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慈善事業 到底幫了誰？

以2億3300萬元的捐贈額榮登胡潤「2006中國慈善家排行榜」第五位的吉利控股集團董事長李書福，最近卻碰到了麻煩。吉利決定資助一千名品學兼優的寒門學子完成大學學業。掏錢不難，難的是還得花更高成本找到一千位名實相符的受助人。因為他們上過當，「窮孩子」搖身一變，原來是當地領導之子。

這是慈善者最不願看到的事情。事實上像這樣「窮孩子」由當地領導之子「偷梁換柱」的事已是屢見不鮮，這就難怪胡潤「2006中國慈善家排行榜」上榜慈善家有一半以上對相關慈善機構投了不信任票。常常看到村幹部家或住著樓房的人晴天曬棉被，棉被上面卻赫然印著「救濟」兩字，可見老百姓的話並非是空穴來風。

按照國外的經驗，在捐資人和受助人之間存在一個獨立的專業機構，對資金進行運作，把錢交給那些需要幫助的人。然而，正如吉利控股集團副總裁羅曉明所說的：「如果僅僅是捐款的話，會很盲目，一旦交給第三方機構來運作，捐資人很難真正了解這些資金的運作。」所以，在當前社會信用體系不健全、相關法律不夠健全以及相關機構不透明的情況下，慈善者自己運作自己的捐資也就可以理解。

慈善的話題是近年來的熱門話題，對中國缺乏富豪慈善家，以及為什麼會缺乏富豪慈善家的議論格外令人注目。無論官方還是民間，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對比：美國的慈善業如何如何，中國的慈善業又如何如何。於是就有許多人指責中國人「為富不仁」，中國企業家不懂「散財之道」，甚至由此得出結論：目前中國缺乏產生富豪慈善家的土壤。

缺乏良好慈善氛圍

對於慈善事業現狀不滿，認為慈善家太少，這固然同一些富人不願積極行善有關。但是專家認為，沒有形成良好的慈善氛圍，可以說也是一個重要原因。慈善組織提高公信力比慈善立法更能促進慈善事業的發展。「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中國有慈善散財的優良傳統，並不缺乏產生富豪慈善家的土壤，缺乏的只是對慈善機構的信任。應該說，公信力缺失是慈善事業的致命傷。不可否定財富觀與公信力對慈善事業的興衰更具決定性。中國一些慈善組織不能做到善款善用，對社會調節的能力低下，已極大地影響到慈善行為。所以，加強慈善機構的內部約束，接受社會監督，提高善款使用的透明度，樹立慈善機構的良好形象，尤其顯得重要。

企業捐贈積極性不高

日前北京市慈善協會會長張燕麗與市政協委員就慈善事業發展問題進行座談時表示，目前北京的慈善事業發展還存在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滯后、企業捐贈積極性不高等五大問題。
張燕麗說，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滯后，企業捐贈積極性不高，慈善機構發展不完善、公信力不高，政府救助與慈善工作如何銜接，慈善組織運行成本如何解決等是目前北京的慈善事業發展還存在的五大問題。

在分析企業捐贈熱情不高時，張燕麗認為，一是企業怕露富，加重自己的負擔，「有的企業怕捐款后，會招來很多機構向企業要捐款。」二是缺乏安全感。目前人人參與慈善的氛圍還沒有形成。很多人認為慈善活動應是政府行為，主動捐贈的企業和個人也有，但不多。「在這種氛圍下，很多想捐款做善事的人也有顧慮。」

另外，張燕麗在座談中透露，北京市早在2004年就制定了企業和個人捐贈稅收優惠政策，但很多人都不知道。在北京，企業和個人向北京市慈善協會和北京市紅十字會捐贈，可以減免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

救助資金存在缺口

實地走訪北京兒童福利院、救助站、紅十字會等一些慈善機構，就會發現這些地方的救助資金缺口比較大。北京某兒童福利院的負責人說， 「我們現在的救助資金主要是依靠政府撥款，剛剛能夠維持運轉。也有個別企業、個人捐助的情況，但不是很多。」

北京市海淀區救助管理站同樣面臨著資金不足的難題，如果遇上患有大病的求救者更是為難。站長劉長林說：「一位女博士患了嚴重的精神抑鬱症，整天流浪街頭。進站后，她幾天不吃不喝，一天到晚躺在床上一動不動，我們不得不把她送到醫院，四個月里就花了近三萬元的醫療費。要知道，我們站全年的專項醫療費不過是40萬元！」

2005年，海淀區救助管理站的全部開銷大約兩百萬元左右。除了業務經費外，這些錢主要都用在救助上。劉長林說，「對於站內日常開支和治療被救助者突發疾病而言，兩百萬元應該差不多，。然而，一些患有慢性病的流浪乞討人員的治療，遠遠超過了我們的承受能力。」

儘管慢性病不屬於救助範圍，還是有一些求助者來到救助站要求提供治療。每次遇到這樣的情況，救助站總是進退兩難。北京市海淀區救助管理站的工作人員馮鑫說，「都救的話沒那麼多錢，不救的話可能對方不理解。」

楊小芹是來自河北的一位受助者，每天到街頭乞討，希望能夠討到錢去治療在事故中受傷的左腳。如今，他的傷腳腫脹得非常厲害，腳面上的窟窿清晰可見。

楊小芹無奈地說，「我最愁的不是吃住而是治傷，如果不治，輕則殘廢重則喪命。沒錢看病，不乞討怎麼辦？」

政府積極勸募

北京一家解放軍某部骨病專科醫院院長說，「2005年10月，為了搶救一位身無分文的16歲少女，醫院先墊上了20萬元。我們懷著能得到社會捐助的希望在報紙上刊登消息。但報紙刊登后，只收到一筆來自浙江的一千元捐款。」

目前，中華慈善總會每年收到的捐贈大約75％來自國外，15％來自中國的富人，10％來自平民百姓。一份慈善公益組織的專項調查顯示，中國全國上千萬家企業里，有過捐贈記錄的不超過10萬家，99％的企業從來沒有參與過慈善捐贈。

美國的慈善捐贈10％來自企業，5％來自大型基金會，85％來自民眾。2003年，美國個人捐贈達2410億美元，人均捐款460美元，占當年人均GDP的2.17％，志願服務參與率為全國人口的44％。

與國外相比，中國的慈善事業在普及性上還有較大差距。資料顯示，中國人均捐獻款一度僅為0.92元，不足人均GDP的0.02％，志願服務參與率僅為全國人口的3％。

據相關部門統計，目前，中國每年有近6000萬以上的災民需要救濟，有2200多萬城市人口生活在低保在線，有7500多萬農村絕對貧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需要救助。另外，還有6000萬殘疾人需要社會提供幫助。

民政部救災救濟司司長王振耀說，「目前，中國慈善事業還處於發展的初級階段，無論是公眾的慈善意識還是慈善機構的捐贈機制，都需要積極探索並向國外借鑒經驗。」

為什麼中國慈善事業的公眾主動參與度低？王振耀分析，募捐活動的行政色彩濃厚是主要原因。

長期以來，中國的慈善工作形成了由民政部門牽頭、有關部門配合、社會各界參與的運行機制，在救災和群眾生活困難救助中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由於民政部門直接承擔慈善募捐工作，難免出現濃厚的行政強制色彩濃厚，缺乏慈善事業本該有的自願性、獨立性和自發性。

王振耀認為，香港和台灣傳到大陸的一些慈善理念對大陸有借鑒作用。比如，一些慈善家自己背著糧袋拿著衣物，直接送到貧窮人家，不用勞煩政府動員。民政部進行的一項普通公眾捐贈意願問卷調查也顯示，儘管中國都市地區公眾參與社會捐助活動的主要形式是集中募集，但有37.8％的受訪者表示更喜歡經常性的自發捐助。

培育民眾慈善責任

北京市海淀區救助站的工作人員劉文省說， 「雖然有些人做了善事不願讓人知道，但在尊重本人意願的前提下，如何宣傳這種善舉現在做得還很不夠。」

張興惠是山東濟寧脈管炎醫院院長，曾經榮獲首屆中華百名慈善人物。從報紙上看到海淀救助站乞討者趙廣徵患有脈管炎的消息后，他主動提出免費給予診斷和治療。

2005年12月15日，何坤常醫生受張興惠委託來到海淀區救助站，為趙廣徵診斷治療。長年流浪的趙廣徵剛到救助站，還沒來得及洗澡，身上散發著濃重的異味。但是，何醫生毫不猶豫，自己動手幫助趙廣徵脫去鞋子，非常仔細地進行檢查。

劉文省說，「像這樣的事迹，社會應該大力宣傳。」

令人欣慰的是，截至2004年底，成立10年的中華慈善總會團體會員單位已達168家，地方慈善會幾乎遍布全國所有省份和大中城市，有些甚至深入到縣、鄉和居民社區。

為推動中國慈善事業健康發展，民政部去年首次設立「中華慈善獎」，褒揚在賑災、扶老、助殘、救孤、濟困、助學以及支持文化藝術、環境保護等慈善領域作出突出貢獻的個人、機構和專案。

當前，中國各地慈善組織正在積極培育民眾的社會責任意識。

不久前，南京市慈善總會等33家單位再次發起「慈善一日捐」活動。在指定的兩個月時間裡，每個單位自願捐出一天的利潤，每位市民自願捐出一天的收入。

南京市慈善總會資料顯示，南京每年的慈善捐款約為1500萬元，絕大部分都是「慈善一日捐」募集而來。2004年，「慈善一日捐」所募集的資金佔到全年慈善捐款的75％。

從1999年至今，「慈善一日捐」活動已經進行了七年，累計募集款物1億3400萬元，受惠人數達78萬，成為南京慈善事業的支柱。南京慈善總會宣傳聯繫部部長鬍玲華表示，隨著這一活動的社會影響不斷擴大，企業捐贈的積極性大大增高，越來越多的企業願意捐贈或與慈善總會共同組織各種公益活動。

有關專家認為，「慈善一日捐」活動的成功表明，政府部門應該逐步退出勸募市場，從慈善活動的勸募主體逐漸演變為倡導者和管理者，培育一批高質量的慈善機構，並給予相關的政策支持和發展空間，為公眾參與慈善事業搭建平台。 民政部救災救濟司司長王振耀同時表示，捐款之後的免稅問題也值得研究。捐款者應當依照合理標準少扣個人所得稅，從而體現政府對慈善捐款的鼓勵。

目前，慈善捐助的免稅手續有十幾道程序，讓很多捐助者不勝其煩，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人們的捐款熱情。有關專家就此建議，若要實現慈善捐贈自願原則向自覺行為的轉變，可以考慮給捐贈的企業和個人在稅費上給予優惠政策，並就慈善捐贈立法，利用法律的強制力提高慈善捐贈的積極性。

慈善事業可以反映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的文明程度。善舉本身的價值和意義並不僅僅在於拿出的那些錢和物，而是透過這種行為為社會的進步樹立了標識和道德觀，也折射著人與人之間的和睦與友愛。將愛心奉獻給社會，奉獻給最需要得到幫助的人，這是善舉的真諦。(洪巧 俊趙磊 張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