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失敗危及世界未來/轉

2014年01月23日 07:30 AM

精英失敗危及世界未來

英國《金融時報》 馬丁•沃爾夫

     歐洲人將在2014年紀念一戰爆發100周年。一戰開啟了持續三十年之久的殘暴和愚蠢，摧毀了20世紀初歐洲文明取得的大部分成就。最後，正如邱吉爾(Churchill)在1940年6月所預言的那樣，「新世界以其全部力量和能力」，不得不挺身而出，「拯救並解放舊世界」。

歐洲的政治、經濟和學術精英的失敗，帶來了這場1914年至1945年間降臨到歐洲民眾頭上的大災難。他們的無知和偏見使災難得以發生：錯誤的思想和邪惡的價值觀大行其道。其中包括早已過時的觀點，即帝國是偉大和有利可圖的，戰爭是光榮和可控的。當時的局面就好像大國領導人都被一種集體自殺的意志所控制。

複雜的社會依賴精英去運行，這種運行即使不正確，至少也不能錯得太離譜。當精英們失敗時，政治秩序就可能崩潰，一戰後的戰敗國就是如此。俄羅斯帝國、德意志帝國和奧地利帝國被摧毀，軟弱無力的繼承者很快就被獨裁者所取代。一戰還摧毀了19世紀經濟的兩大基礎：自由貿易和金本位制。恢復這些基礎的努力導致了更多的精英失敗（這一次除了歐洲精英外，還包括美國的精英）。「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在很大程度上為二戰創造了政治條件。之後則是冷戰——民主國家與脫胎於一戰的專制國家之間的衝突。

精英失敗造成的可怕後果並不令人意外。精英與民眾之間有一個不成文的約定：前者擁有權力和財產等特權；後者則獲得安全——在現代社會，還有一定程度的富足。如果精英們失敗了，他們就有可能被取代。取代失敗的經濟、政治和學術精英的過程永遠充滿風險。但在民主體制下，至少更換政治精英的程序是迅速和乾淨的。在專制體制下，這種過程往往緩慢，而且幾乎總是伴隨著流血衝突。

     這並非只是歷史。當今社會仍是如其次，過去30年期間出現了一個全球化的經濟和金融精英階層。這些人在自己與母國的關係上越來越超然。在此過程中，凝聚民主國家的紐帶——公民意識——被削弱了。經濟增長成果的分配範圍狹窄，加劇了上述趨勢。因此，當今社會日益趨向一種富豪統治體制。民主國家必須建立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之上，因此一定程度的富豪統治是不可避免的。但這永遠是一個程度的問題。如果廣大民眾認為，經濟精英們表現平庸卻能獲得豐厚回報，而且只關心自己的利益，在出現問題時還希望獲得紓困，那麼社會的紐帶就會斷裂。我們可能正處於這種長期衰落的開端。

第三，締造歐元意味著，歐洲人讓自己的事業超越務實的範疇，進入關乎人們切身利益的領域：自己的貨幣的命運。在歐洲人當中，沒有什麼事情比圍繞他們的貨幣如何被管理（或不當管理）更容易引起摩擦了。很可能無可避免的金融危機，造成了大量尚未解決的問題。遭受危機衝擊的經濟體的經濟困難是顯而易見的：嚴重衰退、極高的失業率、大規模外向移民和巨額債務負擔。這都是眾所周知的。然而人們關注最少的是歐元區的制度性紊亂。在歐元區內部，權力集中於債權國政府（主要是德國）和三個未經選舉產生的官僚機構——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歐洲央行(ECB)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遭受危機打擊的國家的民眾對這些機構沒有任何影響力。對這些民眾負責的國內政治人物也沒有權力。這種權責分離破壞了民主治理的核心理念。歐元區危機不僅是經濟上的，更是體制上的。

這些失敗雖然與1914年的愚蠢行為沒有可比性，但它們都很嚴重，足以導致人們對精英產生懷疑。結果是西方各國滋生憤怒的民粹主義——主要是右翼的仇外民粹主義。右翼民粹主義者的特徵是他們會砸爛一切。如果精英們繼續失敗，我們接下來就會看到憤怒的民粹主義者的興起。精英們需要做得更好，否則憤怒情緒可能會吞噬我們所有人。

此。如果要以當今世界為背景，尋找一戰的直接教訓，我們在當今歐洲找不到，但在中東、印巴邊境以及崛起的中國與鄰國的緊張關係中可以看到。這些地方都存在發生致命誤判的可能性，儘管幸運的是，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遠不如100年前那麼有市場。今天的世界大國都認同這樣一種觀念，即和平比戰爭的虛幻收益更有利於繁榮。然而這並不意味著西方不會再遭遇精英失敗。相反，西方正在經歷精英失敗，只是這些失敗屬於對和平管理不當，而不是引發戰爭的失敗。

這裡有三個顯而易見的失敗。

首先，經濟、金融、學術和政治精英大多誤解了輕率的金融自由化帶來的後果。他們錯誤地以為金融市場具有自穩定功能，因而允許甚至鼓勵大舉押注債務擴張（對金融業來說，這種押注是有利可圖的）。負責政策制定的精英們未能把握這其中的激勵機制，最重要的是未能把握系統性崩潰的風險。系統性崩潰的災難性後果體現在幾個方面：經濟崩潰、失業率飆升以及公共債務出現爆炸性增長。負責政策制定的精英們因未能阻止災難發生而遭受質疑，金融精英們因需要接受紓困而遭受質疑；政治精英們因願意撥款紓困而遭受質疑；學術精英（經濟學家）因未能預測危機來臨、也未能在危機爆發后形成應對共識而遭受質疑。紓困是必要的，但人們正確地認為，當權者犧牲了納稅人的利益來紓困有錯的一方。

譯者/鄒策

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 是英國《金融時報》副主編及首席經濟評論員。為嘉獎他對財經新聞作出的傑出貢獻，沃爾夫於2000年榮獲大英帝國勛爵位勳章(CBE)。他是牛津大學納菲爾德學院客座研究員，並被授予劍橋大學聖體學院和牛津經濟政策研究院(Oxonia)院士，同時也是諾丁漢大學特約教授。自1999年和2006年以來，他分別擔任達沃斯(Davos)每年一度「世界經濟論壇」的特邀評委成員和國際傳媒委員會的成員。2006年7月他榮獲諾丁漢大學文學博士；在同年12月他又榮獲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科學（經濟）博士榮譽教授的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