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爾:這是美國很有名的一面黑色的旗幟。MIA是軍事行動失蹤者(Missing in Action),POW是戰俘(Prisoner of War)。這旗幟是在告訴人們,我們是越南戰爭的受害者,越南人還在扣押著我們的士兵作為戰俘。這旗幟在芬威球場上飄揚了很多年,還在郵局、公立大學、各種政府機構門前飄揚。它告訴人們的是美國人對越戰的一種感受:我們是受害者。
道爾:這就要提及E. H. 諾曼(E. H. Norman)了。他是加拿大人,是在日本長大的傳教士的孩子。這種「傳教士子女」身份在早期美國或加拿大的日本研究者中非常普遍。他們在日本長大,掌握了語言並且對日本文化有親身體驗,其中最有名的要算賴肖爾(Edwin Reischauer)。諾曼很年輕的時候就成為了戰時的美國政府顧問,因為他在此之前就有相關的寫作。諾曼寫作了第一本關於現代日本的研究著作,《現代日本國家的起源》(中譯本名為《日本維新史》)。但整體上日本研究在戰前和二戰期間非常稀缺,更多的是美國政府培訓相關人員學習日語,讓他們從事情報工作,他們向政府和軍事部門提交報告。這些人中也產生了一批早期的日本研究學者。在傳教士子女背景和戰時受訓人員背景之外,不得不提的還有朝鮮戰爭時期,大批研究人員被送往亞洲,主要是在韓國和日本進行研究工作,他們中也產生了早期的日本研究者。
美國政府招募了大量的社會科學學者,主要包括人類學家、心理學家、社會學家。他們為政府部門OWI(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工作,他們試圖理解日本人的行為。其中最著名的學者是魯斯·本尼迪克特。本尼迪克特認為,日本人與我們有不同的文化,西方文化專註於個人主義,有普世價值,日本文化不同於普世價值,而是有一種「恥感文化」:美國人會為自己做錯了事感到羞恥,而日本人會因為自己的所作所為在他人眼中是壞事、錯事而感到羞恥。所以,恥感不是源自個人,而是以集體為導向的,起作用的是所在的集體。
問題是,當時的日本從未經歷一場真正的革命,人民普遍受到政府壓迫,封建領主式的制度和思維還普遍存在。E. H. 諾曼在《現代日本國家的起源》中分析了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指出儘管日本進行了高效而富有成果的現代化改革,封建主義的壓迫性結構並沒有改變。這種壓迫式的統治結構、自下而上的革命的缺失使日本非常容易走上軍國主義道路。諾曼的著作在美國佔領期非常流行,成為了幾乎所有去日本的美國人必讀的「聖經」。人們讀過了諾曼的作品后似乎掌握了對日本進行改造的要領,即消除封建遺產,打破舊有的統治結構,使其開放,並進行土地改革、解放勞工、給予勞工結社和罷工權力、改革教育系統,等等,等等。然後人們認識到,問題似乎源於明治憲法。
在日本國內,一場「赤狩」(Red Purge,紅色清洗)運動隨之展開,日本共產黨、左翼人士、激進知識分子等人被從工會中清退。日本從一個需要被控制、被去軍事化的敵人,變成了一個被鼓勵從經濟和戰略上復興的夥伴。日本的赤狩運動,對工會活躍人士和左翼人士的壓迫與打擊跟美國的麥卡錫運動幾乎同時發生。麥卡錫運動興起自1950年,朝鮮戰爭之前,這位參議員以他的名言「美國政府中充滿了共產黨人」被人們牢記。在各種政府機構遭受審查之後,1952年起,麥卡錫主義的反共行動從反對共產黨到反對進步人士、反對「太自由」的人士,並轉向了學術界。美國主要的學術組織開始遭受審查,比如,著名的學術研究型國際關係組織、成立於1920年代的「太平洋國際學會」(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由於經常發起、組織關於亞洲研究的會議、出版、政策論文發表等活動的組織,遭到麥卡錫主義的嚴厲攻擊。
麥卡錫主義者指責一些學者是共產黨人,或共產黨同情者。1956年,反共人士在秘密聽證中指稱E. H. 諾曼是共產黨人。那時的諾曼是加拿大駐埃及大使,並且實際上在蘇伊士運河危機的解決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諾曼可能只是在大學期間參與過共產主義社團的活動,但在冷戰的環境下,指責造成了極其複雜的局面和巨大的壓力,諾曼最終自殺。太平洋國際學會作為主要的學術組織也未能倖免,受到了巨大的指責和壓力,失去了財政來源與合作夥伴,並最終解散。
道爾:是的,1950年代起,中國研究中心、日本研究中心紛紛在一些大學中建立,包括哈佛、耶魯、哥倫比亞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等。開始它們幾乎很難拿到研究基金,因為類似太平洋國際學會的麻煩纏身,它們必須非常非常小心,不能表現得「太進步」或是「太自由」。但同時這些研究機構開始聚集越來越多的非常傑出的學者,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二戰中、朝鮮戰爭中、包括此前的傳教士子女在積累了相關的語言和文化訓練之後,開始進入學術研究領域。到了1960年代,賴肖爾等傑出學者使這個領域得以確立,並且產生了一批非常出色的學者。這一時期的問題在於,學者必須非常小心地避免批評政府政策,否則,很可能惹火上身,落得太平洋國際學會的下場。當我還是博士研究生的時候,我的老師們甚至從不談論E. H. 諾曼。
我非常尊重當時的現代化理論學者,我從他們的理論中學習到了很多,但我認為這種研究過於意識形態化。我開始了自己的研究,首先我為E. H. 諾曼的書寫作了超過100頁的介紹,並用這本書反對現代化理論。我並不是說諾曼是對的,其他學者是錯的,我想說明的是,諾曼提出了很多不同的問題,這些問題還沒有被解答,我們應該持續追問:為什麼日本會走向戰爭?威權政權的實質是什麼?歷史怎樣被政府用於制定政策?而我本人更有興趣的研究點是美國對日本的佔領時期,這段時間是研究上述問題的關鍵節點。
但年輕的學者卻坐不住,我們認為越戰簡直是瘋了。以年輕學者為主,「關心亞洲問題學者委員會」(CCAS,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在1968年成立了。委員會發行了一本雜誌,後來改名為《批判性亞洲研究》,至今還在發行,雜誌嚴厲地批評美國對外政策,同時尖銳批評在全球政治經濟中的日本。我是這場運動的參與者。非常有趣的是,一些成就卓越的資深學者私下完全贊成我們所做的事,但不允許他們的名字被雜誌使用。後來我才了解到,他們還沒有走出麥卡錫主義的陰影,而此前的亞洲研究機構也曾遭受毀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