隊秘書長。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任共青團中央局宣傳部長、中共中央秘書處處長、中共合江省委委員、遼東省委組織部長等職。新中國成立后，任中國駐蘇聯大使館參贊、外交部部長助理。參加了黨的七大、八大，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當選為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委。2002年8月2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7歲。

　　「小麻雀」毅然參加革命，第一個丈夫犧牲在鬥爭前線

　　劉英個頭極小，被稱為「小麻雀」，可相貌秀氣，瓜子臉、柳葉眉，小小的嘴，是典型的湘妹子形象。早在少女時代，她就表現出了要求上進、不屈不撓的性格。那時，她衝破家庭重男輕女思想的束縛，發奮求學。但死守封建傳統觀念的父親以「三從四德」的戒律，緊緊束縛著她。為此，她一次次抗爭，決不認命。憑著頑強毅力和過人聰穎，終於爭得讀書的權利。她先後在長沙衡粹女子職業學校、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師範附小、長沙女子師範學校讀書。

　　「五卅」運動前後，劉英積極參加愛國學生運動，並一步步走向革命新天地，從一個為個人找出路的倔強女子，走上了職業革命家的道路，成長為一個為人民大眾幸福而不屈奮鬥的共產主義戰士，並經受住了血雨腥風的洗禮。

　　在大革命高潮中，劉英擔任了湖南省總工會職工運動委員會幹事，協助書記郭亮工作。1927年「馬日事變」后，共產黨轉入了地下鬥爭，她任省委候補委員兼婦女部長，和滕代遠在長沙近郊組織「灰日暴動」，因事機不密而失敗。

　　白色恐怖中，劉英赴上海向黨中央彙報。行前一周，同即將赴醴陵任縣委書記的林蔚結婚。林蔚曾留法勤工儉學，1926年從蘇聯回國，任湖南省委秘書長。不想這次分別竟成永訣。當1928年3月她返回長沙再赴上海時，方知林蔚已在醴陵的嚴酷鬥爭前線犧牲了。她只得在上海的湖南臨時省委「住機關」一年多。

　　1929年春，黨中央送劉英到莫斯科中國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學習。1930年「勞大」停辦，她於年底轉入國際無線電學校,成為一名無線電專家。

　　1932年底，劉英由莫斯科回國。剛到中央蘇區的時候，博古興奮地說：「這下我們電台增加了一個女營政委！」可是劉英卻認為，自己「生性愛說好動，喜歡做群眾工作」，於是就到少共中央任巡視員。不久被派往福建，任福建團省委書記。後來又回到少共中央局工作，先後擔任宣傳部長、組織部長等職。

　　事迹突出的「擴紅」突擊隊長，面對重重困難依然前行

　　1934年5月第五次反「圍剿」時，突擊擴大紅軍。時任少共中央局組織部長的劉英，被派往于都縣任「擴紅」突擊隊長。原定三個月的任務，她用一個半月就擴紅2200人，超額150%完成了任務，受到中央領導的表揚，項英稱讚她「一鳴驚人」。她還受到了武裝動員部的嘉獎，《紅色中華》報頭版頭條刊登文章來宣傳她的事迹。

　　劉英不僅工作能幹，而且也以美食家著稱。她愛吃釀豆腐、紅燒肉，也同樣吃得下干粥爛飯和用硝鹽煮的麵條。於是很多蘇區里的「大人物」，都會喜歡招呼劉英去 「改善伙食」。劉英剛到蘇區的時候，張聞天就打電話要打她的「土豪」，讓她請客。於是劉英就請大夥到縣城去大吃了一頓客家大菜。後來在一次會議上，劉英驚訝地發現，張聞天消滅豬肉皮的本領比自己還大。

　　誰知正高興期間，1934年9月2日，中央又發出了動員令，要求9月27日之前，再動員3萬青壯年參加紅軍。給劉英的任務是，再到于都縣去招4500人。這下她可發愁了。要強的她很希望完成任務，可又不想難為老鄉了。要知道，於都這個時候已經成了名副其實的「女人國」了，僅剩下的一點男人，也被家人藏到了山裡。於是她找到了好友毛澤東問計。平時，劉英最喜歡和毛澤東說話了，一來因為都是湖南老鄉，二來因為劉英的老師周以栗是毛澤東的同學，三來因為毛澤東說話非常幽默。

　　當時，打擺子即患瘧疾病剛好的毛澤東，墊著棉被聽劉英訴苦，卻輕鬆地說：「要開會，把突擊隊員、區委書記都找來開會。」

　　「可是來不及了，離規定期限只有10天了，我怕是搞不圓啦！」

　　「不，一定要開會，群眾思想通了，就搞得贏！」

　　「突擊隊員都分散到各區了，七里八里的，通知也來不及！」

　　「那好辦，我有四個警衛員，叫他們跑馬到各區去通知，放勢去搞啰！」

　　「如果開了會，大家的思想還是不進油鹽，那怎麼辦啊？」

　　「要說服，要教育！」

　　擴紅大會圓滿進行了，毛澤東和劉英盡了最大努力，也只是又動員了不到1000人蔘軍，離4500人的任務還差得很遠。可見為了能取得反「圍剿」的勝利，蘇區人民已經付出了多少兒女。

　　在長征途中為了完成重任，一口拒絕了張聞天的婚姻要求

　　1934年10月，長征開始了，劉英擔任了「紅章」縱隊三梯隊的政治部主任。三梯隊負責後勤、供給，組織幾千名新兵運輸員和挑夫搬運炮彈、發電機、文件檔案和金銀錢財。不久，她又被調到地方工作部做群眾工作。每到一地，打土豪，分浮財，「撒種子」(秘密發展黨員留在本地工作)，發動群眾，擁護紅軍。在艱苦卓絕的長征途中，劉英身材瘦小卻身肩重任，具有鋼筋般堅韌的革命精神，是紅一方面軍30名女戰士的傑出人物之一。

　　1935年初，紅軍到了遵義，劉英被組織上調任中央縱隊的秘書長，主要負責中央領導人的生活，與當時任中共中央總負責人的張聞天在一起工作。1929年她在莫斯科留學時，就認識了張聞天。1933年6月，劉英由莫斯科回國不久，到紅色瑞金擔任少共中央局的巡視員。一天，她接到洛甫（張聞天）的電話，說：「尤克娜(劉英留蘇名字)，今天我們要打你的『土豪』!」從外面來蘇區的人，組織上都發給一筆路費，一般能餘下幾個錢，拿出來請客吃了，叫做「打土豪」。劉英知道這個規矩，當晚就約上十幾個同志走了十來里路到縣城吃了一頓。由於過去是師生關係，劉英同張聞天比較接近。以後工作接觸多了，互相更加熟悉起來。長征路上，劉英常到中央隊「三人團」處反映情況，張聞天對性格爽快、辦事麻利的劉英很有好感，漸漸產生了愛慕之情。每當劉英去看張聞天和陳雲等人打乒乓球，他都喊上一句：「劉英，來一盤!」

　　那天，劉英接到總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寫來的條子，調她到中央縱隊代替鄧小平的工作，立即報到。劉英感到這一切有點突然，就騎馬趕到總政治部找李富春，她說：「我是做群眾工作的，中央隊秘書長我幹不了。」

　　「劉英同志謙虛起來了嘛，不要緊，到那裡自有人會幫助你嘛！」李富春笑眯眯地說。感情細膩的劉英自然覺察出，李富春說的那個「會幫助自己的人」，指的就是張聞天。

　　於是劉英拿著李富春的條子到中央隊報到，毛澤東和王稼祥正好也在。

　　「你知道誰提議你來的？」毛澤東說。

　　「李富春唄！」劉英說。

　　「是我提議你來的，小平上前方了，這裡有個女同志就行。」

　　「小平同志能文能武。可我搞得成搞不成，心裡沒有一點底咧！」

　　「搞得成！」

　　正談話間，張聞天回來了，他也忙不迭地說：「你完全能做，工作不多，主要是做警衛隊的思想工作，你在這方面有經驗。再一個就是管我們這些人的生活，還有開會做個記錄。」

　　於是，劉英就這樣做了中央隊的秘書長。她最經常做的兩件事情，一是料理大家的生活，再一個就是記錄文件。到時候，張聞天就會把自己的鋼筆給她。每當那稀有的好鋼筆帶著張聞天的體溫遞到劉英手上時，劉英都會感到一絲暖意。當時，鋼筆真是稀罕之物。會後，張聞天還總是將記錄審查一遍，將記得不確切的地方改一改，然後將記錄本放在他的文件箱里。

　　張聞天和劉英是在莫斯科勞動大學認識的。當時，張聞天是劉英的教員，其淵博的學識、深厚的馬列理論水平深為劉英敬佩。

　　1935年2月，紅軍二渡赤水后，又一次佔領了遵義城。那天，張聞天遇到劉英，盛情邀請她到他的住所交談。聊著聊著，張聞天忽顯拘謹，半晌才轉彎抹角吞吞吐吐地說：「我們認識很久了，互相都比較了解，有著共同的信念，我希望我們不僅要做一般的朋友，而且……」

　　敏感的劉英聽出了張聞天的弦外之音。自1929年丈夫犧牲后，她拒絕了不少同志的追求，緊閉情感心扉，一心撲在工作上。對張聞天，她雖敬佩，卻從沒往戀愛上想。她生硬而直截地回答：「我早有打算，五年不結婚。」

　　張聞天臉紅了，結結巴巴地問為什麼。劉英解釋說：「在長征中戀愛結婚，懷孕生子，對女同志來說，不僅不能工作了，還要帶來一場災難。孩子生下來，又沒法帶，以至於害了孩子，做母親的要和自己的孩子生離死別，感情上的折磨簡直是種酷刑。我下了決心，不到根據地決不結婚。」

　　張聞天聽了劉英的解釋，沒有吱聲，半晌才說：「我尊重你的選擇。」

　　戰友們也都覺得張聞天、劉英是合適的一對，有意成其好事。一次夜行軍，警衛員搞了一個小馬燈。劉英說：「黑夜裡行軍，小馬燈倒是挺亮的。」張聞天立即接過去說：「這是流螢(意即劉英)嘛!」說得劉英怪不好意思的。

　　可生性好強、不甘平庸的劉英，心裡抱定了不結婚的念頭，對此誰也無可奈何。行軍中兩人常走在一起，但她打定主意一心工作，與張聞天保持著距離。然而，她的腦海里，不時浮現出張聞天的種種言談舉止，覺得他確實可親可愛。此後，他們在工作中更加深了彼此了解，她對張聞天也漸漸地由敬生愛。師生之情和部屬之誼，使她與張聞天兩個人的心連在了一起。只是她把愛情的種子深深埋在心底，因為艱苦的戰爭環境使她不敢談戀愛。

　

　紅軍有了「家」，劉英和張聞天也成了家

　　1935年11月，中央紅軍歷盡千辛萬苦走完長徵到達陝北。這時，張聞天喜滋滋地對劉英說：「紅軍有了家，咱們也該有個家了吧！」劉英為張聞天執著的愛所感動，幸福地點點頭。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兩顆相愛多時的心，終於在瓦窯堡緊緊地貼在了一起，在一孔石窯洞里安了家。沒有舉行任何儀式，也沒有請客，兩個行李卷合在一起就是夫妻了。是年張聞天35歲，劉英30歲。說是結婚，其實只是把兩個人的行李合在同一孔窯洞就算完事。鄧穎超、博古等熟悉的同志到他們的窯洞坐一坐，說幾句慶賀祝願的話。

　　倒是剛從直羅鎮打了大勝仗的毛澤東，一回來就「鬧新房」：「你們要請客!結婚不請客，不承認!不算數!」張聞天一碰到開玩笑的場合，只是憨笑。劉英口齒伶俐：「拿什麼請客呀?又沒有錢，又沒有東西!」毛澤東說：「那就不承認!」鬧了一陣，毛澤東又說：「我倒是真心給你們賀喜來了，還寫了一首打油詩呢!」接著就朗聲念了起來。這首詩，除了慶賀新婚以外，還將張聞天的民主作風誇了一番。

　　著名的瓦窯堡會議，就是在張聞天和劉英住的窯洞召開的。張聞天主持了這次重要會議，他就會議的第一項議程——政治形勢與策略作了報告。剛從莫斯科回來的張浩，在會上作了共產國際七大精神的傳達報告。當毛澤東講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后，在會上發生了爭論。博古不同意毛澤東關於民族資產階級的分析，他還引用了斯大林的話，說「中間勢力是危險的」。毛澤東反駁了博古的觀點，闡明了民族資產階級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可能性。毛澤東尖銳地質問：「難道這樣做就是對祖宗不忠、對祖先不孝嗎?」在毛澤東和博古爭論的過程中，張聞天和毛澤東「完全站在一條戰線上」。會後，張聞天受中央政治局委託，起草了《瓦窯堡會議決議》，「組織千千萬萬民眾進入偉大的民族革命戰場上去」，建立起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毛澤東常讚揚「洛甫是不爭權的」。有人對張聞天尊重毛澤東不以為然，甚至說他是「泥菩薩」。可張聞天坦然地說：「真理在誰手裡，我就跟誰走。」

　　張聞天和毛澤東的關係可以追溯到1920年初。1919年12月，張聞天加入了當時的青年進步組織「少年中國學會」。1920年1月，毛澤東也參加了這個組織。由於會友這一層關係，他倆早已相互知道對方了。長征出發前，毛澤東得了一場瘧疾，昏迷不醒，是張聞天派傅連璋星夜趕去搶救，才緩解了病情。

　　1935年遵義會議實現了中國革命的偉大轉折，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張聞天起了很大作用。在遵義會議上，張聞天第一個站出來，系統地批評左傾錯誤軍事路線，此後又起草了著名的遵義會議決議。當時，遵義會議形成比較一致的意見是由張聞天代替博古擔任黨中央的總負責人。但他再三推辭。這個問題被擱置起來，直到二十來天以後，中央常委作出決定，張聞天才擔任了黨中央的總負責人(當時口頭上都稱「總書記」)。

　　張聞天從總書記位置上退下來，劉英衷心擁護黨的決定

　　1938年10月，召開發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王稼祥由蘇聯回來傳達共產國際指示：應服從毛澤東同志的領導。此時，毛澤東的威信才被共產國際所信服。雖說張聞天在全黨負總責僅三年多的時間，但他對中國革命所做的歷史性貢獻卻是光輝燦爛的，與毛澤東的配合也是十分默契的。我們從中央檔案館現在保存的電報中可看到，從1935年10月到達陝北起，至1938年10月六屆六中全會結束為止的三年多時間裡，以「洛毛」或「毛洛」聯署的電報就有338份之多，其中相當大一部分都是直接關係到當時中央許多重大決定的貫徹。

　　張聞天辦事出以公心，謙虛謹慎，寬厚練達。剛到陝北時，鑒於中央紅軍同紅二十五軍與陝北紅軍就要會合，張聞天代表常委向中央建議成立軍委(當時稱西北軍委)，提名毛澤東擔任軍委主席。

　　1937年1月中旬，劉英被派往西安去做巡視青年工作。這年11月，她染上肺結核，中央要她赴蘇治病。同行的有賀子珍等人。1939年初，在回延安之前，任弼時交給劉英一項任務，要她到共產國際交通部帶一套密碼回去。當時任弼時擔任中共駐國際的代表。所謂「帶」密碼，並沒有密碼本給你，而是要你將這套密碼的編製方法和基本電碼都記在腦子裡。劉英接受任務后，每天熟背強記，憑著好記性，又學過收發報，她很快就把這套密碼掌握了。回延安后，她將存在大腦中的密碼交給專管同國際聯繫的電台負責人。

　　此時，擔任了中央秘書處長的劉英得知，張聞天已不「負總責」了，她毫無怨言，衷心擁護共產國際提出的中國黨應以毛澤東為首來領導的意見。

　　1945年6月10日，中共「七大」期間，毛澤東曾在關於第七屆候補中央委員選舉問題的講話中談到，如果沒有張聞天、王稼祥兩個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線中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他還說，由於他們是從「左」傾路線分化出來的，所以作用很大，要人們絕不要忘記他們。

　　1938年11月，黨的六屆六中全會閉幕之後，張聞天不再在中央負總責，他的主要精力傾注於全黨的理論宣傳和幹部教育工作。先後兼任過黨中央宣傳部長、幹部教育部長、西北工作委員會主任、《解放》周刊主要負責人、《共產黨人》編輯和中共中央馬克思列寧學院院長等職，他還親自主持馬列著作的編譯出版工作，為馬列學院的學員們講課和編寫教材。他所作的《論青年修養》、《論待人接物問題》等講演，在廣大幹部和青年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1941年延安整風開始，張聞天於1942年初至1943年3月到陝北、晉西北進行農村社會調查。劉英一直跟隨著他，幫著抄錄數據和整理材料。張聞天在調查結束后寫了《出發歸來記》，他對劉英深有感觸地說：「接觸實際，聯繫群眾，這是一個共產黨員的終身事業。」

　　抗戰勝利后，張聞天主動要求到東北做地方工作，先後擔任牡丹江地區中共中央北滿分局代表、合江省委書記、中共中央東北局常委兼組織部長、東北財經委員會副主任、遼東省委書記等職務。劉英一直與張聞天同甘共苦。在建立東北根據地的問題上，張聞天堅持了正確意見。在陳雲主持下，他起草並同陳雲等聯名向中央發出電報，建議東北工作基本方針應是及早將武裝力量和幹部分散到廣大農村和中小城市去，建立鞏固的根據地，而不應把全部注意力集中於大城市。在張聞天擔任合江省委書記兩年期間，劉英同張聞天經常冒著零下四十多度的徹骨嚴寒坐馬拉爬犁深入基層。沒有熱炕，他們裹著皮大衣睡覺。一次，鳳翔縣城遭五百多土匪襲擊，而主力部隊正在山區追剿土匪。張聞天立即親自帶領軍區直屬部隊乘火車趕往鶴崗，指揮部隊分兩路救援鳳翔，迫使土匪在當天中午，丟下我大部分被俘人員，匆忙逃遁。

　　新中國成立后，劉英一直陪伴著張聞天到最後

　　自1950年起，張聞天轉到外交戰線工作達十年之久，先後任駐蘇大使和外交部常務副部長，對我國外交工作的順利開展起到了積極作用。在推動和組織全國的國際問題研究方面，他做了許多開拓性的工作。在1956年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和八屆一中全會上，他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1959年廬山會議上，張聞天作了長達一萬四千字的系統發言，誠懇批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錯誤，並強調從指導思想上克服主觀主義的重要性。這是我黨當時少有的一篇深刻剖析1958年錯誤的馬克思主義的發言。然而，張聞天卻被指責為「右傾機會主義」和「反黨」，遭到錯誤打擊。

　　會議結束了，張聞天回到北京一進家門，劉英就急切地問他犯了什麼錯誤，你搞外交工作為什麼要在經濟問題上發言?張聞天的回答是平靜的，他說他非講不可，老百姓沒有飯吃，經濟這樣搞下去怎麼能行，人民生活怎麼得了。「對於這些缺點越是不要我講，我就越是要講，因為我腦子裡就存在那些東西啊。」劉英明白，事實上張聞天早就知道開頂風船確實不易，但是一個老共產黨人的良心促使著他要講真話。所以，他並不後悔。廬山會議后，他被撤銷了外交部的領導職務。經過幾次申請，最後才被批准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經濟研究所任「特約研究員」。

　　張聞天的晚年是一個坎坷、艱難的晚年，然而同時又是一個光輝的晚年。從廬山會議被罷官之後，直至逝世的17年中，他的腦海里一直縈繞著一個重大問題，就是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究竟怎麼搞的問題。只要有可能，他總是一邊讀書思考，一邊不停地寫作，先後寫出了《社會主義經濟若干理論問題》、《不能把階級鬥爭擴大化》等大量的筆記和文稿約有40萬字。

　　「文革」中，張聞天受到隔離審訊。1968年5月，張聞天和劉英被隔離「監護」。他們住的房子只隔一小間屋，但咫尺天涯。每天只放風一次，時間錯開，不讓他們碰面。好在盥洗室合用一個，他們僅能利用這裡通一點信息。每天清晨拖地擦桌子，劉英因個小舉不動浸水的拖把而挨罵。張聞天從罵聲中聽出原因，後來劉英每次去拿拖把，都發現總是洗凈好用了。張聞天泡在盆里的衣服，劉英也總是悄悄地放上洗衣粉搓上幾把。只能這樣人不見面心相見。在長達五百二十三天的隔離后，1969年10月，他們被遣送廣東肇慶。在遭受監視的環境中，張聞天不顧個人安危，以年逾七旬的病弱之軀，憑著對馬克思主義的忠貞，寫下《人民群眾是主人》、《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政治與經濟》、《黨內鬥爭要正確進行》等許多文稿。他按照專題，寫了一迭又一迭卡片，分裝在紙袋裡。劉英得空也幫他抄寫。張聞天總是說：「歷史最公正，是非、忠奸，這一切，歷史終將證明，終將作出判斷。」

　　病重中的張聞天對劉英交代：「我不行了……我死後替我把補發給我的工資和解凍的存款全部交給黨，作為我最後一次黨費。」劉英強忍一腔淚水默默點頭。張聞天要劉英拿紙筆寫下保證，簽上名字。1976年7月1日，張聞天因心臟病猝發逝世於無錫。

　　1979年8月25日，黨中央為張聞天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鄧小平代表中央所作的悼詞，對張聞天的一生作了公正的評價。1985年8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張聞天選集》。1995年，《張聞天文集》一至四卷出版。

　　在張聞天遭受錯誤打擊、含冤受屈的17年漫長歲月里，劉英始終陪伴著張聞天，相濡以沫，患難與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