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自評賣國：哪些地方是我丟掉的？

　李時雨，1908年生於黑龍江省巴彥縣興隆鎮，1927年春入北平法政大學預科班學習。1931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12月在南京被各地學生推舉為向國民黨請願示威行動總指揮；抗戰全面爆發后，1939年8月被中共地下黨華北聯絡局派遣參加汪偽第六次代表大會，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汪偽政權覆亡。他先後任南京偽國民政府立法委員，偽上海保安司令部秘書兼軍法處長等要職，與汪的漢奸集團各政要均打過交道，尤其與陳公博接觸密切，被汪偽圈子公認是陳公博的親信。通過這些渠道，李時雨為中共獲取了大量日偽核心機密戰略情報，並營救了一些被捕的抗日誌士。解放后，李時雨曾任河南省政協秘書長、北京中國佛學院副院長等職，1999年12月28日於北京病逝。《汪偽巨奸印象》（《百年潮》2005年第三期）的作者張德旺曾於1997至1998年間赴北京同李時雨深入交談二十多次，記錄了其有關汪精衛、陳公博、周佛海三巨奸的一些回憶。
　　—編者
　　如果沒有堅定的政治信仰，很容易被汪精衛迷惑
　　第一次見到汪精衛是在1939年8月下旬，當時我冒充國民黨改組派，以汪偽國民黨「六大」代表的身份從天津乘海輪到上海。8月28日，汪偽國民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在滬西極斯菲爾路76號秘密開幕，汪精衛與陳公博、周佛海等坐在主席台上，我在會場看見了汪。會議只有二百多雜七雜八的代表與會。說雜七雜八一點兒也不過分，我這個與國民黨毫無關係的就當了正式代表。會議匆匆忙忙地通過了選舉汪精衛為中央執委會主席議案就於6月30日草草閉幕。我這次對汪沒留下什麼深刻印象。
　　「六大」后，我被任命為偽國民黨北方黨務辦事處下屬的天津市偽黨部執行委員會委員。12月，我得到偽北方黨務辦事處通知，汪要接見河北省、北平、天津的黨部常委，了解「和平運動」的情況，並指示今後工作。當時我們共去了12人，抵滬第二天上午就到愚園路汪官邸的一棟三層的花園別墅，進入二層的客廳。我們剛剛在沙發上坐好，汪精衛就穿一身嶄新的淺蘭色西服進來，同我們一一握手，寒暄問了各人的姓名，然後就讓我們彙報。他說：「大家隨便談，不要拘束。」我因為有搞情報的思想準備，就第一個起來問：「我們搞和平運動的目的是什麼？」汪精衛說：「這次和平運動是救國，關鍵是解決好中日關係。現在的形勢說明中國打不下去，打下去最後只能是國民黨垮，中國最後歸共產黨；退一萬步說，假使日本失敗，國民黨也要垮台。中國除了和平，沒有別的出路。我主張與日本講和是給全國做個示範，內則完成中華民國建設，實現國父孫中山之遺願，外則負保東亞之責，實現國父之大亞細亞主義。當前是要把國民黨失敗丟掉的地方收回一點，儘快實現還都組織政府，進一步搞好和平反共救國。」
　　我問：「我們承不承認滿洲國？」汪精衛含含糊糊地說：「對滿洲國能不能統一於我們的政府沒把握，但我們要爭取，爭取，所有能爭取的都要爭取。」
　　我又問：「日本人利用我們，將來我們能否像溥儀那樣成為傀儡？」

　汪精衛表示：「不會。日本人吃不了那麼大，他們是想吞併中國，但他們吃不下去。我們成立政府，滿蒙現在看來是拿不回來，但我們要爭取做工作。我們要把國民黨丟失的要回來。蔣介石也並不要一直打下去，我們也要和他合作。我們和日本訂了和平大綱，原則是善鄰友好，共國防共經濟提攜，中國真正實現和平兩年後，日本撤兵。當然這個目標實現要有很多周折，我們要努力爭取。」
　　我問：「現在日本軍方對我們不支持，我們在華北搞和平運動，可能性如何？（我這是指華北漢奸怕汪偽奪了他們的勢力範圍，串通華北日軍不支持汪偽一派的活動）。」汪說：「我們要有耐心，要等待。他們（指華北漢奸集團與華北日軍方）還不理解我們建立國內統一政府的意圖，日本內閣是要和平的，在外的軍人也是要經過一段時間才能了解他們政府的意圖，也能逐步了解我們的和平運動。」
　　我說：「我們過去參加過抗日運動，日本對我們是否算賬？」
　　汪答：「沒問題，我們要審時度勢，要承認我們是失敗者，日本已經站在我們頭上。」汪談得最多的是：「中國漢文化博大精深，有幾千年歷史，日本到中國來，慢慢地一定會被中國文化同化。遼金元清進入中原，到最後還不是歸化，被我們同化了。」（我們插話：「今天的時代已不是那個時代了」。）汪說：「這一點你們不要懷疑，我在日本留過學，他們地處島嶼，想找個好地方生存發展。元忽必烈那麼強悍，滿清那麼強悍，都沒在中國統治到底，日本也一樣。」汪說：「現在中國問題的中心是不要弄到共產黨手裡。共產黨是國際的，中國共產黨沒國籍，中國讓共產黨發展下去那真是亡國了。中國永世不能翻身。所以我們不是賣國，而是真正的愛國，我們不能眼看中國共產黨坐大，把中國引向滅亡。」
　　我問：「日本在中國擴張會不會引起英美干涉？」
　　汪說：「沒法妄斷。但日本要吞併東南亞，可能性很大，英美他們能走到什麼情況，也說不定。」汪在談話中還透露了他與日本秘密簽訂的《日華新關係調整綱要》及《秘密諒解事項》的內容，說這些和平條約來之不易，對中國有利，是他和周佛海努力爭取的結果。汪在別人講話時細聽，不急於回答，答時總以商量口氣，常說：「對不起」，「你看怎樣」，力圖給人很客氣、很誠懇的印象。如果沒有堅定的政治信仰，很容易被他迷惑。
　　汪精衛野心不小可本錢太少，他的手伸得太長了
　　第二次見汪精衛是1940年春，內蒙德王同偽華北政府的王克敏、王揖堂、朱琛等在北平東城的外交大樓設宴招待汪。我憑「請柬」進門，被引到二層的客廳。宴會前汪精衛已先單獨接見了我們幾位偽華北黨部的工作人員。
　　汪說：「先向諸位通報一下這次來北平同『華北臨時政府』和『內蒙臨時政府』會談的情況。華北、內蒙都是仰日本人的鼻息，他們能不能收到統一的政府里，還要我們做工作。我這次來是有成果的。我們是很痛快地要他們統一於我們還都建立的政府。現在他們凡事都往日本人身上推，說華北日本人不同意。我們不要急躁，正好同時多做日本人的工作。」
　　我告訴他：日本人至今不讓我們華北黨部公開掛牌子。汪說：「不要急，要同日本方面多做工作。」汪提到大後方各界在報刊上發表文章罵他賣國時說：「我叫什麼賣國，那些地方不是我失掉的，我是失掉個人的歷史、名譽，我是抱著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決心從重慶回來，從日本人手裡把中國領土拿回來。我們發揮了緩衝作用，有了我們，比日本人直接搞要好得多。我們這是真正的救國。中國打不過日本，這是最好的選擇。」
　　宴會開始，汪豪飲，酒量很大，頻頻舉杯乾杯。他同德王、王克敏、王揖唐、朱琛等海闊天空地互相吹捧，互相拉攏。汪翻來覆去地是強調一個意思：他已經在日本方面得到承諾，由他來統一建立中國的政府，他也絕不會虧待他們。把他們的職務、地位安排好，會一一滿足他們的要求和條件。德王、王克敏、王揖唐等都哼哼哈哈，東拉西扯，虛言應付。捧汪是孫中山的繼承人、革命領袖，是真正的救國領袖，對他的統一要求則不明確回答，推說要看華北日軍態度。
　　事後，一個在朱琛手下幹事的東北老鄉告訴我，朱琛、王克敏等背後議論說汪精衛是個很滑頭的政客，擺他國民黨元老、孫中山弟子的資格，賣他國民黨的膏藥，野心不小可本錢太少，日本人絕不會把華北給他，他們絕不願意統一在汪的政府。汪的手伸得太長了。
　　第三次見汪精衛是在南京的國民政府成立時，我到南京任偽政府立法委員、法制委員。一次在汪公館開茶話會，汪讓我坐到他身邊，說：「在上海、北平見面後印象很好，現在黨國搞和平運動正需要你這樣真正懂法律的年輕專業人才，到立法院要努力工作，多幫陳先生（公博）把立法院搞好。」
　　第四次見汪精衛是1943年。此前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人事前沒通知汪，汪非常不快，感到日本人沒把他放在眼裡，表面上也宣布參戰，但從此精神狀態非常不好，情緒一直低落，但還是緊密「配合」。汪偽成立了清鄉委員會，搞清鄉運動。這時汪偽政權的影響範圍只有南京等幾個大城市，城外都是游擊隊的天下（有我黨的，也有國民黨的）。汪偽搞清鄉，搞治安肅正，實際是妄圖肅清力量、影響越來越大的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是搜刮老百姓、掠奪糧食等戰略物資，所以老百姓都把清鄉叫「清箱」，清老百姓的箱子。
　　汪自兼清鄉委員會主任，實際工作主要靠李士群，讓他當清鄉委員會秘書長、江蘇省主席，抓江蘇的清鄉。上海的清鄉分會由陳公博管。上海保安司令部當時就掛兩個牌子，兼管清鄉。
　　有一天，汪精衛到上海視察「清鄉」工作。由陳公博和當時已「投誠」的偽軍頭目孫良誠、張蘭峰、吳化文、葉蓬等前呼後擁地陪同，一行人到了上海保安司令部。我當時兼保安司令部的軍法處長，也陪同陳公博迎接。汪這次穿了一身嶄新筆挺的呢子軍裝。他那個書生派頭身板單薄好像架不起軍裝，走起路來輕輕飄飄，樣子很不帶勁，很做作。我看他這樣是學蔣介石，想通過清鄉抓武裝，擴充自己的實力。他在保安司令部坐定后，由參謀處長、封鎖處長分別彙報，輪到我時，我彙報了一些禁煙、禁毒、禁賭的情況。然後汪發了一通指示，大意是要和友邦精誠合作，堅決和蘇俄、英美鬥爭，堅決反共，徹底剿滅共產黨游擊隊。
　　第五次見汪是1944年5月間，陳公博讓我和呂琪（司法處長）、日本人科長山本等四人去考察日本警政，同時代表他去東京看望在東京住院的汪。我們經山本聯繫，先在外間見到陳璧君，陳囑咐我們不要多說話，我們進入病房，向他鞠了個躬，「汪先生好」，他點點頭。汪面色不怎麼好，可也非病入膏肓的樣子，但過了不到半年他就死了。
　　我多次聽汪身邊的人說，也看到汪不抽煙，生活上相當嚴謹。汪偽圈子裡的人都說汪有風流野性，但實際上風流不起來。因為陳璧君看得、管得非常嚴。她安排自己的三姑六姨和一群有親戚關係的女孩子包圍汪，除工作時間外整天和他說說笑笑，讓他接觸不到外邊的女人。陳璧君對汪偽的什麼事都干涉，她隨時掌握汪的行蹤，檢查汪的警衛，因為汪曾遇刺，她是嚇怕了。同時她也是在照顧的名義下全面干涉，汪心裡明白，但說不出，只能聽之受之。
　　我感到汪活動的最大特點是兩個。一是抓住國民黨的旗幟不放，言必稱國父，就是孫中山如何說的，好像他的一切行動都是照孫中山的意見辦的，對於沒有政治信仰、沒有理論修養的人有一
　　定誘惑力、欺騙性。二是反共，他對中共、中共領導的抗日力量最仇視。言談間對蔣個人不攻擊，說到蔣總是稱蔣先生、蔣介石先生，最多是直呼其名，給人一種對蔣留有合作餘地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