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興市場流動性處於5年來的高點

　　總部位於倫敦的金融研究公司CrossBorder Capital的數據顯示，新興市場經濟體流動性狀況處於5年來最強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走出了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一場流動性枯竭。

　　CrossBorder Capital董事總經理邁克爾•豪厄爾(Michael Howell)表示，流動性水平是衡量經濟增長以及金融市場回報率的主要指標。

　　豪厄爾說：「通常情況下，流動性狀況預示著外匯及固定收益市場3至6個月後、股票市場6至9個月後、實體經濟12至15個月後的情形。它驅動著經濟。」

　　CrossBorder衡量流動性的標準包括央行、商業銀行和影子銀行的貨幣創造，家庭和企業的現金流，以證券投資和外商直接投資(FDI)等形式凈流入的外國資金。其數據來自約80個國家的央行和財政部。

　　新興市場的這一流動性指數在5月上升到41.2（50代表經長期通脹調整后的平均水平）。雖然41.2仍不算很高，而且低於發達和前沿市場的數值，卻是新興市場2011年中期以來的最高水平，如第一張圖所示。

　　

　　一個關鍵驅動因素是中國私營部門流動性在5月份「明顯回升」，以及中國央行資產負債表恢復擴張。

　　雖然中國在2015年曾5次下調利率，但豪厄爾表示，中國央行去年實際採取了緊縮政策，因為其資產負債表「大幅縮水」——去年下半年經季節因素調整后的年化收縮幅度達17.7%。今年中國央行的資產負債表已開始恢復擴張。

　　豪厄爾表示，巴西、韓國和墨西哥近幾個月的流動性都呈現了顯著得多的上升，儘管土耳其和印尼出現了流動性收縮。

　　據CrossBorder Capital的數據，新興市場流動性繼續回歸常態，延續了自2012年觸底（創下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最低點）以來的流動性復甦，如第二張圖所示。

　　

　　豪厄爾說：「2008年前（新興市場國家）基本都是大型印鈔機，主要因為外國資金大量流入，而且當時私營部門也創造了大量貨幣。

　　「2009年後，外資流入出現逆轉，私營部門的現金流擴張崩潰。從2010年起的走勢是L形。」

　　豪厄爾表示，但是自2015年第三季度，「外國資金開始重新流入，而且更關鍵地，私營部門的信貸擴張也開始迅速回升」。這兩股趨勢主要都受到貨幣貶值的驅動。

　　一個明顯的擔憂是，由英國意外決定退歐引發的一輪風險規避可能使新興市場流動性轉回到低點。

　　雖然英國退歐造成的衝擊要在CrossBorder Capital的數據中顯現出來還有待時日，但豪厄爾對這一威脅並不感到緊張。考慮到過去一年左右的流動性狀況，他認為，如果退歐公投后英國陷入衰退的話才是件怪事。

　　更廣泛來看，他說，「（對新興市場而言）重要的事件是中國做什麼，而非英國做什麼」，退歐公投后的央行寬鬆政策反倒將有利於流動性。

　　法國巴黎銀行(BNP Paribas)新興市場策略全球主管威克•格魯嫩伯格(Wike Groenenberg)也認為，對「全球金融流動性充足」的預期是新興市場資產反彈的關鍵因素，而在英國公投結果宣布之初，新興市場資產曾一度遭到拋售。

　　英國央行(Bank of England)已經提出了今夏降息的可能性，歐洲央行(ECB)正在考慮擴大其資產購買計劃或是提前進行購買，並且市場價格反映的預期是，美聯儲(Fed)在2019年5月之前都不會進一步收緊政策。

　　英國公投退歐后，發達國家主權債券收益率也觸及新低，格魯嫩伯格說：「考慮到過去幾年負債規模大增，所有這些充足、可以廉價得到的流動性對於新興市場資產的定價至關重要。」

　　此外，CrossBorder Capital表示，今年5月其新興市場風險指數(Emerging Markets Risk Index)大幅下降，現在處於2012年以來的最低水平（2015年初曾達到峰值）。

　　這一指數基於三項因素：融資風險、外匯風險以及敞口風險。融資風險可以衡量新興市場實體債務展期能力；外匯風險受一國流動性水平以及對央行資金的依賴程度驅動；如果一國高比例的投資都投向了證券、公司債等風險資產，而非風險較低的政府債券和現金，敞口風險就會發出警示信號。

　　豪厄爾評價這一指數時說：「當在風險敞口中看到劇烈活動時，你就要反向操作了。」

　　根據這一綜合指數，希臘、印度尼西亞及菲律賓目前被列為風險最大的新興市場，排在中國與南非之前（如末圖所示）。

　　

　　相反，以智利和巴西為首的拉丁美洲被視為風險最低的地區，另兩個低風險選項是以色列和捷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