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的戰後歐美之旅

　　

　　1898年1月16日法國《小日報》封底，是亨利梅爾的政治漫畫，題為《在中國，各國帝王們的蛋糕》 一塊名叫Chine（法文「中國」）的蛋糕旁，英王維多利亞、德皇威廉二世、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一個象徵著日本的武士圍坐瓜分。維多利亞和威廉正為了Kiao-Tchéou（膠州）這塊蛋糕而怒目相斥，日本武士的眼睛，卻在另一半蛋糕上打轉……正在這時，一位頭上扣著頂戴花翎、身上披著黃馬褂的清朝大官（像是李鴻章）風風火火地衝過來，明知自己已無能為力，卻又張開手臂，嘴裡像是在呼喊著：「給我們留點兒……面子！」

　　德國人漢納根從即將沉沒的高升號跳水游上豐島，隨後帶來德、英軍艦營救了二百多名高升號倖存官兵。

　　這是一場充滿展示效應的戰爭，短短几個月的時間，東方兩個巨人徹底交換了位置。

　　李鴻章的歐美之旅在某種程度上對於中國具有劃時代意義，是中國古老文化的一個轉折點。

　　甲午戰爭120周年之際，對於這場戰爭的反思隨著更多的史料挖掘而日益深刻和全面。

　　歷史應該多角度去還原，由幾位媒體人組成的「萬國報館興趣小組」偶然在國外發現的老報刊，讓我們從側面打開了一扇窗，看到120年前西方媒體是如何評價報道甲午戰爭的。

　　萬國報館老報刊興趣小組目前已收集了1850年至1900年間英國、法國、美國、俄羅斯、日本等地的十幾種報刊、近300個版面，由此形成的書籍《甲午——120年前的西方媒體觀察》也即將出版。

　　值得注意的是，戰爭期間，日本邀請了114名隨軍記者參與報道，還有11名現場素描記者、4名攝影記者。日本對朝鮮進行戰略包圍時，甚至秘密聘請了一個美國專家作為國家宣傳戰的總指揮，這個人就是美國《紐約論壇報》的記者豪斯。豪斯很熟悉西方媒體的運作方式，在他有計劃的包裝下，西方媒體對中國與日本分別代表著野蠻與文明的認識，形成了一種潮流與共識。比如紐約《先驅報》說，日本在朝鮮的作為將有利於整個世界，日本一旦失敗，將令朝鮮重回中國野蠻的統治。這是當時世界最典型的看法。亞特蘭大《先進報》說，美國公眾毫無疑問地同情日本，認為日本代表著亞洲的光榮與進步。當時美國公眾中有一種說法，把日本稱為「東方美國佬」，覺得跟日本人很有認同感，實際上是媒體包裝出來的。

　　今天，再回頭看120年前西方媒體對於東亞局勢的觀察，更豐富了我們對於歷史的思考維度。

　　「敬、惜、悲」李鴻章的戰後歐美之旅

　　這些120年前西方媒體對李鴻章的報道，許多都是第一次在國內披露

　　他在歐洲被「盛大歡迎」，在美國更致「萬人空巷」，在日本又堅辭款待留宿船艙

　　他究竟是德媒法媒眼中的「神秘人」，還是美媒眼中的「尊貴長者」

　　西方媒體對李鴻章的報道，多集中在甲午前30年的洋務運動，以及馬關條約簽訂之後李鴻章斡旋於清朝外交活動。在甲午戰爭期間，外媒對李鴻章的關注反而很少。或許是因為西方媒體從各國利益出發，沒有過多討論李鴻章在戰爭中的作用與得失，更為關注的是李鴻章甚至中國對世界的影響。尤其是清朝甲午戰敗后，對李鴻章外交努力的評價及預測，大多充滿同情，就如1901年11月16日的《插圖報》在他去世時的報道中寫道：「可以說，他取代了總理衙門，負責處理與『蠻夷』間的政治、商貿關係，在最棘手的對外交涉中敏銳洞察、靈活斡旋，有些人直接說他狡黠，另一些人則賦予他一個優雅的綽號——『中國忠僕』。在遠東，他的名字、作用、斡旋頻繁地與重大國際事件緊密相連，在許多重要的協議書下方都可以找到他的簽名。」

　　120年前西方媒體與梁啟超的評價在某種程度上不謀而合——「敬李鴻章之才」，「惜李鴻章之識」，「悲李鴻章之遇」。

　　甲午戰敗僅僅一年之後，1896年3月，本已因戰敗承擔罪責而失意賦閑的李鴻章，因為朝廷「聯俄抗日」的政治需求，也因為俄方的「點名要求」，被任命為清廷的訪俄代表。身披黃馬褂、心懷「柳暗花明」之意的李鴻章，自打踏上歐洲大陸，腳步便沒有停歇，一路向西，向西。德國、荷蘭、比利時、法國、英國、美國、英屬加拿大……這次歐美之行，竟歷時近七個月之久。

　　「李鴻章已在歐洲停留了兩個多月，但他並不著急。在中國一敗塗地地輸給了日本之後，看上去他是希望為他的國家找到雪恥的辦法。一路上，他思索、比較、評判，從出席新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的加冕禮開始，他接連訪問了俄國、德國、比利時。現在，他已經到法國數日了。所到之處，他仔細學習西方國家的軍隊組織，研究最先進的武器。他在愛麗舍宮晉見了法國總統富爾，並作為嘉賓觀看了法國7月14日國慶節的閱兵式。」——1896年7月19日的法國《小巴黎人》報道。

　　幾天後的7月26日，另一份法國媒體《小日報》（見壓題大圖）報道說：「李鴻章的心情不會太好，尤其是在最近中國和日本的戰爭中，他的皇帝在獎勵了他一件象徵著信任與榮譽的黃馬褂之後，又把它剝奪了。這次李鴻章雖然是穿著黃馬褂來訪的，可是我們無從猜測他回國后是否還能繼續穿這件衣裳。德國人一手為李鴻章組織了盛大的節目，一手緊攥著訂貨單，隨時準備著把德國的軍火、彈藥和教官兜售給他。李鴻章對接待很是滿意，卻在下單的時候冷冰冰……在我國，他通過翻譯與總統以及朝野的不少政治家進行了交流，每個與他交談過的人都對他讚佩不已，卻沒有從中找到任何重要的話題。這位衣服上系著水晶扣子的大人不願解開扣子敞開心扉……法國對所有的貴賓都會用心款待，但願李鴻章回到中國后還能記得起我們的盛情，這事兒值得期盼，但不必去指望。」

　　李鴻章似乎讓歐洲人「看不懂」。但在美國媒體《哈珀斯周刊》的眼裡，8月底，李鴻章抵達美洲大陸后，卻獲得了「敞開心扉」的理解和歡迎。

　　「他身穿黃馬褂和帽子上的孔雀羽毛讓人感到好笑和好奇。之後的幾天里，人們越來越發現這位長者的偉大之處，自然也越發尊敬他。人們都普遍相信李鴻章的美國之旅在某種程度上對於中國具有劃時代意義，是中國古老文化的一個轉折點。人們也確信，如果李鴻章再年輕25歲，中國必定會獲得重生。但從這樣的觀點中，我們也不難看出此次訪問的悲劇因素，毫無疑問，此次訪問也見證了中國文明的終結。為了保全國家，中國必須犧牲它古老的（政治）體系。」當時的《哈珀斯周刊》報道稱，「自從法國的拉法耶特侯爵1824年訪問美國之後，這個國家就再沒有迎接過像李鴻章這樣尊貴的客人了，即便是把威爾士親王的那次訪美算在內，這樣說也毫不過分，畢竟威爾士親王僅僅是因為出身而得顯貴，而且他訪美的時候還非常年輕，不過是一個友好的使者。相比之下，李鴻章大人則因為自身所取得的非凡成就而尊貴。他已年過古稀，此次作為一名特殊的使者訪美，他帶著世界上最年長的國家對最年輕的國家的問候。李鴻章還是我們這個國家第一次用「元老前輩」來稱呼的一位貴客。出於中國人對於亡者的尊重，李鴻章對於已故的（美國前總統）格蘭特將軍極為崇敬，這使得他的這次訪問多了一分感傷力，也毋庸置疑使得美國人心中產生了一絲慰藉。這也多少解釋了為什麼美國人民用熱烈的歡呼、萬人空巷的奇迹和熱情洋溢的問候來迎接這位享有大清一品「伯爵」、太子太傅、直隸總督等各種稱號的長者。李鴻章在紐約的最後一天去了布魯克林，然後還接受了美國記者的正式採訪，之後和斯特朗市長進行了官方的會談。在布魯克林，他對聯合俱樂部很感興趣，特別是俱樂部門前剛剛豎立的格蘭特將軍像。在採訪中，他適機表達了對排華法案中不公之處的看法，他說從經濟角度考慮，這個法案實在是不明之舉，從政治角度考慮，這似乎又與這個口口聲聲宣稱自由的國家不相符。他的言辭雖溫和，但也確確實實是指責。第二天一早，他就動身去了費城，結束了紐約之旅。」

　　1896年9月14日，李鴻章從加拿大溫哥華乘美國輪船啟程回國。據說，輪船在日本橫濱停泊時，李鴻章需轉乘他船，日方已在岸上準備了食宿，但李鴻章「誓終身不履日地」，堅決不上岸，在船上過夜后，天明時改乘輪船招商局的「廣利」號回國。這位風雲人物的那一夜，想來絕不平靜。

　　漢納根們甲午風雲里的洋麵孔

　　甲午戰爭史上著名的高升號事件中，有一張洋麵孔值得銘記。

　　在《倫敦新聞畫報》1894年8月4日這天的版面上，有這樣一張圖片（右圖），這是在1894年7月23日至25日之間的一天，駛往仁川的高升號運兵船飛橋上，正在向遠方瞭望的有清軍的兩位將領、英籍船長，還有一位神秘的德國籍「私人旅客」——那位蓄絡腮鬍須者。他，就是被中國朋友們稱作「韓大人」的馮·漢納根。

　　漢納根出身於德國軍人世家，1879年從德國陸軍退役后，經天津海關稅務司德璀琳介紹，赴天津武備學堂任教官，后受到李鴻章賞識，擔任其軍事顧問，協助其籌辦北洋水師，用德國技術和設備設計建造了旅順金山炮台和威海衛炮台。

　　很多歷史學家和日軍調查報告都相信，當時以「私人名義」與1200名清軍乘高升號同赴朝鮮的漢納根，實際上是受李鴻章之託去牙山協助清軍修築炮台，準備應對即將到來的戰爭。1894年7月25日上午，高升號被浪速艦擊沉后，漢納根縱身跳水，獨自奮力游上了豐島，找到一隻漁船輾轉到了仁川港。在那裡，他說服了德國軍艦伊爾達號開赴豐島營救泅水上岸的清兵，後來一艘英國的軍艦也參加了營救，200多名被困在島上的倖存官兵獲救。

　　李鴻章對此心懷感激，授以漢納根花翎總兵銜，入北洋水師擔任總教習兼副提督。漢納根隨即參與指揮了黃海大戰，身負重傷。此一役后，漢納根向清廷陳述，認為黃海海戰由於「中國海軍近八年中未曾添一新船，所有近來外洋新式船炮，一概烏有，而倭之船炮，皆系簇新，是以未能制勝」。建議清政府向智利、德國、英國購買快船，聘請外國將弁水手同船來華，新舊合成一大軍，並委婉要求清廷委任自己為全軍水師提督。這些逆耳忠言雖被清政府傾聽卻未能付諸實施，漢納根遂離開北洋海軍。

　　但他沒有離開中國，而是為清廷策劃了一整套訓練新式陸軍的方案，這就是後來袁世凱的新軍！

　　事實上，甲午期間北洋艦隊中共有八名洋僱員，英國人馬格祿在威海衛鼓動北洋艦隊向日本人投降的故事多有流傳，卻不知甲午海戰也有洋將領兩人陣亡，四人重傷。特別是主力戰艦上的洋員，其中不少人在黃海海戰中和中國愛國將士並肩戰鬥，並且表現得很勇敢。比如幫辦定遠總管輪德人阿壁成，兩耳雖在海戰中被炮彈震聾，卻毫不畏避，仍然奮力救火。致遠管理機務英人余錫爾，重傷後繼續戰鬥，與船同殉。定遠管理炮務英人尼格路士，見船首管理炮火的洋員受傷，急至船首，代司其事；不久，艙面火起，又捨生救火，最後中炮身亡。此外，如定遠總管炮務德人哈卜們和幫辦鎮遠管帶美人馬吉芬，都因親冒炮火而負傷。

　　

「巨人之戰」西人眼中的甲午瞬間

　　「日本人一直等到月亮完全被遮住，15艘艦艇離開了艦隊朝港口駛去。他們躡手躡腳地向中國鐵甲艦圍攏過去，他們非常清楚自己已經完全進入到中國艦隊和炮台的火力範圍之內，其中一艘魚雷艇靠近定遠艦，射出兩顆魚雷，皆命中目標，定遠艦即刻開始下沉。瞬時，軍港亂成一片，清軍開始醒悟過來，但已經晚了，所有的日本魚雷艇已經形成了包圍圈。清軍的鐵甲艦和炮台槍炮怒射，擊沉定遠艦的那艘魚雷艇在一串冰雹般的轟炸中解體，8名船員被淹死。只有一艘日方魚雷艇毫髮無損地逃出了清軍的炮火。」

　　這是甲午戰爭威海衛海戰中的一個場景，報道自1895年5月18日的《哈珀斯周刊》。西方媒體，以各自的立場和觀察記錄了這場戰爭。

　　1894年10月13日英國《圖片報》在黃海海戰之後對北洋艦隊統帥這樣評價：伊東祐亨元帥的手下敗將是中國的丁汝昌元帥，丁元帥是中國海軍的司令官，同時他也是中國軍隊可以依靠的極少數有才幹的軍官之一。丁元帥高大帥氣，臉龐充滿了威嚴，非凡的天賦使他在相當年輕的時候就官居高位。從政治角度來講，他屬於中國的改良派，贊同用歐洲的科學體系推動國家的進步。他在黃海海戰中表現出的勇猛與那些貪生怕死的中國艦長形成了非常大的反差，當時丁元帥一直戰鬥在火力最激烈和最集中的第一線，即便臉頰和腿部受了重傷，他依然沒有動搖。

　　1894年8月美國《匹茲堡快訊》對中國陸軍是如此評價：與士兵的軍事素養相比，士兵的數量已經顯得微不足道，特別是在技術、冷靜和膽識決定一支軍事力量優劣的今天，這個道理就更加顯而易見。30年前，一個士兵的功能還僅僅是把子彈推入槍膛然後胡亂橫掃一氣。那個年代，也許人數上的優勢還會把對手在勇氣和軍事訓練上的一部分優勢抵消掉，但即便是在那時，區區5000名英國士兵已經足以攻入北京城。

　　很少有人會關注到甲午戰爭中的中方俘虜，而1895年4月27日英國《圖片報》詳細描繪了這樣的情景——

　　「中國俘虜被押赴東京途中，當34名中國俘虜抵達日本新橋，天不亮就在此等候看俘虜熱鬧的日本民眾，用高聲嘲笑、投擲石塊的方式來迎接，對著他們起鬨、咒罵、投石子。警察雖然事先準備好了幾輛公車，但是在押送俘虜們換乘汽車時，警察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阻擋住狂躁的暴民，押解俘虜的車輛隨後駛往火車站。中國俘虜就這樣被火車運送到了東京附近的櫻花鎮佐倉。」甲午之戰，中國俘虜最終有一千多人回到祖國，更有幾十人長眠異國。

　　以1894年12月28日中國英文報紙《字林西報》作為總結：這是一場充滿展示效應的戰爭。短短几個月的時間，東方兩個巨人徹底交換了位置。中國，一直以來被視為東方世界的霸主，卻被發現是頭披著狼皮的綿羊；而日本，彷彿從來沒被我們仔細地注意過，卻一躍成為我們這些列強中的一員，無論我們是否願意看到它的加入。如果日本已經在我們西方世界的不知不覺中獲得了令人敬佩的地位，清政府及其官員的腐敗也正在我們的熟視無睹下葬送著中國。

　　

　　1896年7月26日法國《小日報》 報道標題是《法蘭西的貴賓李鴻章總督，中國的特別使者》

　　

　　1889年4月20日《圖片報》 上半部圖片為日內瓦的紅十字在中國——中國軍隊中的第一支急救隊建立。

　　

　　1894年9月22日《倫敦新聞畫報》 這是《倫敦新聞畫報》的書評版面。介紹了《東亞政治》、《天朝》兩本書，並選用了李鴻章的照片。

　　

　　1875年10月23日《圖片報》，李鴻章和金陵製造局。

　　

　　1894年8月4日《倫敦新聞畫報》報道，題為《東亞戰爭一觸即發：一艘中國運兵船上的情景》。畫面左上角第一人即漢納根。圖片對高升號上清兵狀態的細節刻畫相當生動。

　　

　　1894年12月20日《紐約世界報》 畫報上的人物是該報記者克里曼（1859—1915）。甲午戰爭期間，旅順屠殺事件發生后第四天，即11月24日，克里曼在西方媒體中率先發回通訊：「我親眼看見旅順難民並未抗擊犯軍」；「我見一人跪在兵前，叩頭求命。兵一手以槍尾刀插入其頭於地，一手以劍斬斷其首。」為防止報道大屠殺的原稿遭到日軍沒收，克里曼將報道原稿分兩路寄出，於12月19日到達紐約編輯部。第二天，由《紐約世界報》的社長普利策親自編排（是的，普利策獎便是以這位命名的）。克里曼寫道：「日本為了朝鮮的解放，採取突如其來的介入進而變成野蠻的戰爭。事情的性質已經不是文明與野蠻間的糾葛，日本終於揭開自身的假面具，在最後四日里，征服軍的足下徹底蹂躪了文明。」

　　

　　1894年10月13日《圖片報》 上圖是日本艦千代田號軍官合影，下圖是鄧世昌率領致遠號官兵與北洋艦隊副提督英國人琅威理的合影。 英國人琅威理（1843–1906），英國海軍軍官，曾兩度擔任清朝北洋水師總督查。因治軍嚴謹，在他的督帶下，北洋水師操演認真，平時沒人敢請假，亦無人敢出差錯，北洋水師中流傳著不怕丁軍門，就怕琅副將」的說法。在琅威理的嚴格要求和訓練下，北洋水師軍容頓為整肅，一時令各國刮目相看。

　　

　　日本浮世繪「春風樓談判」 1895年4月17日，中日在日本下關簽訂《馬關條約》，出席簽訂儀式的有：從火炭盆右側起，依次為：李鴻章、羅豐祿和伍廷芳；火炭盆左側的兩位依次為：李經芳和馬建忠；坐在李鴻章談判桌對面的從右至左依次為：伊藤博文、陸奧宗光、內閣書記官伊東已代治、外相秘書田中敬依。

　　

　　1894年10月20日《倫敦新聞畫報》 北京城外——由戰地記者發回的一幅手繪場景。

　　

　　1895年5月18日《哈珀斯周刊》 威海衛海戰。

　　

　　1894年9月29日《倫敦新聞畫報》，中國戰艦鎮遠號上的四位海軍軍官。

　　

　　1894年9月30日《星期日太陽報》，標題為：中日戰爭——最近發生的一次交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