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形象」演變

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形象」演變2010-02-02 17:04:24



2008年4月20日近千華人在「國會山」（Capitol Hill）示威支持奧運抗議CNN

博者序：本文以接受主義的觀點研究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形象演變。在二十世紀四個四分之一世紀中，西方的中國形象完成了四次極端化的轉變，美好的中國形象取代了邪惡的中國形象，而緊接著新的邪惡的中國形象又將前一個時期的美好的中國形象否定。在西方的想象中，始終有兩個中國，一個是人民豐衣足食、社會安定團結、道德高尚純樸的美好的烏托邦式的中國，另一個則是飢荒動亂、暴政恐怖、墮落邪惡的極權獨裁的中國。

一、《中國陰影》

美國一家報社的記者坐在自己的辦公室里虛構了一篇中國報道。事發之後，被老闆炒了魷魚。

萊斯的《中國陰影》就從這件事說起。他認為這位記者實在冤枉，即使他老老實實去了中國採訪，又能看到什麼呢？什麼真實可靠、新鮮獨特的東西都看不到。萊斯說，在中國，你看到的永遠是中國官僚們布置好的，從你進入中國的那一刻起，你就像進入了一個高效率的「騙局」，你的旅行日程被安排得緊湊嚴密，幾個星期下來，你感到非常緊張豐富，然後就該回去了，而且一定是帶著豐富美好的印象回去。於是，一批批的西方記者被請進來，熱情款待、緊張旅行，飽餐了各種中國菜與中國謊言之後，又被送出去，他們在中國看到同樣的東西，回去又說同樣的話，既無真實又無新意，這樣，那些記者又何嘗要不遠萬里來到中國，何不坐在辦公室向壁虛構一番，反正都是謊言！

萊斯1955年曾經訪問中國，七十年代又作為比利時駐華使館的文化參贊來到中國。儘管外國人在中國的生活總是被隔離的，但是時間久了，他還是能夠發現問題。西方人熱情歌頌的富於烏托邦式的創造精神的「文化大革命」，實際上是一場空前的破壞行為，不僅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破壞，而且是對文明本身的破壞。中國人目前生活在一種文化空洞中。全國只有四至五部小說，五至六部樣板戲，七至八部電影，大多數博物館圖書館都關閉了。除了批鬥會、政治遊行之外，沒有什麼集體活動；除了三頓飯之外，也沒有什麼家庭生活；除了生理特徵外，沒有個性。西方人讚揚中國創造了一個平等的社會、高尚的人。而萊斯發現，中國只有高尚的人的「標本」，沒有人……

《中國陰影》是一部標誌性的、扭轉潮流的著作。萊斯筆下的中國形象，完全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邪惡中國形象的繼續。《中國陰影》又是一部改變西方的中國形象的書。該書1974年在法國出版，1977年譯成英文在美國出版，對西方世界影響極大。

其實，萊斯一再強調的中國官方的對西方旅行者嚴密的控制與精心策劃的「蒙蔽與欺騙」，在西方也不是新發現。1956年美國醫生A.M·丹萊普（A.M.Dunlap）出版他頗有影響的《竹簾之後》，就試圖根據自己的在華經歷揭露被中國精心掩蓋的某些「殘酷的事實」。羅伯特·吉蘭也談到過隔在他與中國人之間的「竹簾」，他說自己在中國採訪，一切都是中國官方安排好的。1964年瑞士記者斯塔奇在《大牆之內的國土》說中國除了那道著名的長城之外，還有層層疊疊的無數道無形的牆，將中國緊密地包裹起來，與外界徹底地隔離開來，那些無形的牆「委婉地說就是所謂的『竹簾』，但這種『竹簾』比鐵幕更嚴密」。從簽證、旅行社到陪同你的翻譯、會見你的官員與群眾代表，所有這些手段與人，實際上的作用都不是讓你看到什麼，而且是想方設法讓你看不到什麼，或者說，設法只讓你看到他們希望你看到的東西。任何西方人只要一進入中國，就進入了一種真空，所見所聞的一切，都是為你導演好的。

客觀地說，《中國陰影》既無多少新視角，又無多少新內容，它之所以能夠暢銷，並改變人們關於中國的印象，那是因為西方美好的中國形象又推到極端，越來越好的與越來越多的消息，已經引起了人們的懷疑。

尼克松訪華將西方美好的中國形象在美國推向高峰，其間並非沒有負面報道。隨尼克松一同訪華達八十七人之多的龐大的新聞代表團中，包括許多中國通，其中就有著名的專欄作家、著名的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Buckley）與西奧多爾·H·懷特（Theodore H.White）。
在隨後美國媒體掀起的「中國風暴」中，這兩個人的觀點與報道內容就完全相反。懷特做的報道，如著名的「成就總統」系列，多是正面的。他報道紅色中國取得的巨大的物質成就，成為一個經濟強國，將中國描述成一個高貴純樸、勤勞奉獻、大公無私的道德理想國。懷特的報道影響廣泛。而他的同伴巴克利就不那麼幸運。巴克利與懷特的觀點正好相反，他報道「新中國」最大的成就就是對人的奴役，中國依舊是世界上最大最惡劣的極權國家。遺憾的是當時沒有人注意也沒有多少人相信他的說法。美國讀者們都在想象他們的總統前往訪問的是一個無私無畏的民族，平等幸福的國家。沒有人還願意聽巴克利重複五十年代邪惡中國的陳詞濫調。巴克利的報道受冷落是因為他不合時宜。在現代社會中，媒體報道或一般文化作品，都是大眾趣味的消費品，只有那些迎合、實現這種趣味或表面奉迎暗中引導大眾趣味的文化產品，才能被廣泛接受。五年以後，美化中國的新潮達到高峰后迅速下落，人們開始注意那些「帶回壞消息的人」，也開始聽他們的話。《中國陰影》可謂是應運而生，因時而紅。《中國陰影》說出了他們想說的而且願意相信的東西。

在西方的想象中，始終有兩個中國，一個是人民豐衣足食、社會安定團結、道德高尚純樸的美好的烏托邦式的中國，另一個是飢荒動亂、暴政恐怖、墮落邪惡的中國。七十年代中後期，西方開始清算美好的中國形象，后一個中國再次取代前一個中國。

二、《另一個中國》


於是，西方開始清算美好的中國形象，從經濟與政治兩個領域開始。經濟領域的核心事件是六十年代初的飢荒，政治領域的核心事件是六十年代後期的「文化大革命」。

六十年代初的那場飢荒當時就傳到西方，相應的報道除了在美國外，其他地方很少引起注意。當時正值西方的中國形象「好轉」的時候，有關中國的反面消息，大多令人將信將疑。而且很快就有人出面證明，相關報道誇大了事實，像費利克斯·格林或埃德加·斯諾這樣的名人都聲明，在中國自然災害的確存在，但沒有人挨餓。這場災荒恰好成為紅色中國政權的合理性與優越性的註腳。政府有效組織的救災活動使大災之年沒有饑民！隨著六十年代後期西方美好的中國形象逐漸確立，關於那場飢荒的不幸消息，也就被掩蓋淡忘了。

但是，1976年5月，著名的《世界觀察》雜誌發表了倫敦夫婦的長文《另一個中國》，令人震驚。該文第一部分：「飢餓：三面死亡紅旗」，通過來自中國不同地區不同行業的接受採訪者的口述，證明1960～1962年間確實存在著可怕的飢荒，而且這場飢荒在中國不僅被人為地造成，又被人為地掩蓋。文章開篇道：「中國那些漂亮的開放性城市和富裕的專供人參觀的公社製造了一個安逸平靜的假相，在這個假相後面隱藏著一個巨大的混亂不堪的國家。」這個國家「飢荒大行其道」，「乞丐從北方流向南方」，「三年之內有五千萬人死於飢餓和營養不良造成的疾病」。不僅這種災難是事實，造成這種災難的是烏托邦式「大躍進」政策，也是事實。三年災害，不僅是天災，更是人禍。狂熱的三面紅旗，實際上是「三面死亡紅旗」。倫敦夫婦在文章的第三部分反思西方的中國研究的問題，稱「我們怎樣才能了解中國？」為什麼總誤解，為什麼總是受蒙蔽，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倫敦夫婦說西方的中國研究患了「精神分裂症」：「我們在研究當代中國問題的時候總是歧路重重，我們已經習慣於這種類似於精神分裂的時刻，事實上，在上面兩篇文章中我們已經開始描繪一個被陰影籠罩的中國形象，這種形象與另外一個陽光普照的中國形象形成鮮明對比。這個描繪的過程本身也像是精神分裂。這兩種形象是如此強烈地不可融合……」

倫敦夫婦此文發表，正值西方的中國形象的又一次轉折的關口。他們希望從此以後，西方的中國形象避免精神分裂，建立在科學理論的分析判斷上。首先，眼見並不為實，其次，所有的資料必須經過對證、分析……西方拆解美好的中國形象，多從經濟政治兩方面入手。飢荒證據解構了「巨大的物質進步成就」的神話，「文化大革命」的暴露又解構了「政治平等民主道德高尚質樸」的神話。從七十年代末一直到八十年代末，「文化大革命」一直是西方的中國形象的最重要的主題。它開始於七十年代後期西方對左翼思潮的反思與中國打倒「四人幫」后對「文化大革命」的控訴，結束於1989年。「文化大革命」似乎被另一個更「駭人聽聞的事件」取代了。

1980年，三位曾經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兩度來到中國參觀、工作，並且熱情讚美過「文化大革命」的法國知識分子，聯合出版了他們的著作《重返中國》。在這部書里，他們想檢討第一次旅行是如何被「中國幻象」與法國的左翼思潮「蒙蔽」的，揭示「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國真相」。中國並不像西方想象的那樣是一個自由平等的民主社會，工人、農民在礦井田頭、廣場公園可以廣泛地討論國家大事，他們選舉自己的領導人，組織監督自己的政府……實際上這都不是真的。就像西方人經常看到的照片上中國人民臉上洋溢的幸福與自信的表情不是真的一樣。
布洛耶爾（Claudie Broyelle、Jacques Broyelle）他們的看法與倫敦夫婦相同，認為中國事物，眼見並不為實。真實的中國，令你震驚、困惑。三位法國人找到了中國社會最獨特、最基本的組織單元——單位。一個紅色帝國分成無數個單位，由一條紅線串起，形成了一個有效的組織體系。單位不僅組織人民的工作，更重要的是控制人民的生活。它為員工提供住房甚至傢具，決定每一個人的食品供應、婚姻與遷移。沒有「單位」的同意，你不能旅行，不能遷居，也不能定居，不能結婚，結婚之後不能生孩子，生孩子也不能使孩子受教育……三位法國人描述的「真實的中國」，令人想起陀斯妥耶夫斯基與卡夫卡筆下可怕怪誕的世界。「真實」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時刻，它顯得竟是像虛構一樣！

在西方人看來，「文化大革命」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災難之一。近十億人在瘋狂的個人崇拜鼓動下爆發了一陣持久的歇斯底里式的破壞症，千年文明遺產毀於一炬，千百萬人生命碾作泥濘，革命過後，偌大的國家在物質與精神上都荒蕪一片。英國電視系列專題片《龍心》（The Heart of Dragon）系統地介紹了中國「文革」的「破壞」行為，在西方廣為流傳。現代傳媒的影像衝擊力是巨大的，而且同類節目遠不止此一部，電影《末代皇帝》最後的鏡頭結束在可怕的「文革」場景，給人留下深遠的想象空間。另外，還有歷史學家、漢學家的研究，新聞報道與文學藝術作品，如羅傑·嘉賽德（Roger Garside）的《復活：毛后的中國》、鄭念的《上海生與死》、梁恆夫婦的《革命之子》，都有廣泛的影響。

對於西方人來說，發生過「文化大革命」的中國與正在改革開放的中國是同一個中國，是同一個地方同一些人的事，無法分別開來。麥克拉斯在總結八十年代西方的中國形象時指出，儘管總體來說是肯定的，但「文革」的陰影始終無法擺脫8。實際上麥克拉斯過分樂觀地估計了八十年代西方的中國形象。「文化大革命」對西方的中國形象的惡劣影響是滯后的，主要發生在七十年代末與八十年代。八十年代西方有關中國最暢銷的書、最流行的故事，不是正在進行的改革開放，而是剛過去的「文革」。他們關注與想象的中國，是「文革」與后「文革」的中國。即使是正面形象，也多以對經歷過「文革」巨大苦難的中國的同情為背景。

中國開放了，「長城」與「竹簾」似乎都被拆除，1986年，英國著名的遊記作家考林·薩布倫（Colin Thubron）開始了他從北到南、從西到東的中國行。他說：「五年前，要進入這個國家還幾乎是不可能的。而今天，幾乎整個國家都可以讓旅行者自行深入其中。超過兩百五十個城市和地區突然開放，穿梭其間的火車、輪船和汽車，為你提供了各種消失於這片未開化的土地上的方式……」布倫所說的「未開化」具有多重含義，包括未被發現的、半野蠻的神秘醜陋的內容等。他的遊記《大牆之內》出版於1987年，成為一時的暢銷書，BBC廣播電台曾經連播過整部遊記。這是又一部從書名到內容都無甚新奇的暢銷書。再者，格萊姆·佩克（Graham Peck）寫過《穿過中國的大牆》（Through China's Wall, 1940），斯塔奇的那部遊記就叫《大牆之內的國土》。

此外西方以大牆（長城）為名寫中國的書，就筆者所知，至少還有十種之多，《大牆之內》的內容，也並無新奇之處，至多只是在寫作風格上更富於文學色彩。《大牆之內》之所以暢銷，完全是因為它代表著並滿足於西方當時大眾對中國的想象，一個試圖掙脫「文化大革命」的陰影但又陷入新的混亂，一個不斷變革但又永遠無法擺脫其噩夢般歷史與種族宿命的國家。

如果我們還記得像波伏娃的《長征》、麥克蘭妮的《無遠而不可及》或萊斯的《中國陰影》等著作一開始對自己的中國想象背景的追述，我們就知道薩布倫的「創造」恰在於他無所創造地熟練運用了某種遊記的寫作慣例。他說自己孩童時代的中國想象就是「充滿矛盾和扭曲的」。一方面是充滿朦朧芳香與秀色的異國情調，另一面是可怕的中國暴行。

但不管怎樣，「中國人畢竟是些發育遲緩、皮膚焦黃、彼此相像的民族。眾多的人口使得他們每一個人都麻木無個性。他們甚至不能是完全的人」。如果這只是薩布倫在來中國之前從西方獲得的關於中國的離奇並充滿蔑視與惡意的想象，尚可以理解，那麼不可理解的是，薩布倫在中國現實中旅行的見聞，恰恰不是在否定或修改他的想象，而且進一步證明他的想象，開放的中國使他可以進入中國各個地方，接觸各種人，這是當年抱怨竹簾或鐵幕的西方旅行者所難以期望的。他走訪了北京、上海、廣州這類城市，到過衚衕、飯館、澡堂、商店，接觸過男女老少各類人等。對他來說，中國人不是毫無個性的洪水般濃霧般的肉團一樣的人群，就是醜陋刻板、面無表情或面有飢色、體格疲弱扭曲的個人：他們穿著白襯衣、黑褲子來來往往。所有的人都長得同一個模樣，擁有一個身份和一種意志。

薩布倫看到的中國的人群，依舊是吉蘭看到的藍螞蟻與美國大兵在朝鮮戰場看到的黃色大潮。他的旅行不是去發現中國的新內容，而是重複證明西方關於中國的舊想象。中國人或者是可能釀成「黃禍」的麻木冷漠、毫無個性的千人一面的人群，所謂「十億不可理喻的人民」，或者就是面黃肌瘦、形容醜陋的個人。

薩布倫說中國人帶著歷史的宿命生活，而薩布倫自己，則帶著歷史的成見旅行。他1986年在中國的所有見聞，似乎都在努力證實1786年、 1886年英國人乃至整個西方人對於中國的想象。那是一個未開化的、殘忍的、混亂的國家，一個沒有個性甚至沒有多少人性的冷漠麻木、墮落貪婪的民族。那裡隨時隨地都發生著可怕而離奇的事。到北京，他便想到帝國的權威、神秘與恐怖，到上海，他又感到某種對大英帝國昔日輝煌的懷戀之情和朦朧的負疚感。廣州也是一個西方人熟悉的城市。當年十三行的洋人們在西方散布的種種關於「中國佬」的陋習怪俗，牢牢地刻在薩布倫的記憶中，選擇並組織他在廣州的「見聞」。他津津有味地描述廣州人吞蛇食鼠，烹貓燉狗。他說：「在廣州城的美食中，凡是可食的東西，沒有一樣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這反映了古老的中華民族，在對待其周圍環境時冷酷無情。每種動物身體的每個部分——豬腸豬肚，山貓的乳房，整隻的竹鼠及蠑螈——皆被當作佳肴美味送進嘴裡……在這裡，幾乎每種動物都處於被吃的危險之中。」

《大牆之內》之所以成為暢銷書，得力於它滿足了西方傳統中關於中國的各種想象，從十八世紀的專制帝國，十九世紀的可笑的中國佬與「黃禍」到二十世紀的「紅禍」、「文化大革命」，也得力於薩布倫出色的文學才華。他在「文化大革命」結束整整十年之後來到中國，最大的希望是搜尋這「十億不可理喻的人民」對人類歷史上驚人的苦難——「文化大革命」的記憶。所以他每到一處，每遇到一個人，談話的內容都是「文化大革命」。但令他失望的是，許多人已經淡忘，或者態度超然；有些人表現激憤，卻因為缺乏必要的反思而顯得淺薄狂躁。而最令他不可思議和失望的是，經歷了這麼多動蕩與苦難之後，1986年的中國竟像是什麼都沒有發生過似的。改革開放，在薩布倫的眼裡，不是將中國引向現代化，而是推回傳統。二十世紀末在中國旅行的薩布倫感覺自己就像在二十世紀初，他又回到那個骯髒混亂殘忍墮落的中國人群中。夜晚，薩布倫在廣州公園裡昏黃的燈光下，聽藝人說書，在劇場里看演古裝戲，當身邊坐的老太太將剝落的花生殼丟在他膝蓋上時，他感覺到，在中國，「任何東西都沒有改變！」

從「文化大革命」到歷代皇朝，薩布倫只在現實中尋找過去，因為在他旅行的視野中，中國是一個永遠沒有進步、永遠生活在過去的停滯的帝國。

三、《被誤解的中國》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現實是中國在走出「文化大革命」，八十年代西方的中國形象，卻走入「文化大革命」。
改革開放、經濟建設，使中國進入歷史中的新時期，而薩布倫卻在「新時期」里發現「舊中國」。當然，並非所有的西方旅行者都像他那樣，被東方主義想象中的歷史冤魂追逐著。還有人在關注中國的改革開放，因為改革開放似乎復活了他們的另一種舊夢：市場化神話與基督教民主化神話。
首先是中國的經濟改革復活了古老的「中國市場」神話，十億中國人都喝可口可樂，抽萬寶路，那將是一種什麼樣的經濟奇迹！法國的一則香煙廣告設計得很有意思。一大片穿著清一色毛式服裝的中國人，正朝一個方向揮舞著手上的法國香煙盒，看上去像是「小紅書」（毛主席語錄）。這則廣告幽默典型地表現了西方想象中中國形象的改變。筆者九十年代後期在英國電視上看到一則創意基本一樣的電視廣告，同樣是一片中國人，以同樣的姿勢揮舞著速食麵盒，畫面配音是 「中國革命」。隨著中西貿易的增加，西方企業進入中國，有關中國經濟改革的正面報道，在西方也逐漸增多。
其次是中國的改革復活了普世民主政治與普世基督教的神話。西方許多報道都樂觀地估計，中國正在「走資本主義路線」，很快將變成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一個最終拋棄共產主義盟友的國家，認為，冷戰將以中國對社會主義陣營的致命一擊而結束。這時候，傳統的基督教與現代的民主政治的「傳教士」又借著教英語、傳播科技、慈善事業這類四個世紀以前耶穌會士已經使用過的方法，到中國傳播西方文化。而西方人也的確欣喜但也不無懷疑與憂慮地期望中國變成一個民主與基督教國家。

再次是鄧小平兩度（1979，1986）成為《時代》雜誌的年度新聞人物，上了該雜誌的封面。該刊專題報道中說：「被毛澤東的災難性的『文化大革命』搞得經濟崩潰、精神荒蕪的中國，如今正希望到2000 年將中國建成一個相對現代化的，有一定世界經濟與軍事實力的國家……中美關係正常化，不僅開通了可能的潛在的貿易道路，也鋪展了世界政治的視野……鄧和他的支持者們已經走上了一條似乎有可能是的資本主義道路。」

令許多中國人感到困惑的是，中國的改革開放，並沒有在西方贏得期望中的那麼多好感，甚至不如六十年代、七十代初在西歐北美的中國形象美好。
一個封閉的中國在西方的中國形象，可能極好也可能極壞，因為想象與猜測的因素太多了，容易極端化。開放的中國在西方視野中的形象，可能過於複雜，但未必就沒有想象虛構與極端化的可能。八十年代西方的中國形象，是個搖擺過渡的時代，一方面它籠罩在「文化大革命」的陰影中，另一方面又顯現出某種在西方人看來的 「資本主義的曙色」。麥克拉斯在寫於九十年代末的《西方的中國形象》中就說：「八十年代儘管絕對反面的中國形象還在，但已不佔主要地位，公眾意見大多支持肯定的中國形象。」

在西方視野中，八十年代的中國形象黑暗將退未退，光明若有若無；「文化大革命」是一個確定的、壓迫人的陰霾，而「資本主義的曙色」卻若有若無，令人將信將疑。我們注意到，《時代》雜誌的專題文章代表著一種典型的態度，文章的標題為《一個新中國的展望》。該文講到「文化大革命」時，用詞總是非常確切的，講到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及其前景時，卻將信將疑，保留甚至多於肯定，諸如Relative、Potentially Lucrative、Sometimes looks suspiciously like（相對的，具有潛在可能的，有時看上去像是但又令人生疑的）。

莫舍爾的《被誤解的中國》一書在整體上對中國是否定的。他將八十年代美國人心目中的中國形象歸結為四個方面，其意義主要是政治的，其次才是經濟的：「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巨大的政治與經濟災難。『文革』與人口過剩，將使中國難以擺脫貧困。目前的中國政府不再是毛澤東式的極權政府，它放鬆了控制，是一種集權主義政府。中國出現的漸進的民主化前景是好的。目前的中國政府致力於經濟的現代化而不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終將導致它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因此美國不僅應該像支持第三世界不發達國家的政府那樣支持它，而且支持的力度還要更大，因為中國控制著一個巨大的具有重要潛力的市場。中國是地緣政治遊戲的重要角色，對華盛頓制衡莫斯科具有重要意義。」

八十年代的中國形象，給美國某種二十年代的感覺，使「恩撫主義」情結有所復活。他們同情中國過去的苦難（主要是「文革」），諒解中國目前的混亂，希望中國有可能「好轉」，並相信資本主義經濟與西式民主政治最終可以拯救中國。他們曾經「恩撫」過中國，但五十年代由於中國的「背叛」，他們「丟失」 了中國，如今他們又回來了。儘管心有餘悸，他們依舊感覺自己站在資本主義道路輝煌的終結點上，遠望著中國政府帶著它龐大的十億人口遲疑地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內心有抑制不住的驚喜，有時甚至忘記了歷史給他們自己的那些教訓。他們總是錯看了中國，追悔惱怒，又重蹈覆轍。

於是，又有人用「美好新世界」的筆調描繪改革開放的中國。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主任埃茲拉·沃格爾（Ezra F. Vogel）讚揚中國的經濟改革，將中國的經濟特區當作「新體制的試驗」：它「扮演的不僅僅是一個簡單工業區的角色，它將對中國其他廣大地域產生政治、文化、教育、科技以及經濟上的深遠影響」，「如果考慮到中國在現代城市規劃、建築和建設經驗上的不足，深圳的發展可謂是令世人矚目的豐功偉績……深圳吸引著成千上萬的中國青年，他們才華橫溢，嚮往高薪和良好的工作環境……」

七十年代參觀大寨的西方人，現在去參觀深圳了，這一次沒有「竹簾」或「鐵幕」，難道還會受騙嗎？

《中國覺醒了》是九十年代美國關於中國的最暢銷的幾本書之一。像所有有關中國的暢銷書一樣，它與大眾的中國形象的關係是，它既創造了大眾的中國形象又表現了大眾期待中並感受到的中國形象。例如，紀思道與伍潔芳的著作再次使用了一個套語式的標題：「中國覺醒了」，從二十世紀初的丁韙良，二十世紀中的羅伯特·吉蘭、費利洛斯·格林等最有影響的有關中國的作者，都用過類似的書名，其共同的來源是拿破崙皇帝的那個咒語：「中國覺醒了，全世界將為之震驚。」紀思道與伍潔芳還像當年的吉蘭那樣，在書的扉頁上作為題記引用了這句話。「中國覺醒」的套語從其來源處，就包含著某種令人恐怖或者至少是令人不快的含義。紀思道也直言不諱，稱自己一直是寫關於中國的恐怖故事（China horror Stories）的。他與他妻子伍潔芳，現在的合著者最初相識，還是因為她「出於職業關心地喜聽他關於中國恐怖故事」。

紀思道說，他1983年第一次到中國，三周的旅行，「徹底醫好了他對這個『中央王國』長久的愛慕症」。他感覺自己像艾麗斯一樣突然進入了一個奇異陌生的世界，那裡是一堆一堆的人群，穿著同樣款式同樣藍色的服裝，騎著自行車，用好奇痴獃的眼神盯著外國人看，說話像一連串刺耳的尖叫，吃竹筍與蟲子，喝燒酒。伍潔芳是華裔，她說自己從小記憶中的中國是一個夢中的土地，是大洋彼岸，美麗的彩虹下，富饒廣闊、文明悠久輝煌的國家，但真正來到中國，才發現：「中國是壓迫與死亡之地，是一個枷鎖中的社會。」戶口、檔案、單位、關係將所有的人鎖定在極權體系中。她說，她到中國的感覺就像穿越一萬英里的路程去看望遠親：「發現他們住在行將倒塌的房子里，往地板上吐痰，虐待自己的孩子，同時還詛咒你來看他們為什麼不幫他們打孩子……」

表面上看，這種程式化的遊記敘事模式（在波伏娃、吉蘭、格林、薩布倫等我們引述過的代表性的中國形象文本中，都存在這一敘述程式）的意義在於，表示他們旅行的新發現改變了他們的舊看法或記憶。實際上所謂的新發現，不過是確認另一種舊看法或記憶。《中國覺醒了》從書名到內容，都在重新確認一種程式化的、套語化了的邪惡的中國形象。在二十世紀西方的中國形象史上，它的標誌性意義在於，結束八十年代遺留下的中國形象的某種分歧，以一系列的「中國恐怖故事」將種種特徵統一到邪惡化中國形象的基點上來。

財富與罪惡一同增長，八十年代末西方完成了政治邪惡的中國形象，卻留下經濟發展的一線光明。九十年代中期，以《中國覺醒了》為代表的一種輿論勢力，逐漸將中國形象中這一線殘存的光明也剔除了：「如果中國能夠堅持自己的道路，它將創下歷史上最偉大的經濟奇迹。從來沒有如此多的人口如此迅速地擺脫貧困。研究表明，以購買力衡量經濟規模，中國已經是世界上第三大經濟強國，僅次於美國、日本……總之，西方還沒有開始思考中國成為一個現代化國家的後果：想象另一個日本吧，有十二倍以上的人口——加核武器。」

最後這句話對美國人的想象，具有致命的影響。美國建國兩百多年，本土惟一一次受到侵略性打擊的，就是日本偷襲珍珠港（許多美國人如今將9·11事件當作美國本土受到的第二次攻擊，經常將其與珍珠港事件相提並論）。紀思道的「警世之言」深遠的暗示意義，恰在於「中國威脅論」。有人認為，二十世紀最後十年美國的中國形象毀譽參半，一方面強調所謂中國的罪惡，另一方面又肯定中國經濟的發展。實際上這種說法忽略了兩者之間的關係，即經濟增長一旦表現為國際敵對勢力的競爭，就可能成為威脅。而恰恰是世紀末開始流行的「中國威脅論」，將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與政治道德的邪惡形象統一到一個否定性的基點上。

九十年代西方的中國形象，尤其在美國，本質上並沒有正反兩面性，它只有一面，即邪惡的威脅！

在此之前，西方對中國經濟進步的看法仍是肯定的，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曾經讚頌過這種經濟奇迹，八十年代儘管失去了那份熱情，但態度依舊是肯定的，1989年以後，這種態度依舊存在，直到九十年代中期，這種經濟進步卻不知不覺地被置換上了邪惡的基礎。於是，中國的經濟發展也變成了邪惡的。《中國覺醒了》表面上一再強調中國的兩面性，實際上卻將這種兩面性置於邪惡的視點上，即經濟在邪惡中增長，又在增長邪惡的力量。中國經濟的發展，可能是一種可怕的邪惡力量的發展。

總之，二十世紀西方的中國形象將在沉沉暮色中結束。不管從二十世紀還是從馬可·波羅以來七個世紀的中國形象史上看，二十世紀最後這四分之一世紀，是中國形象總體下落的一個階段。儘管它不算是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但卻有漸入黑暗的趨勢，尤其在美國。當然，誰也難說在新世紀里，在什麼時間因什麼事件中國形象再次被改變。

四、《超越和平》

美國漢學家孔華潤（W. I. Cohen）在2000年出版的《美國對中國的反應》一書修訂版中，加入了討論二十世紀最後十年中美關係的內容。他認為，美國的一項民意調結果表明，百分之七十五的美國人認為中國是二十一世紀美國最大的敵人。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美國對中國的印象，如果還沒有發展成徹底的敵視的話，那麼，懷疑與反感是明顯的。中國似乎是一個難以預測的、邪惡的、恐怖的國家，它醞釀著巨大的危險，威脅著以美國為代表的自由世界——即西方世界，是現代世界中的某種地獄力量。正像出版於1996年的《即將到來的美中衝突》一書的作者所說的：「中國是一個未得到滿足、雄心勃勃的中國。」「不論從哪個角度來看，不久將變成全球第二大強國的中國將隨著世界面貌在新的千年中發生變化而成為一支支配力量，然作為這樣一支力量的中國將勢必不再是美國的戰略友邦，而成為它的長期敵人。」

一個世紀間美國的中國形象在兩極間搖擺，或者是牧歌田園、道德理想國，或者是陷於貧困、苦難、飢荒、疾病、暴行、無知之中的專制帝國。此外，二十世紀末西方的中國形象的惡化，還有國際地緣政治形勢的變化推波助瀾。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東歐社會主義陣營先後解體，冷戰時代以資本主義勝利告終。這樣，對美國而言，中國不僅失去了制衡蘇聯的政治與軍事意義，而且成為暴露在資本主義全球化大潮中的惟一一個社會主義大國。冷戰結束，而冷戰思維並沒有結束。中國不再以意識形態劃分世界的時候，美國卻依舊以意識形態劃分世界。在他們看來，中國是美國霸權下世界秩序的異己的、邪惡的、危險的「他者」，二十世紀初，在西方擴張大潮中，中國成了唯一一個「對抗世界」的「政治異類」，最後的邪惡國家。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西方媒體關於中國的報道，基本上都是「選擇」或「捏造」的負面消息。媒體從來都是意識形態化的。一位名叫馬修·多林的英國人在互聯網上發出的一封公開信中說，英國廣播公司「BBC只對誣衊中國感興趣……BBC的路線就是：『除非我們能夠給中國抹黑，否則就別提中國。』」西方媒體通過種種反面消息，渲染邪惡的中國形象。從政治迫害、洗腦、管制到屠殺嬰兒、出售犯人的身體器官；從到處是便衣警察，莫名其妙的「失蹤」到電話竊聽、電郵監控；從台灣問題到西藏人權；從派到西方的間諜到向東方邪惡的國家出售武器；從公開大規模的盜版到暗地搞核擴散；從擴充軍備準備武裝入侵別國到驅趕百姓去吃光世界的糧食……

總之，中國形象成為世界上各種邪惡之大成。太好了容易引起人懷疑，太壞也容易引起人懷疑，遺憾的是，這一次西方的中國形象又太壞了，但還很少引起懷疑。西方媒體正在將中國「妖魔化」。

西方出現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邪惡的中國形象，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方面是中國罪惡，另一方面是中國威脅。這兩方面是密切相關的，一個強大的邪惡的國家，自然就是一種威脅。

1972年，那位與毛澤東握手碰杯、讚美過「文化大革命」時代中國的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先生，也開始重複拿破崙的那句咒語。他在《超越和平》一書中說：「中國已成為這十年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而且有可能在下個世紀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超級經濟強國……現在這頭雄獅醒了，正在震動著整個世界。」尼克松提出要遏制中國。二十年前他訪問中國時，著名漢學家費正清評論：「1950年底麥克阿瑟向鴨綠江推進（意在將朝鮮戰爭打到中國領土上）就是件蠢事。從中美在朝鮮的戰爭中獲益的，可能只有斯大林。接下去整個五十年代杜勒斯針對北京的冷戰，基本上又是錯誤的，而且沒有必要，既不了解中國歷史又不了解中國革命。只有尼克松訪華才使我們走出錯誤的泥潭，但還遠沒有獲得堅實的基礎……」基礎的確太不堅實，如今美國再次假設中國為敵人，不知道是不是又在做一件蠢事，是否有轉機的時候，是否多少年後再有人做如是評說。

五、《即將到來的美中衝突》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出現的中國威脅論，是邪惡的中國形象的必然產物。一個在西方人眼裡邪惡的國家，如果加上經濟與軍事實力的迅速發展，必然將成為一個可怕的威脅。孔華潤指出，二十世紀末美國對其他國家的發展的心態已經不同從前了：「許多年前，老羅斯福宣稱：『任何國家的穩定與繁榮，對內能夠維持和平，對外可以抵禦入侵，對其他國家都是有益的，而不是有害的。我們衷心地期望中國的進步，並且一如既往地盡我們所能以和平合法的手段促進這種進步。』1979年，美國副總統蒙代爾訪華，又引用了老羅斯福的這段話，證明美國再次確信強大的中國是符合美國利益的。然而，就這個千禧年最後的歲月里，大多數美國人不這樣確信了。」它包括道德與政治兩方面的內容，在道德上西方認為中國是一個邪惡的非正義的國家；在政治上，美國與西方某些「強硬派」認為，中國的經濟與軍事力量的增長，勢必威脅到美國與西方自由世界的安全，必須遏制中國。

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美國媒體出現討論中國威脅的文章中，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與羅斯·芒羅 (Ross H. Munro)的《即將到來的美中衝突》就是這方面出版物的代表作。書中充滿聳人聽聞的「警世危言」。兩位作者分析：「僅僅十年以前，即在八十年代中期，這兩個太平洋大國還彼此把對方視為實際上的和未來的戰略夥伴。它們各自都希望與對方結成一個出於需要的聯盟，防止蘇聯控制亞洲。但是，到了九十年代初期，衝突就成了中美關係的主線。」作者認為，這種即將並不可避免的到來的衝突有兩方面的理由。中國方面是，「中國在一個多世紀以來備嘗艱辛之後，現在正擔負起大國角色。它認為——這樣認為也頗有理由——這種角色是歷史遺留下來的，不出幾年，中國就會成為世界上經濟規模最大的國家，而且它正在朝著成為一個令人生畏的軍事大國的方向前進。這個軍事大國的實力和影響已經遠遠超過了遼闊的太平洋地區內除美國以外的任何其他國家。中國是一個未得到滿足的、雄心勃勃的大國，它的目標是支配亞洲……」美國方面是，「至少一百年來，美國在亞洲追逐的目標是始終如一的，這就是，防止任何一個國家支配那個地區。鑒於支配亞洲正是中國極力要做的事情，它的目標同美國的利益就勢必衝突……」這兩位振振有詞的作者就差一步沒有道出最後的真相：中國的真正強大就有可能挑戰威脅美國一個世紀努力在亞太地區建立起來的霸權地位。

緊接下來的1995～1996年台灣海峽危機與香港回歸，西方媒體又以某種似是而非的「事實」加強這種恐怖宣傳。美國報道中國在台灣海峽舉行軍事演習的基調是，世界上最後一個專制邪惡的共產主義大國嘗試對無辜的民主台灣的侵略。隨之推進的恐嚇是，如果中國可以將導彈打過台灣海峽，也就有可能打過太平洋，打到美國本土。如果說通過台灣海峽危機西方媒體製造了一種戰爭恐怖，那麼，通過香港回歸西方媒體則製造了某種和平恐怖。陰雨中的交接儀式，陰鬱的王子、哭泣的港督一家與趾高氣揚的中國人形成鮮明的對照，所有這些場景通過電視與攝影，以直接的形象加強了英國人的自憐式感傷與自危式恐懼。撐著雨傘，在惆悵甚至惱怒中離開香港的末代港督彭定康，回到英國的巴斯小城，寫出了一本書《東方與西方》。在這部沉痛的書中，他說西方傳說的中國威脅，不足為憑，因為中國目前的經濟與軍事實力，還遠遠不足以戰爭或侵略的形式威脅西方自由世界，但是，並非就不存在道德與政治的威脅。他泄憤性地詛咒中國是「世界上最後的邪惡帝國」，並以一種道德使命感指責中國「專橫逮捕、嚴刑拷打、集體屠殺、地區壓迫、罪犯器官移植、宗教迫害、壓制言論和集會自由、消除政黨界限、用持不同政見者作交易，將那些悲慘絕望的人關進可怕的勞改營……」他呼籲歐洲國家，包括加拿大與澳大利亞，不要為那些微不足道的商業利益而背叛美國，不要貪婪愚蠢地誇大所謂「中國市場」的神話，為了「遏制」或「制裁」中國，稱「我們應採取一致行動」。

中國往往過分誇大美國的中國威脅論的經濟與軍事意義，忿忿不平又有些沾沾自喜，同時有意或無意地忽略西方在道德與政治上將中國視為邪惡帝國的認識與想象基礎。實際上在西方的中國形象中，尤其是在大眾想象中，中國首先是一個道德、政治上的邪惡帝國，然後才是一個因邪惡勢力逐漸強大而變得危險的、經濟強大軍事上富於侵略性的東方帝國。所謂的中國的威脅，在西方人的想象中，往往也並不是核武器的威脅，而是來自被狂熱的民族主義驅使的、邪惡貪婪的龐大人口的威脅。更進一步說，西方關於這種威脅的感受與想象，有比時事政治更深遠的文化心理方面的原因。「時事」不過是某種觸機，它喚醒了某個古老的惡夢，淵源可能可以從「黃禍論」一直追溯到「啟示錄」。

一百年前，英國歷史學家、英屬澳大利亞殖民官皮爾遜先生在《民族生活與民族性》（1893年）一書中，就「預言」過「黃色帶子將侵佔地球」 的「中國威脅」論。他說：「像中國人這樣偉大的民族，並且擁有這樣巨大的自然資源，遲早會溢出他們的世界，擴張到新領土上去，並且把較小的種族淹沒掉。」皮爾遜看到的恐怖的預兆，在另一個世紀末又出現：中國人口膨脹，移民帶著共產主義狂熱與黑社會的邪惡向世界擴張，還有更可怕的，就是中國巨大的經濟與軍事力量的增長，大量標著「中國製造」（Made in China）的商品堆在美國超市裡，美國傳說有兩百多枚中國的核彈頭正瞄準美國西海岸的城市……皮爾遜說：「毫不遺憾地這樣想：在那一天到來之前，我們還是死了為好。」但皮爾遜的後人們確實非常遺憾地感到，自己有可能活著看到這一天。1997年，兩位美國記者感到震驚與沉重地預測：「不出幾年，中國就會成為世界上經濟規模最大的國家，而且它正朝著成為一個令人生畏的軍事大國的方向前進。」似乎惡夢將最後應驗。「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世界上力量最強的國家美國已經成為全球對手，這兩個國家關係緊張，利益衝突，今後會出現更嚴峻、更危險的時期。」

世紀末的十年中，「黃禍」在又一個世紀末復活。1999年春末，北京學生因美軍炸毀中國駐貝爾格萊德使館而在美國駐華使館門前示威，這場運動在西方媒體上的報道，令許多西方人想起義和團事件中義和團民圍攻使館一事。「這完全是冷戰時期的景象：美國的大使館遭到了圍攻，受驚嚇的大使被困在使館里，睡的是地板，吃的是戰時的定量供應，而在使館之外，美國的國旗在烈焰中被焚燒，反美的示威者在謾罵和高喊口號。這一情景就像一個古老的噩夢在北京被重演了……」作者沒有點明究竟是哪一個古老的噩夢，但有一點點歷史知識並看過其他相關報道的人都知道，這個古老的噩夢便是對一個世紀之前的義和團圍攻使館的恐怖記憶。

美國一邊為自己「悲劇性的誤炸」（中國駐貝爾格萊德使館）的所謂「誠實性的錯誤」極不情願地道歉，一邊炮製《考克斯報告》，指控中國人竊取核機密，其中提到：「……幾乎每一個以官方代表團成員的身份來美的中國公民，『都接到過收集科技情報的指令』，而每年至少有八萬中國人來美國……某些美籍華人，用他的話說也是『潛伏的特務』，他們被允許移民到這裡，等待有朝一日當間諜用。」這種指控會在美國「引起一次恐慌」，「令這個國家的每一位亞裔美國公民感到不寒而慄」。猶如世紀初的兩種「黃禍」，一種遠在東方中國，一種近在美國本土。歷史的偶合讓人感到神秘與恐懼。一個世紀末的「黃禍」噩夢，中間隔著一個「紅禍」時代，在另一個世紀末以「中國威脅」的方式復活了。

就這樣，二十世紀西方的中國形象，從英國開始，到美國結束，從莫名的恐懼、輕蔑與仇視開始，到同樣莫名的恐懼、輕蔑與仇視結束。在這百年的歷程中，我們看到中國形象的兩種原型是如何反覆出現在西方不同時代不同社會歷史背景下，也看到不同歷史條件是如何選擇不同的原型並略加修飾地表現的，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西方的中國形象又一次陷入黑暗。這樣，不僅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西方邪惡的中國形象的諸多特徵復活了，而且「文化大革命」的記憶也復活了。此時西方人才想起中國的政權從來就沒有改變，甚至中國，一個東方專制主義的帝國，也從來就沒有改變。這樣，從孟德斯鳩、黑格爾時代起積累的關於東方專制帝國的形象特徵，都復活到二十世紀末的中國形象上了。

另外，或許可以註釋一下。中國人喜歡引用拿破崙的「中國覺醒」（中國睡獅），其實，除了與阿美士德對應的「泥足巨人」外。拿破崙此說還有另外一種譯法，吉蘭英譯本是：「Let China Sleep When she wakes the world Will be Sorry，紀、伍作品譯為：When China Wakes, It Will Shake the World。換言之，這句話是拿破崙對阿美士德勛爵說的。據此，王敏娟、史安斌分析「China Wakes」還有另一番更陰森的含義，那就是「中國守靈」。「wake」一詞具有「守靈」的意思，英國著名現代派小說家詹姆斯·喬伊斯寫過《芬尼根守靈》（Finnegans Wake）。同時，王、史也是將該書譯為《中國守靈》，與孟德斯鳩、黑格爾對中國的判斷相近。

所以才有了這一幕：當他們抓住機會攻擊中國政府的時候，中國人民（他們眼裡的受害者）沒有像他們想象的那樣支持他們，而是出離憤怒的舉起了五星紅旗。
這一幕讓他們大驚失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