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周牛文！「言事兩權分立」與四人幫的覆滅

作者：羅韜


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對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進行公審判決。 （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編者按：近期播出的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再現了1976-1984年間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其中「粉碎『四人幫』」一節，有這樣的台詞：「抓捕『四人幫』，是毛主席生前布置下的」，引起一些討論。總編劇龍平平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華國鋒在當時場合說是「毛主席生前部署」，是合理的。劇本之所以這樣寫，是有「紅頭文件」依據的。應該說，這樣的解釋，是比較有說服力的，但還不夠透徹（大概是記者訪談這種文體的限制）。我們編髮了這篇文章，供讀者在了解這段歷史時參考。

古代的言官一般不居主流地位，他們只能上上彈章而已。「四人幫」在所謂反修防修的大背景下，坐上了「言官」的地位，口銜天憲，言語殺人，積仇聚怨。他們的威權大於古代的言官，其實又與古代的言官一樣淺根弱植，權力根基並不牢靠，所以他們的下場一定慘於歷代的言官。

1974年6月1日，周恩來因癌症住入305醫院，並進行第一次大手術；同月中旬，毛澤東的身體狀況也出現明顯問題，中央為他專門成立了醫療組。毛周二人的生命都已進入最後階段，可以說，以這一個月為界，中共最高領導正式進入「最後過渡期」。

也正是在1974年的下半年，毛澤東一方面發出了著名的「三項指示」，一方面加快落實自己身後的人事布局。而這兩者之間是存在一定的內在聯繫的。

所謂「三項指示」，即毛澤東在1974年8月發出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的指示；同年11月發出的「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指示；以及12月發出的「學習理論反修防修」的指示。

人事格局也是在1974年下半年逐漸敲定的：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掌握意識形態的解釋權和掌控權；鄧小平、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汪東興等主導行政事務。在軍事系統中，則又有自身的「言事分立」：葉劍英、鄧小平、陳錫聯等主導軍事工作；張春橋兼任政治部主任，主導軍隊的政治思想工作。

總體來看，毛澤東設計的權力格局可稱為「言事二權分立」，即「辦事權」與「發言權」兩權相互牽掣，類似於軍隊的司令員、政委的兩權制。這是1974年下半年，毛澤東布下的「理想的過渡方案」。這一格局成為毛澤東身後權力消長的基礎。

那麼，毛澤東的「三項指示」與人事格局之間有什麼關聯呢？「把國民經濟搞上去」，是給「事官系統」的權力目標，「學習理論反修防修」是給「言官系統」的權力目標，而「安定團結」，則是意在調和「事官系統」與「言官系統」，雙方和衷共濟，在堅持「文革」一系列理論的前提下，搞好國民經濟，攜手進入自己身後的新時期。這就是所謂的「三項指示」與人事格局之間的全部內容。

一、言事兩分的形成

言事兩權分立是如何形成的呢？這是經過新中國成立后十多年反覆變動后形成的。

毛澤東歷來十分重視權力的分割和制衡，他最早警惕的是政務系統權力過大。1952年底，毛澤東認為政務院犯了「分散主義」錯誤，撤銷了政務院黨組幹事會，成立以高崗為首的計劃委員會，獨立於政務院之外，一時有「經濟內閣」之稱，用以分割政務院的權力。1954年，高崗倒台以後，政務院升格為國務院，計委歸屬國務院之下。

1958年「批判反冒進」期間，毛澤東再次批評國務院的「分散主義」，「把大權攬過去，讓黨委搞點小權。這樣就沒有集中了。集中只能集中於黨委、政治局、常委、書記處。只能有一個核心」（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修訂本，p674）隨後在八屆五中全會期間，在書記處之下成立財經、政法、科學、文教等小組，1958年6月8日，毛澤東為此作出文字表述：「這些小組是黨中央的，隸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只有一個政治設計院，沒有兩個政治設計院，大政方針和具體部署，都是一元化。」這一次整風，對國務院領導人來一次大「洗澡」。周恩來為此曾提出辭職試探，其他副總理也至為緊張，李先念睡不著覺，要吃安眠藥，毛澤東為此說：「何必那麼緊張。今後還是靠你們辦事，此外沒有人。」（見上引薄著）「辦事」二字是金緘！國務院的定位從此明確，就是純粹執行機構，無涉於國家大政方針。

書記處既對國務院的「事權」有指導監督之權，又負有言權，即意識形態的掌控權。自從與蘇聯產生意識形態爭論之後，中共對意識形態的解釋權更提到了空前高的位置。這一態勢是從「九評」以後逐漸形成的。從1962年到1966年，意識形態方面的重要文件，包括「九評」中的多數文章，都是由康生任組長的「中央反修領導小組」起草，由鄧小平、彭真等主持審核的（見吳冷西《十年論戰》，p540）。

到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下達，打倒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4個書記處成員，成立新的中央文革小組，書記處漸漸萎縮並消亡，以江青為核心的新的「中央文革小組」作用突顯。但是，儘管江青要周恩來像對中央書記處一樣對待「中央文革」，但其實「中央文革」只繼承了原中央書記處的「言權」，並沒有繼承書記處的事權。只是 「中央文革」把「言權」清晰地獨立出來了。

到「九大」時，「中央文革」成員被納入政治局，成員權力與功能未變。但由於林彪集團在政治局內所佔的比重大，國務院各部委負責人也是部隊幹部居多，在「三支兩軍」過程中，各軍區司令員更以兼任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的形式主導地方政權，以至於「九大」前後形成了一個軍政不分的局面。當時中共一度被蘇聯稱為「軍事官僚集團」，這一格局讓毛澤東內心十分不安。

到「九一三事件」，林彪集團被清出中央機構，並通過1973年12月的八大軍區司令員調動的機會，軍隊幹部一律不再兼任省革委主任，軍政混合的局面才告結束。軍官離開政府，軍人回到軍營。這時國務院的事權比「八大」時期與「九大」時期都更完整了。

綜上所述，可以這樣總結：「八大」是書記處指導國務院，但功能存在重疊，呈黨政不分的特徵。「九大」有「軍事官僚集團」之虞，呈軍政合一的特徵。「十大」以後，由於「文革」成員只有言權，不具事權；而國務院的業務又相對獨立，才逐步形成了「言事兩權分立」的局面。

二、鄧小平對言權的爭奪

現在回到「三項指示」發布的時期。一方面毛澤東把國務院、軍委的很大一部分「事權」交給了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華國鋒、紀登奎等。

另一方面，毛澤東在提出學習理論、反修防修時，點名要春橋、文元寫文章。隨後姚文元寫了《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張春橋寫了《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這兩篇文章分別在1975年三月和四月發表於《紅旗》雜誌與《人民日報》，併發行了單行本。以如此顯要的方式以個人名義發表理論文章，這在當時是絕無僅有的，可見此二人在當時意識形態方面的地位與分量。

張春橋他們通過對列寧、毛澤東的思想解釋，提出觀點，對當時經濟工作作出系列批評和限制。比如抓住「風慶輪事件」「蝸牛事件」，紛紛發起批判，言官對於事官的糾彈是十分嚴厲的。從攻防雙方來看。言官系統把握著「學習理論反修防修」作為根本依據，祭出批判「經驗主義」的武器，打擊事官系統。反之，事官系統也以「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作為基本依據，以批判「教條主義」為武器予以反擊。

總的來說，由於意識形態解釋權天然地高於行政事務執行權，所以言官系統有居高臨下之威。事官多處於守勢，言官多處於攻勢。

在周恩來主導行政事務時期，一般不會有太大的衝突。周恩來從延安整風開始，甚至更早，就以「事務主義」來批判自己，一直到1975年2月1 日，在他最後一次召集國務院各部委會議上仍自我檢討，要「把事務主義減少一點」。據王力回憶：「總理常說，你們是管戰略的，你們定了我就給你們辦。他對劉少奇、小平也是如此，至於中央文革，陳伯達無所謂，江青打著毛主席的旗號，她定了總理就辦。連對張春橋，總理都說，你們是管戰略的，你們定了，我給你們辦。」（《王力反思錄》，p679） 「事務主義者」的帽子幾乎是他的護身符，因此也減少了許多根本衝突。

但到了1975年鄧小平主導行政事務，這種矛盾就來了。他以舉重若輕著稱，這位原總書記是要掌握髮言權的！1月，鄧小平被委以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就在這個月份，他就開始考慮組建國務院政研室，起用已冷藏多年的理論家胡喬木、吳冷西、胡繩等人，領導一個類似1960年代「反修文件起草小組」那樣的組織，一是寫一些有關國際國內的戰略問題的文章，二是整理《毛選》第五卷，三是創辦一份《理論戰線》的雜誌。也就是說，要在國務院內部自組一個「言官系統」，與江青、張春橋等搶奪黨內意識形態的解釋權。

10月5日，鄧小平就創辦《理論戰線》一事向毛澤東請示，毛澤東當天在這份報告上劃了一個圈。對於這個圈，無論是鄧小平還是胡喬木，都理解為同意了。連後來的史書如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也這樣認為。其實，毛澤東這個圈是不能被認為是同意的。早在1967年六七月間，王力與周恩來討論過毛澤東划圈的涵義：凡毛主席只划圈的，還不要急著去辦。因為如果毛主席支持的話，他會鮮明地表態，同意或不同意，這樣才可以積極執行。（見王力前引書，p572、p1029）

其實，毛澤東不願意將意識形態解釋權交給鄧小平。還有兩件事可以知道：一是當鄧小平知道毛澤東「評《水滸》」語錄后，「曾經向毛主席建議，印發政治局討論一下吧？主席說，這是文藝問題，是對古典文藝的看法問題，用不著討論了。」（見鄧力群《十二個春秋》，p20）而姚文元提出將「評《水滸》」語錄印發政治局在京成員，組織或轉載評論文章，並說這「對於中國共產黨人、中國無產階級、貧下中農和一切革命群眾現在和將來，在本世紀和下世紀堅持馬克思主義、反對修正主義，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堅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義」。這一次，毛批示：「同意。」顯然，毛澤東願意也同意由姚文元來作出解

釋。另外，鄧小平指示胡喬木所整理的毛澤東舊稿《論十大關係》，毛澤東始終沒有批准公開發表。

而最使毛澤東不可忍受的是政研室的胡喬木、鄧力群等為鄧小平搞出了一個「以三項指示為綱」的口號。毛澤東意識到這是「打著紅旗反紅旗」，實質就是以「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為綱，最終必然導致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澤東說：什麼「三項指示為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文化大革命是幹什麼的？是階級鬥爭嘛。

毛澤東可以容忍戰術上的不同意見，但絕不容忍在綱領上出現異端。這就是鄧小平1976年初被打倒的原因。

三、毛澤東對老事官的憂慮

毛澤東對於國務院系統與軍隊系統官員的「思想路線」歷來是有憂慮的。對周恩來、葉劍英都有過「投降主義」（1973年）的批評，鄧小平更有「劉鄧路線」的「前科」，李先念也是「二月逆流」分子。總的來說，他們都是「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階段」的人，只是革命的同路人。就算對華國鋒這位新事官，也批評他「你是滿腦子農業，我是滿腦子路線鬥爭」（1971年）。

毛澤東對言、事雙方的長短是洞若觀火的。他在1973年12月21日八大軍區司令員調動會議上說：「常恨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這是晉人評價漢初人物的一句老話，可惜隨何、陸賈這樣的文士不能打仗；周勃、灌嬰這些武將不能文章。毛澤東引這句話，並非只是讓軍官們學文化那麼簡單，而是表達他對「言官中人缺乏辦事能力，事官中人缺乏路線鬥爭覺悟」感到憂心。這是他無法解決的缺陷。

毛澤東一度希望雙方能互補共生，說要「安定團結」，就是努力緩和言、事雙方的矛盾。1975年，他十分注意壓抑江青過於咄咄逼人的氣勢， 並要開政治局會議批評她，迫江青作檢討，終於迫她說出：「對不起小平同志」的話。毛澤東是為身後江青的安危著想，緩解老事官對言官系統所積聚的怨望。

據吳德的記錄，1975年5月3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開政治局會議，有這樣一段話：「歷來我對經驗主義沒辦法，我是沒辦法，（只能）慢慢來，還要十年八年，二十年或三十年可能好些。太急了不好，不要急，我說安定團結，（批）教條主義、經驗主義、修正主義又要批評資本主義法權。誰過急就要摔下來。」（吳德《十年風雨紀事》，p163）。「安定團結」的真實含義還包含了更深一層含義：「熬」，最後經過「十年八年、二十年」，熬過那些「老事官」。王洪文對此是理解的，他跑到上海去跟人說，十年後再看。這話很快傳到鄧小平耳里，當時就與李先念談這事，十年後我們這些人都變成什麼樣子了？從年齡看，我們鬥不過他們呀。王洪文這句話對鄧小平很刺激，直到打倒「四人幫」后多年，還多次提起。（《鄧小平文選》第二卷，p192、p225、p280）

1976年初，周恩來逝世，加速了以新事官替代老事官的進度。毛澤東停止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停止葉劍英主持軍委工作，改由陳錫聯主持。而此時，李先念也提出請病假。表面看來，似乎是「言官」佔了上風，新「事官」也逐漸到位。其實，毛澤東心知，「老事官」的能量依然巨大。所以他就「批鄧」「打招呼」有這樣一段語錄：「不要輕視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還有點用處。對造反派要高抬貴手，不要動不動就『滾』。有時他們犯錯誤，我們老同志就不犯錯誤？照樣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結合。」這一段話是話分兩頭，對言官說，「老同志還有點用」。更重點還是對老事官說的：「對造反派要高抬貴手，不要動不動就『滾』。」

毛澤東到了生命的盡頭，本著「熬」的思路，他對「老同志」的處分是「溫柔」的，葉劍英不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但保留黨中央副主席、軍委副主席二職，依然參加外事活動；李先念只是處於半休狀態，但他們在1976年這個關鍵年份，對軍隊對政府仍然影響力不減。

到1976年9月8日，葉劍英看望彌留之際的毛澤東，他走近床前，毛忽然睜大眼睛，彷彿想同葉說話，但葉沒察覺，緩緩走向房門，毛澤東又示意召葉回來，但已不能言語，只是握著他的手，口微微張合（見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p1785）。毛澤東不放心。他不放心什麼？可以推斷，自己身後最難保的是言官系統中人，他擔心老同志讓造反派「滾」。他在1974年3月給江青的信中就說：「我死了，看你怎麼辦？」

四、出人意表的新事官

毛澤東對其「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思想，有深深自信。經過「文革」，包括「批林批孔」等一系列從理論到組織的措施，在中央委員會內，意識形態的左傾強勢已經基本形成，而將來統率這一思想體系的，就是「言官系統」。後來，江青在毛澤東靈前所獻的花圈特意以「文官果」花束做成，似乎也是向全國宣示毛澤東內心的這重心愿。真正得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真傳的是這些掌握理論的「文官」，這些無武的「隨何、陸賈」。

毛澤東對江青張春橋他們是寄望甚殷的。開過「十大」以後，毛澤東專門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集吳德等談話，提出要扶助王洪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他指著房子外邊菜地的一些蔬菜比喻說，就像培植它們的生長一樣」（吳德《十年風雨紀事》p111、p224）。

毛澤東認為身後真正能夠與言官們合作的，應該是新事官。吳德沒有明說與他一起受毛澤東囑託的還有什麼人，按理不會是周恩來李先念葉劍英這些老事官，最有可能的是紀登奎、華國鋒、汪東興這些「文革」中由省地幹部提到中央來的新事官。此外，毛澤東在軍隊中也起用了一批上將、中將、少將級的人物如陳錫聯、李德生、許世友、蘇振華，以替代老一輩的元帥、大將級的老軍官。他們都是「老、中、青三結合」的「中」。

但江青、張春橋與這些新事官的關係也不好，言、事矛盾一樣尖銳。首先，他們沒把華國鋒看在眼內，毛澤東對華國鋒的評價是「你辦事，我放心」，也只是「辦事」而已，理論水平欠奉。對其他新事官更是居高臨下。據吳德回憶，有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討論外交問題，「四人幫」對外交問題百般挑剔。紀登奎很反感，發言說外交的原則已經確定了，活動由周總理負責處理。紀登奎這樣說，引起了「四人幫」極大不滿，紀登奎和江青衝突了，散會後，江青和紀登奎一起走，江青余怒未息，批評紀登奎跟著周恩來跑。（吳德《十年風雨紀事》，p110）可見，新老事官之間，倒更有合流的可能。

有一次，江青請張玉鳳吃飯，席間忘乎所以地說：紀登奎是蘇聯特務，汪東興也是個大特務，吳德是國民黨（「文革」期間確受過審查）。張玉鳳隨後向汪東興彙報了。而王洪文、張春橋與軍事幹部之間的矛盾也不少，其中許世友最為耿直，不假辭色，在1973年8月推選十大副主席時，許世友明確反對推舉王洪文，張春橋起而指責許世友反對主席意見，許世友當眾大聲斥責張春橋：「你有什麼了不起！」（祝庭勛《李德生：動亂歲月》，p313）」文革」中起用的這批新事官，與四人幫的矛盾一點也不亞於老事官。

到了1976年4月以後，鄧小平撤職、葉劍英病假，李先念半休，在一線主持事務的，已經是以華國鋒為首的新事官了。但毛澤東一定沒有想到，最主動積極謀划「粉碎四人幫」的，正是他們。王洪文他們要等老事官們死，想不到的是新事官在等待時機。

「文革」至此已經十年，它的理論已經顯出了論高難行的尷尬，「文革」實踐更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再加上江青乖戾專橫、張春橋刻薄寡恩，王洪文根淺無知，姚文元書生不實，都為新老事官們所厭惡，當這夥人在毛澤東羽翼之下，事官們都隱忍不發，但當毛一去世，事官系統中人，無論是得益於「文革」的新事官華國鋒、汪東興、陳錫聯、吳德，還是受過「文革」衝擊的老事官葉劍英、李先念，他們空前並且絕後地團結起來，一舉結束「言官系統」，真可謂不費吹灰之力了。隨何、陸賈又怎敵周勃、灌嬰呢？

五、餘論

歷代都有言官，也都有言事矛盾。言官往往因自恃掌握真理，高屋建瓴，放言高論，勢如破竹，讓事官們動輒得咎；而操辦實事的官僚對言官的不切實際、空言誤事也深惡痛絕。李鴻章說過：「言官制度，最足壞事。前明之亡，實亡於言官」（《庚子西狩叢談》，p751）李鴻章一生受了不少言官的攻擊，所以攻擊言官也最力。周恩來抱怨戰略家太多（王力前引書，p679），鄧小平也不喜歡理論家（《鄧小平文選》，第三卷，p375），華國鋒索性就把理論家抓起來了。

古代的言官一般不居主流地位，他們只能上上彈章而已。而「四人幫」產生於所謂反修防修的大背景下，意識形態有著空前高的霸權，坐上了「政委」的地位，等於言官氣勢壓住宰相，他們口銜天憲，言語殺人，積仇聚怨。他們的威權大於古代的言官，其實又與古代的言官一樣淺根弱植，權力根基並不牢靠，所以他們的下場一定慘於歷代的言官。

「常恨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這句原話是「常鄙」，被毛澤東改為「常恨」，換一個「恨」字，就更覺得像一句讖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