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煌：中國人不該忘記的兩個知識分子

　　我要說的兩個人，一位是潘痴雲，一位是周邦立。 二人都是獻身中國革命，對黨對人民忠心耿耿、矢志不渝的優秀知識分子，並以譯作和著作傳世。 但他們都歷經坎坷，深受磨難，其悲劇性的一生，反映了極「左」路線給黨的事業造成的重大傷害； 並使我們對歷史進行反思，以資從中吸取教訓，讓悲劇不再重演。

　　潘痴雲

　　1927年，潘痴雲出生於河北滄州的一個普通職員家庭，父親畢業於南京金陵大學農學專科，先後擔任過中學教師和南京中央農業實驗所技工，編過《農報》。 母親是小學教師。 抗戰初期，其父隨高樹勛部隊抗日，后被漢奸邢仁甫殺害，當時潘痴雲才10歲。

　　潘痴雲自幼喜愛文學、繪畫。 14歲時，他隻身逃亡，輾轉到大後方重慶。 由於對也在重慶的中央大學藝術系教授徐悲鴻、傅抱石等大畫家的仰慕，連初中畢業文憑都沒有的潘痴雲，在16歲即以同等學力考入中央大學藝術系國畫組，1946年夏，隨學校遷回南京。 在校期間，他積極參加民主運動，參加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新民主主義青年社」，以犀利的筆做武器，以變幻不定的筆名，寫了許多戰鬥檄文，對蔣介石專制統治進行鬥爭。 為此被國民黨政府列入黑名單，險乎被捕。 在這緊急關頭，中共地下黨吸收他入黨， 並安排他進入蘇北解放區黨校學習。 南京解放后，他隨大軍渡江南下，被分配到華東革命大學南京分校校刊編輯室工作。

　　這個編輯室的一些人，很奇怪潘痴雲「這樣一個拙於言辭的『書獃子』，竟然是個共產黨員」。 負責人阮某曾在新四軍做過隨軍記者，也曾是個共產黨員，地主家庭出身。 在國民黨軍大舉進攻蘇北解放區時，經組織批准，回到上海老家生活了一段時間，組織生活中斷。 他後來自己交代：「這段時間的生活來源，是向農民收取地租。 」上海解放后，他找到從前的老上級，安排到華東軍大南京分校校刊編輯室擔任負責人，但黨籍尚未恢復。 這樣一個人卻自以為「老革命」，常擺老資格，對自己僅擔任校刊這個科級單位的負責人深為不滿，常常在青年中大講怪話發牢騷。 當時校刊編輯室只有潘痴雲一個黨員，阮的怪話牢騷給他開展黨的工作造成很大困難；阮某又根本不買潘痴雲這個「毛頭孩子」黨員的賬，事事找他的碴兒。 那時潘痴雲才20歲出頭，涉世不深，不知如何對待這種人，只一味地強調「團結」，並以當時編輯室不團結的現象為素材，寫了一篇小說《團結問題》，以「小俞」做筆名，發表在1950年9月13日《文匯報》的副刊「文學界」上。

　　既是小說，情節當然是虛構的，其中心思想只是強調應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達到團結。 阮某不知通過何種渠道，知道這篇小說是潘痴雲寫的，就自行「對號入座」，向組織處處長徐某彙報說：潘痴雲無視組織領導，擅自在非黨的報紙上發表文章。 徐某也完全支持阮的看法，立即召開批鬥會，對潘痴雲大加撻伐。 罪名之一：作為一個共產黨員，為何要在非黨報的《文匯報》上發表文章？罪名之二：作為共產黨員，不經組織審查批准，就擅自在非黨報上發表文章，這是嚴重的無組織、無紀律行為；罪名之三：小說中的主角既像阮某又不像阮某，這是對阮某的誣衊。

　　這說明阮某和徐某對小說與通訊的原則區別毫無所知。 但潘痴雲當時血氣方剛，對阮、徐所列的「三條罪狀」壓根兒不服。 他從未聽說過共產黨員不能在合法出版的非黨報紙上發表文章，或者發表文藝作品必須經組織上批准。 因此和阮、徐二人發生爭執。這時候來了校一級的新領導唐某。 此人下車伊始，就只聽阮、徐二人的一面之詞，決定將潘痴雲調出校刊編輯室，以平息因小說《團結問題》引發的風波。 然而校方卻把潘痴雲掛了起來，一直不安排他的新工作。 他感到十分委屈，就表示假如學校不要他，就可以把他調出校外。

　　這一來，可惹惱了剛上任的唐某，認為這冒犯了他的尊嚴，於是順手拾起阮、徐二人給潘痴雲定做的大帽子：「目無領導，不服從分配，無組織無紀律……」並揚言這是「政治問題」，給潘留黨察看一年。 潘痴雲拒絕接受這個莫名其妙的處分，向南京市委申訴。

　　據說，市委派人下去調查了一次，主要是了解唐某所說的「政治問題」。 唐某否認說過這句話。 潘痴雲本想再向上反映， 但想到堂堂校級領導人說話也會賴賬，再反映也沒啥意思，就稀里糊塗地不了了之了。

　　不久，潘痴雲就被調到市委，安排住進市委招待所，並被告知等待另行分配工作。 後來才知道，「組織」竟把他作為「精神病患者」「寄存」在那裡的，因此在招待所期間，一直沒有任何人找他談話。 他的「組織關係介紹信」自然就不知道應該轉交到哪裡。 這一等就是一年多。這期間，阮某因長期隱瞞地主家庭出身，且包庇惡霸地主父親，徐某因腐化墮落，已於1951年和1952年先後被開除黨籍；唐某在「三反」運動中也被撤職。 而他們誣陷潘痴雲的不實之詞，卻一直留在潘的檔案里，造成他的一連串的不幸。 他萬沒想到，因一篇旨在加強團結的小說，斷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然而，潘痴雲並未因此而擱筆。 當時正值京劇改革，他從小就是京劇迷，此間便寫了許多關於京劇改革的文章，在上海《戲劇報》和其他刊物上發表。 其中有一篇刊登在1951年5卷6期的《戲曲報》上，對田漢改編的《金缽記》（《白蛇傳》）提了8點意見，其中大部分都被田漢採納了。 一個20歲出頭的青年，敢於向權威提意見，而且報刊上又敢於刊登，這在「名人效應」盛行的今天是令人難以置信的。

　　招待所的工作人員，看潘痴雲寫的文章能不斷地刊出，人也較忠厚老誠，就抱不平地悄悄告訴他：當初，是把你當做「患有精神病」送到招待所來的。 並告訴他：趕快到市委去要求工作。 他這才恍然大悟，立即去市委申訴。 幾經周折，才派他去崑山縣（當時屬於江蘇省）人民政府工作。

　　到崑山後，潘痴雲被分配到城區政府部門，具體工作是結婚離婚登記， 每天從早到晚沒有幾個人來登記。他實在閑得無聊，就繼續自學俄文。 誰知，這卻惹惱了崑山縣文化不怎麼高的領導幹部，認為他「擺大學生架子，妄自尊大，工作時間還學外文」，還是「無組織無紀律」、「目無領導 」等等 ，帽子一大堆 ，在工作人員小組會上無情地扣在他的頭上。

　　這不難看出，華東革大南京分校的阮某和徐某這時雖被開除黨籍了，但其遊魂仍隨著他們當初搞的人事檔案又遊盪到崑山來了。 而1951年9月7日南京市學校黨委給他開具的組織關係介紹信，就一直讓他自己拿著。 他決心自己再次上大學，離開崑山，自找出路，為祖國和人民發揮自己的能力。

　　那時候新中國成立不久，百廢待興，在遭到帝國主義列強封鎖的情況下，特別需要得到「老大哥」蘇聯的幫助，這就需要大量的俄語人才。 潘痴雲決心報考上海俄語專科學校 （即後來的上海外國語學院）。 經過不懈努力，1953年，他如願以償，進入俄專學習。

　　在上海俄語專科學校，潘痴雲的主課教師格列波娃很器重他，他用俄文寫的詩和文章得到格列波娃很高的讚賞。 格列波娃認為潘痴雲的俄語水平，已相當於蘇聯十年制高年級學生的水平，卻讓他在一年級學習最簡單的變格變位，這太浪費人才了。 但看到那個「破檔案」的學校領導既不準潘跳級，也不準缺課。 無奈，格列波娃只好私下裡允許潘痴雲在上課的時間閱讀他喜愛的俄文文學作品，而潘痴雲竟然邊閱讀邊翻譯起來。

　　這時候開了一門「俄語實踐」課，由一個也是20來歲的蘇聯姑娘任教。 對潘痴雲來說，這課對他也沒有多大意思， 就仍坐在最後一排專心致志地伺弄他的 「自留地」———翻譯俄文書稿。 這位年輕女教師不知道潘的俄文實際水平，幾次要他回答問題，都沒有引起他的注意，自然也就沒有回答，或者雖然也應聲站了起來，卻不知道應該回答什麼問題。 校方知道這個情況后，依然按照那個「破檔案」中的老套套，給他照舊戴上「無組織無紀律」的大帽子，並指使班裡的團支部書記召開會議批判他。 不久，校方就勒令他「自動退學」。 其罪名，無非還是先前那一套大帽子，再新加上「妄自尊大，不尊重蘇聯教師」等等。

　　1955年 ，潘痴雲從上海俄語專科學校被勒令 「自動退學」以後，他到了在西安教書的母親處。 自從1941年他14歲隻身逃難離別母親，已經14年沒見過母親了。 這次見面時，母親竟認不出已長大成人的28歲的兒子，竟問他「找誰」，這使潘痴雲哀傷地痛哭起來。 所幸的是，潘痴雲到西安不久，北京人民出版社就約他翻譯《巴烏斯托夫斯基選集》，這部書的譯作1957年出版后，頗受讀者喜愛。 不久人民出版社又約他翻譯亞美尼亞作家卓利揚的長篇小說《一個人的生活》、蘇聯符·伊萬諾夫的《游擊隊員》等等。 以後約稿不斷，但因遠住西安，常常由於通信不及時而延誤了交稿時間，於是母親主動退職，和他一起住到了上海。 他過去在上海的好朋友，替他在上海淮海中路華亭路租了個14平方米的房子。

　　誰知好景不長，1957年以後國內國際政治風雲變化無常。 1961年，當時全國唯一發表譯文的雜誌《世界文學》突然停刊，潘痴雲也就失去了發表譯作的這塊陣地。能夠出版外國文學翻譯書籍的人民文學出版社、上海文藝出版社等，也不向他約稿了。 隨著中蘇關係緊張，蘇聯作品的介紹也突然被停止， 並且又聽說 「愛倫堡不行了」，「蕭洛霍夫有問題了」，今天這個作家的作品不能介紹，明天那個作家又被打上「修」字。 有段時間，報紙雜誌集中火力圍剿蕭洛霍夫的《一個人的遭遇》，批判其「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人性論」， 甚至把這頂大帽子戴到法國大文豪雨果的頭上，批判其世界名著《悲慘世界》。這樣，文藝翻譯界一時無所適從，介紹資本主義世界的作品怕「副作用」，介紹社會主義國家的作品又怕作者被扣上與蘇聯「修正主義」有關係的大帽子。 某出版社的一位編輯只好約潘痴雲翻譯東歐和亞非拉作家的作品。 他遂翻譯了波蘭的《灰色的光輪》、羅馬尼亞的《一封失落的信》和《羅馬尼亞短篇小說和戲劇選》、巴西的《金錢的故事》及《墨西哥短篇小說選》，還有《伊朗當代短篇小說選》。但最終都是徒勞。雖然這些譯稿出版社都準備採納，但後來都小心翼翼地婉言退了稿。 因為按照當時中國特殊的意識形態標準，在這些作品中也會找出一些「對社會主義不利」之處。 這逼得潘痴雲乾脆翻譯一些超時代的童話、民間故事和寓言，但又被認為「太人性化」和有「借古諷今」之嫌，他的外國文學翻譯和介紹就完全沉默了。

　　60年代初，表面上好像仍維持著 「中蘇牢不可破的友誼」。 當潘痴雲已經沒有經濟收入、難以維持生活的時候，曾到上海市有關部門要求給個固定工作，一位職位不低的幹部還以「向蘇聯學習，允許自由職業存在，兩條腿走路」等等，拒絕了他的要求。

　　本來，在公安局的檔案里，潘痴雲已是「脫黨分子」，他的妻子李慶雲在同濟大學的檔案里也被列入了 「另冊」。 在那極「左」路線盛行之時，人人自危。 為了保護自己，相當多的人以「左」的面目出現，以顯示自己站在「正確立場」上；更有甚者舔著別人傷口上的鮮血，撈取政治資本往上爬。

　　1963年公開「反修」，「九評」見報，潘痴雲夫婦才如夢初醒，意識形態的鬥爭更加激烈。 一時間，蘇聯文學都成了「毒草」，不能移植到中國這塊「純粹社會主義」的土地上來。 對於潘痴雲這樣一個沒能端上「鐵飯碗」的人，生活毫無保障。 這時候，潘痴雲夫婦搬到了工人住宅區商業二村。 戶籍警通知潘痴雲去居委會選舉 「人民代表」，潘拒絕了。 這樣，戶籍警便在居民中宣稱「潘痴雲很反動」，要居民們「提高警惕」，「注意監視」，有「情況」及時報告派出所。 於是潘痴雲夫婦在鄰里中成了 「另類人」，一些人開口就罵：「什麼東西，反革命分子！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后不久，一張大字報出現在潘痴雲家的宿舍大門口， 大意是潘痴雲長期隱瞞身份，以翻譯外國小說為名大肆放毒；嚴重警告潘痴云：必須老實交代自己的罪行， 否則無產階級的鐵拳是無情的，到時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 署名「革命群眾黃愛武等」。

　　那時很多人改名「愛武」，「黃愛武」應該是個假名。這張大字報是這一大片工人住宅區的第一張大字報，引來了成百上千人的觀看。 多數人流露出驚奇，其中也有表現積極者對「階級敵人」發出的憤怒之聲。 當天下午，附近五十二中學的一些學生突然闖進潘家，將潘痴雲揪出批鬥。 「革命小將」們連踢帶打，把他生拉硬拽到屋外空地中，讓他站在事先已擺好的小凳子上，要他「向革命群眾低頭認罪，老實交代自己的罪行」。 一向耿直認真的潘痴雲不低頭，也不言語，因為他不知道自己有什麼罪行。 於是又招來一陣毆打，有人高呼：「打倒反革命分子！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交出你平日大包小包拎回家的情報！ 」這顯然是平時盯著潘痴雲夫婦日常包裹外文書刊的手提袋了。

　　當天晚上，五十二中的一些學生在幕後人的指使下破窗而入，抄了潘痴雲夫婦家15平方米的一個房間。 他們什麼也沒有找到，滿地儘是被翻查過的書，被撕得粉碎的被褥棉絮、枕芯，被打碎的畫框玻璃及熱水瓶膽的碎片，許多翻譯稿件、信件、照片等等，也被撕碎……第二天一早， 潘痴雲的妻子李慶雲就到五十二中，找到帶頭抄家的頭頭紅衛兵「問問清楚」。 這位「小將」說，是派出所的「警察叔叔」叫他們去抄「反革命特務的家」的，並指使他們撕毀棉絮和枕芯，打碎畫框、熱水瓶，翻查每一本書，為的是尋找「反動證件」，結果很失望。 最後只抄出4本文集， 交給在對面廚房裡指揮他們抄家的「警察叔叔」了。

　　這個「小將」頭頭還是單純，竟說出了「警察叔叔」，潘痴雲夫婦清楚了：後台是公安部門。 「小將」們交給「警察叔叔」的4本文集，是解放前潘痴雲在大學時代從事民主運動時所寫的反對國民黨專制當局的戰鬥檄文，分別題名為《毀滅》、《蓓蕾》、《橋頭堡》和《遵命集》。 看了這些標題，「警察叔叔」們大喜過望。 他們不會想到，當年潘痴雲是冒著被反動專制政權逮捕殺害的危險寫下這些文章的。 這4本文集經公安部門像破譯密電碼似的仔細研究了個夠，當發覺這原是針對國民黨反動專制的，他們既感到很被動，又不敢把它們銷毀，因為李慶雲給派出所和公安局貼了張大字報， 警告他們： 誰毀了這4本文集，誰就是站到國民黨反動派的立場上去了！ 同時李慶雲又寫信， 把這件事情告訴當時已赴北京上訪的潘痴雲。 潘在上訪中也提出了這樣的警告。 上訪接談人李彬立即電告上海政治指揮部：必須將這4本文集妥為保存，因為這些文章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歷史的見證。

　　在文革中， 潘家先後被抄了3次。第一次主要是找「反動證件」；第二次抄走全部信件去「破譯密電碼」，找「蘇修特務」的證據；第三次抄走所有的照片，想找出他們夫婦與 「反動人物」關係的蛛絲馬跡。 這都是奉公安部門之命而來的。從4本文集真相衝破公安部門的「懷疑」網起，迫於壓力，1967年下半年， 由上海政治指揮部通知公安局的兩位負責人， 先後來到潘家賠禮道歉，聲稱他們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並歸還了4本文集和信件。其實，在文革前多少年，潘痴雲就被列入「另冊」了。 在一切不實之詞應該完全推倒后，公安機關又以「脫黨分子」、「因有嚴重政治問題被上海外語學院開除」 等等不實之詞來管制潘痴雲。 總之，潘痴雲一生的不幸，就始於寫了一篇《團結問題》的小說而迭遭橫禍，以致失去了黨籍，失去了固定工作。 在那捧上一個「鐵飯碗」才被認為「正常人」的年代，被懷疑具有「不正常」身份就成為順理成章的事了，被認為是「無業遊民」而招來的嘲笑和鄙視，都是無法申訴和辯解的。 受害人只能任由別人隨時隨地貶損自己的人格、折磨自己的靈魂。 但是儘管如此哀傷，潘痴雲還是在文學翻譯中取得了可觀的業績，翻譯出版了許多部經典文學名著，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屠格涅夫的《貴族之家》等等。

　　

　在這個漫長過程中，由於他要求恢復黨籍一事屢屢徒勞，而且一次又一次感到揪心的疼痛；加以1991年到1992年，出版社約定的4部書《罪與罰》、《貴族之家》、《卡扎科夫散文選》和《擺脫克格勒》的譯稿交稿的時間都很緊，他把痛苦藏在內心深處，全力以赴，夜以繼日地忘我勞作，出色地完成交稿任務后，終因多年積憂積勞，身罹肺癌， 艱難地走完了人生的最後旅程， 於1994年8月20日，離別了對他不公的人世，年僅67歲。從學生時代就投身革命的潘痴雲，解放后卻沒有享受過一分錢的公費醫療，最後病重住院直至逝世的一切費用，都是用他的血汗換來的稿費支付的。 他過去冒著生命危險參加革命活動，不是為了撈取政治資本，不是為日後「論功行賞」得到某種「封贈」，而是純粹為建立一個合理的新社會而奮鬥。 但是他從22歲起就被社會遺棄，經受著生活和精神上的無情折磨，直到全國解放后的幾十年，這對他來說未免太殘酷了！所幸的是， 潘痴雲給後人留下了有益的精神食糧， 同時也實現了自身存在的價值。 他生前常說：只要我的譯書和譯文能夠得到讀者的喜愛，就心滿意足了。 他逝世后，李慶雲收到全國各地老同學和老朋友、包括多家出版社寄來的無數慰問信， 信中對潘痴雲的不幸早逝表示沉痛哀悼，對他的為人、譯稿及譯風給予高度評價， 對他為國際文化交流作出的重大貢獻表示極大的讚揚， 並為失去一位優秀的翻譯家而痛惜。 老同學們為他的一生的不幸鳴不平的同時， 更為他一生處於逆境能成為一個精神上的富有的大寫的「人」而十分敬佩。

　　潘痴雲留下來的譯品是：《巴烏斯托夫斯基選集》（與他人合譯）、《羅馬故事》、《愛情的最後一夜》、《戰爭的最初一夜》、《蘇聯現代文學欣賞》、《卡扎科夫散文選 》、《普里什文隨筆選 》、《火烈鳥的長襪》、《罪與罰》（俄國陀思妥耶夫斯基名著， 已列入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的《名著名譯叢書》）、《貴族之家》（俄國屠格涅夫名著）、《擺脫克格勃》、《奧·基羅的童話》、《一生的故事》（共6卷）等。另外，他在報刊上發表過的譯文有40多篇，在報刊上發表過的論文、雜文、散文有20多篇，還有一些遺作尚未發表。

　　周邦立

　　在抗日戰爭時期，流轉到貴州遵義的浙江大學學生中，有一個與著書有著特殊緣分的周邦立。 周出身貧苦，少年時刻苦自學，后就讀於蘇州中學。 抗戰初期，他考入了當時由竺可楨教授擔任校長的浙江大學。 甫進校門，他便參加了進步團體「黑白文藝社」，經受了抗日戰爭中艱苦生活的鍛煉和浙大民主精神實事求是學風的熏陶，一邊刻苦學習專業，一邊積極地投入救亡運動。 「黑白文藝社」以文藝為名，實際上是一個具有政治熱情的青年學生的愛國團體。 周邦立負責管理這個團體的圖書。 在遵義何家巷學生宿舍一個偏僻角落，有常年不見陽光的兩間小屋，那是周邦立的住所，也是「黑白文藝社」的圖書館。 這個小小圖書館引導許多同學抉擇了他們一生要走的道路。 周邦立的英文、德文程度原來就較高，入浙大后又努力學習俄文，通曉了這3種外文。

　　1942年，在貴陽，周邦立的原高中同學、1939年就已入黨的胡慶曾介紹他加入了共產黨。 1946年前後，一些自然科學研究學者成立了一個組織，叫做「科學時代」，並出版了同名刊物，宗旨是宣傳民主、普及科學、團結進步的科學家，很快在全國就有了一定影響。 周邦立到了上海，也參加了這個組織，並為《科學時代》撰寫和翻譯了不少文章。

　　全國解放后，周邦立先後在中華書局、華東建築工業部、中國科學院等部門工作。 他歡欣鼓舞，積極努力，但過了一段時間，漸漸流露出消極情緒，因為對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感到不解和厭倦。 他認為，過去國難當頭，國民黨政權專制腐敗， 民族處於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哪能埋頭讀書做學問呢？ 現在國家處於和平建設時期，急需要科學、需要知識、需要潛心做學問的人，而這都未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相反，倒是傾向於權力、熱衷於政治向上爬的人太多，靠那麼多的科盲、文盲怎能建設現代化的國家？ 這每天浪費的時間和精力太多太多啦！ 坐在辦公室里開會、清談、鬥爭、批判，就能建設社會主義？許多原來搞業務的人都去搞政治了， 他想反其道而行之。 孰是孰非，幾十年後再看吧！

　　這個惜時如金的人，渴望著為社會為人民多做點兒好事。 經過反覆考慮，他終於下定決心，申請辭退，做個「單幹」的職業翻譯工作者。

　　開始，他翻譯蘇聯米丘林學派的著作，後來轉而翻譯和評價達爾文的學說，成為我國達爾文著作的主要譯者之一。 1959年是達爾文誕生150周年和《物種起源》發表100周年。 為了紀念這位偉大的科學家，周邦立根據自己多年翻譯和研究達爾文的成果，撰寫了一篇《達爾文年譜及其著作》。 可發表后，他卻對自己很不滿意。 因為他很推崇達爾文，認為達爾文一生都在為真理和正義獻身、為人類進步作出了卓越貢獻，他生活道路上的每一步都值得大書特書，而自己那篇短文卻介紹得過於簡略了，他覺得應該為介紹達爾文多做一點兒工作。他想到古今中外研究達爾文的學者雖不少，可是以年譜的形式記述其偉大一生的作品還沒有。 他暗下決心，要為達爾文寫一部內容翔實豐富的年譜。

　　此後30多年中，為了翻譯達爾文的各種著作和編著《達爾文年譜》，周邦立廣搜博集有關達爾文的各種資料，所有達爾文的英文原著以及這些著作的俄文版和中文版，他幾乎全部閱讀過。 達爾文的日記、書信及各國專家學者對達爾文的研究和評論，他都反覆批閱予以摘錄，並編製了大量卡片。 他還參閱了《資本論》和介紹馬克思、恩格斯生平事迹的有關著作，目的是為了更好地掌握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法。

　　在編寫《達爾文年譜》的過程中，一遇有疑難，他都不憚煩難地屢屢寫信， 向英國研究達爾文的專家弗里曼教授請教和核實。 弗里曼畢生致力於達爾文的研究及其著作的翻譯，有關達爾文的生平及國外的研究情況，甚至達爾文的一些軼事，他都耳熟能詳，攀談起來如數家珍。周邦立作為 「社會閑散人員」，無法領到圖書館的借書證。 他只好拜託在北京、上海和其他大城市的朋友輾轉代借。 打倒了「四人幫」，中國又有了希望，周邦立這個「個體戶 」，何嘗不想重回科學文教機關 ，有個起碼的工作條件呢？ 不久，華東師範大學聘請他做特約編審，每周到校一次， 給科技情報人員講解翻譯技巧並解答問題，這時他可以領一張借書證，可以到圖書館借書。 但是臨時工畢竟是臨時工，只做了一年，借書證就被吊銷了。 想想當年在流亡的浙大讀書時， 自己就辦了個小小圖書館，真令周邦立感慨萬千！

　　在上海， 周邦立一家五口擠在不到20平方米的兩間亭子間里，屋裡到處堆滿書籍，連在桌子上攤開一張稿紙也要煞費苦心地巧妙布局。 子女們晚上要做功課，他只好把桌子讓給孩子，自己在雙腿上架一塊木板，或者把棉被摺疊起來當做小桌子來寫作，直到夜深人靜，兒女們都睡覺了，他才能坐到桌子前繼續揮毫譯著。 30多年中，他大體上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工作的。 儘管生活如此艱辛，他工作起來仍然效率高、 出活兒多。 可他在生活上自律甚嚴，雖然稿費收入稍多些，但他卻總是粗茶淡飯，衣履簡樸到有些破爛的程度。 但是對於一時有了坎坷遭遇的朋友，他卻從不吝嗇，總是慷慨解囊，濟人急難。

　　就這樣，他這個「單幹戶」在極其艱難困苦的條件下苦幹了30年，譯著1500多萬字，其中已出版的每冊10萬字以下的書籍26種，10萬至40萬字的書籍16種，40萬字以上的7種，還有與別人合譯的20種，共計69種。 此外，還有一些尚未出版的譯稿， 在各種報刊上發表的文章260篇以上。

　　其中，他撰寫了世界上最完備、最準確的《達爾文年譜》， 糾正了以往世人對這位科學史上偉大革新者的誤解，以及對其史跡記述的訛錯，受到達爾文故國研究達爾文的專家的讚揚。 改革開放后，1982年3月，為紀念達爾文逝世100周年，科學出版社出版了周邦立的《達爾文年譜》，這不僅是中國學者研究達爾文的一部巨著，也是全世界第一部完整的達爾文年譜。 該書約40萬字，將達爾文的生平事迹和有關資料， 逐年逐月逐日加以撰寫，附有許多珍貴照片、航行地圖和50餘幅插圖。 全書包括達爾文的家族和家庭環境、童年生活、求學經歷、環球旅行和科學實驗的始末、科研和著述過程、家庭經濟生活、朋友往還、晚年與疾病頑強鬥爭的動人事迹，以及身後的哀榮。

　　由於編著者周邦立的辛勤搜集，這部年譜還公布了不少國內從未發表過或語焉不詳的寶貴資料，使世人得以窺見這位大科學家恢宏的風格氣度和嚴謹的治學作風。 尤其令人感興趣的，是馬克思與達爾文這兩位科學巨人間的一段交往。 那是1873年，德文版《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出版后，馬克思曾把該書寄贈給達爾文，並在扉頁上親筆寫下「查理士·達爾文惠存，誠懇的敬仰者卡爾·馬克思 1873年6月16日」。 達爾文為此特向馬克思複信致謝。 《達爾文年譜》刊載了這一複信原稿的照片。由於這是一部內容豐富翔實、 文筆生動感人的年譜，而且是在國外從未出版過同樣性質的著作的情況下我國首先出版的，因此它一問世，就引起了轟動，國內外讀者反響強烈。 初版6000冊，數日內即告售罄，不得不立即重印。 遠在英國倫敦的達爾文的孫女愛瑪·諾娃，已是98歲的高齡老人，曾編過許多有關達爾文的書籍，如《達爾文旅行日記》、《達爾文和貝格爾艦的旅行》、《達爾文回憶錄》等，當她拿到這部年譜的時候，激動不已，欣喜異常，特意寄語編者和中國人民，表示由衷的感謝。 《達爾文參考手冊》的編著者———英國倫敦大學動物學教授弗里曼，獲悉《達爾文年譜》出版后，多次給周邦立寫來熱情洋溢的信件，表示讚揚和激賞，並把這部書送到倫敦英國博物館及其他學術機關和圖書館陳列並珍藏，其中特別把書贈送給達爾文的母校劍橋大學，並親自為美國著名的《自然》雜誌撰文，介紹這部著作。

　　1982年4月， 北京召開了紀念達爾文逝世100周年學術討論會。周邦立作為特邀代表參加了這次會議。對於周邦立來說，這次來京也有不同尋常的意義。 自從辭職「單幹」后，他已多年沒有見到北京。 這次來，他見到了許多老朋友和老同學。 他興奮地說，聽了代表們的發言，他很受啟發和鼓舞，覺得他這個「學術個體戶」更有了用武之地，回去后要抓緊遲暮之年，爭取把《達爾文自傳》、《達爾文論文彙編》都儘早翻譯出來。 看著他勁頭十足的樣子，大家都為他高興，他才64歲，在學術上正是豐收季節。但是，周邦立南歸滬上不久，就被確診為肝癌。 直到逝世前一個星期， 靠了好心的鄰居們的幫助和疏通關係，他才得以住進醫院的急診室。 但是一切都已經晚了，確診后不過一個月，他就溘然長逝。

　　由於沒有所屬單位，周邦立身後是凄涼的。 而他的譯著卻是值得人們永遠刮目相看。

遭遇這類厄運和迫害的知識分子，在1949年後的中國哪裡數得過來？

shanren 發表於 2013-9-26 01:48
遭遇這類厄運和迫害的知識分子，在1949年後的中國哪裡數得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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