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常識、理性與信仰

2010年02月06日06:57新京報白岩松

從1993年開始做電視，我給了自己九個字「說人話、關注人、像個人」。隨著「東方時空」開播，到「焦點訪談」，再到「新聞調查」，一直到「實話實說」等等，堅持著這樣相同的信念，我和我的同事們就這樣一路走了下來。

中央電視台曾經有過一段很輝煌、很受尊敬的歲月，就是因為打破了過去八股的文字，打破了過去或仰視或俯視的牆頭草的心態，正式建立一種「平視」的概念。東方時空以及後來成立的新聞評論部是最早提出「平視」這個理念的，那時候電視的確做了它應該做的事情。

到了2008年，我40歲了，那一年充滿了巨大的交鋒，奧運火炬衝突，抵制家樂福，汶川大地震，如此多歷史事件宿命般地糾結在了2008年，所以我會去想很多事情。我覺得40歲要給自己一個新的目標，不能停留在「說人話、關注人、像個人」，我想起碼我們評論部或者我們這些人做到了這九個字，不能再原地踏步，因此我給自己提出了12個字，叫「捍衛常識、建設理性、尋找信仰」。

我覺得這12個字不僅僅屬於我自己，我後半輩子奔這12個字就足夠了。我甚至不敢想象這12個字包含的追求，會在我人生終了的時候在中國實現，它可能是百年的道路，沒那麼簡單。

捍衛常識

我們曾經有過顛覆常識的時代，比如說一畝土地能產多少糧食？其實它基本上是個常識，它應該在一定的公斤數里浮動。但奇怪的是，居然在一個荒唐的年代里，報紙上能登出放衛星一畝產多少的天文數字，很多人還真信，這真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政治可以扭曲常識嗎？在我們這個國家的確扭曲過。文化大革命的瘋狂也來自於很多對常識的顛覆。那些荒唐時代的荒唐做法我們姑且不談，現在這個時代里，常識是不是被很好地維護著？不一定是。

舉一個例子，曾經有一個排毒養顏專家，在中國很多媒體上宣揚這個不能吃，那個不能吃，然後推薦他的食譜。當時我聽了之後覺得很不靠譜，老祖宗吃了千百年這些東西過來的，如果說這些東西不能吃了，這裡一定有隱情，這是常識。但為什麼我們的媒體會給他時間給他空間，讓他發表這些明顯違反常識的東西？我們的大醫學家在哪裡？為什麼不出來駁斥這種明顯的偽常識？

後來這個所謂專家被台灣抓了回去，判了刑，這個時候你突然明白，原來在利益面前常識是可以隨處顛覆的。過去顛覆常識是因為政治，現在顛覆常識有些開始是因為利益。

在我們生活中，1+1=2時常被人說成1+1=3。很多人面對媒體，說那些空話、套話連他自己都不信，但是為什麼連他自己都不信的東西他會說呢？因為這樣對他有利。

因此作為一個媒體人，作為一個或許算知識分子的人，如果不能把捍衛常識當成自己的一個目標的話，我覺得是很可怕的。

建設理性

為什麼要建設理性？首先我們從執政黨的角度來說，中國共產黨正由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革命黨與執政黨有什麼區別？執政黨是不管你喜歡不喜歡的人，你都要為他服務。這時候，要求執政黨和執政政府必須是理性的。

革命很難理性，大家想象一下，文化大革命，多麼的瘋狂，理性幾乎無處藏身。再比如法國大革命，革命者是非理性的，甚至很殘暴，做了很多不該做的事情。但是我們因為站在革命的一面，總認為革命是有道理的，所以非理性就是有道理的，所以學生掄起皮帶打老師就是有道理的。

現在大家都把責任推到某一個人身上，可是那些掄起皮帶打老師的男學生和女學生，他們人性的瞬間泯滅是不是直接推到某個人身上就可以解決呢？我覺得不能，別人無法譴責你，自己還要跟自己對話。在那樣的時代里，不是所有人都掄起皮帶打老師，不是所有人都做了讓人性徹底顛覆的事情。

在當下這個時代，大國需要與此相對應的大國國民性格，理性是重要的構成。我在《南方周末》上寫關於「建設理性」的時候，提出了「脫敏」的概念。過去我們很敏感，很多東西都躲著走，不知道該說什麼。但去年，溫家寶總理演講時有人扔鞋，咱們新聞聯播都播了，沒什麼呀。當你脫敏了之後，他就沒力量了，當你敏感的時候他才有力量。

我在耶魯大學演講的時候開了一個玩笑，說如果大家對我講的內容有什麼不滿意，歡迎扔鞋子，不過最好扔一雙，我的鞋號是43，謝謝各位。全場人樂噴了。

所以，當很多事情脫敏了，這個民族就大氣了，這就是理性。

尋找信仰

尋找信仰，我覺得這是中國將來最大的命題。

中國改革頭二十多年，要解決人和物質之間的關係，溫飽、小康、翻兩番，全是物質的概念。經過二十多年，我們物質達到了一定程度，提出了和諧社會，和諧社會不就是要解決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嗎？

進入到這樣一個發展階段，一個新的挑戰來了，一個13億國家怎麼解決人和自己內心之間的關係？

幾千年走過來，中國人的信仰在哪裡？它在一種雜糅了之後的中國文化里，在你姥姥給你講的故事裡，在你看的戲里，在小學課本、唐詩宋詞里，這些糾纏在一起，養成了我們骨子裡的信仰。

比如中國人講究對長輩的尊敬，對孩子教育捨得投入，懂得節儉，還有敬畏天地。

但過去我們有的一些信仰，幾千年來對中國人起到支撐作用的東西，徹底被毀掉了，文化大革命達到了巔峰。

因此在八十年代初的時候曾經提出「信仰危機」，那時候提的信仰危機跟現在我說的尋找信仰是不一樣的。那時候信仰危機指的是文化大革命對內心的挑戰，而現在我們真的要尋找屬於中國人的信仰，它是什麼？

它不一定是宗教，但應該是把中國人被摧毀掉的信仰鏈條重新接上，如果一個人活著沒有任何畏懼，他會讓整個社會感到不安。

我借墨西哥的一句諺語，大家一起趕路，突然一個墨西哥人停下來，旁邊人問他為什麼停下來，他說走的太快，把靈魂扔在後面，要等一等。現在我們很多人的靈魂也扔後面了，我們得等等它。

■ 提問環節

問：您覺得政府在整個社會建設理性的過程中，如何有所作為？

白岩松：政府的理性主要體現在由人治向法治過渡。

現在個人崇拜比過去減弱了，但是權力的權威崇拜其實比過去增長了。

八十年代初的時候，單位領導不算什麼，辦公室大家聊天，互相拍個肩膀等等。

而現在，在一個小處級單位，處長弄的副處長都不敢張嘴，處長一進來，大家恨不得都顫起來。

我突然發現我們個人崇拜時代結束了，但是群體權力崇拜時代卻拉開了大幕，這是非常糟糕的一種局面。

昨天還有人問我，你怎麼不從政啊？我說你覺得我適合從政嗎？我說我不能讓自己和讓別人都不開心吧。

問：你們評論部一直用冷靜的眼光看社會的變遷，您覺得，您的社會責任感能夠多大程度上改變或者影響這個社會？

白岩松：聽你前面說評論部那些詞兒，我起了一身雞皮疙瘩，聽挨罵的聲音很習慣，聽過分表揚的聲音很不習慣。評論部在我看來只不過做了自己該做的事，沒什麼值得表揚的。

從我個人的角度來說，隨著年歲的增長，越發明白一個道理，我不過是萬千聲音中的一個而已，有用與沒用都不妨礙我自己認真的做，這對我來說是最重要的。我早已過了一言興邦和一言喪邦的某種自戀或自信。

但是作為萬千聲音中的一個，它還是有價值的，最後匯成大交響。中國就像一列火車，有人從後面往前推，有人從前面往後攔著，有人從側面向另一邊推，更可氣的是有很多人管你向哪邊推，自己坐車頂上。

我希望自己是從後面向前、向正確的方向推這列火車的人群當中的一個，這一點很重要。

問：我現在已經快三十歲了，沒房也沒車，感覺生活挺焦慮，對這些問題，我個人的責任更大一點，還是其他東西的責任更大一點？

白岩松：首先我非常理解現在80后的生活壓力，所謂的蟻族，我覺得全社會應該關愛他們。

但是，不該用溺愛的方式去關愛。哪一代的青春容易呢？季羨林老先生他們那一代，年輕時去德國留學，二戰開干，十年滯留在那兒，回來再沒有見過媽。他當面跟我說，如果能選擇，不會離開村子，不會離開媽媽。那一代人的青春是一個偌大的國家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

建國這一代人的青春容易嗎？該長身體的時候三年自然災害，該談戀愛的時候男女不分，該結婚的時候高考恢復了，剛想生孩子計劃生育了。

到了我們60后這撥，我2000年32歲的時候才有了第一套房子，之前搬了N次家，租房子住，曾經有一次從同一個小區這個樓的六層搬到另一個樓的六層，我跟搬家公司的人說同一個小區能不能便宜？人家說「不」，而且還要加錢，因為是兩個六樓。我記得我夫人在那一夜累得急性腎炎。

現在年輕人沒有人再回頭看那幾代人的青春，我要告訴你，每一代人的青春都有挑戰，那時候我們甚至連成為蟻族的條件都沒有，沒糧票敢在北京漂著嗎？全社會關注蟻族的時候，蟻族已經在它的痛苦中具有天然的幸福，我們那時候連痛苦的資格都沒有。

問：您認為民主是什麼東西？中國在農村很多地方搞了很多年民主，您認為這些地方的民主有沒有實現？

白岩松：民主不一定帶來最好的，但是它一定能制止最壞的，這就是民主。首先我們對民主要有一個很清醒的認識。

第二個，在建築民主的過程中需要各方的理性，其實現在有很多呼籲民主的人，在我看來也有很多不理性的東西，我們有沒有思考未來中國的民主模式是什麼？其實破壞非常容易，建設很難，在民主這方面，我們現在面臨著建設的巨大挑戰，這是需要整個社會思考的問題。

第三個，基層的民主，我非常看重，為什麼？他要讓我們普通農民先知道投票權是什麼，然後知道選擇是什麼，然後知道比例是什麼，民主是什麼。我認為咱們姑且不論個別地區有沒有真正的民主，但是他已經讓人知道這些個什麼，對於中國未來民主很重要。

中國的民主進程正在陸續拉開大幕，我認為這五到十年是媒體人最有責任和最有作為的時候。

我覺得要不悲觀，又不盲目樂觀，做好自己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