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安東尼奧尼的《中國》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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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義大利著名導演米切朗基羅•安東尼奧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在得到了中國政府的批准后，來中國拍攝了一部關於中國的記錄片——《中國》。拍攝期間，中方人員全程陪同，影片可以說是在中國的政府的監視下拍攝的。

影片1974年上演后，中國政府認為安東尼奧尼蓄意「醜化中國形象」，由此開始了一場針對安東尼奧尼本人和影片《中國》的大批判，批判活動持續了將近一年，此片在中國被禁三十多年。

中國政府說《中國》「每一個鏡頭都有評論，這是借用反動藝術手法污衊和醜化中國的極其惡毒的政治評論，是肆無忌憚地公開露骨地反華反共反革命的政治評論。」（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惡毒的用心 卑劣的手法——批判安東尼奧尼拍攝的題為〈中國〉的反華影片》）把安東尼奧尼「與孔子和貝多芬相提並論」。僅1974年2月和3月間發表的部分文章就結集了一本200頁的書，名為《中國人民不可侮——批判安東尼奧尼的反華影片〈中國〉文輯》。

《中國》的鏡頭伴著《我愛北京天安門》的歌聲從北京天安門開始。中國批判說：「這種安排卻是為整個『紀錄片』的反動主題服務的。影片說，『北京是中國政治、革命的中心』，『人民共和國就在天安門宣告成立』，『文化革命的紅衛兵浪潮也在這裡興起』。然後，影片『離開天安門』，帶領觀眾開始「觀察」中國，也就是要人們看看中國革命究竟給中國人民帶來了什麼，接著就展開一連串的反動畫面，把新中國糟踏得不象樣子。影片的這種結構和布局，純粹是為了把攻擊矛頭集中地指向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咒罵革命，否定革命，反對革命，就是這部影片的要害所在。」（引文出處同上）

安東尼奧尼曾說：「電影的名字叫中國，其實這不是關於中國這個國家的電影，而是關於中國人的電影。我記得，在（與我的東道主）討論拍攝計劃的第一天，我問他們，在他們看來，什麼是最明顯地象徵解放后中國的變化的東西，『人』，他們回答道。在這方面，我們的意見至少是一致的。」

因此，在天門拍攝時，安東尼奧尼把鏡頭對準了廣場上熙熙攘攘的人群，拍攝他們的一顰一笑、一舉一動。進入安東尼奧尼鏡頭裡的這些人，對於當時的中國人來說，一點都不陌生，甚至可能會覺得拍攝這些人是在浪費膠片；當然，對於中國政府來說，來到了天安門廣場，你不拍攝雄偉壯麗的天安門城樓，就是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蔑視，冷不丁拍攝廣場上平頭百姓就是反華。

中國官方對此批判道：「影片關於天安門廣場的描繪更是十分可惡。它不去反映天安門廣場莊嚴壯麗的全貌，把我國人民無限熱愛的天安門城樓也拍得毫無氣勢，而卻用了大量的膠片去拍攝廣場上的人群，鏡頭時遠時近，忽前忽後，一會兒是攢動的人頭，一會兒是紛亂的腿腳，故意把天安門廣場拍得象個亂糟糟的集市，這不是存心污辱我們偉大的祖國嗎！」（引文出處同上）

安東尼奧尼因為《中國》受到的批判對他本人來說，是痛苦的，也對他之後的電影拍攝工作產生了重大影響。當年，針對來自中國對他的批判，他曾在公開發表的聲明中說：「我想讓中國人知道：戰爭期間，作為一名抵抗分子，我曾被判處過死刑！」（「I want the Chinese to know this: during the war, as a member of Resistance, I was condemned to death!」 Antonioni after China: Art versus Science ，Gideon Bachmann, Antonioni，Film Quarterly, Vol. 28, No. 4, Special Book Issue , pp. 26-30）

安東尼奧尼是否在借影片《中國》蓄意「醜化中國形象」，立場不同，看法也就不一。可以肯定的是，《中國》與中國官方宣傳新中國偉大成就的影片相比的話，確實是截然不同的拍攝視角。

但是，因為影片《中國》忽視了當時中國正在上演的最血腥的事件——文化大革命，所以在經歷了文革迫害的人看來，這個影片太過「寧靜」，甚至有「點詩情畫意」，「沒有看到一百多萬因文革喪生的死者，沒有看到歷史的創傷」；「美化了當時的現實，完全沒有反映文革的巨大災難性，沒有展示出文革中政治迫害的殘酷。」（香港《動向》七月號7/27/2005）

安東尼奧尼來華拍片之前接受記者採訪時曾說：「我的意圖是讓義大利觀眾看一看帶有各種缺陷的安東尼奧尼式的中國。」（1973年5月9日路透社報道）在影片完成之後他說：「整個影片更多的是表明安東尼奧尼個人對中國的體驗，而不是向觀眾展示有關中國的情況。」（《安東尼奧尼發現了中國》，載英國《畫面與音響》雜誌1973年春季號）

「安東尼奧尼式的中國」，是安東尼奧尼眼裡的中國，它是中國又不是中國，只是透過他的鏡頭呈現給我們一個觀察中國的視角。(Z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