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中國人借鑒的俄國故事

為什麼「故事」遠比「理論」豐富？理論，若要表現出邏輯的力量，就必須滿足於在極少的維度上的敘事。故事，根據講述者的體驗和技巧，可以伸展出極多的維度。經濟學也是一種敘事——一種更注意讓敘事能夠自圓其說的話語，於是它的理論就更像數學而不像故事了。

《世紀大拍賣》一書的作者告訴她的中國讀者，現在建構轉軌經濟學理論還為時過早，她只願意告訴我們從俄國故事中她得到的兩項教訓：

(1)市場經濟的要素絕非僅僅是私有化。這一看法，其實，我們可以從韋伯那裡知道得更早；

(2)公民社會或法治是健康的市場經濟的基礎。這一看法，我們可以從哈耶克或諾斯那裡知道得更早。

我們的俄國故事的講述者，克里斯蒂婭•弗里蘭對於她所講述的故事來說，可謂「得天獨厚」。

首先，她出生在加拿大一個具有濃厚烏克蘭血統和生活習慣的家庭，並且在基輔大學讀過書，她熟悉那裡的語言和被傳統文化密切編織起來的人際關係。

其次，從1994年加盟《金融時報》開始，她是該報駐東歐的通訊記者，其後成為駐莫斯科記者站的主任，故而她講述的故事，大多基於她與當事人面對面的訪談。根據今天仍然時髦的某種社會學論證，「口述史」才是最真實的歷史。

第三，作為一名資深記者，在2003年5月被任命為《金融時報》副主編之前，她成功開拓了「金融時報網路版」，她被認為是她的同代人裡面最具才華與能力的新聞從業者。我喜歡她的文字里和她的努力當中表現出來的那種「全球視角」——在斯密和康德的敘事傳統里，那是一種清醒的「世界公民」意識。
　　
涉及大範圍制度變遷的改革，從來就是一門藝術，而不能是一種理論。既然是藝術，就不得不有人為的努力參與其中。蓋達爾是俄羅斯「青年改革派」的領袖。

1986年，蓋達爾和他的朋友們召開了「蛇山會議」。五年之後，他被葉利欽任命為副總理，開始實施後來被史學家稱為「葉利欽-蓋達爾改革綱領」徹底的市場化改革。同年，1991年11月8日深夜，蓋達爾的朋友，丘拜斯——彼得堡「改革俱樂部」的核心人物，讓妻子打電話給他在彼得堡的朋友瓦西里耶夫，希望他「在24小時之內起草一份全國私有化方案」。

1992年8月19日，葉利欽宣布每一名出生於1992年9月2日以前的俄羅斯人，都可以得到一張面值1萬盧布可以自由轉讓的國有資產認股權證。按照當時的匯率，這大約相當於25美元。這真是一場驚心動魄的改革，不到三年，非國有部門勞動者佔俄羅斯勞動者總數的比例從低於10%迅速攀升到70%。
　　
作為這次「休克療法」的後果，來自當時的各種記錄表明，價格自由化的第一個星期，物價上漲了6倍。1992年上半年內，物價上漲了至少12倍。根據2004年6月《比較經濟學》發表的一篇文章的記載，1992-1994期間發生了「后蘇聯時代」的第一次嚴重的通貨膨脹，物價幾乎每月都以至少10%的速度在增長。由於貨幣喪失了可信度，俄羅斯工業總產值的50%以上，到了1999年，是以「實物貿易」的方式實現的。
　　
蓋達爾的「綱領」以及綱領的實施過程，堅持了政府預算基本平衡的原則。這意味著俄國人需要以其他方式支付這次改革的成本：通貨膨脹、失業、迅速積累的企業之間的「三角債」，這些支付方式的最後一種，其實沒有結局，因為畢竟要有人來償還巨額債務。

於是，波塔寧提出了「債轉股」改革方案——私人資本家可以通過收購國有企業債務而控制國有企業。按照克里斯蒂婭的描寫，波塔寧本人或許是「青年改革派」當中最後加入這場「資本盛宴」並由此建立自己的資本帝國的改革者，他鎖定的目標是俄羅斯國有部門的一家有色金屬和貴金屬採掘企業——年銷售額超過250億美元。
　　
與共產黨人相比，青年改革派把新興的私人資本家階層看作更先進的社會力量。因此，當改革遇到來自傳統體制的政治反抗時，改革派經濟學家們寧願選擇與工業寡頭們結成政治同盟。可是當改革成為社會主流之後，青年改革派與私人資本家之間的政治同盟開始瓦解。寡頭們無限制地向他們的政治夥伴索取經濟特權，他們反對任何可能打破壟斷的改革方案。
　　
至少在當時，腐敗的最大受害者是政府。因為藉助他們與當權者的結盟，「寡頭們很容易找到幾百條途徑逃避稅收，與此同時，俄羅斯的大部分民眾已經在貧困線上掙扎了若干年。到了1998年5月，政府已經積累了高達1400億美元的美元債務和600億美元的盧布債務，隨著國庫的枯竭，政府不得不加緊印刷鈔票。
　　
改革帶來的第二次嚴重通貨膨脹發生在1998年，俄羅斯政府「凍結」償還國內債務，引發了金融危機。8月17日上午，青年改革派最後一位保持著廉潔名聲的人士，基里延科總理，向公眾宣布盧布貶值50%以上。根據一篇學術論文提供的數據，物價在第一個月上升了40%，在當年上升了70%，失業率則攀升到14%。克里斯蒂婭轉述她當時記錄的一位小攤販的感嘆：「我去買一杯茶的工夫，盧布又下跌了，我們不得不提高價格。——跟上匯率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我過去十天已經虧損了3000美元，恐怕很快就要倒閉了。」
　　
終於，1999年12月31日，葉利欽宣布「退位」並任命普京為「代總統」。
　　
暴風雨之後的平靜大約在2000年降臨了。那年，GDP居然出現了3.2%的正增長，通貨膨脹率在年底那個月低於1.3%，當年國際貿易的順差達到了400億美元——從出口總額700億美元和進口總額300億美元判斷，巨額順差或者與銷售能源有關，或者與企業購買力的枯竭有關。不過，在2001年以後的兩年內，俄羅斯經濟似乎確實進入了健康發展時期，GDP連續兩年的增長率均高於4%。人們甚至推測，2004年俄羅斯經濟的增長率將超過6.5%。

克里斯蒂婭的「結語」里出現了下面這些意味深長的文字：普京已經系統地清除了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歷經痛苦地發展起來的民間社會機構和民間社會制度。——普京讓葉利欽時代最大的失意者集團——蘇聯的官僚，特別是那些內務部門、軍隊和前克格勃機構的公務人士的地位迅速上升。——在最高權力階層中，那些人所佔的比例從蘇聯的最後一位領袖戈爾巴喬夫時期的不足5%增加到普京時期的58%。

我很難相信俄羅斯目前的平靜是一個長期均衡——在社會大眾、官僚貴族、金融寡頭、或許，還有第四種力量，「知識精英」，它們之間的博弈達到均衡了嗎？克里斯蒂婭講述的俄國故事的一個似乎最深沉的維度，我稱之為「知識分子在社會變革中的作用」——觀念的力量。

任何經濟以及政治制度的改變（或稱轉型）都不應以犧牲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及日常生活水平作為代價。違背此出發點的政治主張都是自私的、投機式的，不管這些主張戴著多麼冠冕堂皇的帽子（比如民主、自由這些被用濫了的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