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鐵軍：經濟下滑苦果在03年已被種下

　　2003年以來中國宏觀經濟的高漲，客觀上與國際宏觀經濟進入景氣周期是步調一致的。從2003年開始直到2007年，中國GDP在5年間連續保持了兩位數的高增長率，到2007年時達到峰值13%。

　　林毅夫在1999年指出中國宏觀經濟運行出現了「『雙重過剩』條件下的惡性循環」，當時指的是勞動力過剩和一般製造業產能過剩。如果再加上在新世紀完成金融改革之後出現的金融資本過剩，應該是「三大過剩」。隨著中國參與全球經濟體系的日益深化，三大過剩的結構性矛盾在經濟高漲期內被進一步強化。

　　勞動力過剩是中國近現代以來就一直面對的問題，雖然近一個世紀的工業化過程中已經有大量的農業過剩人口轉移到城市，中國的城市化率在2008年也已經達到了46%左右這個數值是按照新修改的指標定義而在統計意義上的城市人口比重。——作者注。理論界對城市化多有質疑，農村仍然有1.3億—2億的剩餘勞動力存在（聶名華、楊飛虎，2010）。從資本過剩情況來看，20世紀90年代前期和中期，由於低收入人群消費能力不足、高等消費市場發育不足，不僅消費市場出現結構性失衡，國內儲蓄率也大幅度上升，銀行系統從1994年開始出現存差，到2007年第三季度金融機構存差已達12519.7億元，存貸比為69.5%，說明國內金融資本過剩也日益嚴重。從一般製造業產能來看，在積極財政政策的帶動下，從2002年下半年到2007年上半年重工業項目平均5年的投資周期后，大量建設項目建成並集中投產，形成總供給能力突然加速的局面，加劇了20世紀90年代末期即已出現的產能過剩問題。

　　伴隨「三大過剩」的日益嚴重，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投資、消費和出口之間比例的失衡也日益加劇。

　　最該成為經濟增長主要拉動力的內需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長期低迷不振。一般認為因勞動力絕對過剩、無限供給，導致勞動力工資報酬長期停滯，購買力不強，特別是主要依靠打工獲取現金收益的廣大農戶家庭，消費能力極度萎靡，是總體上造成國內消費需求的嚴重不足的原因。國內因貧富差距拉大而帶來的消費需求不足、產品大量過剩，使得中國製造業產品更多流向海外形成日益增長的巨大貿易順差。王建：《防「過熱」更需防「過剩」》，《中國經貿導刊》，2007年第17期。

　　新世紀之初，中國自覺不自覺地延續著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的納入全球化的主流經濟趨勢，與內需不足同時期，投資和外需增長強勁。

　　新世紀以來，國內過剩的壟斷金融資本顯露出異化於產業資本的趨勢，主要與地產和股市結合，拉動了房地產、基金、股票、期貨等行業的高速發展，這也是西方核心國家或核心部門維持經濟增長的基本規律。而地方政府經濟因財政和金融手段被中央政府壟斷，更多只能靠土地融資的負債拉動投資，而循著「高投資+高負債=高增長」的模式去尋求增長的辦法。

　　外需在國民增長中的貢獻越來越大。由於國內總體產能過剩、內需不足以及國際產業資本向中國轉移而引致的海外需求，中國國民經濟運行的對外依存度處於過高水平，2006年高達66%［計算公式為（進口+出口）/國內生產總值］。而從國際對比來看，根據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沈驥如（2004）關於外貿依存度的研究，從20世紀80年代到2001年，美國、日本、印度、德國的外貿依存度大體穩定在14%—20%的範圍內。即使考慮到計算口徑的差異，中國外貿依存度仍然遠遠高於上述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大國的水平。而基礎行業過剩的產能在難以被消化的條件下，只能「用明天的產能過剩來消化今天的產能過剩」。郎咸平：《美國正把中國複製成第二個日本》，《中國物流與採購》，2010年第12期。

　　在這種失衡的結構下，中國經濟實際在由兩匹桀驁不馴的「野馬」（投資和出口）拖著一匹「瘦驢」（國內消費需求）極不協調地快速行進。

　　公司化地方政府「以地套現」：城市化主導的「高投資+高負債=高增長」的發展模式逐漸形成.

　　中國在資本短缺條件下的招商引資，與國際產業資本過剩條件下追求向要素價格低谷轉移而出現的資本供給，恰是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面。

　　投資拉動型增長道路的形成與1993—1994年財政危機中中央政府上收財政權力有關，也與1997—1998年危機中中央政府上收金融權力有關。

　　在20世紀80年代，金融、土地和勞動力要素的資源資本化都是在地方完成的（前兩者的地方屬性不需多說，勞動力要素那時不能自由流動）。因為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形成產業的在地化發展，使這三種資源資本化的收益的相當大部分留在了「三農」內部。

　　但是，自1994年實行分稅制及1998年金融系統全面改革以後，地方政府的財政金融權力都被極大地削弱，加之勞動力自由流動（即使不流動，也不再具有成規模勞動替代資本服務於產業升級的主、客觀條件）。此時，地方政府唯剩有土地資源可以用國家之名來支配。當新一輪宏觀環境利好來臨時，地方政府便以土地的資本化助推所轄地域內的招商引資、外向型經濟高速發展。即使沒有招商引資也要靠濫占土地、大興土木建設地方政府的樓堂館所來創造銀行資本進入當地的政績。

　　只是，這些非生產性投資都造成地方政府不承擔風險和責任的大規模負債！鑒於中央也不能承擔這種地方越來越累積的債務，遂使貨幣大規模不斷增發成為唯一手段。

　　地方政府的具體操作過程是：由於制度規定和與小農之間交易成本的限制，土地使用方乃至開發商並不直接和土地的實際使用者小農打交道。一方面，地方政府利用其壟斷性權力以極低的價格從農民手中徵收土地，然後再通過土地儲備中心、各種城投公司及開發區管理委員會等融資主體，以土地作抵押套取銀行貸款投入基礎設施建設。到2006年，在東南沿海的縣市，高達數百億元的基礎設施投資中，約60%靠土地融資；而在西部，銀行貸款占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份額更高達70%—80%（蔣省三、劉守英等，2007）。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加快推動城市擴張，以增加各種地方稅種規模及土地出讓收益。到2002年地方營業稅比重迅速上升，已經成為地方政府的第一大稅種。2006年時營業稅在地方稅收中所佔比重已經達到43.3%（排第二的企業所得稅比重為18.1%）。而營業稅主要是對建築業和第三產業徵收的稅種，這就使得加快城市擴張以擴大建築業、房地產業營業稅的規模成為地方增收的當務之急。世界銀行的研究指出：在增加財政收入動機的驅動下，地方政府2002年以後對於土地開發、基礎設施投資和擴大地方建設規模的熱情空前高漲（世界銀行城市化與土地制度改革課題組，2005）。

　　我們在同期發表的研究報告中，稱之為地方政府與銀行之間的「以地套現」，認為這符合金融資本異化於一般產業之後與地產結合的需求，客觀地推動了城市擴張。首先帶動的就是房地產業的暴利，使其「成為政府償還城市基礎設施投資巨額貸款和實現土地出讓收入的通道」，成為過剩資本爭先恐後湧入的領域。繼而，在基本建設和房地產的帶動下，相關的產業投資也如火如荼，蒸蒸日上。自2002年以來投資在新增需求中始終佔60%的份額（王建，2006）。

　　這樣，以地方政府「以地套現」的第三輪圈地運動為肇端，便逐漸形成了新世紀以來基於「高圈地」的「高負債+高投資=高增長」的發展模式（2002年開始地方財政赤字急速增大）。加之，中央層面的過剩金融資本在投機市場上的積極推動，便帶來了新世紀中國經濟的迅速高漲。

　　文章摘自溫鐵軍的>在人們通常的意識形態中，中國沒有發生過經濟危機，也不可能發生經濟危機，最多只能算是經濟波動，而不能算是危機。但作者認為，中國不僅發生過經濟危機。而且中國自建國以來的六十年間，已經發生了8次經濟危機，而這些危機均與國家工業化階段性特徵有關：在「城鄉」二元對立的基本體制矛盾約束下，工業化、城鎮化以及整個體制的改革所產生的制度成本均向「三農」轉嫁，因而城市的產業資本就可以實現「軟著陸」，原有體製得以維持；而不能直接向農村轉嫁的危機，就導致產業資本在城市「硬著陸」，引發政府財稅金融、乃至整個經濟體制的重大變革。中國政府已經認識到「三農」問題對整個國民經濟的重要作用，於是在2005年把「新農村建設」作為國家戰略，連續增加數萬億投資以吸納數千萬「非農」就業的舉措，最後成功地應對了2009年全球經濟危機，實現了「軟著陸」。《八次危機：中國的真實經驗1949-2009》的主要觀點是：「金融海嘯」引發的全球危機，不僅是「金融化泡沫經濟」所引起的，也是由「內含高成本上推」機制的西方現代政體在累積了大量的國家負債后產生的，因此中國人應引以為戒，加深對資本主義危機規律及其引發的內部亂像和外部地緣政治法西斯化傾向的認識。只有復興生態文明，維持鄉土社會內部化來應對外部性風險的綜合性合作與自治，才是中國免於重蹈負債過高的現代化危機的合理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