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人的信仰：得意時信儒教 失意時信佛道

2010年8月24日，農曆七月十五，按佛教和儒教傳統，這天是中國人的「鬼節」。針對這個特別的日子，幾天前，天津市發布了一條規定，「今後本市黨員幹部在喪事活動中有看風水、做道場、為亡人開光送路、焚燒冥幣等行為，情節嚴重的，將被嚴肅處理。」

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作為國家的中堅力量，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被規定，必須是堅定的無神論者。往後的六十年裡，正統的教科書和應試製度、乃至學者們的世界觀方法論里，無神論成為解釋世界的通則。

但是，無神論的中國共產黨人主導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六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於是，在當今轉型動蕩的時代；一些人們轉向宗教，尋求內心的安寧。

2006年秋天，美國普渡大學宗教社會學系教授楊鳳崗在山西做田野調查。當來到一處修葺一新的寺廟，一旁陪同的市政府領導忽然走到佛前，長跪叩首，從兜里掏出一疊百元大鈔投進功德箱。

這位市領導很自然地解釋說，去年他到五台山許過願，那時他工作上很不順心，專程去五台山五爺廟求佛菩薩保佑，回來后不久就得到了提拔重用。菩薩顯靈了，但是由於工作一直很忙，還沒抽出時間去五台山還願，今天是從那時起第一次見到大佛，所以他得立即還願。

如幾千年來列祖列宗們所做的，中國人還是習慣見廟就拜。這種單對單與「神」溝通的方式秘而不宣。他們不會像牛虻那樣坦誠地向神父告解一切，也不會把自己登記在案，他們甚至不覺得自己或多或少地參與了宗教信仰。

在2000年的《世界價值觀念問卷調查》里，只有13。7%的中國人承認有宗教信仰，遠遠低於77。7%的世界平均值。而直到2007年，一份由零點調查諮詢公司發布的《中國人精神生活調查》（縮寫CSLS）調查結果表明：85%的中國人有宗教信仰，或者從事著類似宗教的活動。

歷經了六十年的大落大起，尚中庸之道的中國人所面臨的最嚴峻的信仰問題，不是無神，而是——「神」太多了，頻繁更迭，混沌如雞子。

以科學代宗教

自五四運動起，在對「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呼喚中，便有陳獨秀提出，「以科學代宗教」。當時要求進步的呼聲昂揚，從高喊「打倒孔家店」一路發展到「非基督學生同盟」乃至「非宗教大同盟」，為日後的宗教改造埋下了種子。

先是1949年到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在土地改革時也「解放」了大批寺廟，有官方資料公布，至少在內蒙古自治區一地，喇嘛由8萬減至1.7萬。

時間走到1966年。

這年，發明「紅衛兵」那個詞的北京學生張承志還在念高二，滿心向著毛主席。

8月的某天，紅衛兵洗劫了北京的寺廟。劫后的寺廟，成為了「紅衛兵破四舊成果展覽辦公室」。

人們狂歡著砸爛幾千年來留存下來的一切。

「牛鬼蛇神」——無論是建立在民間信仰上的儒道佛三座大山、還是舶來的基督教天主教伊斯蘭教——幾乎被掃蕩一空。和尚被迫還俗；介乎神與人之間的聖賢孔子淪為「孔老二」；各地的方濟、各修道院被關閉，主教被遣送回國……真如魯迅所說，革了傳統文化的命。

肅殺浩劫之後，只留下中國人大腦里的一片無邪單純。

儘管文藝批判者習慣從劣根性和文革運動里追溯中國人「沒有信仰」的緣由，但許多研究宗教社會的學者認為，文革時代里，一方面是宣傳宗教是鴉片，大力取締宗教，另一方面，一種類似宗教信仰的狂熱情緒——「紅太陽崇拜」勃興。

毛主席被神化為「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面對毛主席像，人們唱紅歌、跳忠字舞、早請示、晚彙報。毛主席的語錄紅寶書全國風行，基本全國人手一冊，語錄不離手，萬歲不離口。——1968年，非洲朋友送給毛主席的芒果被轉到各地工人階級手裡，數量不夠，就研製了塗蠟和模擬芒果繼續往子單位分發。人們懷著無比的激動把毛主席的芒果看了又看，聞了又聞。

這場社會的迷狂以1970年代末為終結。開始反思「文革」的人們，一步步把毛澤東請下「神壇」。

全民氣功運動

在法國畫家高更以《我們從哪裡來？我們是誰？我們到哪裡去？》的油畫，發出對生命的終極思考一百年後，「思無邪」的中國人掉進了一場關於生存的哲學和辯論。

1980年，《中國青年》刊登了「潘曉」來信，繼而在全社會發起命題——《人生的意義究竟是什麼》。

人們開始思考這個哲學命題時，宗教的靈性也漸漸得到喘息和驚蟄。當1982年，《少林寺》的功夫像一把火，燒遍了中國大江南北后，武俠小說盛行，又一種以強身健體為目的的宗教情緒佔據了中國，這是有「成年人的遊戲」之稱的氣功。

發軔道家的氣功蝸行數千年後，於公元1950年代開闢了一番嶄新的局面。其時河北人劉貴珍在一次患胃潰瘍和肺結核住院途中，意外發現，他以氣功鍛煉治癒了頑疾。之後，他入駐北戴河幹部療養院，開展氣功療法。

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年代，人們的生活充滿了種種的不確定性，中國人面臨著古羅馬人當初的困境：信愷撒，還是信上帝？出於尋找安全感的精神需求，非但氣功，各種傳統宗教亦跟著思想大解放，迎來了一個發展的波峰。孔廟大興，佛教、道觀的香火又旺了起來；另有國門大開后，集中在中東部和長江流域，以農民多、婦女多、老人多為特徵，「洋教」基督教收穫了在中國前所未有的蓬勃。

但當時猶以氣功為首。一種民間說法稱，氣功大師們的追隨者數以億計。甚至有氣功修行者讀到聖經舊約的內容，得出了「耶穌是一位功力高深的氣功大師」的結論。

直至1990年代，氣功熱已是橫掃全國。

這種如火如荼的熱情一直熾烈燃燒到1999年。

生活的巫術化

宗教空缺的年代里，人們對於宗教的需求以毛崇拜、氣功等獲得強勢的替代性滿足。

當籠罩在一個國度的紅色褪去、氣功沉寂，一些人皈依了宗教，比如，當年發明了「紅衛兵」的高中生張承志，而今選擇了伊斯蘭教「清潔精神」，作為與物慾墮落的對抗。更多的人另尋出路。

關於宗教的解釋，當今市面上最流行的是「宗教市場」的觀點。北京大學中國宗教與社會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盧雲峰是這種範式的支持者。

盧雲峰向《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表示，這種理論假設，宗教需求恆定存在，變化的是不同時代的供給。往往在社會變遷的大背景下，流動人口數量劇增，當既有的社會聯繫被中斷，一個宗教組織，很可能將這些被打碎的鏈條重新聚合起來。

根據201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宗教藍皮書》表明，基督教徒2305萬，較之解放前夕的70萬基督徒，翻了數十倍。盧雲峰認為，許多氣功的修鍊者直接轉向了城市基督教徒。

沒有直接的官方數據表明，中國的佛教徒今日幾何。但儘管也許唐宋的盛況不復，佛教顯然在信徒數量上雄踞中國宗教之首。根據CSLS調查結果，2007年，有3。2%的中國人自認是基督徒，同時，自認佛教徒的人數為18%。

楊鳳崗認為，宗教市場存在著一大片模稜兩可的灰色地帶，這是一簇難以控制的不穩定的力量。

那個未可知的世界里，一片生機勃勃中，難免有些鬼狐仙怪的錯位。

中國社會出現了「生活再巫術化」，很多城市都有「算命一條街」，大眾流行「迷信」此起彼伏：易學預測、拆字改名、風水看相、「巫毒娃娃」「寡婦年」不結婚、「金猴年」扎堆生子……

宗教的短缺

正如林語堂所說，中國人在得意的時候信儒教，失意的時候通道教、佛教，時至今日，許多傳統是攔腰截斷後又火速復辟了，中國人仍同過往一樣抱擁含混不清的多神信仰。以至於，85%的中國人有宗教信仰，或者從事著類似宗教的活動，卻並不承認，或並不自知。

華東師範大學教授李向平認為，這是「精神走私」。中國人更擅長把宗教行為當作人與神的交易，而非人對神的責任。所以他們習慣見廟燒香，哪個菩薩靈就拜哪個，這是功利的神秘信仰。

在反思國民性之外，楊鳳崗更願意把「宗教不彰，巫術盛行」的現狀歸因於宗教供給的短缺。他在《中國宗教短缺經濟學論綱》里提及：

根據1997年《中國宗教自由白皮書》提供的數字，在中國，平均每1。5萬人有一個宗教活動場所，而美國平均每857人就有一個宗教活動場所。

過於擁擠的狀況並不僅限於教堂。據中國旅遊局和新華社的新聞報道，2004年春節一天，位於重慶的華岩寺接待香客4萬多人，杭州的靈隱寺接待4。5萬多人。在上海，除夕夜有大約15。1萬人到佛寺道觀搶燒頭香。北京的白雲觀春節期間六天之內賣了60萬張門票。

供給滿足不了需求，這決定了灰色市場的存在，也決定了灰市裡遊走著數量不明的體制外的宗教「個體戶」。「計劃的結果不可能解決需求過剩的問題，只會導致供給短缺的制度化和長期化」，楊鳳崗認為。

畢竟每個人心中，都有一道宇宙待解的謎。